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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前，上海东方卫视在新闻时段末尾插播了一则短讯：“2012年前上海要建成三个临时避难所，可以供避难30天以上。”此后数日内，这则不足15秒的新闻视频被网友四处转载。
上海要遭遇什么大灾难了吗?和电影《2012》描绘的末日灾难有关系吗?民间议论沸沸扬扬。网络调查：“2012”和“避难所”两个关键词之间是否存在暧昧关联，有超过70％的网友选择“宁可信其有”。
针对种种传闻和疑问，上海市民防办秘书处副处长杨庆华向本刊记者解释：“大型避难所的建成时间选择2012年为节点，只是上海市在制定相关规划时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
杨庆华说，上海地震的发生概率相当小，但是灾害性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比如强对流天气、水电气系统的损坏带来的突发事件、厂矿化工企业有害气体的泄漏，甚至火灾等，需要有应急避难场所来保证公众安全。
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副所长罗奇峰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但是科学分析数据表明，灾害发生频率没有超过一年两次的标准值，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不过，公众的灾害危机意识提高是一件好事。”
不仅是为了应对地震
在大城市建避难所，到底有多大必要和作用?坊间猜测的重点，就是应对地震。汶川、海地、智利以及玉树，地震在中国百姓心中已成敏感词。
地震的杀伤力不仅与强度有关。与智利地震相比，海地的地震强度其实并不大，按照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季霍茨基的说法，海地地震之所以造成灾难性后果，是因为发生在大城市，且建筑不抗震。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秦建业告诉本刊记者：“地震发生没有变得更活跃，但因为人口比过去密集，尤其是在中心城市，杀伤力远远超过以前。”
仅就应对地震而言，上海的建筑基本设防烈度7度，已符合国家标准。
“基本设防烈度，对应的就是抗震设计准则，‘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中震。”罗奇峰解释说，“对上海来说，小震是6度，大震是8度。一个地区，50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基本设防烈度中震的概率是10％，出现大于等于小震的概率是63.2％，出现大于等于大震的概率是3～2％。用重现期表示的话，小震50年一遇，中震475年一遇，大震1200到1603年一遇。”
一张汶川地震照片显示，当地一所学校的食堂内立柱已损坏，但楼房本身并没有倒塌。“这张照片很好地显示了基本设防烈度的标准。如果当时学校师生聚集在食堂里，那逃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秦建业说，只要合理使用新建筑，同时剥‘老建筑进行抗震加固，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
但是，建设避难所并不取决于城市本身可能發生多少灾害。“一旦灾害发生，是否有足够的躲避场所来容纳城市人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系教授滕五晓说。
滕五晓长期致力于城市公共安全研究，并正在参与制定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城市防灾建设项目部分。他指出，“城市建设本身具有三大目标：舒适、便捷、安全。目前，上海等国内中心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建设安全城市的阶段。安全场所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超城市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
哪怕树一块避难指示牌也有用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近日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亿～3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3％。2008年全球发生15起损失等于或高于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其中3起发生在中国。
近年来，国内中心城市纷纷建设避难场所。以北京为例，元大都遗址公园作为避难场所已经建成，目前还有20多个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应急避难场所；深圳市已拟定了城市避难场所专项规划方案。
今年3月底，西北地区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单建式人防工程在西安市高新区开工。该工程将于2012年9月建成。可避难6万人，发挥防空防灾一体化作用。
上海于去年新建了大连路绿地，作为全市第一个试验性大型地震避难场所。该场所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里面将通水、通电，并包含基本生活设施，可容纳8000多名市民避难。
但是，和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些避难所的容量远远不够。罗奇峰认为，比起新建“大型一级避难场所”，更应利用好原有的可供避难场所。
城市中开阔的公园、草地、中小学操场等，只要配以供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就可迅速成为良好的应急避难场所，不但需要投入的资金少，且由于位置靠近居民生活区，达到的效果会更好。
