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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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热闹的荷塘,进入一片宁静。古朴的小山村掩映在生机盎然的绿树中,无论柴门人家或是粉墙黛瓦,人与自然相融,才能描绘出最美的图画。

  郝堂村什么样?
  夕阳西沉,霞光满天,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沿着村中傍水蜿蜒的碎石小路,路过荷塘,精致的民居自然散落,门前是木头垛起的柴扉,墙头绽放着美丽的无名小花。宁静的田园、古朴的村子,焕发出的是欣欣向荣的活力。
  但是2009年,当李昌平第一次踏进郝堂村时,郝堂村不是这样的,一个隐没在大别深山中的小山村,人口2000多,有一多半的村民在外谋生,留守在村中的只有老人和小孩。
  “老人每天守着家门,陪伴他们的只有出没在村子里的野狗。”村长胡静说,村里甚至发生了“空巢”老人自杀的事件。
  郝堂村的问题并不算特殊。改革开放后,土地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中国的农村形如一盘散沙,农民沦为“政治贫民、社会流民、市场贱民”。农民期盼改变现状,却苦无出路。
  李昌平不是“神仙”,这位当年以一篇《我向总理说实话》向总理直抒胸臆的乡镇党委书记,这几年一直在关注和研究中国的三农问题。
  他给胡静开出了一剂药方——成立一个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以内置金融为切入点,实现村庄产权、财权、事权和职权的四权统一,带动经济发展、社区建设和社区治理三位一体发展。


郝堂村建设的过程中,村里原有的树木一棵没动,原有的河流、沟渠、堰坝保持不变,道路、水系改造时都遵照“生态相宜,生活相融”的原则。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李昌平认为,农民无论是生产、消费、投资、储蓄等,都需要金融服务。
  “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采访时李昌平说,“农村的老百姓喜欢存钱,这些钱往往并不是存在银行里,而是秘密地藏在箱子里、枕头下。一个一千户人家的村子,如果每户有一万元的存款,那么这个村子就有一千万的资金。而同样在这个村里,农民办农家乐、办个小型养猪场,所需仅几十万的资金,却借贷无门。这就是农村金融的现状。”
  合作社最后由胡静在内的7名本村村民作为发起人,每人出资2万元;15名老人加入合作社,每人入社股金2000元,随后平桥区科技局、李昌平当时所在河北大学的课题组等又投入部分不参加分红的股金,合作社筹集到了启动资金。2009年10月12日,“郝堂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挂牌成立,本金共计34万元。合作社规定利润的40%用于老人分红,30%作为积累资金,15%作为管理费,15%作为风险金,发起人不分配利息。
  几年时间下来,从不了解到信任,村里选择入社的老人逐年增加,人数从最初的15位增加到225位,每年的分红也从第一年的320元增长到2014年的800元。李昌平说:“跟5年前相比,老人们的变化特别大。第一次分红时,很多老人接过分红,手都是颤颤巍巍的,很激动。如今,老人们都穿上新衣服,开开心心地参加分红大会,像过节一样。”
  沈发军是郝堂村的一个普通村民,是首批获得贷款的村民之一。头脑活络、口才灵活的他一直想做婚庆生意,但苦于没有资本,也借不到款。跟亲戚借,怕欠人情,还不上钱,还伤感情;跑银行,一趟趟去,人家一听你是农民,立马就回绝了。“那时候真是愁白了头。”回忆当时的困境,他连连叹气。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来到合作社,不到十分钟,就办完了所有的手续,获得了贷款。用贷款来的8万元,他买了一辆轿车,办起了婚庆社,如今生意红火。
  像沈发军一样想做小生意的村民有很多。合作社简单易行的贷款流程为村民省去很多麻烦:申请人向老人贷款小组申请,老人贷款小组认可后推荐给理事会,理事会中70%的理事同意并有1名监事见证确保真实性。最终理事长签字批准。
  通过合作社,村里的沉淀资金被激活,2014年底合作社累计贷款240多万元。而从2009年至今,贷款总额接近2000万。最高的年份是2012年,超过500万元。
  “不怕村民不还款吗?”记者问村长胡静。“合作社发放贷款有几个原则:在银行有贷款不贷,吸毒不贷,赌博不贷,家庭不和睦不贷,信誉口碑不好不贷。”胡静解释说,“村里人都是几辈前就住在一起,彼此间都互相了解。而且合作社的资金具有养老公益性质,村民都了解,所以没有不还钱的。如果真有不还钱的村民出现,我想不仅是他本人、他的家人都会在村里抬不起头来。”
  林权证经由合作社抵押,也实现土地内部融通。村里2万多亩山林从资产变为资本,土地金融被激活。“农民有数十亿亩土地和水面,有数百亿亩山林和待耕地,如果这些静态的‘生产要素’能够变成动态的‘金融资产’,农民每年就可以动用数以十万亿计的资金实现‘自我发展’。”李昌平说。 郝堂村先后有400多亩农民承包的林地流转到村集体统一建设新农村,新农村建设的土地增值收益又归村民共享。便村集体资产不到两年的时间增加了两千多万元。
  郝堂村的资金互助形式为老年人提供了养老的社会福利,提高了老年人公共事务参与水平和社会地位,并以此为支点,巩固和完善了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乡村经济、文化、社区服务和治理的可持续发展。
  郝堂村变了。


