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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他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以内，但经常做不到。也无所谓，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麦家想平和再平和。『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他说。
2011年2月，由麦家小说《刀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麦家就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刀尖》播出，一场小规模文化圈内的聚会上，麦家向道贺的人说，这部剧拍得他自己一点也不满意，然后，皱着眉心，摇头，不愿再言。
自那时起，麦家只通过微博、博客与外界作一些小说之外的交流。谍战江湖中的杀伐决断，在他的生活和文字中爽落淡去。关于写作，留下最后一部谍战小说《刀尖》封笔时说的，下次再见，将是爱情。
人到中年，历经过时代变迁，翻滚过谍坛风雨，那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谍战开山作家越来越家长里短，过去的一年，他在杭州西溪边的大房子里开起了咖啡馆，打算在花簇水榭间与年轻的写作者玩一玩文字游戏，给孩子做做早餐，谈谈爱情。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
2012年农历九月十三（阳历10月17日），麦家父亲去世周年祭。
早晨六点钟，麦家起床，从杭州赶回富阳老家祭祀。烧了一小时的纸钱，论金额，少说百万。风大，纸灰满天飞，麦家母亲说，这样好，飞得越高父亲取得越多。纸灰呈灰白，母亲也说，这样好，白说明父亲在阴间活得清白。母亲还要麦家这些子辈在灰堆上盖手印，男左女右。讲究之多之庄重，让麦家时觉得父亲没死，只在远方
麦家父亲是一个农民，只读过一年私塾。在麦家看来，父亲是极有“慧根”之人，甚至他自己的“慧根”也是父亲给的。老一辈父子之间的交流习惯，言谈极淡。麦家的印象中，父亲第一次找他聊天，是他即将初中毕业的春节假期。麦家父亲带着儿子在学校外面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父亲的话是麦家人生中记在心里的第一个“哲理”，已经准备好读完“最后一学期书”的麦家全然换成了另一个人，在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里，成为五个去更远的地方读高中的人之一。
一晃，麦家的独生儿子现在也到了麦家当年听父训的年龄。 儿子进了青春期，装酷先从麦家面前开始。
麦家爱儿子的方式从烧一顿早饭开始。清炒大白菜，一杯冰牛奶，三只包子，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麦家做好这样的早餐，送儿子到电梯口，现学现卖地用英语说一句”愉快一天”。儿子对麦家眉毛一扬，算是回音了。麦家回想自己和父亲的相处， 当年那句“哲理”也许是农民父亲想过几个通宵、讨教了某位老师，更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的“灵感突发”，但无论如何，那句话让他换了一颗心灵，一台发动机，进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直未从写作中抽出身、又家教很严的麦家这才发现跟儿子交朋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种极少却能改变一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存在了。“装吧，父亲总是孩子的练习场”，麦家感叹。儿子嫌他老了，落伍了，不爱跟他嗦。到了这会儿，严厉也没有用，底牌在独生子手上。
麦家开始转变对儿子爱的方式。想做一个慈父，多悄悄地做一些儿子需要的事，多留一些感动给儿子。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麦家越来越这么想。
“我年近半百了，快知天命的年龄了。”到了这个时候，麦家把爱当成一种日常之事。封笔时，麦家留下的念想是爱情。“能把爱情培育成亲情一样永恒，才见一个人的修养和福地。”麦家这样说，而其实，再跟他深究，相信爱吗？“信又怎样？不信又怎样？难道不信就不去爱了？有些东西不必去思考，只要去经历就行了。”麦家更喜欢这种冷暖自知的方式，在爱情面前，他说自己是个无知者，越爱、越说或越经历，越不晓得它是个什么。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追问一百遍，麦家还是扔过来一句：“我的态度还是不变：不说，不告诉你。”
