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08年9月，《文化纵横》杂志第一期试刊号出版。9月15日，在上海社科联的协助下，文化纵横杂志社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了“《文化纵横》创刊暨时代变迁与价值重建”座谈会。在沪各院校多个学科领域的近20位学者应邀参加了会议，对《文化纵横》的创刊给予了高度关注。虽然此次讨论话题针对的对象为《文化纵横》，但也涉及到当前文化讨论中的一些重要议题，为此，本刊编辑部将此次会议纪要加以整理，以飨读者。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已经是个老话题了。在《文化纵横》的讨论会上，这个命题被与会学者附加上不同意涵，展开了别有趣味的讨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首先提出《文化纵横》的基本定位应该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反对当下的许多讨论“先打出旗号”的谈法，“希望《文化纵横》能为讨论中国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规范，创造出一个好的范式”。对于从“问题”出发，与会学者大多表示赞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卫平教授也指出：“这个杂志要想能发挥作用，就不能从概念出发，还是应该从具体问题出发，从实证出发”。
从“问题”出发，引发了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方向：学者们非常强调这本杂志面临的“文化建设”是要从“学院突围”，要一改“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化讨论局限在学院之内的风气”。“从学院突围”，并不只是把讨论从学院扩展到社会那么简单，它隐含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说，“不能从文化谈文化”，这是因为“文化是生长的，实践的，像维特根斯坦说‘是从新生活中长出来的’”，因此，他主张《文化纵横》杂志一定“要借助非学院的力量，要重视年轻人”。
与此同时，在充分认识到从具体问题出发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上海大学文学系的蔡翔却对“回避主义，不谈左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超越左右，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执行得不好，是“很难找到一些真问题”的；同时，如果杂志自身的倾向性不明显，也许会变得“暧昧不明”，丧失掉它本应该具备的锐气。
公共问题与专业背景
针对文化讨论的公共性、文化讨论在知识界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华东师大哲学系高瑞泉教授希望《文化纵横》一定要注意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可以成为专门针对社会大众的文化杂志。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陈映芳教授也认为，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大的公共讨论平台”，将社会问题置于公共平台上，进行深入讨论。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的周建明教授更加鲜明地指出，“文化的根本目的还是‘怎么活’的问题，对中国文化来说，就是13亿中国人怎么活的问题。”因此，他认为现在非常需要讨论当代“大众社会”的问题，需要将大众文化中呈现出的问题置于知识界的视野中。
对于如何讨论公共问题，与会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公共问题的讨论要立足于专业背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同意这本杂志定位在“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但他也强调学者谈公共问题，也要“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作学理的探索。”复旦大学政治学院洪涛教授也认为谈论公共问题应该重视学理基础，“谈问题，一定需要一定的学理支持”。
蔡翔在谈论从专业背景谈公共问题时，比较多地涉及到对于文章风格的看法。他认为，大家强调“杂志在谈公共问题的时候多考虑专业学术背景”，是因为这类文章确实是在为读者“提供真正的知识”，是会留下来的“耐读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从专业背景出发的文章，一定要“写的很明白”，而这，或许是现在许多学者最难做到的。
蔡翔的议论得到了许多年轻学者的认同。华东师大中文系罗岗教授认为，目前许多杂志、报刊都有着“文人化”的通病：即众多社会问题都由一两位知名文化学者来谈。要避免这种“东拉西扯谈文化”的习气，需要将风格确定为作者从自身的专业背景出发写的文章。刘擎则指出，从专业背景谈文化也并不容易：“学院派可以使用‘学术黑话’来弥补文章的漏洞，但是要写明白文章，就不是那么容易”。也因此，“有着扎实的学术背景但却明白如话的文章”，是这本杂志最需要的文章。
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的文化建设
