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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对《诗经》艺术进行了以下探究。
关键词：源头；诗经；艺术探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共有三百零五篇诗歌。全书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创作的作品，最后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它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了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赋、比、兴便是古人根据《诗经》中的作品所总结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其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赋比兴的概念与意义。“赋比兴”的观念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毛诗序》说得更明确：“故诗有六文，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认为风、雅、颂为诗之“异体”，赋、比、兴为诗之“异辞”，即为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一观点一直为后来大多数人所赞同。
最先对赋、比、兴作较全面解释的是汉代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比喻劝之。”（《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以后对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层出不穷，钱钟书认为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释更为明白清楚，因为他抓住了情与物的联系与区别：“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寄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管锥篇》）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唯南宋朱熹的解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铺陈直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引譬设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也就是触景生情，托物兴感，启发联想和想象。《诗经》中的民歌运用赋、比、兴手法，形象鲜明生动，使鸟兽草木的神态色采、天地山川的万千景象、人物的音容笑貌，无不活生生地表达出来。从《诗经》起始的赋比兴，特别是比兴手法，已成为我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准则，对后代的诗歌发展，影响很大。
“比”与“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技巧。除诗歌外，现代散文、小说等也常用比兴手法。所谓“比”，就是比喻和比拟。《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所谓“比”是对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利用它们之间在某一种方面的相似点来打比方，或者是用浅易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和情感，使人易于理解，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使事物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但这里的“比”与我们通常说的“比喻句”还不太相同。
什么是“兴”？朱熹说：“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通常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先描写景物造成相应的气氛，然后引出诗中要写的内容。“比兴”运用之丰富、巧妙、多样、新颖，是《诗经》最有特色的艺术成就，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比兴”艺术手法，作家屈原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诗用形象思维，离不开比兴两法。因此，比与兴构成了诗的两种技巧。
用现代的话说，比，就是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诗经》中比的运用非常广泛，且运用灵活多变。除了有整首诗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如《魏风·硕鼠》，更多的则是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这其中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首如飞蓬”（《郑风·伯会》），有暗喻，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还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硕鼠，硕鼠，毋食我黍”，更有博喻，“手如柔荑（初生白荑的嫩芽），肤如凝脂（凝结的脂膏，洁白润滑），领如蝤蛴（天牛的幼虫，体长圆而白嫩），齿如瓠犀（葫芦的籽，洁白而整齐），螓首蛾眉（螓似蝉而小，额广而方正，用以形容女子额头宽广；蛾，蚕蛾，其触须细长而弯曲，用以形容女子眉毛秀美）”（《卫风·硕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经》中的不少比喻，不单是简单地以彼物比此物，它还能以具体的动作或事物来比喻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色的事物。如《王风·黍离》中“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两句，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还有在“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中，用“簧”“荠”来比喻“巧言”“甘”这些不易描摹的情态。总之，比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反映了古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它能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点，以形写神，将抽象诉诸形象，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兴也就是借助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描写，如鸟兽草木，风云雨雪，日月星辰等，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经》中兴的使用有三种情况：
一是写意环境、景物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雌雄雎鸠的和鸣，不亂匹配的特点比喻君子、淑女的融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树的嫩树枝迎风摇曳的姿态比喻女子体态轻盈柔美；以桃花火红鲜艳比喻女子人面桃花相映而红的红颜和青春朝气）。
二是烘托气氛，创造意境，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东山》）。
三是协调韵律：“交交黄鸟，止与棘。”（《秦风·黄鸟》）这与下文控诉政治残暴没有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比兴常常是结合使用，有些句子确实很难分清其到底是比是兴，所以后世常常比兴连称。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比兴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意境是《诗经》比兴发展的高级阶段。比兴的运用，还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特点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比是比喻，兴为寄托。比、兴两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源远流长，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儒家诗论把比兴列为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的两种。郑玄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把比興与美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古时比兴之法多用在旧体诗词和民歌中，一般文学作品中极少运用或不用。
比兴这种情思的联想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使之在极短的篇幅里创造出动人的形象，对中国诗歌的成熟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如《豳风·七月》《大雅·生民》几乎通篇都用赋的手法进行描述。赋的运用，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法。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是比、兴的基础。《诗经》中，赋中作比，或起兴后再赋的篇章特别多。
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形象化方法，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诗经》中运用赋的代表作如：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卓雅.《诗经》中的数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D].陕西师范大学，2009.