罗奇峰建议：“小型避难场所建设可以因陋就简，不一定要达到大型一级避难场所的指标。有的场所，哪怕就是只树立一块避难场所的指示牌，附近居民看了也会觉得安心，因为指示牌既是对他们的防灾警示，也是政府对居民在遭受灾害时的安置预案的一个体现。”
负责大连路绿地设计规划的上海园林设计院院长朱祥明告诉本刊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地的功能定位基本停留在美观、游憩、生态、文化等方面，一直没有把减灾避难作为城市公园绿地必要和主要的功能。在园林绿地的规划没计、建没施工、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相关防灾避难的标准。
同时，城市居民对公园绿地防灾避难的作用也不太了解，仅有的一些指示引导标识也是汶川地震后才开始有的。让懂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遍布城市
在我国，防灾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和减灾委共同负责。
上海的城市防灾工作由上海市民防办总牵头。2009年，民防办对该市应急避险、疏散安置场所进行了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共有5000多处场所可以用作临时避难和短时间安置，总共可容纳约1700万人。
上述场所加上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可成为很好的避难所。到今年年底，上海市民防办将为那些基本达到避难所要求的场地树牌。到2020年，上海的中心城区将建成一批完善的大型避难所，其中改造场所占主要部分。而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民防办把加强民防、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列在了首位。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副主任王沪鹰对本刊记者说：“灾害发生的头30分钟，被称为‘黄金30分’，这段时间内群众性的自救和互救比来自外界的任何救援都要更及时、更有效。”
据他介绍，在汶川地震中。统计数据表明，从倒塌的建筑中生还的共有84000多人，他们中的80％以上是依靠自救和互救生还的。“未来，希望世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能够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罗奇峰对日本的灾害应对体系深有感触。在日本，地震灾害发生时会有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取得资质的土木工程师志愿者拿着标识纸条，对每座灾区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根据房屋破坏程度、是否可居住，贴上不同颜色的纸条，使居民对居住房屋有大致了解。这一做法，可以大大缓解避难场所的压力。
除志愿者队伍以外，上海市民防办还将进一步完善防灾预警系统。“许多灾害事故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但灾害的预警信息对于防灾逃生却至关重要。”王沪鹰介绍，上海已经设计了一款国内首创的灾害报警装置，将安装在家庭数字电视的机顶盒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信号发出事故警报，并指导市民进行避难疏散。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时刻准备应对灾害的所谓“有备旗”。他们囤积食物和生活用品，出门时尽可能随身携带应急救生物品，努力学习原始技能，以便在特殊情况下自力更生。外媒报道，一位美国妇女“动手做了61个辣椒罐头、20个肉罐头、24瓶花生酱，花费约4000美元，储备了维持家人至少3个月的生活用品。她还学会了用太阳灶烤面包。”美国政府倡导自救行为，倡议人们制定好避险准备计划。
汶川地震后，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特别有防灾意识的家庭。“这反映了普通人的危机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在正确引导下，这种危机意识有利于推动城市防灾建设。”王沪鹰说，“不管灾难是否发生，我们都要准备好。”
上海要遭遇什么大灾难了吗?和电影《2012》描绘的末日灾难有关系吗?民间议论沸沸扬扬。网络调查：“2012”和“避难所”两个关键词之间是否存在暧昧关联，有超过70％的网友选择“宁可信其有”。
针对种种传闻和疑问，上海市民防办秘书处副处长杨庆华向本刊记者解释：“大型避难所的建成时间选择2012年为节点，只是上海市在制定相关规划时提出的一个近期目标。”
杨庆华说，上海地震的发生概率相当小，但是灾害性事件仍有可能发生，比如强对流天气、水电气系统的损坏带来的突发事件、厂矿化工企业有害气体的泄漏，甚至火灾等，需要有应急避难场所来保证公众安全。
上海防灾减灾研究所副所长罗奇峰告诉本刊记者，虽然近年来全球自然灾害频发，但是科学分析数据表明，灾害发生频率没有超过一年两次的标准值，仍维持在正常范围内。“不过，公众的灾害危机意识提高是一件好事。”
不仅是为了应对地震
在大城市建避难所，到底有多大必要和作用?坊间猜测的重点，就是应对地震。汶川、海地、智利以及玉树，地震在中国百姓心中已成敏感词。
地震的杀伤力不仅与强度有关。与智利地震相比，海地的地震强度其实并不大，按照俄罗斯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专家季霍茨基的说法，海地地震之所以造成灾难性后果，是因为发生在大城市，且建筑不抗震。
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秦建业告诉本刊记者：“地震发生没有变得更活跃，但因为人口比过去密集，尤其是在中心城市，杀伤力远远超过以前。”
仅就应对地震而言，上海的建筑基本设防烈度7度，已符合国家标准。