《文化纵横》杂志试刊号所体现出的文化建设的思路，也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罗岗敏锐地指出，《文化纵横》杂志“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文化上的准备”；张汝伦认为如果说此前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富”，那现在应该深入考虑“富起来之后的问题”，要深入考虑“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洪涛也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国都是个“经济概念”，而忽略了文化也是“大国”的重要问题，如尼采所言，“一个真正的大国一定要在文化上立足”，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一个纵，一个横，一个是传统和现代，一个是中国和世界，这两个纬度都要好好总结和分析，也要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中国的自我认同。”面对大家立足于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谈文化建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却不太同意。他认为，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高速度，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过于乐观的认识，但在他看来，“只有在比较悲观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到文化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则从长远目标来谈文化建设。他认为，我们当前社会发展只把目标定在经济发展上，这是不对的，文化建设是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确立长久的目标，谈文化建设其实就是不要只从功利的角度认识社会的发展。但他同时指出，虽然《文化纵横》将自己定位于文化建设之上，但文化建设的思路，现在显然还比较含混，体现在试刊号“世界的中国焦虑”这个封面选题上，就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缺少自信。虽然“世界的中国焦虑”捕捉住了敏感的情绪，但这个话题的设置显然是通过“镜像”来认识自己。刘擎也认为“世界的中国焦虑”这样一个选题，体现出当前在文化和价值观的讨论上，基本上还停留在“反应性”阶段，停留在外界发生什么问题就作出什么反应的基础上，而这种“反应性”的命题，也充分说明我们当前仍然没有“文化自觉”的意识。
针对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的问题，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指出，当下谈文化，“与其把自信建筑在过去，不如建筑在未来”。他认为中国的这160年，是在“西方化”冲刷下的160年，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是不需要回避的。因此，文化建设，绝不只是从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加以提炼，“中国的文化自信，只能建筑在西方文化引领下的现代化建设上，建筑在160年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应对之上”。现代的文化，因而必然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观察、理解在这160年的应对过程中，哪些是在被西方文化冲击、洗刷下没有被洗刷掉的——这些经过冲击洗刷的东西，才是中国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160年广泛的冲击，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到今天仍然有价值的东西？哪些是仍然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要理解这些有价值、有活力、有生命力的部分，并把其上升到一个理性的自觉层面进行思考，给民族的未来发展确立自信——一本杂志，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功莫大焉。
与会学者名录：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克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复旦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洪涛、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尹协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周建明。
“问题”与“主义”
“问题”与“主义”已经是个老话题了。在《文化纵横》的讨论会上，这个命题被与会学者附加上不同意涵，展开了别有趣味的讨论。
复旦大学哲学系张汝伦教授首先提出《文化纵横》的基本定位应该是“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他反对当下的许多讨论“先打出旗号”的谈法，“希望《文化纵横》能为讨论中国问题提出一个新的规范，创造出一个好的范式”。对于从“问题”出发，与会学者大多表示赞同。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的陈卫平教授也指出：“这个杂志要想能发挥作用，就不能从概念出发，还是应该从具体问题出发，从实证出发”。
从“问题”出发，引发了此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方向：学者们非常强调这本杂志面临的“文化建设”是要从“学院突围”，要一改“90年代以来形成的文化讨论局限在学院之内的风气”。“从学院突围”，并不只是把讨论从学院扩展到社会那么简单，它隐含着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说，“不能从文化谈文化”，这是因为“文化是生长的，实践的，像维特根斯坦说‘是从新生活中长出来的’”，因此，他主张《文化纵横》杂志一定“要借助非学院的力量，要重视年轻人”。
与此同时，在充分认识到从具体问题出发的重要性的基础上，上海大学文学系的蔡翔却对“回避主义，不谈左右”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超越左右，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如果执行得不好，是“很难找到一些真问题”的；同时，如果杂志自身的倾向性不明显，也许会变得“暧昧不明”，丧失掉它本应该具备的锐气。
公共问题与专业背景
针对文化讨论的公共性、文化讨论在知识界和大众社会之间的关系，与会学者也发表了各自的见解。
