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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文人士大夫特有的“中隐”思想孕育了文人化的写意山水园林,她无处不渗透着文人的“中隐”思想和艺术情趣。在立意和审美上以寄情山水的审美理想表现出雅洁不俗,悠然深远的意境,在选址和布局中追求自然之天然情趣;借物咏志,借景抒情,传达文人情怀,以求“虽由人作,宛自天开”之境。
关键词:文人;中隐;写意山水园林;艺术源泉
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生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思维方式和生存理想,因此,“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理想和追求。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把古典私园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文人写意特色,他们借物咏志,借景抒情,传达文人情怀,催生了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
一、古代“士”的社会地位与“中隐”思想产生
1.中国古代的“士”,是指精通文化和宗法传统的知识分子,若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孟子曾经强调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2]。
2.春秋以前,“士”都处在整个宗法贵族中的最下层。春秋以后,随着传统宗法制度的解体,士从对卿大夫的依附关系中分离出来,以奉禄为纽带转向于依附诸侯,并对封建君主制国家负责,成为“士大夫”的前身。这样,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束缚,士人阶层必须服从皇权的绝对制约;另一方面,士人阶层的利益直接与封建国家利益合为一体,他们作为社会文化最主要的占有者与创造者,也由此成为影响和制约皇权的重要因素。唯有这些精通文献与古老传统的士人,才被认为有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家的统辖制度与帝王正确的生活态度;也只有士人对社会道义、个体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实践,才能警示皇权统治弊病,延缓政权危机[3]。
3.春秋以后,士人逐步进入统治阶层,承自儒家的鲜明的济世理想,使他们无论出处穷通,都有着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與热情;他们的文化取向也随之成为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文化水平。同时,与社会主流文化力求协调的皇权,也对士文化不断扶掖和倡导,在一定程度上,皇家文化容纳、乃至接受和遵循了士文化的代表性观念,并贯穿、体现于皇家文化的各个方面。
4.科举制度后“士族衰落,庶族渐兴,“士”、“庶”不过是朝野之别”。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遴选政府各级官吏,于是,皇帝以下的政权机构不再为门阀士族所垄断,“学而优则士”广大庶民地主知识分子也有了进身之阶,这样新型的士大夫由一部分原来有作为士族和庶民、地主知识分子组成。
中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特有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里,士的政治地位既不是终身,也不是世袭。他们“学而优则仕”,却又常常在政权的频繁更迭或者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受到排挤和打击,荣辱穷达,变化不居。因此,士大夫需要一种超然的人生观,标榜精神自由和独立,从政治羁绊、物欲、名位,甚至一些虚伪的礼法名教中完全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以求在旦夕祸福中获得不可或缺的心理平衡。他们思考和发展了传统玄学中的隐逸观,确立出处同归的隐逸思想,借优游山水以排遣烦忧、调剂情绪,无论仕或隐,都希望能在山水审美中安顿身心。即中隐思想,其基本的生存理想就是,无论仕或隐,都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实现心性的超越。即:“达则普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二、文人士流“中隐”思想与写意山水园林融合
文人士流“中隐”思想体现方法很多,或可浪迹江湖山林、遁入空门,或可游乐活动、弹琴放歌、吟诗长啸、绘画书法,或可垂钓放牧、灌园育蔬等,而山水园林生活是从事这一切活动、表达“中隐”思想的最佳场所。于是,他们理想投向山水园林,纷纷营造山水园林化的庭园,以便使自己的政治抱负、艺术才能、官场烦恼和苦闷等籍助园居生活而得到解脱。“既可以居庙堂而寄情于林泉,又可以居林泉而心系庙堂”,如王维所谓“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
中隐思想在当时极受推广,普遍为文人士大夫推崇,白居易的《中隐》可以作为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中隐思想的具体写照和诠释: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丘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途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思想符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在隐逸的具体实践中人们感到已不必“遁迹山林”,园居生活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士大夫们把理想寄托于园林,把感情倾注于园林,凭籍近在咫尺的园林尽享隐逸之乐趣了。同时,正因为文人士大夫经营园林,凭借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也把他们的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沉浮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之中。于是,文人官僚的私园所具有的清新雅致进一步提升,更着上了一层文人写意的色彩,便出现的写意山水园林。
写意山水园林较过去士族等为斗富而造的私园,更侧重于赏心悦目、寄托思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的目的,有其特殊的精神蕴涵:
