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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窝心”造句——
台湾版:眼神相遇,点头微笑,就能让对方感到十分窝心。
大陆版:登录网站,却没人聊天,我感到很窝心。
这是两岸用词歧义的一个缩影。2009年来长沙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有位台湾客人一下飞机就说:“今天来到长沙,我感到很窝心。”接机的大陆工作人员愕然。而实际上台湾客人表达的是“开心”。
在长沙,见菜单上有炒土豆丝,台湾同胞惊讶于大陆厨师技艺精湛,竟能把“土豆”切成丝,原来土豆在他的理解中是花生。
针对诸如此类的语言差异,在两岸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两岸合编常用词典成为时代需要。在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成为共识,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任务就此明确。3年后的2012年8月13日,台湾版《两岸常用词典》在台北发行; 9月4日,大陆版也在北京发行。
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台湾总召集人、“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在《两岸常用词典》赠书仪式上说:“两岸的词汇如今已逐渐融合,像‘山寨’这个词已被台湾大量使用。今后词典的编撰工作仍会持续,且下一版词典增加收录的词汇将以生活上常用词汇为主。”
“三步走”战略
自从2009年确定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工作任务后,台湾方面由“中华文化总会”负责,大陆方面由工具书编委会负责。
两岸合编语文词典的大陆总召集人王登峰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我们希望引起大家重视,把书编好,就把编委会和顾问规格设置得很高。”
总顾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常务顾问是原国家语委副主任曹先擢和原语文出版社副社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李行健。这个团队成立于1992年,当年为了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些老专家从全国各地集合到北京的国家语委大院,同吃同住同工作,20年里编写了20多本词典,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大陆方面的词条很快做了出来,台湾协调组则认为编写词典耗时较长,希望两岸合编常用词典改为合做一个云技术平台,摒弃纸质词典,直接建立网站。对此,王登峰发表了大陆专家的意见:“首先我们就词典的编写路径进行了坦诚的沟通,由于在两岸经贸论坛上的共同宣言里明确写着要合编大词典,双方必须要对宣言做出回应。”
最后定下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先编简编本《两岸常用词典》,收入35000个常用词汇,同时启动网站,简编本发行和网站同时开通;第二步,用3~5年编写中型本,即《中华语文词典》,词条扩至7万多条;第三步,扩充词条,将科技名词收入进来,最终编成一本大型的《中华语文大词典》,实现消除两岸交流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推动两岸文化认同、共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标。
编写中,分歧和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不少,如两岸字体定名问题。
“一般把大陆的字叫‘简化字’,台湾的叫‘繁体字’,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常用汉字一万多,简化字只有两千多,怎么能统称‘简化字’呢?台湾用的是原来的传承字,统称为繁体字也不准确。”李行健说,“经过协商讨论,双方同意称台湾的为‘台湾标准字体’,大陆的叫‘大陆规范字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两种叫法。”
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20世纪50年代后,汉语的使用群体分成了大陆和台湾两个社区。
台湾虽然始终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独立在一个与标准语的基础方言隔绝的环境里,台湾“国语”自然靠近南方官话色彩颇重的20世纪50年代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反映在词汇系统上,古语传承词数量较多,有些还衍生出新的义项和用法。占台湾人口70%的闽南人带来的闽南语,给台湾“国语”带来了大量闽南语方言。