改造后张厚建房子的全貌。在改造中,没有改变房屋的主体架构,仅做了加固和外墙改造;同时拆掉了原来的砖石围墙,以自然的手法配置院落景观,又保证适度的隐私。
  



改造前的三号院原来是一处废弃的院子,败落不堪;改造后成为村里最受欢迎的驻足点,参观的、喝茶的络绎不绝。院内三间泥土房,古色古香,内新外旧,别具一格。


中国乡建院顾问、台湾建筑师谢英俊设计的“岸芷轩”茶室内景。岸芷轩由郝堂青年创业合作社经营,每周都会举行电影放映、读书会、沙龙、手工课等活动。


2009年“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合作社”成立。同年开始,“夕阳红”每年都会分红,入社的老人每人都能获得数百元的分红。

  建设美好的乡村家园
  孙君是在2010年的冬天第一次来到郝堂村。
  合作社建立后,郝堂村变了,但改变的只是农民,郝堂村还是几年前的样子。环绕村子的小河原本是村里重要的水源地,村民在里面淘米洗菜、洗衣,如今已经浑浊不堪;村里到处可见塑料袋、包装盒、玻璃瓶等被随意丢弃的垃圾。
  但是他没有立刻答应村里提出的对村子进行改建的邀请,而是向村里提出了一个要求:用3个月的时间对村里的垃圾做好分类,然后分别处理掉。
  三个月后,他再回到村里。村里已是另外一副模样。三个月里,村里组织村民,每个人都参与,把村子边边角角所有的垃圾都清理了一遍。村子变干净了。孙君深深感动,郝堂值得建设。
  这些垃圾有的可能在村里有几十年的历史,农民随手弃置,无意识地在破坏自己的家园。通过全村动员,农民发现了自己身为村子一员的责任。
  如何改建村子?农村该是什么样?孙君开始谋划。和李昌平一样,他也做了十多年的乡村建设工作。其实,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孙君也没有闲着,他跑了豫南山区的很多小山村,画了很多村子改造的草图和画稿。修复一个村庄,不是修几条方便村民进出的水泥路,用统一颜色的涂料把村子粉刷一新就了事了。新农村建设重要的是要打通村子的“任督二脉”,在生活、生产、土壤改良、生态平衡、产业结构、品牌、农家乐、旅游、金融方面着手,是一个立体的新农村系统。
  村子改造首要是改造村里的水系。顺应地形地势,在村里建立了污水处理的管网,实行雨污分流;建造了一户或几户民居联用的小型化粪池;鼓励推广家用沼气;改建水冲式三格化粪池卫生厕所。村头的一百多亩水田,在孙君的妙手下,建成了一个多功能的荷塘,成为郝堂吸引游客的一道重要风景,而收获的莲蓬和藕也给村里带来集体经济收入,更重要的是荷塘的水生物和塘泥可以净化水体。
  接着是道路。村中原有的道路铺上碎石路面,保留了自然和原始的感觉,又有利于排水。道路两边撒播种植了波斯菊、紫云英等不需精细养护的花草,落英缤纷,增加了村子的野趣。这些植物也起到了修复土壤的作用,为郝堂将来发展生态农业奠定基础。
  村集体在村子改建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2011年,村两委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决定自主建设新农村,并以村集体的名义向夕阳红养老资金互助社申请到贷款160万元,依据村内占补平衡政策,进行土地流转,以及修建公共服务设施。
  村中位置最好的荷塘旁建起了养老中心,为村中60岁以上的老人提供休闲交流活动的场所,组织开展老年活动,为老年人提供日常生活照料。2013年,“信阳郝堂乐龄养老服务中心”挂牌成立。为把“美丽郝堂”的观念更深入人心,在郝堂小学里修了一个“明星”厕所,它是新型尿粪分集生态厕所,学校师生用行动实际参与着村子的发展。


不砍树、不烧炭、不污染水质、保持环境清洁,不靠剥夺周边自然资源,也能获得不错的收入。郝堂村的新农村建设让农民生活变富裕。


在村庄周围,依据五陵起伏的有利地势,规划修建了33.4公里的乡村自行车道。

  张厚建是郝堂村的一位村组组长,木匠出身。郝堂村开始改建时,他主动报名成了第一个试点改造家庭。他家的房子正是孙君最痛心的“丑陋的农村房子”,贴着瓷砖,长得像火柴盒一样的“大头房”。孙君一边画,张厚建一边提建议,孙君再修改,直到双方满意。
  后来被称为郝堂村“一号院”的张厚建的房子改造费用仅花费不到八万元,包括了建筑结构、功能改造、室内装修以及庭院景观和生态系统的重建。用了本地的石料、环保的免烧砖、透水的三合土等乡土材料。充分利用豫南民居的风格,改建后的老旧房子地方风格浓郁,充满文化品味。“一号院”的改建还未完成,就已经有六七户人家找到孙君要求改造。
  “虾回来,鸟回来,人回来”。看到了郝堂村发展的前景,村里回流的人越来越多。村里还建立了回乡青年创业合作社、农家乐合作社、郝堂村茶叶合作社,村集体注册了属于郝堂村民共享的品牌。
  “村民现在自豪得不得了,经常邀请人到村子里,炫耀自家的房子,炫耀自己的村子。”采访的最后,胡静笑着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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