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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99%会艇毁人亡的状况。犹豫一秒钟，核潜艇触底，设备脱离船体，管道爆裂，上千度的高压蒸汽涌出，艇内所有人会瞬间变成“拆骨肉”
1969年10月，29个“发电人员”来到位于四川乐山夹江县、对外号称“西南水电研究所”的909基地报到，被编入第12室。他们身穿深灰色呢子军装，脚蹬皮鞋，看得当地人直纳闷儿，不知道这些穿着如此精致又个个沉默寡言的人都是什么来头。
其实，这里是中国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以及核潜艇陆上模拟堆，云集着国内顶尖核专家和科研人员。基地占地十多平方公里，一座不冒烟的120米高烟囱直冲云霄，四面环山，林木高耸密集，外面的视线被挡得严严实实。山脚下，青衣江滚滚而过，五六米深的江水清澈见底，一到晚上，水里大量的娃娃鱼就像孩子一样哇哇直叫。
刘洁清、龚徐洲、程文兆、叶正华、蔡祥都在这29人之中。近50年后，他们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这29人和分到其他地方实习的7人一起，被称为“09小分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艇员队伍中最早的一批。当时，舷号“1701号”的这艘核潜艇即将下海，面临一场生死试航。
1969年6月的一天，驻扎在浙江大榭岛的南海舰队32潜艇支队中，20岁的信号兵刘洁清突然被艇长召见。刚参军半年的他忐忑不安地去了艇部，被告知海军来了调令，要调他到青岛，至于做什么，艇长也说不知道。
就这样，包括刘洁清在内，从海军三个舰队的四个潜艇支队（北海舰队第2和第12潜艇支队，南海舰队32潜艇支队、东海舰队22潜艇支队）以及一个护卫舰大队挑选的36名尖子集结到了青岛。
他们对外称为“09小分队”，由五号码头常规潜艇部队代管，只知道将要参与“09工程”建设，并不知道具体任务。伙食标准由原来每天一块八毛七的潜灶（潜艇兵的伙食），变成了四毛二的大灶，餐餐白菜汤和糙米饭。骤降的伙食标准，让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要离开潜艇部队了。
几天后，海军装备部部长侯向之和“09办”参谋李本桥来看望他们，才止式告知，“09工程”就是搞核潜艇。候向之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工程。‘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个指示需要你们来完成。”
一个多星期后，36人全体搬到了青岛的五码头潜艇基地，又开始了天天鸡鸭鱼肉的潜灶生活。
来自旅顺的艇长杨玺、来自肯岛的政委崔桂江陆续抵达。崔桂江爱唱京剧，因为《沙家浜》唱词“18个伤病员就像18棵青松”，后来有了“36棵青松”之说。
那时，潜艇兵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都是初中生，是一个颇有优越感的兵种，被其他兵称呼为少爷兵。为了去掉“骄娇二气”，36人被送到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栲栳岛，参与09基地（核潜艇基地）建设，和工兵一起打炮眼扛石头，磨练意志，忆苦思甜。
工兵每天要凿山8小时，其中6小時打山石，两小时填装炸药。装好炸药后，人不出洞，低腰抱头等在山洞拐弯处，爆炸声响起，烟尘漫天，几千瓦的探照灯瞬间变成小火苗。等尘土散去，工兵们就冲上去往外拉爆破的石头。
1970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那时，工兵施工时还采取湿式作业。1969年10月的“一号战备命令”后，为提高效率，采用了干式作业，电钻在岩石上打孔，不再用冷却水，高浓度的粉尘使一些战士患上了矽肺，有数据显示，直接牺牲在施工现场的烈士就有32人。
15天后，体验生活结束。这段和工兵们同吃同住同劳作的经历，让刘洁清终生难忘：工兵的日子太苦了！
9月初，36人到位于辽宁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参观了核潜艇模型。木质核潜艇模型是千余名设计人员和工人历时两年多，用廉价木料、金属、塑料管、硬纸板等建造的1：1全尺寸模型，外壳和内部设备一应俱全。
此后，36人按照各自专业，被派往全同相关研究部门和工厂实习。其中的29名核动力专业人员（后又调来了20多人），分成一迴路、二迴路、电工、剂量和空调5个专业，由杨玺和崔桂江带领，进入四川落山县夹江的909基地。
