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心服务的“新世界”商场

　　我写的新世界商场，不是今天的新世界商城，两者虽在同一地方，但规模和路径却大不相同。
　　1986年的新世界商场值得写，是因为我对它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插队落户那些年，只要回上海探亲，总有村寨上的老乡托我带这带那，很多都是老乡喜欢的小东西。而从我家走到南京西路、西藏中路口的新世界商场，只需花七八分钟。进了新世界商场，往往一个晚上，就能把所有老乡托我带买的东西全部都“搞定”。那年头的新世界，是上海滩出名的小商品市场，与隔街相望的中百一店形成鲜明的对比。
　　到了1986年，我已在贵州省文联的 《山花》杂志编辑部工作了，物质生活也丰富多了，已经没人托我捎带小商品，但因为新世界离家近，我仍喜欢在晚饭后到新世界商场兜一圈。为什么呢？新世界商场里有新花样。比如它推出了26个周到热忱的服务项目，其中有代客邮寄商品、代客修补羊毛衫、代售邮票、代客邮寄留下地址登记购买的商品……
　　什么叫登记购买的商品？
　　来自全国各地的客人有多种多样的商品需求，有的商品在新世界里一时缺货，或者根本没有，营业员会不厌其烦地请顾客留下姓名、地址、联系电话，专门为其去采购。采购到了，便及时通知顾客汇款过来，新世界给他邮寄过去。麻烦吗？很麻烦！但新世界坚持这么做，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顾客服务。我去逛一趟商场，深受感动，还把这项服务记了下来。
　　在大店、名店、特色商店群芳争艳的南京路上，新世界商场能为上海百姓所熟知，除了它以经营小商品著称之外，另外也和它的热心服务分不开。
　　记得商场当年24只柜组，围绕着热情服务的“热”、方便顾客的“便”、灵活供应的“活”三个字，做出了一篇大文章，真正让所有走进商场的顾客和我们这些周边老百姓感觉到称心如意。
　　听弄堂里的老人们说起过，20世纪初，新世界这块地方本是游乐场。抗日战争胜利后，离此不远的大世界花样翻新，吸引了大批游客，新世界这里渐渐变成了小商品的集散地，经营者主要是街头的小摊贩。到了1956年，才正式成立商场，以经营小百货为特色。
　　每次走进新世界商场，就是不买东西，看到琳琅满目的各式小商品，我也会觉得目不暇接，大开眼界。这里有老人喜欢的各种手杖、发髻，有年轻人爱佩戴的胸花、各式配套的化妆品，喜庆用的红缎带、手镯、耳环、发夹、头带。至于人们日常使用的生活必需品，不起眼的“一分钱”用品，缝衣针啊、绣花针啊、鞋钉、鞋眼啊，可说是应有尽有。最叫响的“四零小商品”，在里弄邻居间广为流传：零折、零剪、零配、零拷。更有一种让人听起来就会高兴的服务：鞋底、袜子单只可以配双，花边缎带可以根据顾客的需要零剪，鞋钩、鞋眼可以拆零供应，零拷的化妆用品像雪花膏、发油发蜡、各式护肤霜，竟然多达40多种。总之一句话，方便老百姓过勤俭持家、细水长流的日子。
　　新世界商场不但注重“小”，还经销外地的“名、特、优”商品。上海人的住房不是小嘛，走进一户家庭，看什么呢？看桌子上、台子上的绣品，看床上的枕套绣，看窗帘的色彩。新世界商场把上海家庭主妇的这些心思告诉生产厂商，江浙一带头脑灵活、特别看好上海市场的厂商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常熟绣花来了，萧山挑花工艺品来了，浙江椒江的抽绣也来了，一来就形成一股销售热潮，广受欢迎。那个年头也没多少广告，仅靠一传十、十传百的口头传播，新世界商场的新商品经常被抢购一空，营业额大增。1986年，上海人的生活质量明显提高了，新世界商场里增加了和老百姓“吃穿用”配套的小商品供应，提出向“小、特、全”迈进，餐巾纸、多用家电插座、绣花手帕、冰箱遮布、梳妆台布、领带夹、裙带扣、仿金别针等，很多我青少年时期没见过的小东西，摆满了柜台。
　　看到这里，读者或许要对我提意见了：这有什么稀奇？这些小商品现在超市里都有，你那是老黄历了。那么，新世界商场曾经有过的“针线包借针送线”“皮裤带免费打洞”，现在几家超市里还存在？
　　时代是进步了，新世界商场现在已变成了专卖中高档商品的新世界商城，把马路对面的中百一店都比下去了。然而，当年小商品专卖的情调和氛围，还是让人留恋不已。

