1935年5月的一天,18岁的穆丽娟在她家第一次认识了戴望舒。她早就听哥哥说起过他和他的诗,可当面对眼前那个高大挺拔的身影时,她还是羞涩地低下了头。
　　这一幕也被穆时英看在眼里。其实,他早就有意介绍戴望舒与妹妹相识。一为赏识他的才学,二来也因为那段时间,戴望舒正为另一个叫施绛年的变心女子痛心不已。穆丽娟的出现却让他的内心又掀起了狂涛巨浪。此后,穆家客厅里便常常出现戴望舒的身影,而在戴望舒的住处,人们也常见娇小的穆丽娟在伏案抄写稿件。一来二去,他们的爱情瓜熟蒂落。
　　1936年初夏,戴望舒和穆丽娟在上海举行婚礼。虽然二人年龄相差整整十二岁,但婚后的岁月是甜蜜的。那一段时间,戴望舒渐入创作佳境,创作出一大批脍炙人口的作品。那是一个民族存亡的多事之秋,这样的幸福岁月最终却被烽烟战火弥漫。随着日军全面侵华战争的深入,一度繁华的大上海沦为一座孤岛,越来越多的文化人士为了保全战斗力量,选择了举家南迁香港。1940年,他携家人到香港避难,原本打算把家人安顿好后就回内地以文字为武器继续宣传抗战的,不料就在他决定离开之时,一份诚挚的邀请函却把他留下来。是《星岛日报》的副刊主编的职位。在那里戴望舒可以尽情发挥他的才干,还可以借机扩大他的抗日宣传。放弃了回内地的打算,穆丽娟也陪着他留下来。在薄扶林道边那幢漂亮的二层小楼里,她和他度过了最后一段还算幸福的时光。闲来无事,二人在院子里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园,点瓜种豆。周末请朋友们到家里喝茶聊天共進晚餐。外人的眼里,他们仍是琴瑟合鸣幸福的一对。可谁料平静的湖面下,早已是暗流潜涌。
　　随着两人在一起生活时间的不断增加,曾经不成问题的一些问题一个一个跳出来,年龄的差距,性格的差距,阅历的差距……戴望舒的工作做得如火如荼,他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些问题。他的眼里,穆丽娟就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他爱着她养着她就足够。天天躲在家里的穆丽娟却不再这么想,她开始怀疑自己当初那个选择。更让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叫施绛年的女子似乎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丈夫的生命。在由丈夫作词的《初恋女》那首歌里,他这样写: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另一个梦中忘记你。她固执地以为那就是他的心声。争吵由此而起,相互呕气也就成了家常便饭。彼时的戴望舒只当是穆丽娟在耍小孩子脾气,根本不把那些放在心里。吵完,依旧忙碌地投身到工作中去。他不知道,年轻的穆丽娟却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猜疑中对他们的感情失去了信心。
　　1940年的年底,在母亲去世后不久,穆丽娟将一封决绝的离婚信寄给了远在香港的戴望舒。直到那时,戴望舒才大梦方醒。他欲拼死保住自己那段婚姻。就在穆丽娟的信到达后不久,另一封从香港寄来的绝命书也飘然落到穆丽娟的桌上:我不会选择离婚,我的死,对你来说,同样是一种解放。戴望舒的选择终究没有挽回穆丽娟的心,她说她不会放下自己的坚持。绝望之中,年过中年的戴望舒真的吞下一瓶毒药,幸运的是,最终被朋友救起。可一段世人眼里的美满婚姻,在走过了短短的五个年头后,最终走向解体。
　　1943年1月,他们二人正式离婚。此后,各自寻找了另一半,戴望舒于1950年病逝于香港,穆丽娟则在上海一处僻静的弄堂里静静地打发着余下的岁月。
　　“撑着油纸伞/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地/结着愁怨的姑娘……”
　　诗人终是遇着了那位丁香一样的姑娘,幸福却也如他诗中的描述的那样飘渺,转瞬即逝了。
　　 摘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