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群众路线，获得了群众的支持与帮助。一批党外积极分子，在艰难岁月里，千方百计完成党所交给的任务，使人感动。
　　１９４５年７月６日，《新华日报》刊出同年４月毛主席在延安党的“七大”上的报告——《论联合政府》。这篇政治报告轰动了山城。报纸刚发出便被抢购一空，或被特务没收。
　　王若飞令加印两万份，由各组党员负责发出，不但要送到重庆市内，而且要送到外地。这项任务，主要通过党的外围积极分子完成。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趁着浓雾未消、行人稀少，我和刘方华就上路了。老刘穿着笔挺整洁的白色西服和擦得发亮的皮鞋，戴着一副金边眼镜，俨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我穿一件淡色的短袖旗袍，半高跟鞋，像个大学生。我们各提着一个装满《论联合政府》的旅行袋，到化龙桥坐马车进城，到城里分头找朋友。
　　我先到蚕丝公司、猪鬃公司，后发觉有特务盯梢，就马上转到昆明华侨书店驻渝办事处，然后到和成银行女宿舍。这两个地方都是我们的据点。
　　昆明华侨书店驻渝办事处，地址在民生路附近一横街内一间小店的楼上，房子简陋，地点偏僻。书店负责人杜俊坚和他爱人郭常洁原是泰国华侨学生，１９４２年从昆明到重庆，经“重庆文化供应社”郭常昌的介绍和我们联系后，这个简陋的楼房就成为我们的联络点，杜俊坚、郭常洁和郭常昌３人就成为我们可靠的交通员。
　　郭常洁为了收藏这批宣传品煞费苦心：在床铺下面抽出一块地板，把宣传品包好藏在这里，再把地板盖好，上面放上鞋子等物，夜深人静时取出宣传品分成几捆，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和《扫荡报》伪装，邮寄到白沙、壁山和重庆附近的侨二中。
　　侨二中在綦江。国民党政府为了争取青年，防备华侨学生去延安，招来大批流落在重庆、桂林、昆明各地的侨生，安置在侨二中念书，同时也布置了一批特务监视。杜俊坚早与侨二中一批同学有联系，如泰国华侨黄秋发、陈跃刚、潘莹、叶瑶华等人，这批进步学生不敢公开阅读《新华日报》，黄秋发就想出一个办法，把宣传品藏在泡菜罐里，埋藏在附近小山上的山洞里。每当傍晚或周末，他们就轮流在山坡上放哨，轮流阅读，阅完之后藏回原处。１９４４年夏，黄秋发等毕业后考入北碚复旦大学，他们又在复旦开辟了一个散发宣传品的点。
　　我们另一个联络点是和成银行女宿舍。当时和成银行女职员顾惠方是唐梅林发展的进步群众。她房间住了３个女青年，都是《新华日报》的读者，思想倾向我党。我自称是《新华日报》记者，从而和她们交上了朋友。发送《论联合政府》时，我请顾惠方帮忙，她欣然接受。后来我问她怎样发出的，她告诉我：当天晚上她们很早熄灯，利用窗外月光，有的人写信，有的装信封，一直工作到深夜，次日天刚微明，她就悄悄把信投入各家银行的信箱里。
　　我们的宣传品散发到外省去，是由群众从各个渠道寄出的。有的是利用国民党政府的大信封寄出，有的是利用反动的“中正书局”寄印刷品的标贴纸作为掩护，这是王起谋设计的。王是“重庆工业联合保险公司”的职员。他原是昆明中正书局店员，后被开除失业，到重庆后和我们联系上。他为了保证党的宣传品能到达省外朋友的手里，向中正书局的朋友要了不少标贴纸，贴在邮寄文件的卷纸上，这样就避免了国民党的检查，使我们的宣传品得以安全到达昆明、贵阳、广西等地。
　　交通银行的唐梅林，专门将《论联合政府》寄给国民党机关的头头和高级职员，甚至发给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中统和军统负责人。唐梅林在银行界的青年职员中是个活跃分子，１９４２年由杨修范介绍和许涤新联系，在许的领导下参加地下党的活动，做发展进步群众、搜集资料等工作，成为骨干。
　　南方局在工作中培养教育非党青年，胡小为是一个典型人物。她出身于苏州大地主家庭，抗战时逃到重庆，被父亲的朋友收养，被送到一个教会办的女子中学上学。１９４４年，她和我们取得联系后，思想上变化很快，信仰也逐渐转向共产主义，在我们的培养下，变为党的外围积极分子。
　　胡小为的养父是重庆防空司令，家里往来的都是一些国民党高级军官、太太、小姐，他们打牌聊天，有时谈起国民党军官中派系斗争，有时谈起部队调防的消息。胡小为就把听到的消息，一点一滴记在脑里，然后如实向我们汇报。１９４５年春，她到重庆白市驿中美联合材料库任英文打字员兼做登记统计资料工作。这个机构受国民党航空委员会领导，接受美国给蒋介石的飞机和有关零件。胡小为把这个库的组织机构人员、配备，从美国运来的各种入库的器材数量，以及国民党空军每月领到补充的出库数量等统计副本抄给我们。由于她是以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千金小姐”的身份为掩护，她的活动不引人注意。１９４６年，材料库搬去上海，她也跟到上海，仍然提供情报，直到后来她去了解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