“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
麦家最近的出品，是《非虚构的“我”》，一本收录了他近五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散文集。《非虚构的“我”》中，从《暗算》、《风声》、《解密》谈起，谈了“文学的创新和责任“。
2003年，麦家的第一部谍战小说《暗算》在国内出版，在台湾率先“轰动”。台湾中情局买了20本用去研究军事情报。台湾波西米亚出版公司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向麦家购买了包括《暗算》及其姊妹篇《解密》在内的繁体字版权，并很快出版。台湾中情局再一次采购了五百套。从这时起，从麦家笔下写起的谍战题材成为一种风暴，从图书到影视。
到出版于2011年底的《刀尖》为止，麦家总共写了5部长篇谍战小说。自《暗算》开始的谍战题材写作是麦家对”文学的创新“。虚虚实实的密码、对号入座的背景，还有丝丝入扣的逻辑，在麦家笔下形成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非虚构的“我”》也是麦家对自己这种写作的一次剖白。麦家一向不大情愿用“谍战”两个字来定位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说他写的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乎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
《刀尖》之后，麦家封笔了。对于一位正当大热的作家来说，这并非轻举妄动。很显然，经过《暗算》、《风声》、《潜伏》等一轮又一轮电视剧、电影的热播热映，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槁，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这是麦家封笔的理由。 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麦家说。一半真实经历一半文学创作，写到《刀尖》，有过情报机构工作经历的麦家已经纯粹是一个历史回顾者和再现者。他要呈现的是“一份特殊的遗产”，为此，封笔之作他整整写了八年。
爱情小说是麦家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的新起点。说这话是2011年，两年过去了，麦家随手聊家事、情事，甚至经常写一些诸如“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之类的心灵鸡汤，却不见他笔下爱情的面目。
“作家的宣言是靠不住的”，麦家用这句话打发了问他新作的人。
他确实想写一部当代人的爱情小说，但步履维艰，几次动笔都不了了之。 孩子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写作的问题，人到中年的麦家，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会少。过去的一年，麦家处于一种慢速生活，观察和体会写作之外的生活。而不管写作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都是通过阅读。
不管他人信不信，阅读可以让麦家的大部分思考流畅起来。他没有写作，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书、装修房子。他以前读的书以文史方面居多，“文”多于“史”，现在读起来，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史”多了，“文”少了。“想象和回忆是一个文人的一对翅膀，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偏袒。”麦家这样说。他甚至还想找点农活干干，在不写中培育写作冲动。
麦家心里想着一句话：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话说。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你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
