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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坚
诗人。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 《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他开拓了中国诗坛口语写作的风气，曾提出“拒绝隐喻”、“诗言体”等诗歌主张，系“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猎取』不是诗人于坚的目标。他举起镜头，然后等待生活发出声响，他便会顺着那一丝声响，按下快门。
与于坚的见面定在他最喜欢的那家咖啡馆。他总是点上一杯摩卡，找一个能被阳光覆盖的椅子，懒洋洋地靠窗坐下。他在这里写诗、发呆、会朋友。咖啡馆门口的银杏叶子已经黄了，但于坚还是老样子：耳朵不太好，语速慢，声音小且沙哑，不爱喝茶，敬畏生活。
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于坚在诗坛已经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然而，他又饶有兴致地将另一只脚踩进了摄影圈。三十年来，他的摄影作品不断进入大众的视野，去年，他更在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斩获奖项。
采访一开始，他便拿出一个大布袋子，里头装着他的上百张照片。如今，于坚的镜头总是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别人看来，他已经与那个在80年代冲在先锋队伍最前列的旗手判若两人。但于坚并不同意。“在不同的阶段，我会写不同的东西，拍不同的东西。但我一直没有变。”
我不做侵略者
记者：说说你的摄影经历吧。
于坚：我最早开始摄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那时，我朋友有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照相机。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照相这类事都是属于自己私下玩的“游戏”。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这样的广播节目，还得自己制作收音机，所以当时用照相机拍摄，我们得自己冲胶卷。我纯粹就是玩，给朋友拍一拍人像，或者拍一拍风景，当时的感觉是，摄影很自由、很好玩。除此之外，它还很神秘。印象最深的是17岁时，我翻拍过一张周旋的照片，冲洗出来后，和朋友们一人藏着一张—在当时，收藏美女的照片是不得了的事儿，一旦被发现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把那个时期的摄影归结为一项很刺激的游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父亲送了一台照相机给我，尽管从那台相机开始，我就算比较正式的开始拍一些照片，但那个时候没有“摄影题材”、“摄影作品”的概念，所以对于摄影还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
记者：听起来当时的摄影像是搞地下活动。
于坚：摄影不是地下活动，诗歌才是地下活动，是有意识的地下活动。其实，那个时期我更迷恋诗歌，当时摄影和诗歌在我的心里不是同等的位置。我们那时写诗和摄影一样，肯定没有刊物发表，我做这些其实就是为了让朋友喜欢我，让朋友觉得我很牛。
记者：什么地方给你留下过最深的感触？
于坚：西藏。在许多摄影家和诗人眼里，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他们总会将西藏用戏剧化的思想表现和表达，为观者制造出一个世界的例外。我认为这是猎取，因为我感受到的是它的永恒。
记者：哪次拍摄经历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于坚：在大理喜洲，我看见一个穿着一身质朴布衣的老太太。我准备给她拍一张照片，当我把脚架支起来，用长焦镜头对准那个老太太时，她满脸惊慌，感觉我要是再靠近她一点，她立刻会被吓倒在地上。那一瞬间我觉得无比的惭愧。过去，我以为摄影是理所当然地侵入别人的世界，但这一瞬间我崩溃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震撼的一次，从此我彻底改变了对摄影的看法，我从那一刻开始思考，自己凭什么用摄像机、照相机去对准这个老人，去伤害这个老人。从此，我力求和被拍摄对象保持一种距离，因为我不是侵略者。
所有的艺术都与诗有关
记者：什么样的画面会感动你，被你拍下来？