艇员们来909基地时，主体工程刚基本完工，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那时。当地关于这个神秘基地的谣言四起，当地村民以为“共产党在这里修了大庙”，成群结队来看。基地只能在核潜艇车间外围盖了一些楼房，让它的外观更像一座工厂。
用于通风排气的大烟囱从不冒烟，里面可以跑汽车，令当地人大惑不解。村支部书记来问基地是干什么的，研究所的领导说是做半导体的，并应这位书记要求送了村子两台半导体收音机。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都来要，研究所应接不暇，还买过当时最好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100块钱一台。
每天，彭士禄、李一传等同内专家和二机部的技术人员在小小的会议室里给29人讲课，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
彭士禄是核潜艇动力反应堆总设计师，李一传是总校对师，核潜艇动力反应堆的所有图纸都有两人的签字。平时，总能在工地看到彭士禄穿着工作服的忙碌身影。李一传因病摘除一个肾，常引用核部队的一句行话“我是单迴路运行”，每到一地都会说：“这是我的最后一站，可能走不出去了。”1972年，核潜艇到大连小平岛试航，一次从海上返航后，李一传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说：“我可能要留在小平岛了。”当夜，他心梗急性发作离世。
核潜艇技术复杂，36人中除龚徐洲和王伟荣两个高中生外，其他都是初中文化，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对于连计算尺都不会用的他们来说，这些刻蜡板油印的教科书和辅导资料如同天书，早上一起床，枕巾上全是因焦虑掉的头发。 “台上教员讲得一身汗，台下官兵听得汗一身。”教员们绞尽脑汁，试图将深奥的专业术语讲得通俗易懂，比如把原子核的核裂变比作电影散场后奔向四面八方的人流。
一迴路操作员叶正华觉得核物理和自动控制最难学。但他把管路系统摸得很熟，几十年过去，他至今还能画出系统图。
理论学了三个月之后，开始学习安装、调试、运行等各个环节。
在参与试验演练时，剂量员刘洁清曾经三天三夜不休息，盯着测量反应堆的放射性变化和压力变化。反应堆一旦管道破裂，水溢出来的力量比子弹还要厉害，能打透5厘米厚的钢板。一位科研人员曾问他怕不怕，说新疆试验原子弹是在几十公里以外，而这里离原子弹只有5米。
一年后，实习人员全部合格，无一人掉队。多数人的体重都掉了一二十斤。
1970年10月，全体人员从全国各实习点赶回葫芦岛造船厂集中，准备接艇试航。
1970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77周岁生日这一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几十台小车载着核潜艇，沿着铁轨从葫芦岛造船厂的大厂房开到船台，再运到船坞的一个特大浮箱上，最后将浮箱灌满水沉下去，装满水的船坞稳稳地托起了核潜艇。
艇首扎着一簇巨大的红花，首水平舵上，八面红旗一字排开，象征着“八一”，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在潜艇指挥台正上方，画像下面横拉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巨幅标语。船坞的四周，挤满了激动兴奋的科研人员和造船工人，高举着“红宝书”振臂高呼。
这艘091型攻击核潜艇首艇于1968年在渤海造船厂开工，是中国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设计建造的，所有零部件均为国产。保密起见，每个仪器都有编号。
因为处于试验阶段，这艘核潜艇还属于国防科委的科研成品，没有授予舷号，要试验合格以后才能交付海军，因此被暂时命名为“1701号”核潜艇，有“09工程”之意。
“1701号”当时有编制108人，即108个岗位。艇员、科研人员、造船厂工人等共计400余人参与试航。其中，艇员配备了“甲艇”和“乙艇”两套人马，考虑到试航任务的繁重性和连续性，试航任务基本上由“甲艇”人员完成。
下海之前，提前在陆上进行了一些试验。
1969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部分艇员合影。前排左起：王伟荣、程文兆、龚徐洲，后排左起：郝继生、刘国顺、蔡祥。图/受访者提供
舱段军士长郭富群带领几个战士去邯郸七机部四所，进行核潜艇内空气调节系统和有害气体燃烧系统的效果试验。他们住进模拟核潜艇环境的密封房间，在里面生活了一个月。密封房间环境十分恶劣，为了得出准确结果，必须和外界大气完全隔绝，送饭都要经过两道密闭门。
