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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说：“苏轼走向黄州是带着罪名走来，带着耻辱走来，带着冤屈走来，带着痛苦走来。”苏轼因“乌台诗案”而获罪，“上不忍诛，以为黄州团练副使，使思过而自新焉”。苏轼虽侥幸从监狱中出来，以流放的身份做着“团练副使”的小官，无实权、无编制甚至连一个办公场所都没有。而一个才华横溢、怀济世之才的文臣，竟然做了“保安”，岂不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