于坚：无意识的瞬间最能感动我。早年，我认同“决定性的瞬间”的观点，现在我不认同了。因为想法太明确，主题过于鲜明，创作者像是让摄像机等在一个地方，时刻为猎取而准备，是一种猎取猎物的心态。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拍那种你可以明确感觉到照片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题材，我喜欢自己对拍摄的瞬间无明确意识的状态—可能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拍，要等到照片成型冲洗出来之后，我慢慢看，才知道照片的妙处在什么地方。
记者：是一种被动的拍摄？
于坚：我要让生活来告诉我要拍什么，不是我走近生活去猎取。生活告诉我最多的，就是你不能强迫世界按照你的观念去走，你要像水一样地流过世界，它高你高，它矮你矮。每一种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都会有它的诗意在其中。你看见某个生命，在你的观念里，它可能是丑陋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判断，兴许是你被自己的某种观念所控制了。因此，要随时审视自己内心是否已被某种观念控制，要回到本真的状态去看世界。其实世界总是和你想的不一样。就像拍照片一样，你什么都想拍下来，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拍下来。我觉得世界的美好就在这里，它从来不会直白地告诉你，你要老老实实地去对待它，它才会告诉你它是什么。就像我们认为喝牛奶是好的，所以就喝牛奶，可是世界从来不喝牛奶，你搞错了。
记者：诗歌和摄影哪个更适宜表达自己？
于坚：写诗和摄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对诗意的表达，文字是语言的高级形式，照相机是语言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两者，不存在表达上高低的问题，只是说文字和照相机都是要拉近你和上帝的距离，和世界的距离。
记者：你对拍摄器材有特别的要求吗？
于坚：我有很多搞摄影的朋友，他们总觉得器材越高档拍的照片越好，所以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设备镜头更新一遍。我经常打击他们，我说摄影的关键不在于你手里面抬着的那个“头”，真正的“头”不在你手里面，是在你脑子里。那个“头”有一个就够了，你换一百个镜头都没有用。
记者：影像和诗歌存在着何种关系？
于坚：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摄影，所有的艺术都有诗的核心在里面。如果一个摄影家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诗性的灵魂，那么他永远看不清楚世界。这个诗不是概念性的东西，而是你要意识到世界的无。你拿着摄像机、照相机，那就是有，要意识到世界的无，才可以有无相生。如果你只是意识到有的一面，内心没有诗性的灵魂，那世界在你的眼睛里是盲目的，因为你看世界的眼光和机器并无两样。
诗人。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 《他们》。1986年发表成名作《尚义街六号》，1994年长诗《O档案》被誉为当代汉语诗歌的一座“里程碑”。他开拓了中国诗坛口语写作的风气，曾提出“拒绝隐喻”、“诗言体”等诗歌主张，系“第三代诗人”代表人物。曾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华语文学传媒大奖。
『猎取』不是诗人于坚的目标。他举起镜头，然后等待生活发出声响，他便会顺着那一丝声响，按下快门。
与于坚的见面定在他最喜欢的那家咖啡馆。他总是点上一杯摩卡，找一个能被阳光覆盖的椅子，懒洋洋地靠窗坐下。他在这里写诗、发呆、会朋友。咖啡馆门口的银杏叶子已经黄了，但于坚还是老样子：耳朵不太好，语速慢，声音小且沙哑，不爱喝茶，敬畏生活。
20岁开始写诗，25岁发表作品，被誉为中国当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诗人—于坚在诗坛已经收获了数不清的赞誉。然而，他又饶有兴致地将另一只脚踩进了摄影圈。三十年来，他的摄影作品不断进入大众的视野，去年，他更在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斩获奖项。
采访一开始，他便拿出一个大布袋子，里头装着他的上百张照片。如今，于坚的镜头总是对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别人看来，他已经与那个在80年代冲在先锋队伍最前列的旗手判若两人。但于坚并不同意。“在不同的阶段，我会写不同的东西，拍不同的东西。但我一直没有变。”
我不做侵略者