不久后，郭富群又帶领战士们去上海，在海军科研六所做深潜耐压试验。这项试验极为痛苦，战士们进入密封空间内，用压缩机往里加压。随着压力升高，他们头晕目眩，耳膜被挤压得疼痛万分，但都坚持到了最后。战士于忠文的耳膜被撕裂，终身致残。
1971年4月，核潜艇进入系泊（即潜艇在码头或船坞系泊状态时）试验阶段。每项试验完成后，由驻厂军事代表代表海军逐项验收。8月17日，周恩来亲自批准核潜艇开始试航。
8月23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进行航行试验。下午5点，水兵解开了系在码头上的缆绳，核潜艇在拖轮的牵动下，徐徐离开码头，驶出港外。扫雷舰、猎潜舰、打捞救生船、拖船等组成的编队在渤海湾为它护航。
艇长杨玺请示身旁的试航总负责人陈右铭之后，发出命令：“用核动力前进。”一声轰鸣，核潜艇的大马力蒸汽轮机在原子锅炉产生的蒸汽推动下，开始高速运转。
核潜艇上无小事，再微小的差池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连上厕所使用抽水马桶都要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
核潜艇E配有水上厕所和水下厕所。
在水下航行时，只能使用水下厕所。用后的厕纸要投进耐压的钢制马桶。冲厕所时，先启动开关，用水密气密的盖子将马桶完全密封，打开阀门，让海水从注水口涌入，开启高压吹出系统，把污水吹进大海，再关上阀门，将海水阻拦在外，打开内部阀门，使马桶洁净如初。
一次，一个战友没盖好马桶盖子就开启了控制海水进出的阀门，强大的气压使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带着污水喷得满厕所都是，让大家又是气又是好笑地清理了半天。
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水下厕所不能使用，只能使用位于指挥塔一侧的水面厕所。艇员上厕所前要向指挥员报告：“舰桥！我要方便！”然后领取一个牌子。一次最多只能发出5个牌子，这样当核潜艇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判断厕所内是否有人，能否立即关舱门下潜。
排泄物在中国领海内可以就地处理，但进入公海尤其敌对区，要启用污物箱。否则，卫生纸等物漂在海面，容易暴露目标。
核潜艇共7个舱室。一舱是鱼雷舱，二舱是指挥舱，三舱是负责应急动力的前辅机舱，四舱是禁止入内的反应堆舱，五舱是控制舱即后辅机舱，六舱是主机舱，七舱是尾舱。
每人每天的伙食经费有三块多，相对其他兵种，标准相当高，有人称为“买命钱”。算上宵夜，一日供应四餐。但出海时限于条件，食物多是脱水蔬菜和罐头，很难吃到新鲜蔬菜，面包和馒头经常会发霉。
为了分清昼夜，艇上的钟表是24个刻度。艇上四班三倒，轮流值班。艇员每工作4小时后，换班休息8小时。
与水面舰艇不同，核潜艇没有固定床位，哪里床铺空了就睡哪里。两三间大宿舍，和火车的卧铺车厢格局类似，每个隔间12张床铺，长度170厘米，艇员们大多只能蜷缩着睡觉。宽度比火车卧铺窄四分之一，间距也更窄，只能先伸进一条腿，手扶栏杆再伸进第二条腿，然后把上身送进去。侧躺时，身体距离上面的床板只有十几厘米。 睡满4小时后必须起来，给下班的战士腾位置，这样就有了4小时的个人自由活动时间。船上有单杠、哑铃等健身器械，有图书，有8.75毫米微型电影放映机。但长时间的水下航行使人萎靡不振，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心思锻炼和消遣，领导们有时会强迫战士们锻炼。
每天，艇员们都必须做5分钟的紫外线照射。会议室天花板的一个紫外线灯管打开，大家坐在沙发上，全身脱光，只穿内裤，戴上墨镜，静坐5分钟。
按规定，四舱（反应堆舱）必须随手关门，快步经过。四舱左侧的走廊宽不足一米，上方有一个检测放射性浓度的探头，外有金属罩。一次，身高一米八的程文兆大步流星走过时，一没留神撞到了金属罩，休克了半小时后才被人发现，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试航时间一般为两三天到一星期，根据训练大纲中的试验科目决定在水面航行还是水下航行。执行水面航行任务时，水面情况恶劣或遇到大风大浪也不能下潜；执行下潜任务时，则一般在水下100～200米的工作深度航行。
艇员们一般酒量颇豪，因为待遇较高，每周六晚上会餐，都要喝酒，啤酒管够白酒限量。每次，政委崔桂江都会举杯：“同志们，举起杯来，为了我们的事业，干杯！”
出海时，出于工作需要也时常喝酒。
水面航行时，要有三个指挥员和一个战士在舰桥值班，艇长、副艇长、航海长、舵信班的信号兵经常到舰桥观察情况。海面上温度很低，风力强劲，时常有七八级大风掀起十几米的海浪，潜艇全部没入海水之中，多厚的军服和雨衣都会被打透。