1.情系自然、寄情山水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文人的品德与山水联系起来,文人的个体人格完善与山水审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倡导的个人修养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乐”的审美升华,也就是物我相融、与宇宙万物生命寄其同情的超越境界。“川上意象”、“曾点气象”、“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命题,都体现了理想人格与山水之美的内在联系。在文人的心目中,理想的自然生活与山水环境有着必然和紧密的联系。山水环境反映着天理和谐之美,忘我地投入与自然界的交融中,就能涤荡性情,回归人的美好本性,在审美的心灵实现士人园林人格的超升。士人将山水审美作为生命体验和理想人格追求方式,无论是游弋、择居于自然山水间,或是在居所经营人工山水环境,亲近山水的生活方式始终为士人所钟爱。于是他们城郊相地置业,摹拟自然山水,营造园林。但更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中国古典文人园林所追求的是宁静淡泊,与世无争,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时期典型的安居理念。文人士大夫一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他们对于栖居之地的营造也是颇费心机的。同时,他们又深受“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双重人格的困扰。出、入、隐、仕是他们内心深处一直面临的深层冲突,而协调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之隐、山林之隐。于是,园林成为他们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成了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
2.悠然深远的意境
审美主体是对自然距离的超越,指心灵之远、切近生命自由的境界之远。这种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玄学有密切关系。玄学在当时被成为“玄远”之学,《世说新语·文学》:“荀粲谈尚玄远。”“远”是“玄”、“道”的化身。意为挣脱时空束缚,独标性灵,为追求自然的本性而实现心灵的自由超越,融入玄远的宇宙自然韵律中的人生意境。在魏晋,“远”常用于赞赏自由放达的人格: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悠然深远[4]。谢(安)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5]。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藉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6]。这种审美意趣落实到艺术领域,形成了神游远观和俯仰悠游的观照方式。写意山水园林中文人匠心独运,巧与因借,如陶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远山近景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产生绵邈深邃的空间层次、情脉悠悠、无限而富予变化的自然运迈,它们与审美者心绪思境的冥合,所有这一切浑融在一起,也就是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这种美学思想正符合了文人士大夫追求心灵自由实现完美人格的理想。
3.雅洁不俗
雅洁不俗,常用来赞美人的气质和艺术作品风格和意境之独特。文人常以山水、花鸟、竹木等自然对象为主要题材,抒发情感。如松、竹、梅,因其姿态习性可以联想到高尚、纯洁、坚韧等精神品质,文人称其为“岁寒三友”,专用以比喻高尚的人格。因而文人士大夫造园的过程中利用花草、竹木、山水等,来装点了园林,美化环境,而且还以它们所具有的特殊人文内涵,以托物言志的象征手法来表达对高尚品格的推崇,抒发园主人超凡脱俗、孤芳自赏的情趣。如拙政园“雪香云蔚”亭,“雪香”,指梅花,取梅花在花中气节高坚,花时暗香四溢;玉兰堂有高洁幽芳的玉兰花,取兰花的清雅高洁,比拟高尚情操:远香堂有香远益清的荷花,取荷之“出污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质。环秀山庄补秋舫有野逸傲霜的菊花,是取菊的独立凌冰霜的风格品质。最后运用清代状元陆润库所撰于留园五峰仙馆的著名对联来概括:“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五种传统名花,均以一字概括其品,象征、比拟之妙,令人回味无穷。另外,写意山水园常以“题词点景”,的手法,即对园林景观主题的点化,通过题咏、匾额、楹联等对园景起到点题的作用,同时深化园林意境,拓展并且强化和充实景观的内在生命意蕴,就如同绘画中题画诗引导观者去了解笔墨之外的画外意一样,它引导游人进入无限的艺术天地,领悟更深层的景观内涵,使园林景观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题画诗的“画外之意”具有同等的功效。曹林娣教授说“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匾额楹联是对于景观表象和心灵境界的一种审美概括,具有历史的、人文的、审美的价值,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珍品。拙政园中部景区的“荷风四面亭”,匾额“荷风四面”,亭柱对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译意:荷花作四壁,柳枝垂三面,秋水半潭,山形一池,短短一幅联竟描绘了此地四季之景象:“四壁荷花”,乃夏景;“三面柳”,即春色;“半潭秋水”,自是秋景;“一房山”,指树叶凋零、山形倒影于池中之冬景。苏州留园“闻木挥香轩”,对联:“奇石尽含千古秀,桂花香动万山秋”,点明此处怪岩奇石,桂树丛生,八月中秋,月桂盛开,岩桂飘香的迷人景象,体现出雅洁不俗的精神内涵。
4.浑然天成
写意山水园林在选址上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契合,园林内部植物配置力求自然,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7],受文人画的影响,园林艺术创作寄寓着诗情画意,“神韵”和“意趣”便成为文人园林的重要审美因素,而所谓“神韵”“意趣”的创造就要求造园家在布置园林山水花木时,要把握住山水性情,让山有环抱起伏之状,水有潆徊之势,做到“水随山转,山因水活”[8],树木栽植要聚散起伏,错落有致。廊边窗外花树一角,或梨竹一丛,山间古树簇聚或散植,都要力求枯木竹石之画意。即便是一草一木,或含笑或开或谢都要具化工之意。既要追求模拟自然的形似,又要把自然的气韵反映出来,达到“片石生情”的意趣。不论叠山理水,置亭安榭,或筑径架桥,植树栽花等都需做到艺术的概括,达到“寓形于神”,耐人寻味,著名的苏州园林如宋代的沧浪亭和网狮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和留园,清代的怡园均堪称中国文人园林的杰出代表。
三、文人士流田园牧歌生活是写意山水园林的创作源泉
古代士人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视为清修途径,通过亲自参与农事劳作的方式与大自然沟通融会,以此达到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真谛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关注。正是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与田园情结的巧妙融合使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创作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審美情趣。
1、田园风光为文人士流提供了修身养性、萌发艺术情思的自然环境