记者：说说你的摄影经历吧。
于坚：我最早开始摄影是在上世纪的70年代。那时，我朋友有一台海鸥牌双镜头照相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使用照相机。那是一个封闭的年代，照相这类事都是属于自己私下玩的“游戏”。当时收听美国之音这样的广播节目，还得自己制作收音机，所以当时用照相机拍摄，我们得自己冲胶卷。我纯粹就是玩，给朋友拍一拍人像，或者拍一拍风景，当时的感觉是，摄影很自由、很好玩。除此之外，它还很神秘。印象最深的是17岁时，我翻拍过一张周旋的照片，冲洗出来后，和朋友们一人藏着一张—在当时，收藏美女的照片是不得了的事儿，一旦被发现会被抓起来。所以我把那个时期的摄影归结为一项很刺激的游戏。到了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云南大学中文系，父亲送了一台照相机给我，尽管从那台相机开始，我就算比较正式的开始拍一些照片，但那个时候没有“摄影题材”、“摄影作品”的概念，所以对于摄影还是抱着一种好玩的心态。
记者：听起来当时的摄影像是搞地下活动。
于坚：摄影不是地下活动，诗歌才是地下活动，是有意识的地下活动。其实，那个时期我更迷恋诗歌，当时摄影和诗歌在我的心里不是同等的位置。我们那时写诗和摄影一样，肯定没有刊物发表，我做这些其实就是为了让朋友喜欢我，让朋友觉得我很牛。
记者：什么地方给你留下过最深的感触？
于坚：西藏。在许多摄影家和诗人眼里，那是一个特殊的世界，他们总会将西藏用戏剧化的思想表现和表达，为观者制造出一个世界的例外。我认为这是猎取，因为我感受到的是它的永恒。
记者：哪次拍摄经历给你留下最深刻的印象？
于坚：在大理喜洲，我看见一个穿着一身质朴布衣的老太太。我准备给她拍一张照片，当我把脚架支起来，用长焦镜头对准那个老太太时，她满脸惊慌，感觉我要是再靠近她一点，她立刻会被吓倒在地上。那一瞬间我觉得无比的惭愧。过去，我以为摄影是理所当然地侵入别人的世界，但这一瞬间我崩溃了。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震撼的一次，从此我彻底改变了对摄影的看法，我从那一刻开始思考，自己凭什么用摄像机、照相机去对准这个老人，去伤害这个老人。从此，我力求和被拍摄对象保持一种距离，因为我不是侵略者。
所有的艺术都与诗有关
记者：什么样的画面会感动你，被你拍下来？
于坚：无意识的瞬间最能感动我。早年，我认同“决定性的瞬间”的观点，现在我不认同了。因为想法太明确，主题过于鲜明，创作者像是让摄像机等在一个地方，时刻为猎取而准备，是一种猎取猎物的心态。我现在越来越不喜欢拍那种你可以明确感觉到照片拍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题材，我喜欢自己对拍摄的瞬间无明确意识的状态—可能我自己也不太清楚为什么要拍，要等到照片成型冲洗出来之后，我慢慢看，才知道照片的妙处在什么地方。
记者：是一种被动的拍摄？
于坚：我要让生活来告诉我要拍什么，不是我走近生活去猎取。生活告诉我最多的，就是你不能强迫世界按照你的观念去走，你要像水一样地流过世界，它高你高，它矮你矮。每一种生命存在于这个世界，都会有它的诗意在其中。你看见某个生命，在你的观念里，它可能是丑陋的。但你有没有想过，这种判断，兴许是你被自己的某种观念所控制了。因此，要随时审视自己内心是否已被某种观念控制，要回到本真的状态去看世界。其实世界总是和你想的不一样。就像拍照片一样，你什么都想拍下来，其实你什么都没有拍下来。我觉得世界的美好就在这里，它从来不会直白地告诉你，你要老老实实地去对待它，它才会告诉你它是什么。就像我们认为喝牛奶是好的，所以就喝牛奶，可是世界从来不喝牛奶，你搞错了。
记者：诗歌和摄影哪个更适宜表达自己？
于坚：写诗和摄影，是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对诗意的表达，文字是语言的高级形式，照相机是语言的另外一种方式，这两者，不存在表达上高低的问题，只是说文字和照相机都是要拉近你和上帝的距离，和世界的距离。
记者：你对拍摄器材有特别的要求吗？
于坚：我有很多搞摄影的朋友，他们总觉得器材越高档拍的照片越好，所以他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要把设备镜头更新一遍。我经常打击他们，我说摄影的关键不在于你手里面抬着的那个“头”，真正的“头”不在你手里面，是在你脑子里。那个“头”有一个就够了，你换一百个镜头都没有用。
记者：影像和诗歌存在着何种关系？
于坚：其实我觉得，不只是摄影，所有的艺术都有诗的核心在里面。如果一个摄影家的内心深处没有一个诗性的灵魂，那么他永远看不清楚世界。这个诗不是概念性的东西，而是你要意识到世界的无。你拿着摄像机、照相机，那就是有，要意识到世界的无，才可以有无相生。如果你只是意识到有的一面，内心没有诗性的灵魂，那世界在你的眼睛里是盲目的，因为你看世界的眼光和机器并无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