艇员的冬装军服是苏式棉衣，膝盖外侧专门有个装酒的口袋，上舰桥的艇员会在里面放进一瓶特供的小绿瓶五粮液，太冷时喝两口抵御风寒。艇长杨玺每次进炊事班，拍拍耳朵，炊事员就明白了，取出冷冻的猪耳朵给他当下酒菜。
试航最紧张的阶段，龚徐洲的母亲病重连发三份电报，他无法回家，只能给母亲写了封信，向她保证了两件事，一是在任务完成后一定回去看望她；二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老家找对象，以便在适当时候转业回家尽孝。
从表面看，潜艇试航顺利正常，几乎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只有内部人才清楚其中的惊涛骇浪。
当时，核潜艇对中国是一片空白，第一艘核潜艇面临200多项试验，发生重大事故堪比空难，很可能无人生还。此前，世界上已发生过多起核潜艇事故，死傷极为惨重。
一次，出海试航战前动员，崔桂江说：“大伙儿都不要害怕，我们有祖国的强大后盾，303医院把床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位军士长接茬说：“火葬场也准备好了。”
1972年上半年的一天，长达97米的核潜艇在渤海湾做下潜试验，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升降舵突然失灵，造成船体大纵倾，眼看还有3米就要撞到70多米深的海底。
千钧一发之际，水手长张琳迅速反应过来，马上手工操作，将水平舵调整到上浮角度。杨玺下达回舵口令，但舵却卡住，核潜艇以极大的首倾角度冲向海底。水手长张琳报升降舵故障，杨玺下达口令“停车、退三”。同时下令“首主水柜排水”，舱段军士长郭富群迅速徒手转开了二三十个直径30厘米的大阀门，这种阀门平时成年男子转动一个都是非常困难的。主机兵龚徐洲立即在后面倒车，艇首迅速抬起。紧接着中间主水柜排水，再向首水柜适当注水，保持首尾平衡，直到艇浮到半潜状态。
近5000吨的潜艇被成功拉回，跳出水面近两米。
这是一种99%会艇毁人亡的状况。整个排险以秒计时，犹豫一秒钟，核潜艇一旦触底，艇内正在运行的设备就会脱离船体，管道爆裂，上千度的高压蒸汽涌出，艇内所有人会瞬间变成“拆骨肉”。
刘洁清日后和战友们回忆此事，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因为类似的险情实在不胜枚举。大家拍过集体照，政委说是以后立功授奖用，战士们都觉得不如说是遗像。
1974年的一天上午10点多，一场九到十级的强台风掀起恶浪，用巨大钢缆固定在码头的核潜艇像要脱缰一样剧烈摇晃着。
警哨吹响，艇长杨玺下令紧急集合，目标码头。全体艇员顾不得穿救生衣，马上冲过去，像拔河一样在台风中抢救潜艇，防止其被卷入深海。
核潜艇不停地与码头撞击，艇舷出现了很多坑凹。无线电战士罗建华冒着被剧烈摇晃的潜艇挤成肉泥的危险跳下去加固碰垫，海浪把他整个人抛到两米高空。艇上的30多条缆绷断了很多，一旦打到人，就会把人拦腰打断。
一直到下午近六点，风静浪止，大家身上伤痕累累，钢缆上血迹斑斑。葫芦岛造船厂的师傅把码头的柱子重新焊上，把缆绳系好，疲惫不堪的艇员们才终于回到基地。
在龚徐洲看来，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不比抗震救灾逊色，但出于保密原因从未见诸报端，更没有机会立功授奖了。
遵照周恩来关于试验“分阶段”进行的指示，从1971年开始，到1974年交艇，核潜艇分3个阶段出海26次，进行各种试验近200项，反应堆运行数千小时，主机运行数百小时，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在各项试验中获取千万个技术数据，完成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任务，初步制定了第一部《核潜艇训练大纲》。
1974年8月1日上午10时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仪式在渤海湾畔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
那天，龚徐洲在艇上担任值日官，主持了军旗升旗仪式。这是中国核潜艇第一次升起八一军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程文兆作为海军战士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我们爱护核潜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1701号核潜艇交付海军后，在小平岛又试航了几次，于1975年开到青岛09核潜艇基地。