首先,田园生活远离闹市喧嚣,没有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纯朴、互助的生活方式使文人士大夫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慰藉,“日出相与归,壶浆劳近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邻里互助,人情淳朴,这种“美”与官场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之“丑”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美”是美与善的结合,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也是中国士人的心魄所寄,情操所依。这种“美”与“善”的结合体在失意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必然得到物化,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引入一种合乎至善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田园牧歌生活于平凡生活中体会无穷之人情美,这种人情美,有“空灵蕴藉、清逸淡远”的特色,符合士大夫的一般需要,切合中国园林的人本精神。
第二,清静、悠闲自然山水环境是安顿心灵、遣愁消优的最佳场所,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优雅的自然环境可以让他们得到返朴归真、物我两忘的审美享受,如陶渊明在诗中描绘的花木、飞鸟无不潇散闲远,意境悠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无意中与南山遇合,全部身心与大自然契合,境心相遇、泯除物我,达到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化境。“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山气灵动美妙,飞鸟反朴归自然,得其所哉!这里人的悠然与自然的悠然融而为一,意境高远拔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这种真意是人与自然、内心与外界浑然一体,不分彼此的美妙境界,是心灵深处体味到的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审美感受不是单纯的感官知觉,而是在感官知觉中同时伴随着理性精神,“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精神上进入“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可以“备于天地之美”达到“身与物化”的化境。就是这种感官上的审美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达到对自然万物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之后才可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超功利的高度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就是文人写意山水园林的创意来源。
2、田园牧歌生活为写意山水园提供了创作素材
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是客观生活的再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写意山水园林也不例外,他是园林设计者和使用者——文人士大夫,对客观田园生活中一些的物质进行抽象、概括后再现于园林中的艺术形体。他们,通过在园、圃、山、池中辛勤劳作而获得丰硕的劳动果实,解决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其次,需要斧、铲、锄、犁等生产用具,因此在园林创作中他们任不忘大自然的恩赐,置石为山、凿地为池来表现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利用不同纹理、质感的天然石,在园林中塑造成形体各异的假山,如峭者有黄山之势,俊俏者有桂林之秀,这种顺应自然而成的佳作,即使在方寸之间也会产生群峦大壑之意境,使人在虽小天地有如临大自然的感受,产生了“片石多致、寸石生情的艺术效果;园中广植花果,不仅为生活提供了果蔬、菜肴,而且花果四季变化,春可赏花、夏可观果、秋可收获、冬可观枝,为园林增添了生命的气息和色彩的审美,营造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园林生态景观; 园中偶有生产用具陈列其中,表达他们对农业文明和生产用具的不尽感激之情。如朱长文的“乐圃”中钓渚、见山冈、草堂、西丘、笔溪、招隐、幽兴等景点都体现它的田园生活的艺术反映。
因此,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古代士人们永恒的追求,也是他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场所,是他们萌发艺术情思,寄托文人思想的载体。
四、结论:
写意山水园林的诞生与中国古代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政治体制和传统隐逸文化促成文人士流的中隐思想;文人士流庭园休闲养性的休憩环境实现了文人中隐思想与写意山水园林的结合。尤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人士流的中隐思想产生有其特殊的经济根源,古代文人士流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田产和宅院,即使没有私产的文人做官后首先就要置办田产宅院,因此他们并不担心就业无门,也不怕失业没饭吃,所以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士流代不乏人。正是因为拥有自己的一份田产和宅院,文人士流们才敢于自豪地宣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文人士流的经济基础与其“中隐”文化思想相结合,其结果写意山水园林必将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孟子·梁惠王》上.2参见潘灏源《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清代皇家园林的士人思想与士人园》(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2]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34～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第138～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4]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5]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
[6]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7]计成.园冶[A].陈植.园冶注释[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51.