“大陆在推行简化字、废除异体字和旧字形以后,字形差异更为明显。由于词义演变的轨迹不同、新词新义产生的途径不同、对外来词语消化吸收的机制不同,两岸在语言上各自产生了一批独用词语以及形同异义或义同形殊的特殊词语。”李行健说,“比如台湾地区选举的一些词汇,拜票、桩脚、搓汤圆等,这些特殊词语是汉民族语言的新生成分,都有研究价值。”
台湾和大陆各自独有的词汇在两岸交流中互相吸收的例子比比皆是。大陆的“渠道”在台湾对应的是“管道”,但“渠道”的说法也被台湾吸收,而最近大陆的网络新词如“吐槽”也是从台湾吸收而来。
事实上,两岸语言文字差异问题很早就受到关注,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的协议中,就包括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内容。由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编纂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大陆版出版于2003年,台湾版出版于2006年。
为了编撰《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还卖了自己的楼出资数十万美元。但相比如今双方推动《两岸常用词典》完成的双方积极性,《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却生不逢时,限于当时台湾“去中国化”的政策,其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两个时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参与主持了两本词典编写工作的李行健说。
忠实记录两岸语言情况
在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时候,描写性、通用性和实用性是首要原则。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规范性不同,描写性就是忠实记录两岸语言的情况,不以一方的规范标准强加于另一方。
比如两岸某些不同的构词习惯,大陆叫“熊猫”是大名冠小名的习惯,“馄饨侯”、“烤肉季”也是如此方式构词,而台湾正好相反,把修饰语放在被修饰语的前面,称为“猫熊”。“这里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分,都是利用了汉语的既有构词方式,词典只需做真实呈现即可。”李行健说。
《两岸常用词典》收入的3万多常用词语包含5类词语:两岸共同常用词语。“同中有异”的词语,即双方均使用,但两岸意义上或用法上有差异的词语。“同实异名”的词语,如免洗筷/一次性筷子,速食面/方便面,滑鼠/鼠标等。“同名异实”的词语,如“窝心”在大陆指不开心,台湾指开心;“土豆”在大陆是马铃薯,台湾则指花生;“公车”在大陆是公务用车,台湾则指公交车;“本科”在大陆是大学四年制学制,台湾指与选修学科相对的学科。“一方特有的词语”,像台湾地区那些选举词汇,大陆的“个体户”、“离休”等。
“还有古语传承下来没有改变的地方。很多古语词台湾还在继续用,比如愿景、福祉、底定等。”李行健说,“一些感情色彩不一样的词汇,在收入的时候要准确把握,例如‘紧张’,大陆说商品需求紧张,台湾人就不理解,在台湾,这个词只用来形容人的情绪。”
有些词语在字面上并不能让读者理解其含义,这就需要好的释义配例。如台湾“国语”的“少少”是“一点点,些许”的意思,编写组就从台湾报刊上摘取了例句做补充:她怀孕后肥了10多磅,上围有少少增加,其他一切如常。
从“求同存异”到“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
两岸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汉语由“求同存异”到“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通过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统一促进民族兴旺和发达。
合编词典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政治敏感词汇的处理,包括一些特定历史词汇,释义不能做过度解释,解释得过于复杂反而难以规范。
比如在《两岸常用词典》中儿童节附加说明“台湾是4月4日,大陆是6月1日”。“我们只能找大家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其他不能接受的,能找其他词汇代替的就代替。”李行健说。