那时，基地很荒凉，没有树没有水，这177名艇员除去部分复员转业外，全部开始参与最初的基地建设，建水库、盖蓄水池、种树、盖水兵楼。
时间到了2015年，09核潜艇基地已是绿树成荫，到处是洁白的水兵楼。
这一年，声纳军士长石松山和程文兆在青岛召集了为期三天的首次聚会，130多人到场，几十年后再次相聚，相拥而泣。依然是水兵特有的会餐，大家豪情不减，酒量不减。
为了实现当年对母亲的承诺，龚徐洲放弃了部队首长在北京给他介绍对象的机会，又放弃了继续去院校深造成长为艇长的机会。
因干部编制有限，电工班班长张友发未能提干，复员回到老家福建东山务农。后来，他承包了十几亩地荔枝，收成好一年毛利大概四万块，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院子里种满了花，对生活很满意。
程文兆后来被提拔为副艇长，又调任09基地后勤部部长，大校军衔。1968年入伍的艇员中，程文兆是军衔最高的，在核潜艇上服役时间最长的。
2018年，程文兆、龚徐洲、刘洁清、张友清代表战友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录制了节目。此时，“36棵青松”已有9人去世，其余26人都有联系，唯独机电长庄永元下落不明。节目录制的那天，大门缓缓打开，从中走出的是庄永元的儿子，他们才得知，庄永元已于2015年因病离世。
1969年10月，29个“发电人员”来到位于四川乐山夹江县、对外号称“西南水电研究所”的909基地报到，被编入第12室。他们身穿深灰色呢子军装，脚蹬皮鞋，看得当地人直纳闷儿，不知道这些穿着如此精致又个个沉默寡言的人都是什么来头。
其实，这里是中国潜艇核动力研究设计基地以及核潜艇陆上模拟堆，云集着国内顶尖核专家和科研人员。基地占地十多平方公里，一座不冒烟的120米高烟囱直冲云霄，四面环山，林木高耸密集，外面的视线被挡得严严实实。山脚下，青衣江滚滚而过，五六米深的江水清澈见底，一到晚上，水里大量的娃娃鱼就像孩子一样哇哇直叫。
刘洁清、龚徐洲、程文兆、叶正华、蔡祥都在这29人之中。近50年后，他们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了当时的情景。
这29人和分到其他地方实习的7人一起，被称为“09小分队”，是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艇员队伍中最早的一批。当时，舷号“1701号”的这艘核潜艇即将下海，面临一场生死试航。
集结
1969年6月的一天，驻扎在浙江大榭岛的南海舰队32潜艇支队中，20岁的信号兵刘洁清突然被艇长召见。刚参军半年的他忐忑不安地去了艇部，被告知海军来了调令，要调他到青岛，至于做什么，艇长也说不知道。
就这样，包括刘洁清在内，从海军三个舰队的四个潜艇支队（北海舰队第2和第12潜艇支队，南海舰队32潜艇支队、东海舰队22潜艇支队）以及一个护卫舰大队挑选的36名尖子集结到了青岛。
他们对外称为“09小分队”，由五号码头常规潜艇部队代管，只知道将要参与“09工程”建设，并不知道具体任务。伙食标准由原来每天一块八毛七的潜灶（潜艇兵的伙食），变成了四毛二的大灶，餐餐白菜汤和糙米饭。骤降的伙食标准，让他们开始怀疑，是不是要离开潜艇部队了。
几天后，海军装备部部长侯向之和“09办”参谋李本桥来看望他们，才止式告知，“09工程”就是搞核潜艇。候向之说：“这是毛主席指示的工程。‘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个指示需要你们来完成。”
一个多星期后，36人全体搬到了青岛的五码头潜艇基地，又开始了天天鸡鸭鱼肉的潜灶生活。
来自旅顺的艇长杨玺、来自肯岛的政委崔桂江陆续抵达。崔桂江爱唱京剧，因为《沙家浜》唱词“18个伤病员就像18棵青松”，后来有了“36棵青松”之说。
那时，潜艇兵文化程度相对较高，大部分都是初中生，是一个颇有优越感的兵种，被其他兵称呼为少爷兵。为了去掉“骄娇二气”，36人被送到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镇栲栳岛，参与09基地（核潜艇基地）建设，和工兵一起打炮眼扛石头，磨练意志，忆苦思甜。
工兵每天要凿山8小时，其中6小時打山石，两小时填装炸药。装好炸药后，人不出洞，低腰抱头等在山洞拐弯处，爆炸声响起，烟尘漫天，几千瓦的探照灯瞬间变成小火苗。等尘土散去，工兵们就冲上去往外拉爆破的石头。
1970年12月，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那时，工兵施工时还采取湿式作业。1969年10月的“一号战备命令”后，为提高效率，采用了干式作业，电钻在岩石上打孔，不再用冷却水，高浓度的粉尘使一些战士患上了矽肺，有数据显示，直接牺牲在施工现场的烈士就有32人。