沪上涌动组合家具潮

　　1986年回上海探亲那次，因为带了一点公务，妻儿又都住在外婆家，我自个儿还想在改编《家教》 的文学本时多感受一些上海的气息，故而不仅居住的时间较长，而且往小学、中学同学家中跑的次数也多。在走进自小熟悉的这些同学的家庭中时，我听到当时上海人讲得最多最热烈的话题，就是住房。
　　在和我同时代的那批伙伴中，那时最大最完美的需求，就是盼望能分配到或者说争取到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工房。在争取到新工房的同学和朋友以及虽然没分到两室一厅、但也分到了一间房或一间半房的那些人中间，最热衷的话题，就是组合家具。
　　根据争取或分配到的住房的大小，上海人发挥了充分的想象力，用足了心思，装饰和布置着他们好不容易才到手的住房。而在装修房子的过程中，新颖的组合家具，是众人不约而同的首选。
　　在此之前，有不少新婚的上海年轻夫妇，在婚前是自己动手，或是请来有手艺的木匠师傅、漆匠师傅，打造一套家具。缺大橱的做大橱，缺五斗橱的做五斗橱，缺少床边柜的配床边柜。
　　总之，根据住房的大小，配齐适合自己的16平方米、12平方米，甚至只有10平方米亭子间够用的家具。最为理想的，当然是成套的“36只脚”，即是配齐了大橱、五斗橱、床、两只床边柜、饭桌、四只凳子 （或椅子） 的一整套家具，漆成閃光的“泡力司”，那就很有面子了。
　　明明加起来有“40只脚”，为什么要说成流行的“36只脚”呢？只因为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里，上海普通的小民百姓，住房实在太紧张了。新分配到的房子，放不下40只脚，只得忍痛割爱，把双人床紧贴着一侧的墙壁安放，配一只床边柜。于是乎，“36只脚”一套家具的说法就流行开了。家具工厂根据这一广为流行的趋势，推出了“36只脚”一整套的新婚或新房家具，价格普遍在450元左右，统一漆成深咖啡色、棕色，陈列在家具店中，受到市民热烈欢迎。新婚夫妇，总得买上一套“36只脚”，房子再小，也得把“36只脚”全放进去，成为一种时尚。 　　然而，组合家具，尤其是新颖组合家具的兴起，冲击着“36只脚”的传统，很快吸引了青年人的眼球。其中特别令人瞩目的，是所谓的“一面墙”，即占满整整一面墙壁的现代组合型家具。这“一面墙”的家具中，包含了大面积的挂衣橱、顶柜、抽屉、电视柜、酒柜、书柜、书桌，桌肚里还可以塞进一把椅子。
　　我在一位中学同学家中第一次看到“一面墙”，顿觉眼前一亮，有耳目一新之感。而老同学也以满意中带点儿自得的语气，把组合型家具的大、中、小各扇门一一给我打开，不厌其烦地给我这个来自贵州的“乡巴佬”开眼界。我站在偌大的漆成奶白色的“一面墙”跟前，由衷地感觉到，想方设法做出一整面墙壁的组合家具，明显地有占地小、储藏量大、功能齐全、拆装方便、美观大方的特点。
　　经同学指点，我还去多个家具店观赏了色彩丰富、不落俗套、极富立体感的各种各样的组合家具。营业员还热情地介绍说，除了你在店堂里看到的几种大小不一的组合柜之外，家具厂还可以上门来量尺寸，根据居住房间的大小、朝向，量身定制组合型家具、厨具。他还特意给我介绍了市面上流行的阻燃型PVC亚光材料家具，说是不用油漆，呈现天然的咖啡亚光色彩，而且不褪色、耐火，可谓上乘的流行色。
　　在走访了多位同学、朋友家庭之后，我发现代表原先那种水平的“36只脚”成套家具，正在退出上海人的小家庭。而新型的组合式家具，正在步入一个一个大大小小的家庭，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时代的潮流。体现在一个一个小家庭中的，则是根据具体的居住环境，动足脑筋，计算往往精确到厘米，甚至一条缝，“候分掐数”（沪语，不多不少），巧作精制，真可形容为“百花齐放，各显风骚”，营造出一个个温馨、典雅、干净、整洁的家居环境。
　　感染过这样的新潮气息，回到贵阳，我就请当地的木匠老师傅，同样打造了“一面墙”的柜子，不过我打造的是顶天立地的书柜。完工之后，家中客厅的整整一面墙，全部放满了我的藏书，引得编辑部和文联的同事们纷纷前来观看。他们在啧啧称道的同时，难免要讲一句：上海人就是会来事儿，书橱竟然做出这样子。每当这时，我就会说：这就是我回沪探亲之后从组合家具中学来的。