采访的时候，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麦家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内，但经常做不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一方面总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另一方面我以为香烟的害处是被妖魔化了。”
再往前几日，麦家给苏童寄了四条香烟，祝他又添“孙子”。音乐剧《大红灯笼》要上了，它和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都是苏童的孩子《妻妾成群》生的。麦家把这件事写在微博上，还延伸了 一下，“男人都有个隐秘的愿望—妻妾成群；马克·吐温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一百次了。”
罢了，像写不下去便不写了一样，麦家不跟自己较劲了。“人可以一辈子不走进寺院，不可以一辈子不面对自己。”麦家在散文作家沁兰的书里看到这句话，感受到了“平和”的禅意。领略如此殊胜的法门，麦家把它当成一种福分。麦家的想法和麦兜的如出一辄，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太生硬、太空洞、太喧嚣。人们需要安静下来，让内心有足够的柔软去面对这个硬梆梆的世界。
麦家经历过一个“信仰时代”，回头一看，“那叫什么信仰，蒙昧人的玩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信仰缺失了也罢。所以，现在的形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殊胜法门，安得一份福分，但肯定也不能回到“文革”时代去忍饥挨饿。
文学是麦家的宗教，通过写作，如果能表达一点点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看法，足矣。
麦家给自己的“宗教”找到了安身之处。在老家富阳上林湖，他正在筹备开设一间“麦家理想谷”。一楼可以看看书喝喝咖啡，二楼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住宿。作为书店、咖啡馆和写作营的“书店综合体”。麦家希望“理想谷”是一个具备创作封闭性和思想流动性的交流据点和交友栖居地。另一方面，在家封闭写作七、八年的麦家，出关以后，想在孤独的时候，有一个大厅，和五湖四海的人聊聊，想写作之时，把门一关，又谁也打扰不到。
麦家的生活算得上幸福。他自己也愿意带着爱意感怀。“幽远的名字是幸福”，麦家眼中的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就像浙江档案馆要建一个浙江名人馆，让麦家说些标准。麦家一边捏着鼻子说了一些“尴尬”话，一边找地方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茫然。十多年前，麦家给自己的欲望设置了一条界线，每一年少吃一种动物。现在，麦家能吃的荤菜已经少之又少了。麦家并不喜欢现在的常住地杭州—太闹了，节奏太快了。他把自己划分在都市之外。
“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麦家说他属于简单的几个人和几件事，听音乐也是慢节奏调调。只有慢下来，麦家才能看得清人和事，包括他自己。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往前冲着冲着，麦家就想停下来，等一等被落在身后的灵魂。
[对话麦家]
感情没了怎么写作？
记者：对你来说，现阶段，感情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份量？
麦家：感情没了怎么写作？只要我还在写作，我的情感就还是饱满的。写作说到底是情感的外溢，是因为你深深地爱着或者恨着这个世界，主要是人。
记者：你说，“你是你人生的作者，何必把剧本写得苦不堪言。”你对自己在剧本上写下的最满意的一笔是什么？
麦家：爱上文学，坚持写作。
记者：当下时代，一件有精神内核的作品，再加上良好的市场反馈，才算成功。对你来说，这种成功难吗？
麦家：这种成功很难。甚至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成功过。也许是清高，也许是自卑，我一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
记者：你看重、遵守传统礼制和生活方式吗？在传统的老习惯慢慢被淡忘的时候，是否会刻意去存留它们？