15天后，体验生活结束。这段和工兵们同吃同住同劳作的经历，让刘洁清终生难忘：工兵的日子太苦了！
9月初，36人到位于辽宁葫芦岛的渤海造船厂参观了核潜艇模型。木质核潜艇模型是千余名设计人员和工人历时两年多，用廉价木料、金属、塑料管、硬纸板等建造的1：1全尺寸模型，外壳和内部设备一应俱全。
此后，36人按照各自专业，被派往全同相关研究部门和工厂实习。其中的29名核动力专业人员（后又调来了20多人），分成一迴路、二迴路、电工、剂量和空调5个专业，由杨玺和崔桂江带领，进入四川落山县夹江的909基地。
实习
艇员们来909基地时，主体工程刚基本完工，进入安装和调试阶段。
那时。当地关于这个神秘基地的谣言四起，当地村民以为“共产党在这里修了大庙”，成群结队来看。基地只能在核潜艇车间外围盖了一些楼房，让它的外观更像一座工厂。
用于通风排气的大烟囱从不冒烟，里面可以跑汽车，令当地人大惑不解。村支部书记来问基地是干什么的，研究所的领导说是做半导体的，并应这位书记要求送了村子两台半导体收音机。结果一传十十传百，十里八乡都来要，研究所应接不暇，还买过当时最好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100块钱一台。
每天，彭士禄、李一传等同内专家和二机部的技术人员在小小的会议室里给29人讲课，讲授核物理、热工水力、高等数学、化学、电子学、辐射防护等几十门学科，课后再实操、模拟演练。
彭士禄是核潜艇动力反应堆总设计师，李一传是总校对师，核潜艇动力反应堆的所有图纸都有两人的签字。平时，总能在工地看到彭士禄穿着工作服的忙碌身影。李一传因病摘除一个肾，常引用核部队的一句行话“我是单迴路运行”，每到一地都会说：“这是我的最后一站，可能走不出去了。”1972年，核潜艇到大连小平岛试航，一次从海上返航后，李一传躺在招待所的床上说：“我可能要留在小平岛了。”当夜，他心梗急性发作离世。
核潜艇技术复杂，36人中除龚徐洲和王伟荣两个高中生外，其他都是初中文化，甚至还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对于连计算尺都不会用的他们来说，这些刻蜡板油印的教科书和辅导资料如同天书，早上一起床，枕巾上全是因焦虑掉的头发。 “台上教员讲得一身汗，台下官兵听得汗一身。”教员们绞尽脑汁，试图将深奥的专业术语讲得通俗易懂，比如把原子核的核裂变比作电影散场后奔向四面八方的人流。
一迴路操作员叶正华觉得核物理和自动控制最难学。但他把管路系统摸得很熟，几十年过去，他至今还能画出系统图。
理论学了三个月之后，开始学习安装、调试、运行等各个环节。
在参与试验演练时，剂量员刘洁清曾经三天三夜不休息，盯着测量反应堆的放射性变化和压力变化。反应堆一旦管道破裂，水溢出来的力量比子弹还要厉害，能打透5厘米厚的钢板。一位科研人员曾问他怕不怕，说新疆试验原子弹是在几十公里以外，而这里离原子弹只有5米。
一年后，实习人员全部合格，无一人掉队。多数人的体重都掉了一二十斤。
1970年10月，全体人员从全国各实习点赶回葫芦岛造船厂集中，准备接艇试航。
试航
1970年12月26日，在毛泽东77周岁生日这一天，中国第一艘鱼雷攻击型核潜艇下水。
几十台小车载着核潜艇，沿着铁轨从葫芦岛造船厂的大厂房开到船台，再运到船坞的一个特大浮箱上，最后将浮箱灌满水沉下去，装满水的船坞稳稳地托起了核潜艇。
艇首扎着一簇巨大的红花，首水平舵上，八面红旗一字排开，象征着“八一”，毛泽东的画像高悬在潜艇指挥台正上方，画像下面横拉着“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巨幅标语。船坞的四周，挤满了激动兴奋的科研人员和造船工人，高举着“红宝书”振臂高呼。
这艘091型攻击核潜艇首艇于1968年在渤海造船厂开工，是中国在没有外援情况下独立设计建造的，所有零部件均为国产。保密起见，每个仪器都有编号。
因为处于试验阶段，这艘核潜艇还属于国防科委的科研成品，没有授予舷号，要试验合格以后才能交付海军，因此被暂时命名为“1701号”核潜艇，有“09工程”之意。
“1701号”当时有编制108人，即108个岗位。艇员、科研人员、造船厂工人等共计400余人参与试航。其中，艇员配备了“甲艇”和“乙艇”两套人马，考虑到试航任务的繁重性和连续性，试航任务基本上由“甲艇”人员完成。
下海之前，提前在陆上进行了一些试验。
1969年8月，第一艘核潜艇部分艇员合影。前排左起：王伟荣、程文兆、龚徐洲，后排左起：郝继生、刘国顺、蔡祥。图/受访者提供
舱段军士长郭富群带领几个战士去邯郸七机部四所，进行核潜艇内空气调节系统和有害气体燃烧系统的效果试验。他们住进模拟核潜艇环境的密封房间，在里面生活了一个月。密封房间环境十分恶劣，为了得出准确结果，必须和外界大气完全隔绝，送饭都要经过两道密闭门。
不久后，郭富群又帶领战士们去上海，在海军科研六所做深潜耐压试验。这项试验极为痛苦，战士们进入密封空间内，用压缩机往里加压。随着压力升高，他们头晕目眩，耳膜被挤压得疼痛万分，但都坚持到了最后。战士于忠文的耳膜被撕裂，终身致残。