华东师大哲学系高瑞泉教授希望《文化纵横》一定要注意对公共问题的讨论，可以成为专门针对社会大众的文化杂志。华东师大社会学系的陈映芳教授也认为，就目前来说，更重要的是“大的公共讨论平台”，将社会问题置于公共平台上，进行深入讨论。上海社科院亚太所的周建明教授更加鲜明地指出，“文化的根本目的还是‘怎么活’的问题，对中国文化来说，就是13亿中国人怎么活的问题。”因此，他认为现在非常需要讨论当代“大众社会”的问题，需要将大众文化中呈现出的问题置于知识界的视野中。
对于如何讨论公共问题，与会学者几乎一致认为，公共问题的讨论要立足于专业背景。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萧功秦教授同意这本杂志定位在“从具体的问题出发”，但他也强调学者谈公共问题，也要“从各自的专业出发，作学理的探索。”复旦大学政治学院洪涛教授也认为谈论公共问题应该重视学理基础，“谈问题，一定需要一定的学理支持”。
蔡翔在谈论从专业背景谈公共问题时，比较多地涉及到对于文章风格的看法。他认为，大家强调“杂志在谈公共问题的时候多考虑专业学术背景”，是因为这类文章确实是在为读者“提供真正的知识”，是会留下来的“耐读的文章”。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从专业背景出发的文章，一定要“写的很明白”，而这，或许是现在许多学者最难做到的。
蔡翔的议论得到了许多年轻学者的认同。华东师大中文系罗岗教授认为，目前许多杂志、报刊都有着“文人化”的通病：即众多社会问题都由一两位知名文化学者来谈。要避免这种“东拉西扯谈文化”的习气，需要将风格确定为作者从自身的专业背景出发写的文章。刘擎则指出，从专业背景谈文化也并不容易：“学院派可以使用‘学术黑话’来弥补文章的漏洞，但是要写明白文章，就不是那么容易”。也因此，“有着扎实的学术背景但却明白如话的文章”，是这本杂志最需要的文章。
中国未来发展道路中的文化建设
《文化纵横》杂志试刊号所体现出的文化建设的思路，也得到与会学者的广泛讨论。罗岗敏锐地指出，《文化纵横》杂志“是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做文化上的准备”；张汝伦认为如果说此前的发展思路就是要“富”，那现在应该深入考虑“富起来之后的问题”，要深入考虑“如何建设中国的问题”；洪涛也认为，我们通常理解的大国都是个“经济概念”，而忽略了文化也是“大国”的重要问题，如尼采所言，“一个真正的大国一定要在文化上立足”，他认为“《文化纵横》杂志，一个纵，一个横，一个是传统和现代，一个是中国和世界，这两个纬度都要好好总结和分析，也要在这个过程中确立中国的自我认同。”面对大家立足于经济发展的乐观态度谈文化建设，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韦森教授却不太同意。他认为，现在由于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高速度，上上下下形成了一种过于乐观的认识，但在他看来，“只有在比较悲观的情况下才能真正看到文化的问题和未来的发展”。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顾骏教授则从长远目标来谈文化建设。他认为，我们当前社会发展只把目标定在经济发展上，这是不对的，文化建设是为中国的国家发展确立长久的目标，谈文化建设其实就是不要只从功利的角度认识社会的发展。但他同时指出，虽然《文化纵横》将自己定位于文化建设之上，但文化建设的思路，现在显然还比较含混，体现在试刊号“世界的中国焦虑”这个封面选题上，就是当前的中国文化缺少自信。虽然“世界的中国焦虑”捕捉住了敏感的情绪，但这个话题的设置显然是通过“镜像”来认识自己。刘擎也认为“世界的中国焦虑”这样一个选题，体现出当前在文化和价值观的讨论上，基本上还停留在“反应性”阶段，停留在外界发生什么问题就作出什么反应的基础上，而这种“反应性”的命题，也充分说明我们当前仍然没有“文化自觉”的意识。
针对未来发展道路上的文化建设与文化自觉的问题，华东理工大学曹锦清教授指出，当下谈文化，“与其把自信建筑在过去，不如建筑在未来”。他认为中国的这160年，是在“西方化”冲刷下的160年，这样的历史和现实，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是不需要回避的。因此，文化建设，绝不只是从传统的文化遗产中加以提炼，“中国的文化自信，只能建筑在西方文化引领下的现代化建设上，建筑在160年中国文化对于西方文化的应对之上”。现代的文化，因而必然是西方文化的一部分。对于传统文化，我们应该观察、理解在这160年的应对过程中，哪些是在被西方文化冲击、洗刷下没有被洗刷掉的——这些经过冲击洗刷的东西，才是中国文化有生命力的东西。中国文化已经经历了160年广泛的冲击，那么，现在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哪些是到今天仍然有价值的东西？哪些是仍然有活力和生命力的东西？我们要理解这些有价值、有活力、有生命力的部分，并把其上升到一个理性的自觉层面进行思考，给民族的未来发展确立自信——一本杂志，如果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功莫大焉。
与会学者名录：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蔡翔、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曹锦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陈克艰、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卫平、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陈映芳，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高瑞泉、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复旦大学政治学院教授洪涛、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刘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罗岗、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萧功秦、上海财经大学教授尹协华、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张汝伦、上海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研究员周建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