麦家：对你们八十后的人来说，我就是传统了。我可以抛弃所有，但无法抛弃自己，时间已经在我身上刻下了“传统”，我想抛弃抛不了了。当有一天我被你们抛弃后，我也心甘情愿，并且相信有一天你们也会步我后尘。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但从不羡慕他们的年轻，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记者： 人可以战胜年龄吗？
麦家：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雷·阿尔德里奇有一句广为人捧的名言：抚平心灵皱纹，等于青春永驻。40岁后，这句话荣登我日记本扉页，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和最醒目的标示，指引自己尽可能抚平心绪的波澜，压缩身躯的欲望，自感“受益匪浅”。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独处，你是一个乐于独处的人吗？
麦家：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文，喧嚣终归是他的敌人。享受孤独是要有资本的，对人对事有见地，有思想，有审美能力，文字成了你的朋友亲人，这样孤独就会成为你的花园，可以品味，可以享受。
记者：对作家身上担任的社会职务怎么看？对写作有无影响？
麦家：这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心里迷恋它，为了得到它去付出，去经营，这样当然会影响写作，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写作不过是得到这些名誉和头衔的途径。但我身边很多朋友，虽然有很多社会职务，但他们不以为然，这些职务也不过是对他们写作取得成果的另一种肯定方式。
记者：你有没有非常喜欢的作家？
麦家：太多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偶像级作家，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我都追随过，现在我很喜欢喜欢拉美的一个新冒出来的作家波拉尼奥，他写过《2666》、《荒野侦探》等小说。
记者：你的一些观点和言论越来越平和了，是心态、年龄的原因？
麦家：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年龄肯定会影响人，我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了，理该变得平和一些。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平和。外人看，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我时时感到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的过分泛滥、强势和情感的过于复杂、虚假，歪曲、掩盖、抽离了太多东西，包括公理和常识。
记者：邀你上腰封推荐新书的人那么多，什么样的书你才会真心推荐呢？
麦家：我其实不爱跟人推荐书，因为人和人不同，有些书是我的良药，但对你可能是毒药。正如生活中你的朋友往往是要通过交往去发现的，而不是靠人介绍。书就是朋友，你得自己去寻找。
记者：你对历史持什么样的态度？
麦家：作家关注人性。而对人性来说，历史和现实是一回事，古人身上的善恶今天我们身上照旧。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能理解，能欣赏，就因为人性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记者：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麦家：我觉得我没理由乐观。
2011年2月，由麦家小说《刀尖》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播出后，麦家就极少出现在公众视野。《刀尖》播出，一场小规模文化圈内的聚会上，麦家向道贺的人说，这部剧拍得他自己一点也不满意，然后，皱着眉心，摇头，不愿再言。
自那时起，麦家只通过微博、博客与外界作一些小说之外的交流。谍战江湖中的杀伐决断，在他的生活和文字中爽落淡去。关于写作，留下最后一部谍战小说《刀尖》封笔时说的，下次再见，将是爱情。