1971年4月，核潜艇进入系泊（即潜艇在码头或船坞系泊状态时）试验阶段。每项试验完成后，由驻厂军事代表代表海军逐项验收。8月17日，周恩来亲自批准核潜艇开始试航。
8月23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开始进行航行试验。下午5点，水兵解开了系在码头上的缆绳，核潜艇在拖轮的牵动下，徐徐离开码头，驶出港外。扫雷舰、猎潜舰、打捞救生船、拖船等组成的编队在渤海湾为它护航。
艇长杨玺请示身旁的试航总负责人陈右铭之后，发出命令：“用核动力前进。”一声轰鸣，核潜艇的大马力蒸汽轮机在原子锅炉产生的蒸汽推动下，开始高速运转。
核潜艇上的日常
核潜艇上无小事，再微小的差池都可能造成船毁人亡，连上厕所使用抽水马桶都要遵守严格的操作程序。
核潜艇E配有水上厕所和水下厕所。
在水下航行时，只能使用水下厕所。用后的厕纸要投进耐压的钢制马桶。冲厕所时，先启动开关，用水密气密的盖子将马桶完全密封，打开阀门，让海水从注水口涌入，开启高压吹出系统，把污水吹进大海，再关上阀门，将海水阻拦在外，打开内部阀门，使马桶洁净如初。
一次，一个战友没盖好马桶盖子就开启了控制海水进出的阀门，强大的气压使大量海水瞬间涌入，带着污水喷得满厕所都是，让大家又是气又是好笑地清理了半天。
核潜艇在水面航行时，水下厕所不能使用，只能使用位于指挥塔一侧的水面厕所。艇员上厕所前要向指挥员报告：“舰桥！我要方便！”然后领取一个牌子。一次最多只能发出5个牌子，这样当核潜艇遇到紧急情况。可以及时判断厕所内是否有人，能否立即关舱门下潜。
排泄物在中国领海内可以就地处理，但进入公海尤其敌对区，要启用污物箱。否则，卫生纸等物漂在海面，容易暴露目标。
核潜艇共7个舱室。一舱是鱼雷舱，二舱是指挥舱，三舱是负责应急动力的前辅机舱，四舱是禁止入内的反应堆舱，五舱是控制舱即后辅机舱，六舱是主机舱，七舱是尾舱。
每人每天的伙食经费有三块多，相对其他兵种，标准相当高，有人称为“买命钱”。算上宵夜，一日供应四餐。但出海时限于条件，食物多是脱水蔬菜和罐头，很难吃到新鲜蔬菜，面包和馒头经常会发霉。
为了分清昼夜，艇上的钟表是24个刻度。艇上四班三倒，轮流值班。艇员每工作4小时后，换班休息8小时。
与水面舰艇不同，核潜艇没有固定床位，哪里床铺空了就睡哪里。两三间大宿舍，和火车的卧铺车厢格局类似，每个隔间12张床铺，长度170厘米，艇员们大多只能蜷缩着睡觉。宽度比火车卧铺窄四分之一，间距也更窄，只能先伸进一条腿，手扶栏杆再伸进第二条腿，然后把上身送进去。侧躺时，身体距离上面的床板只有十几厘米。 睡满4小时后必须起来，给下班的战士腾位置，这样就有了4小时的个人自由活动时间。船上有单杠、哑铃等健身器械，有图书，有8.75毫米微型电影放映机。但长时间的水下航行使人萎靡不振，大多数人都没有什么心思锻炼和消遣，领导们有时会强迫战士们锻炼。
每天，艇员们都必须做5分钟的紫外线照射。会议室天花板的一个紫外线灯管打开，大家坐在沙发上，全身脱光，只穿内裤，戴上墨镜，静坐5分钟。
按规定，四舱（反应堆舱）必须随手关门，快步经过。四舱左侧的走廊宽不足一米，上方有一个检测放射性浓度的探头，外有金属罩。一次，身高一米八的程文兆大步流星走过时，一没留神撞到了金属罩，休克了半小时后才被人发现，留下了脑震荡的后遗症。
试航时间一般为两三天到一星期，根据训练大纲中的试验科目决定在水面航行还是水下航行。执行水面航行任务时，水面情况恶劣或遇到大风大浪也不能下潜；执行下潜任务时，则一般在水下100～200米的工作深度航行。
艇员们一般酒量颇豪，因为待遇较高，每周六晚上会餐，都要喝酒，啤酒管够白酒限量。每次，政委崔桂江都会举杯：“同志们，举起杯来，为了我们的事业，干杯！”
出海时，出于工作需要也时常喝酒。
水面航行时，要有三个指挥员和一个战士在舰桥值班，艇长、副艇长、航海长、舵信班的信号兵经常到舰桥观察情况。海面上温度很低，风力强劲，时常有七八级大风掀起十几米的海浪，潜艇全部没入海水之中，多厚的军服和雨衣都会被打透。
艇员的冬装军服是苏式棉衣，膝盖外侧专门有个装酒的口袋，上舰桥的艇员会在里面放进一瓶特供的小绿瓶五粮液，太冷时喝两口抵御风寒。艇长杨玺每次进炊事班，拍拍耳朵，炊事员就明白了，取出冷冻的猪耳朵给他当下酒菜。
试航最紧张的阶段，龚徐洲的母亲病重连发三份电报，他无法回家，只能给母亲写了封信，向她保证了两件事，一是在任务完成后一定回去看望她；二是按照她的要求在老家找对象，以便在适当时候转业回家尽孝。
出险
从表面看，潜艇试航顺利正常，几乎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只有内部人才清楚其中的惊涛骇浪。
当时，核潜艇对中国是一片空白，第一艘核潜艇面临200多项试验，发生重大事故堪比空难，很可能无人生还。此前，世界上已发生过多起核潜艇事故，死傷极为惨重。