日渐多彩的服装

　　记得是1979年的冬天，上海作协的领导给了我一张安徒生童书展开幕式的票子，在南京西路著名的国际饭店孔雀厅。在用自助餐时，我走到窗口，探首往南京路上俯视。
　　只见南京路两侧人行道如潮的人流涌动，几乎全是青色的服装，夹杂着不多的黄军装和一些女性的棉袄罩衫，基本上也以深色、素色为主，既单调又乏味。居高临下望去，这一感觉尤为强烈，对我还有点儿刺激。河流般涌动着的人潮，给人一种不舒服的滋味。
　　难得这次14层楼眺望，这一幕久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以后，我不断地从报纸、杂志上读到关于中国人服饰的议论和反思，特别是 《参考消息》，不断地摘编国门打开之后外国客人来中国之后的观感。他们不约而同地谈到，中国大众的服饰以蓝色、灰色、黑色为主，夹杂一些黄军装色，服装的式样比较单一，男性基本上以四个口袋的中山装为主。不知为什么，每次读到这样的观感文章，我就会想起从国际饭店窗口眺望南京路人流的那一幕。故而，1986年回沪那一次，我格外关注上海人的服饰。
　　改革开放已起步，人们的观念在变，服装观也随之起了变化。“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口诀没人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活泼多样的款式，丰富多彩的面料，一会儿宽裤腿、一会儿窄裤腿的时尚，即上海人所称“喇叭裤”和“小脚裤”，还有“西装热”，纷纷刮进了所有的大街小巷。我生活的弄堂里有一个老裁缝师傅，退休工资79元一个月，退休之后基本上过的是冬天晒晒太阳、夏天躲躲阴凉的安闲日子，“西装热”卷进了弄堂后，只因他曾在著名的奉帮裁缝店里当过学徒，有一手做西装的手艺，于是重新摆开了裁缝班，一天忙到晚，经常半夜十一二点还在挑灯夜战。看到我进出弄堂，他时常乐呵呵地对我说道：西装热挑我发财了！人的精神面貌也与刚退休那一阵大不相同。
　　1986年前后，若说上海人服饰上的变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西装重新走进我们的生活。其實全国都一样，由于国家在提倡生活的丰富多彩，整个中国兴起了一股跳舞热、西装热。
　　不过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西装，做得还比较单一。我在北京遇到几位从朝鲜学习服装回国的留学生，看到我身上穿着的上海版式西服，就不客气地指出了好几处细节上的落伍之处。据他们说，在服式的裁剪上，我们的不少地方还落后于朝鲜。
　　但是，多少年里始终引领中国服装潮流的上海人，正在酝酿着更大的变革。我从长期生活的贵州山乡来到上海，对这一点尤为敏感。无论女式服装的色彩、样式，还是男式服装的随意、贴身，上海的服饰在朝着自在和个性化发展。用外地人的目光观察上海，我还有一个惊讶的发现，上海人喜欢穿着睡衣睡裤进出弄堂，甚至到小菜场采购，这一旁若无人、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在内地的其他城市是很少见到的。这是不是那个年头兴起的时尚，我没有想明白。也许上海的夏天过于炎热，也许睡衣睡裤的柔软宽松让人更觉舒适，在1986年的上海，可说是街道弄堂里的一道独特风景。
　　“西装热”同时带动了其他各类服饰的大胆设计和变革，比如丝绸服装的多样化，复合式的风衣，大领头和小领子的衬衫，百花争艳般出现在市场上。走在上海的马路上，即使看看路人们身上多姿多彩的服装，也是一种享受。过去看惯了的蓝、灰、黑、黄一统天下的景象，一去不复返了。
　　贵州乡镇有一位基层干部，郑重其事地托我在上海买一件呢制服中山装，我逛遍了南京路上的大小服装店，也没找着一件。
　　当我走进挂满了各种服饰的商场、店铺，开口询问“有没有中山装”时，常引来诧异的目光，还有人用不屑的语气嘀咕：现在还有什么人穿这种衣裳？走了大半天，终于在一个小店里找到一件，营业员从柜台下面的抽屉里翻出来，打开盒子，往我面前一放道：“对不起，只剩这一件了，你看，胸口发了霉，不能卖给你了！” 　　这是我记忆深处挥之不去的一件小事，一来是我难得地没有完成人家托办的事，二来是从服饰的变迁，也能看出改革开放仅仅几年，上海人的生活已经悄然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