人到中年，历经过时代变迁，翻滚过谍坛风雨，那个总是皱着眉头的谍战开山作家越来越家长里短，过去的一年，他在杭州西溪边的大房子里开起了咖啡馆，打算在花簇水榭间与年轻的写作者玩一玩文字游戏，给孩子做做早餐，谈谈爱情。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
2012年农历九月十三（阳历10月17日），麦家父亲去世周年祭。
早晨六点钟，麦家起床，从杭州赶回富阳老家祭祀。烧了一小时的纸钱，论金额，少说百万。风大，纸灰满天飞，麦家母亲说，这样好，飞得越高父亲取得越多。纸灰呈灰白，母亲也说，这样好，白说明父亲在阴间活得清白。母亲还要麦家这些子辈在灰堆上盖手印，男左女右。讲究之多之庄重，让麦家时觉得父亲没死，只在远方
麦家父亲是一个农民，只读过一年私塾。在麦家看来，父亲是极有“慧根”之人，甚至他自己的“慧根”也是父亲给的。老一辈父子之间的交流习惯，言谈极淡。麦家的印象中，父亲第一次找他聊天，是他即将初中毕业的春节假期。麦家父亲带着儿子在学校外面走了一圈，又一圈，终于说：“家有良田，可能要被水淹掉；家有宫殿，可能要被火烧掉；肚子里文化，水淹不掉，火烧不掉，谁都拿不走。”
父亲的话是麦家人生中记在心里的第一个“哲理”，已经准备好读完“最后一学期书”的麦家全然换成了另一个人，在全校两个毕业班总共98名同学里，成为五个去更远的地方读高中的人之一。
一晃，麦家的独生儿子现在也到了麦家当年听父训的年龄。 儿子进了青春期，装酷先从麦家面前开始。
麦家爱儿子的方式从烧一顿早饭开始。清炒大白菜，一杯冰牛奶，三只包子，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麦家做好这样的早餐，送儿子到电梯口，现学现卖地用英语说一句”愉快一天”。儿子对麦家眉毛一扬，算是回音了。麦家回想自己和父亲的相处， 当年那句“哲理”也许是农民父亲想过几个通宵、讨教了某位老师，更也许是挖空心思后的“灵感突发”，但无论如何，那句话让他换了一颗心灵，一台发动机，进而改变了他的一生。
一直未从写作中抽出身、又家教很严的麦家这才发现跟儿子交朋友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那种极少却能改变一生的交流方式已经不存在了。“装吧，父亲总是孩子的练习场”，麦家感叹。儿子嫌他老了，落伍了，不爱跟他嗦。到了这会儿，严厉也没有用，底牌在独生子手上。
麦家开始转变对儿子爱的方式。想做一个慈父，多悄悄地做一些儿子需要的事，多留一些感动给儿子。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麦家越来越这么想。
“我年近半百了，快知天命的年龄了。”到了这个时候，麦家把爱当成一种日常之事。封笔时，麦家留下的念想是爱情。“能把爱情培育成亲情一样永恒，才见一个人的修养和福地。”麦家这样说，而其实，再跟他深究，相信爱吗？“信又怎样？不信又怎样？难道不信就不去爱了？有些东西不必去思考，只要去经历就行了。”麦家更喜欢这种冷暖自知的方式，在爱情面前，他说自己是个无知者，越爱、越说或越经历，越不晓得它是个什么。
“几乎所有的爱情都以‘你好’开始，以‘你好坏’升华，以‘你好牛’进入高潮，以‘你好吗’衰弱，以‘你还好吗’结束。只有一种爱情不变。”不变的是什么呢？追问一百遍，麦家还是扔过来一句：“我的态度还是不变：不说，不告诉你。”
“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
麦家最近的出品，是《非虚构的“我”》，一本收录了他近五年来在报刊发表的散文集。《非虚构的“我”》中，从《暗算》、《风声》、《解密》谈起，谈了“文学的创新和责任“。
2003年，麦家的第一部谍战小说《暗算》在国内出版，在台湾率先“轰动”。台湾中情局买了20本用去研究军事情报。台湾波西米亚出版公司得知这一消息，迅速向麦家购买了包括《暗算》及其姊妹篇《解密》在内的繁体字版权，并很快出版。台湾中情局再一次采购了五百套。从这时起，从麦家笔下写起的谍战题材成为一种风暴，从图书到影视。
到出版于2011年底的《刀尖》为止，麦家总共写了5部长篇谍战小说。自《暗算》开始的谍战题材写作是麦家对”文学的创新“。虚虚实实的密码、对号入座的背景，还有丝丝入扣的逻辑，在麦家笔下形成一个引人入胜的世界。《非虚构的“我”》也是麦家对自己这种写作的一次剖白。麦家一向不大情愿用“谍战”两个字来定位自己的作品，他更愿意说他写的是“特情小说”或“新智力小说”，因为它们更多关乎的是侦听、破译、解密，和传统意义上的谍战并不对称。
《刀尖》之后，麦家封笔了。对于一位正当大热的作家来说，这并非轻举妄动。很显然，经过《暗算》、《风声》、《潜伏》等一轮又一轮电视剧、电影的热播热映，国内谍战文学已越来越浮夸、虚躁。除了屈指可数的几部佳作，多数作品内核被原材料所局限，外观被商业规则所绑架，导致实料焦槁，情节投机，人物单薄，历史观混乱，责任感缺失，留下的只有一个空洞的立意架子和一件华丽的谍战外衣。这是麦家封笔的理由。 一个更深层的理由是，对历史的不尊重，就是对读者的不负责。麦家说。一半真实经历一半文学创作，写到《刀尖》，有过情报机构工作经历的麦家已经纯粹是一个历史回顾者和再现者。他要呈现的是“一份特殊的遗产”，为此，封笔之作他整整写了八年。