一次，出海试航战前动员，崔桂江说：“大伙儿都不要害怕，我们有祖国的强大后盾，303医院把床位都给我们准备好了！”一位军士长接茬说：“火葬场也准备好了。”
1972年上半年的一天，长达97米的核潜艇在渤海湾做下潜试验，在水下高速航行时升降舵突然失灵，造成船体大纵倾，眼看还有3米就要撞到70多米深的海底。
千钧一发之际，水手长张琳迅速反应过来，马上手工操作，将水平舵调整到上浮角度。杨玺下达回舵口令，但舵却卡住，核潜艇以极大的首倾角度冲向海底。水手长张琳报升降舵故障，杨玺下达口令“停车、退三”。同时下令“首主水柜排水”，舱段军士长郭富群迅速徒手转开了二三十个直径30厘米的大阀门，这种阀门平时成年男子转动一个都是非常困难的。主机兵龚徐洲立即在后面倒车，艇首迅速抬起。紧接着中间主水柜排水，再向首水柜适当注水，保持首尾平衡，直到艇浮到半潜状态。
近5000吨的潜艇被成功拉回，跳出水面近两米。
这是一种99%会艇毁人亡的状况。整个排险以秒计时，犹豫一秒钟，核潜艇一旦触底，艇内正在运行的设备就会脱离船体，管道爆裂，上千度的高压蒸汽涌出，艇内所有人会瞬间变成“拆骨肉”。
刘洁清日后和战友们回忆此事，很多人已经不记得了，因为类似的险情实在不胜枚举。大家拍过集体照，政委说是以后立功授奖用，战士们都觉得不如说是遗像。
1974年的一天上午10点多，一场九到十级的强台风掀起恶浪，用巨大钢缆固定在码头的核潜艇像要脱缰一样剧烈摇晃着。
警哨吹响，艇长杨玺下令紧急集合，目标码头。全体艇员顾不得穿救生衣，马上冲过去，像拔河一样在台风中抢救潜艇，防止其被卷入深海。
核潜艇不停地与码头撞击，艇舷出现了很多坑凹。无线电战士罗建华冒着被剧烈摇晃的潜艇挤成肉泥的危险跳下去加固碰垫，海浪把他整个人抛到两米高空。艇上的30多条缆绷断了很多，一旦打到人，就会把人拦腰打断。
一直到下午近六点，风静浪止，大家身上伤痕累累，钢缆上血迹斑斑。葫芦岛造船厂的师傅把码头的柱子重新焊上，把缆绳系好，疲惫不堪的艇员们才终于回到基地。
在龚徐洲看来，这些惊心动魄的场景不比抗震救灾逊色，但出于保密原因从未见诸报端，更没有机会立功授奖了。
遵照周恩来关于试验“分阶段”进行的指示，从1971年开始，到1974年交艇，核潜艇分3个阶段出海26次，进行各种试验近200项，反应堆运行数千小时，主机运行数百小时，累计航程6000多海里，在各项试验中获取千万个技术数据，完成了中国第一艘核潜艇的试验试航任务，初步制定了第一部《核潜艇训练大纲》。
1974年8月1日上午10时许，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交艇命名仪式在渤海湾畔举行，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读中央军委命令：现决定，将该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列入海军战斗序列，并授予军旗一面。
那天，龚徐洲在艇上担任值日官，主持了军旗升旗仪式。这是中国核潜艇第一次升起八一军旗。至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程文兆作为海军战士代表在大会上发了言，他说，我们爱护核潜艇，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
聚首
1701号核潜艇交付海军后，在小平岛又试航了几次，于1975年开到青岛09核潜艇基地。
那时，基地很荒凉，没有树没有水，这177名艇员除去部分复员转业外，全部开始参与最初的基地建设，建水库、盖蓄水池、种树、盖水兵楼。
时间到了2015年，09核潜艇基地已是绿树成荫，到处是洁白的水兵楼。
这一年，声纳军士长石松山和程文兆在青岛召集了为期三天的首次聚会，130多人到场，几十年后再次相聚，相拥而泣。依然是水兵特有的会餐，大家豪情不减，酒量不减。
为了实现当年对母亲的承诺，龚徐洲放弃了部队首长在北京给他介绍对象的机会，又放弃了继续去院校深造成长为艇长的机会。
因干部编制有限，电工班班长张友发未能提干，复员回到老家福建东山务农。后来，他承包了十几亩地荔枝，收成好一年毛利大概四万块，盖起了一座三层小楼，院子里种满了花，对生活很满意。
程文兆后来被提拔为副艇长，又调任09基地后勤部部长，大校军衔。1968年入伍的艇员中，程文兆是军衔最高的，在核潜艇上服役时间最长的。
2018年，程文兆、龚徐洲、刘洁清、张友清代表战友到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目录制了节目。此时，“36棵青松”已有9人去世，其余26人都有联系，唯独机电长庄永元下落不明。节目录制的那天，大门缓缓打开，从中走出的是庄永元的儿子，他们才得知，庄永元已于2015年因病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