[2]安静.对《诗经》中性审美的心理探究[J].昌吉学院学报，2008，（02）：11-13.
关键词：源头；诗经；艺术探究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共有三百零五篇诗歌。全书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从贵族到平民的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创作的作品，最后大约在公元前六世纪编定成书。它无论是在形式题材、语言技巧，还是在艺术形象和表现手法上，都显示了我国最早的诗歌作品在艺术上的巨大成就。赋、比、兴便是古人根据《诗经》中的作品所总结出来的三种表现手法。其既是《诗经》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
赋比兴的概念与意义。“赋比兴”的观念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不断积累。赋比兴的意义，历来说法众多。赋、比、兴的提法最早见于《周礼》，《毛诗序》说得更明确：“故诗有六文，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意思是前者是诗的作法，后者是诗的体裁。认为风、雅、颂为诗之“异体”，赋、比、兴为诗之“异辞”，即为三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这一观点一直为后来大多数人所赞同。
最先对赋、比、兴作较全面解释的是汉代郑玄：“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比喻劝之。”（《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以后对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层出不穷，钱钟书认为宋人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释更为明白清楚，因为他抓住了情与物的联系与区别：“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尽物也。”“寄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也。”“（《管锥篇》）赋、比、兴三种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往往交相使用，共同创造了诗歌的艺术形象，抒发了诗人的情感。
唯南宋朱熹的解释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朱熹在《诗集传》中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即铺陈直叙；“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引譬设喻；“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也就是触景生情，托物兴感，启发联想和想象。《诗经》中的民歌运用赋、比、兴手法，形象鲜明生动，使鸟兽草木的神态色采、天地山川的万千景象、人物的音容笑貌，无不活生生地表达出来。从《诗经》起始的赋比兴，特别是比兴手法，已成为我国诗歌表现手法的基本准则，对后代的诗歌发展，影响很大。
“比”与“兴”是我国古代诗歌常用的技巧。除诗歌外，现代散文、小说等也常用比兴手法。所谓“比”，就是比喻和比拟。《文心雕龙·比兴》中说所谓“比”是对本质上不同的两种事物利用它们之间在某一种方面的相似点来打比方，或者是用浅易常见的事物来说明抽象的道理和情感，使人易于理解，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使事物生动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给人以鲜明深刻的印象。但这里的“比”与我们通常说的“比喻句”还不太相同。
什么是“兴”？朱熹说：“兴者，先言它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就是通常在一首诗或一章诗的开头，先描写景物造成相应的气氛，然后引出诗中要写的内容。“比兴”运用之丰富、巧妙、多样、新颖，是《诗经》最有特色的艺术成就，我国古代许多杰出的诗人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并发扬了《诗经》的“比兴”艺术手法，作家屈原就是其中著名的代表。诗用形象思维，离不开比兴两法。因此，比与兴构成了诗的两种技巧。
用现代的话说，比，就是打比方，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事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诗经》中比的运用非常广泛，且运用灵活多变。除了有整首诗都以拟物手法表达感情的比体，如《魏风·硕鼠》，更多的则是诗中部分运用比的手法。这其中有明喻如“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首如飞蓬”（《郑风·伯会》），有暗喻，如“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邶风·柏舟》），还有借喻，如“桑之未落，其叶沃若”，“桑之落矣，其黄而陨”，“硕鼠，硕鼠，毋食我黍”，更有博喻，“手如柔荑（初生白荑的嫩芽），肤如凝脂（凝结的脂膏，洁白润滑），领如蝤蛴（天牛的幼虫，体长圆而白嫩），齿如瓠犀（葫芦的籽，洁白而整齐），螓首蛾眉（螓似蝉而小，额广而方正，用以形容女子额头宽广；蛾，蚕蛾，其触须细长而弯曲，用以形容女子眉毛秀美）”（《卫风·硕人》）。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诗经》中的不少比喻，不单是简单地以彼物比此物，它还能以具体的动作或事物来比喻难言的情感和独具特色的事物。如《王风·黍离》中“中心如醉”“中心如噎”两句，以“醉”“噎”比喻难以形容的忧思；还有在“巧言如簧”（《小雅·巧言》），“其甘如荠”（《邶风·谷风》）中，用“簧”“荠”来比喻“巧言”“甘”这些不易描摹的情态。总之，比这种表现手法的运用，反映了古代人民丰富的想象力，它能抓住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相似点，以形写神，将抽象诉诸形象，增强诗歌的感染力。