为了避免两岸对人物的评价可能产生的分歧,词典并没有收入人名。最初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台湾方面提出以书法家的身份收入赵朴初,但大陆编委会的专家认为,把赵朴初定位为书法家的身份来收入人名并不合适,最后两岸的编委会放弃了人名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词语收入形式。
“民族语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李行健说。
李行健举以色列复国的例子,二战后四分五裂的以色列很快恢复国家的原因,除了有统一的宗教,其次就是统一的语言。
至于在语言的统一过程中,互相融合和竞争都是自然现象。台湾官方审定的《气象学名词》中,将“雷射”和“激光”并列,证明大陆词汇已经在无形中融合进台湾的生活。
“像渠道和管道,提高和提升,现在两岸都通用,以后留下哪个词,就看两个词语的竞争吧。”李行健说。
台湾版:眼神相遇,点头微笑,就能让对方感到十分窝心。
大陆版:登录网站,却没人聊天,我感到很窝心。
这是两岸用词歧义的一个缩影。2009年来长沙参加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有位台湾客人一下飞机就说:“今天来到长沙,我感到很窝心。”接机的大陆工作人员愕然。而实际上台湾客人表达的是“开心”。
在长沙,见菜单上有炒土豆丝,台湾同胞惊讶于大陆厨师技艺精湛,竟能把“土豆”切成丝,原来土豆在他的理解中是花生。
针对诸如此类的语言差异,在两岸交流与合作日益增多的背景下,两岸合编常用词典成为时代需要。在第五届海峡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成为共识,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任务就此明确。3年后的2012年8月13日,台湾版《两岸常用词典》在台北发行; 9月4日,大陆版也在北京发行。
两岸合编中华语文工具书台湾总召集人、“中华文化总会”秘书长杨渡在《两岸常用词典》赠书仪式上说:“两岸的词汇如今已逐渐融合,像‘山寨’这个词已被台湾大量使用。今后词典的编撰工作仍会持续,且下一版词典增加收录的词汇将以生活上常用词汇为主。”
“三步走”战略
自从2009年确定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工作任务后,台湾方面由“中华文化总会”负责,大陆方面由工具书编委会负责。
两岸合编语文词典的大陆总召集人王登峰现任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他向《瞭望东方周刊》介绍说:“我们希望引起大家重视,把书编好,就把编委会和顾问规格设置得很高。”
总顾问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常务顾问是原国家语委副主任曹先擢和原语文出版社副社长、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会委员李行健。这个团队成立于1992年,当年为了编写《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这些老专家从全国各地集合到北京的国家语委大院,同吃同住同工作,20年里编写了20多本词典,包括享誉海内外的《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和《现代汉语规范字典》。
大陆方面的词条很快做了出来,台湾协调组则认为编写词典耗时较长,希望两岸合编常用词典改为合做一个云技术平台,摒弃纸质词典,直接建立网站。对此,王登峰发表了大陆专家的意见:“首先我们就词典的编写路径进行了坦诚的沟通,由于在两岸经贸论坛上的共同宣言里明确写着要合编大词典,双方必须要对宣言做出回应。”
最后定下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先编简编本《两岸常用词典》,收入35000个常用词汇,同时启动网站,简编本发行和网站同时开通;第二步,用3~5年编写中型本,即《中华语文词典》,词条扩至7万多条;第三步,扩充词条,将科技名词收入进来,最终编成一本大型的《中华语文大词典》,实现消除两岸交流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推动两岸文化认同、共同弘扬中国文化的目标。
编写中,分歧和棘手的问题出现了不少,如两岸字体定名问题。
“一般把大陆的字叫‘简化字’,台湾的叫‘繁体字’,实际上这是不科学的。常用汉字一万多,简化字只有两千多,怎么能统称‘简化字’呢?台湾用的是原来的传承字,统称为繁体字也不准确。”李行健说,“经过协商讨论,双方同意称台湾的为‘台湾标准字体’,大陆的叫‘大陆规范字形’,实际上是一个意思两种叫法。”
两个时代不可同日而语
汉语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语,20世纪50年代后,汉语的使用群体分成了大陆和台湾两个社区。