贡献独特的街道工厂

　　大潮一般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恰如一场盛筵必有散那样，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随着“大返城”的洪流，退潮了。
　　退到哪里去？
　　退到了他们的出发地，城市中。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退到了他们当年离开的父母家中，退进了街道里弄。
　　当年去的时候是一年一年、一批一批去的，先是“老三届”（六六、六七、六八届初高中毕业生），继而是六九届、七〇届、七一届……大返城的时候，却是挤在一起蜂拥回来的。回来并不是结束，而是新的开始。为什么？一大批年轻人都是奔30的人了，首先是要吃饭、要有住房，其次是要找对象、要结婚成家。除了小部分考进大学的佼佼者，绝大多数男女知青，盼望的是一份正正经经、像模像样的工作。只有得到了工作，包括吃饭、穿衣、住房、恋爱一系列事情才能落到实处。
　　那时候国营单位、大中型企业的职工，吃香的程度是今天的青年想象不到的。但那些单位几乎不收知青，第一条就是这帮人年龄大了，过了学徒工年纪。因而除了一小部分顶替父母进单位的之外，大量的返城知青都闲散在街道里弄之中。而解决返城知青的重担，自然就压在基层—— 街道、里弄中。返城知青最多的地方，就是街道工厂、里弄生產组。
　　也正因为涌入了一大批有了一定社会阅历和生活经验的男女知青，上海的街道工厂焕发了她的第二春，迎来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发展时期。
　　1986年，正是我们的街道工厂办得风生水起、生机盎然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马路上，都能看到骑着黄鱼车运货的年轻人，宽敞一点的弄堂里、弄堂口，总有小型的载货汽车开出开进，要不就是在装货、卸货。
　　不要小看这些弄堂里的小工厂呀！他们的产品不但远销全国各地，登上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等大城市的柜台，还远销世界五大洲。他们甚至能生产高、精、尖的产品。当时有一句响遍全国的口号：“蚂蚁啃骨头”。形容的就是小小的街道工厂能生产出令全国瞩目的产品。
　　上海的街道工厂，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一大批待在家中抚养孩子、侍候丈夫和老人的家庭妇女，被时代的大潮所推涌，提出妇女要当真正的“半边天”，走出家庭，离开锅台，也要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力量。于是乎，顺应社会的需要，先是里弄成立了很多小而灵活的纸品组、纸盒工场、商标厂、滚筒组、围巾厂，修修补补的服务站。社会的方方面面支持这一新生事物，还把一些针织活儿、电子配件、电器配件发放给街道里弄来做。上海长长短短、大大小小的弄堂里，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丰富多样的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文革”期间，零零星星有一些“病退”的知青从外地农村、国营农场照顾回到上海，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成为这一批人主要的安置单位。
　　“大返城”的潮流，带来了一大批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他们的到来，正好接替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走出家门的第一代街道工厂职工，他们已经到了退休年龄。而当时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也把街道工厂、里弄生产组作为回城知青的主要安置单位，让他们“有口饭吃”。
　　回到了上海，进了街道工厂，看来饭是有的吃了，但是他们普遍觉得社会地位低，工资低，福利差。堂堂七尺男儿，窝在里弄生产组、街道工厂里，连女朋友也难找。尤其是在国营大中型企业、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同学、朋友面前，连头也抬不起来。他们不安于现状，有想法、有闯劲。整天在服装车间里烫裤脚、钉纽扣，在小工场里车螺丝、敲榔头，有啥出息？于是他们上夜校学技术，跑市场摸行情，头脑活络搞革新，改进现有产品争出路，甚至还会满脸堆笑出去接生意、争客户，利用全国人民相信上海货的心理，精益求精推销自己的新产品。尤其是率先引进生产流水线，推出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新品种，保证质量上乘，令全国的消费者刮目相看。
　　同时，从上海各区的街道工厂起步，培养了一批有思想、有能力、有魄力而又脚踏实地的干部，他们中的不少人，后来成为区政府各部门、甚至市政府各部委办的成员。
　　1986年的上海，街道工厂和里弄生产组在满足市场需要、特别是安置知青和社会闲散劳动力方面，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街道工厂的产业，也成为当时上海工业战线上一支重要的力量。
　　（选自《人生三季》/叶辛 著/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9年5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