兴也就是借助对自然界各种事物的描写，如鸟兽草木，风云雨雪，日月星辰等，然后借以联想，引出诗人内心思想感情的一种表现手法。《诗经》中兴的使用有三种情况：
一是写意环境、景物起象征、联想、比拟的作用，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以雌雄雎鸠的和鸣，不亂匹配的特点比喻君子、淑女的融洽），“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以桃树的嫩树枝迎风摇曳的姿态比喻女子体态轻盈柔美；以桃花火红鲜艳比喻女子人面桃花相映而红的红颜和青春朝气）。
二是烘托气氛，创造意境，如：“蒹葭苍苍，白露为霜”（《蒹葭》，“我来自东，零雨其濛”（《东山》）。
三是协调韵律：“交交黄鸟，止与棘。”（《秦风·黄鸟》）这与下文控诉政治残暴没有联系。
值得注意的是《诗经》中，比兴常常是结合使用，有些句子确实很难分清其到底是比是兴，所以后世常常比兴连称。比和兴都是以间接的形象表达感情的方式，后世往往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诗经》中赋、比、兴手法运用得最为圆熟的作品，已达到了情景交融、物我相谐的艺术境界，对后世诗歌意境的创造，有直接的启发，如《秦风·蒹葭》，三章兴句写景物的细微变化，不仅点出了诗人追求“伊人”的时间地点，渲染出三幅深秋清晨河滨的图景，而且烘托了诗人由于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迫切地怀想“伊人”的心情。在铺叙中，诗人反复咏叹由于河水的阻隔，意中人可望而不可即，可求而不可得的凄凉伤感心情，凄清的秋景与感伤的情绪浑然一体，构成了凄迷恍惚、耐人寻味的艺术境界。比兴手法是我国古典诗歌独有的民族文化传统。意境是《诗经》比兴发展的高级阶段。比兴的运用，还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特点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比是比喻，兴为寄托。比、兴两法在我国诗歌创作中源远流长，从《诗经》起就已开始运用。儒家诗论把比兴列为风、赋、比、兴、雅、颂“六义”的两种。郑玄说：“比”是“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是“见今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见《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注）。把比興与美刺联系起来加以解释。古时比兴之法多用在旧体诗词和民歌中，一般文学作品中极少运用或不用。
比兴这种情思的联想大大丰富了诗歌的表现手法，使之在极短的篇幅里创造出动人的形象，对中国诗歌的成熟和发展有极大的影响。赋、比、兴这三种艺术手法，对后世诗歌影响深远。它极大地丰富了中国诗歌的表现艺术，是中国诗歌民族风格的重要特征。
所谓“赋”，用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这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
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描写。如《豳风·七月》《大雅·生民》几乎通篇都用赋的手法进行描述。赋的运用，多表现在一首诗的总体方法。它对社会生活的反映，既有深度又有概括力，是比、兴的基础。《诗经》中，赋中作比，或起兴后再赋的篇章特别多。
大体在《国风》中，除《七月》等个别例子，用铺排陈述的较少；大、小《雅》中，尤其是史诗，铺陈的场面较多。这种艺术表现手法，是诗歌创作的主要形象化方法，对后世诗歌创作，产生了至深至远的影响。汉代辞赋的基本特征就是大量铺陈。虽然从《诗经》到汉赋还间隔许多环节，但说其原始的因素源于《诗经》，也未尝不可。
《诗经》中运用赋的代表作如：
《周南·芣苢》：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采采芣苢，薄言有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捋之。采采芣苢，薄言袺之。采采芣苢，薄言襭之。
《周南·葛覃》：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萋萋。黄鸟于飞，集于灌木，其鸣喈喈。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维叶莫莫。是刈是濩，为絺为绤，服之无斁。
言告师氏，言告言归。薄污我私，薄浣我衣。害浣害否？归宁父母。
《诗经》中的诗歌擅长以赋比兴开头，影响了后来的民歌。总而言之，《诗经》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一个光辉的起点。
参考文献：
[1]卓雅.《诗经》中的数字文化及其审美意蕴[D].陕西师范大学，2009.
[2]安静.对《诗经》中性审美的心理探究[J].昌吉学院学报，2008，（02）：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