台湾虽然始终坚持以“国语”为标准语,但独立在一个与标准语的基础方言隔绝的环境里,台湾“国语”自然靠近南方官话色彩颇重的20世纪50年代前的现代汉语书面语。反映在词汇系统上,古语传承词数量较多,有些还衍生出新的义项和用法。占台湾人口70%的闽南人带来的闽南语,给台湾“国语”带来了大量闽南语方言。
“大陆在推行简化字、废除异体字和旧字形以后,字形差异更为明显。由于词义演变的轨迹不同、新词新义产生的途径不同、对外来词语消化吸收的机制不同,两岸在语言上各自产生了一批独用词语以及形同异义或义同形殊的特殊词语。”李行健说,“比如台湾地区选举的一些词汇,拜票、桩脚、搓汤圆等,这些特殊词语是汉民族语言的新生成分,都有研究价值。”
台湾和大陆各自独有的词汇在两岸交流中互相吸收的例子比比皆是。大陆的“渠道”在台湾对应的是“管道”,但“渠道”的说法也被台湾吸收,而最近大陆的网络新词如“吐槽”也是从台湾吸收而来。
事实上,两岸语言文字差异问题很早就受到关注,1993年“汪辜会谈”达成的协议中,就包括探讨两岸科技名词统一的内容。由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与北京语言大学共同编纂的《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大陆版出版于2003年,台湾版出版于2006年。
为了编撰《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台湾“中华语文研习所”所长何景贤还卖了自己的楼出资数十万美元。但相比如今双方推动《两岸常用词典》完成的双方积极性,《两岸现代汉语常用词典》却生不逢时,限于当时台湾“去中国化”的政策,其传播效果并不理想。
“两个时代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同时参与主持了两本词典编写工作的李行健说。
忠实记录两岸语言情况
在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时候,描写性、通用性和实用性是首要原则。与《现代汉语规范词典》的规范性不同,描写性就是忠实记录两岸语言的情况,不以一方的规范标准强加于另一方。
比如两岸某些不同的构词习惯,大陆叫“熊猫”是大名冠小名的习惯,“馄饨侯”、“烤肉季”也是如此方式构词,而台湾正好相反,把修饰语放在被修饰语的前面,称为“猫熊”。“这里没有正确和错误的区分,都是利用了汉语的既有构词方式,词典只需做真实呈现即可。”李行健说。
《两岸常用词典》收入的3万多常用词语包含5类词语:两岸共同常用词语。“同中有异”的词语,即双方均使用,但两岸意义上或用法上有差异的词语。“同实异名”的词语,如免洗筷/一次性筷子,速食面/方便面,滑鼠/鼠标等。“同名异实”的词语,如“窝心”在大陆指不开心,台湾指开心;“土豆”在大陆是马铃薯,台湾则指花生;“公车”在大陆是公务用车,台湾则指公交车;“本科”在大陆是大学四年制学制,台湾指与选修学科相对的学科。“一方特有的词语”,像台湾地区那些选举词汇,大陆的“个体户”、“离休”等。
“还有古语传承下来没有改变的地方。很多古语词台湾还在继续用,比如愿景、福祉、底定等。”李行健说,“一些感情色彩不一样的词汇,在收入的时候要准确把握,例如‘紧张’,大陆说商品需求紧张,台湾人就不理解,在台湾,这个词只用来形容人的情绪。”
有些词语在字面上并不能让读者理解其含义,这就需要好的释义配例。如台湾“国语”的“少少”是“一点点,些许”的意思,编写组就从台湾报刊上摘取了例句做补充:她怀孕后肥了10多磅,上围有少少增加,其他一切如常。
从“求同存异”到“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
两岸合作编写《两岸常用词典》的最终目的是达到汉语由“求同存异”到“化异为通”再到“化异为同”,通过汉民族共同语的规范和统一促进民族兴旺和发达。
合编词典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到政治敏感词汇的处理,包括一些特定历史词汇,释义不能做过度解释,解释得过于复杂反而难以规范。
比如在《两岸常用词典》中儿童节附加说明“台湾是4月4日,大陆是6月1日”。“我们只能找大家都认同的最大公约数,其他不能接受的,能找其他词汇代替的就代替。”李行健说。
为了避免两岸对人物的评价可能产生的分歧,词典并没有收入人名。最初也曾做过这方面的尝试,比如台湾方面提出以书法家的身份收入赵朴初,但大陆编委会的专家认为,把赵朴初定位为书法家的身份来收入人名并不合适,最后两岸的编委会放弃了人名这种主观性较强的词语收入形式。
“民族语言体现的是一个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这是其他任何东西都不能替代的。”李行健说。
李行健举以色列复国的例子,二战后四分五裂的以色列很快恢复国家的原因,除了有统一的宗教,其次就是统一的语言。
至于在语言的统一过程中,互相融合和竞争都是自然现象。台湾官方审定的《气象学名词》中,将“雷射”和“激光”并列,证明大陆词汇已经在无形中融合进台湾的生活。
“像渠道和管道,提高和提升,现在两岸都通用,以后留下哪个词,就看两个词语的竞争吧。”李行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