“基本设防烈度，对应的就是抗震设计准则，‘小震不坏，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中震。”罗奇峰解释说，“对上海来说，小震是6度，大震是8度。一个地区，50年内出现大于等于基本设防烈度中震的概率是10％，出现大于等于小震的概率是63.2％，出现大于等于大震的概率是3～2％。用重现期表示的话，小震50年一遇，中震475年一遇，大震1200到1603年一遇。”
一张汶川地震照片显示，当地一所学校的食堂内立柱已损坏，但楼房本身并没有倒塌。“这张照片很好地显示了基本设防烈度的标准。如果当时学校师生聚集在食堂里，那逃生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秦建业说，只要合理使用新建筑，同时剥‘老建筑进行抗震加固，上海这样的城市可以应对可能发生的地震。
但是，建设避难所并不取决于城市本身可能發生多少灾害。“一旦灾害发生，是否有足够的躲避场所来容纳城市人口，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复旦大学社会管理与公共政策系教授滕五晓说。
滕五晓长期致力于城市公共安全研究，并正在参与制定上海“十二五”规划中城市防灾建设项目部分。他指出，“城市建设本身具有三大目标：舒适、便捷、安全。目前，上海等国内中心城市的发展已进入建设安全城市的阶段。安全场所是一座城市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考超城市建设完善程度的重要标准。”
哪怕树一块避难指示牌也有用
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近日表示，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每年由于气象灾害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是2000亿～3000亿元人民币，占GDP的1～3％。2008年全球发生15起损失等于或高于10亿美元的自然灾害，其中3起发生在中国。
近年来，国内中心城市纷纷建设避难场所。以北京为例，元大都遗址公园作为避难场所已经建成，目前还有20多个正在规划建设中的应急避难场所；深圳市已拟定了城市避难场所专项规划方案。
今年3月底，西北地区面积最大、档次最高的单建式人防工程在西安市高新区开工。该工程将于2012年9月建成。可避难6万人，发挥防空防灾一体化作用。
上海于去年新建了大连路绿地，作为全市第一个试验性大型地震避难场所。该场所总面积约为2万平方米，里面将通水、通电，并包含基本生活设施，可容纳8000多名市民避难。
但是，和中心城市的人口数量相比，这些避难所的容量远远不够。罗奇峰认为，比起新建“大型一级避难场所”，更应利用好原有的可供避难场所。
城市中开阔的公园、草地、中小学操场等，只要配以供水、供电、卫生等基础设施，就可迅速成为良好的应急避难场所，不但需要投入的资金少，且由于位置靠近居民生活区，达到的效果会更好。
罗奇峰建议：“小型避难场所建设可以因陋就简，不一定要达到大型一级避难场所的指标。有的场所，哪怕就是只树立一块避难场所的指示牌，附近居民看了也会觉得安心，因为指示牌既是对他们的防灾警示，也是政府对居民在遭受灾害时的安置预案的一个体现。”
负责大连路绿地设计规划的上海园林设计院院长朱祥明告诉本刊记者，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园林绿地的功能定位基本停留在美观、游憩、生态、文化等方面，一直没有把减灾避难作为城市公园绿地必要和主要的功能。在园林绿地的规划没计、建没施工、行业管理等领域，都缺少相关防灾避难的标准。
同时，城市居民对公园绿地防灾避难的作用也不太了解，仅有的一些指示引导标识也是汶川地震后才开始有的。让懂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遍布城市
在我国，防灾工作主要由民政部门和减灾委共同负责。
上海的城市防灾工作由上海市民防办总牵头。2009年，民防办对该市应急避险、疏散安置场所进行了普查。结果显示，上海共有5000多处场所可以用作临时避难和短时间安置，总共可容纳约1700万人。
上述场所加上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就可成为很好的避难所。到今年年底，上海市民防办将为那些基本达到避难所要求的场地树牌。到2020年，上海的中心城区将建成一批完善的大型避难所，其中改造场所占主要部分。而在下一步的工作计划中，民防办把加强民防、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列在了首位。
上海市民防办公室副主任王沪鹰对本刊记者说：“灾害发生的头30分钟，被称为‘黄金30分’，这段时间内群众性的自救和互救比来自外界的任何救援都要更及时、更有效。”
据他介绍，在汶川地震中。统计数据表明，从倒塌的建筑中生还的共有84000多人，他们中的80％以上是依靠自救和互救生还的。“未来，希望世得自救、互救的志愿者能够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
罗奇峰对日本的灾害应对体系深有感触。在日本，地震灾害发生时会有一批经过专门培训、取得资质的土木工程师志愿者拿着标识纸条，对每座灾区房屋进行安全鉴定，根据房屋破坏程度、是否可居住，贴上不同颜色的纸条，使居民对居住房屋有大致了解。这一做法，可以大大缓解避难场所的压力。
除志愿者队伍以外，上海市民防办还将进一步完善防灾预警系统。“许多灾害事故是难以准确预测的，但灾害的预警信息对于防灾逃生却至关重要。”王沪鹰介绍，上海已经设计了一款国内首创的灾害报警装置，将安装在家庭数字电视的机顶盒上。有关部门可以通过电视信号发出事故警报，并指导市民进行避难疏散。
近年来，国外出现了时刻准备应对灾害的所谓“有备旗”。他们囤积食物和生活用品，出门时尽可能随身携带应急救生物品，努力学习原始技能，以便在特殊情况下自力更生。外媒报道，一位美国妇女“动手做了61个辣椒罐头、20个肉罐头、24瓶花生酱，花费约4000美元，储备了维持家人至少3个月的生活用品。她还学会了用太阳灶烤面包。”美国政府倡导自救行为，倡议人们制定好避险准备计划。
汶川地震后，国内也逐渐出现了特别有防灾意识的家庭。“这反映了普通人的危机意识正在不断增强，在正确引导下，这种危机意识有利于推动城市防灾建设。”王沪鹰说，“不管灾难是否发生，我们都要准备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