爱情小说是麦家想让自己轻松一点的新起点。说这话是2011年，两年过去了，麦家随手聊家事、情事，甚至经常写一些诸如“你总有因为做错了事而沮丧的时候，比如本该收获90分，结果不知怎么地只拿到80分。这时候你需要对自己说：嗯，没事，其实什么事都没发生，我们要学习享受成功，而不是为完美挑刺，不完美才是真理和现实”之类的心灵鸡汤，却不见他笔下爱情的面目。
“作家的宣言是靠不住的”，麦家用这句话打发了问他新作的人。
他确实想写一部当代人的爱情小说，但步履维艰，几次动笔都不了了之。 孩子的问题、爱情的问题、写作的问题，人到中年的麦家，生活中要解决的问题从来不会少。过去的一年，麦家处于一种慢速生活，观察和体会写作之外的生活。而不管写作的问题还是生活的问题，他的解决方法都是通过阅读。
不管他人信不信，阅读可以让麦家的大部分思考流畅起来。他没有写作，用一年多的时间读书、装修房子。他以前读的书以文史方面居多，“文”多于“史”，现在读起来，也许是年龄的原因，“史”多了，“文”少了。“想象和回忆是一个文人的一对翅膀，不同年龄阶段会有不同偏袒。”麦家这样说。他甚至还想找点农活干干，在不写中培育写作冲动。
麦家心里想着一句话：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在寻找更合适的话说。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你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
采访的时候，中午十二时十六分，麦家已经抽了六根烟。麦家希望一天的烟量控制在十根内，但经常做不到。“做不到也无所谓，一方面总不可能事事心想事成；另一方面我以为香烟的害处是被妖魔化了。”
再往前几日，麦家给苏童寄了四条香烟，祝他又添“孙子”。音乐剧《大红灯笼》要上了，它和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一样，都是苏童的孩子《妻妾成群》生的。麦家把这件事写在微博上，还延伸了 一下，“男人都有个隐秘的愿望—妻妾成群；马克·吐温说，戒烟有什么难的，我都戒一百次了。”
罢了，像写不下去便不写了一样，麦家不跟自己较劲了。“人可以一辈子不走进寺院，不可以一辈子不面对自己。”麦家在散文作家沁兰的书里看到这句话，感受到了“平和”的禅意。领略如此殊胜的法门，麦家把它当成一种福分。麦家的想法和麦兜的如出一辄，现在面对的这个世界太生硬、太空洞、太喧嚣。人们需要安静下来，让内心有足够的柔软去面对这个硬梆梆的世界。
麦家经历过一个“信仰时代”，回头一看，“那叫什么信仰，蒙昧人的玩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样的信仰缺失了也罢。所以，现在的形状下，不是每个人都能领略殊胜法门，安得一份福分，但肯定也不能回到“文革”时代去忍饥挨饿。
文学是麦家的宗教，通过写作，如果能表达一点点他对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看法，足矣。
麦家给自己的“宗教”找到了安身之处。在老家富阳上林湖，他正在筹备开设一间“麦家理想谷”。一楼可以看看书喝喝咖啡，二楼给文学爱好者提供了写作空间和住宿。作为书店、咖啡馆和写作营的“书店综合体”。麦家希望“理想谷”是一个具备创作封闭性和思想流动性的交流据点和交友栖居地。另一方面，在家封闭写作七、八年的麦家，出关以后，想在孤独的时候，有一个大厅，和五湖四海的人聊聊，想写作之时，把门一关，又谁也打扰不到。
麦家的生活算得上幸福。他自己也愿意带着爱意感怀。“幽远的名字是幸福”，麦家眼中的幸福必须是单纯的，单纯一点，欲望就可以少一点。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东西，如同多米诺骨牌，打开一扇门，紧接着其他的门跟着就打开了。就像浙江档案馆要建一个浙江名人馆，让麦家说些标准。麦家一边捏着鼻子说了一些“尴尬”话，一边找地方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以成败论英雄已经是一个错，现在人爱以金钱的多少来论成败，就是错上加错了。”
绝大部分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生活变得复杂，一复杂就会茫然。十多年前，麦家给自己的欲望设置了一条界线，每一年少吃一种动物。现在，麦家能吃的荤菜已经少之又少了。麦家并不喜欢现在的常住地杭州—太闹了，节奏太快了。他把自己划分在都市之外。
“满足欲望的最好方式就是关闭欲望之门，正如古人所说：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麦家说他属于简单的几个人和几件事，听音乐也是慢节奏调调。只有慢下来，麦家才能看得清人和事，包括他自己。
“这是个放纵的时代，人们都比着盛开欲望之花，这时候跟人去比吃得多没什么个性，‘限制’才是个性和力量。”往前冲着冲着，麦家就想停下来，等一等被落在身后的灵魂。
[对话麦家]
感情没了怎么写作？
记者：对你来说，现阶段，感情在生活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和份量？
麦家：感情没了怎么写作？只要我还在写作，我的情感就还是饱满的。写作说到底是情感的外溢，是因为你深深地爱着或者恨着这个世界，主要是人。
记者：你说，“你是你人生的作者，何必把剧本写得苦不堪言。”你对自己在剧本上写下的最满意的一笔是什么？
麦家：爱上文学，坚持写作。
记者：当下时代，一件有精神内核的作品，再加上良好的市场反馈，才算成功。对你来说，这种成功难吗？
麦家：这种成功很难。甚至我觉得我从来都没成功过。也许是清高，也许是自卑，我一直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
记者：你看重、遵守传统礼制和生活方式吗？在传统的老习惯慢慢被淡忘的时候，是否会刻意去存留它们？
麦家：对你们八十后的人来说，我就是传统了。我可以抛弃所有，但无法抛弃自己，时间已经在我身上刻下了“传统”，我想抛弃抛不了了。当有一天我被你们抛弃后，我也心甘情愿，并且相信有一天你们也会步我后尘。我喜欢跟年轻人交朋友，但从不羡慕他们的年轻，因为我也曾经年轻过。 记者： 人可以战胜年龄吗？
麦家：奥地利作家托马斯·贝雷·阿尔德里奇有一句广为人捧的名言：抚平心灵皱纹，等于青春永驻。40岁后，这句话荣登我日记本扉页，我以最真诚的态度和最醒目的标示，指引自己尽可能抚平心绪的波澜，压缩身躯的欲望，自感“受益匪浅”。
记者：有人说当作家就是要耐得住寂寞，经得起独处，你是一个乐于独处的人吗？
麦家：写作是个孤独的职业。作为一个作家，不管是做人还是做文，喧嚣终归是他的敌人。享受孤独是要有资本的，对人对事有见地，有思想，有审美能力，文字成了你的朋友亲人，这样孤独就会成为你的花园，可以品味，可以享受。
记者：对作家身上担任的社会职务怎么看？对写作有无影响？
麦家：这要看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的，如果你从心里迷恋它，为了得到它去付出，去经营，这样当然会影响写作，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人的写作不过是得到这些名誉和头衔的途径。但我身边很多朋友，虽然有很多社会职务，但他们不以为然，这些职务也不过是对他们写作取得成果的另一种肯定方式。
记者：你有没有非常喜欢的作家？
麦家：太多了，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偶像级作家，比如卡夫卡、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我都追随过，现在我很喜欢喜欢拉美的一个新冒出来的作家波拉尼奥，他写过《2666》、《荒野侦探》等小说。
记者：你的一些观点和言论越来越平和了，是心态、年龄的原因？
麦家：一个人在二十岁时不愤世嫉俗是没出息的标志，一个人四十岁还愤世嫉俗也是没出息的标志。年龄肯定会影响人，我年近半百，快知天命的年龄了，理该变得平和一些。但我觉得我还是不够平和。外人看，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我时时感到沮丧。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离的，物质的过分泛滥、强势和情感的过于复杂、虚假，歪曲、掩盖、抽离了太多东西，包括公理和常识。
记者：邀你上腰封推荐新书的人那么多，什么样的书你才会真心推荐呢？
麦家：我其实不爱跟人推荐书，因为人和人不同，有些书是我的良药，但对你可能是毒药。正如生活中你的朋友往往是要通过交往去发现的，而不是靠人介绍。书就是朋友，你得自己去寻找。
记者：你对历史持什么样的态度？
麦家：作家关注人性。而对人性来说，历史和现实是一回事，古人身上的善恶今天我们身上照旧。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作品我们都能看，能理解，能欣赏，就因为人性其实没有大的变化。
记者：你是一个乐观的人吗？
麦家：我觉得我没理由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