[8]陈从周.青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2.
关键词:文人;中隐;写意山水园林;艺术源泉
中国文人士大夫一生受着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他们特殊的社会地位决定思维方式和生存理想,因此,“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理想和追求。文人士大夫参与造园,把古典私园推向了更高的艺术境界,赋予其鲜明的文人写意特色,他们借物咏志,借景抒情,传达文人情怀,催生了情景交融、诗情画意的文人写意山水园林。
一、古代“士”的社会地位与“中隐”思想产生
1.中国古代的“士”,是指精通文化和宗法传统的知识分子,若从孔子算起,中国“士”的传统延续了两千五百年。孟子曾经强调指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1]。文化和思想的传承与创新,自始至终都是士的中心任务[2]。
2.春秋以前,“士”都处在整个宗法贵族中的最下层。春秋以后,随着传统宗法制度的解体,士从对卿大夫的依附关系中分离出来,以奉禄为纽带转向于依附诸侯,并对封建君主制国家负责,成为“士大夫”的前身。这样,在整个社会结构中,一方面,由于政治和经济的束缚,士人阶层必须服从皇权的绝对制约;另一方面,士人阶层的利益直接与封建国家利益合为一体,他们作为社会文化最主要的占有者与创造者,也由此成为影响和制约皇权的重要因素。唯有这些精通文献与古老传统的士人,才被认为有资格在仪式上与政治上,正确地指导国家的统辖制度与帝王正确的生活态度;也只有士人对社会道义、个体人格理想的追求和实践,才能警示皇权统治弊病,延缓政权危机[3]。
3.春秋以后,士人逐步进入统治阶层,承自儒家的鲜明的济世理想,使他们无论出处穷通,都有着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與热情;他们的文化取向也随之成为所处时代文化发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时代的最高文化水平。同时,与社会主流文化力求协调的皇权,也对士文化不断扶掖和倡导,在一定程度上,皇家文化容纳、乃至接受和遵循了士文化的代表性观念,并贯穿、体现于皇家文化的各个方面。
4.科举制度后“士族衰落,庶族渐兴,“士”、“庶”不过是朝野之别”。朝廷通过科举考试遴选政府各级官吏,于是,皇帝以下的政权机构不再为门阀士族所垄断,“学而优则士”广大庶民地主知识分子也有了进身之阶,这样新型的士大夫由一部分原来有作为士族和庶民、地主知识分子组成。
中隐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特有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封建政治体制里,士的政治地位既不是终身,也不是世袭。他们“学而优则仕”,却又常常在政权的频繁更迭或者尖锐激烈的斗争中受到排挤和打击,荣辱穷达,变化不居。因此,士大夫需要一种超然的人生观,标榜精神自由和独立,从政治羁绊、物欲、名位,甚至一些虚伪的礼法名教中完全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以求在旦夕祸福中获得不可或缺的心理平衡。他们思考和发展了传统玄学中的隐逸观,确立出处同归的隐逸思想,借优游山水以排遣烦忧、调剂情绪,无论仕或隐,都希望能在山水审美中安顿身心。即中隐思想,其基本的生存理想就是,无论仕或隐,都能保持精神的自由、实现心性的超越。即:“达则普及天下,穷则独善其身”。
二、文人士流“中隐”思想与写意山水园林融合
文人士流“中隐”思想体现方法很多,或可浪迹江湖山林、遁入空门,或可游乐活动、弹琴放歌、吟诗长啸、绘画书法,或可垂钓放牧、灌园育蔬等,而山水园林生活是从事这一切活动、表达“中隐”思想的最佳场所。于是,他们理想投向山水园林,纷纷营造山水园林化的庭园,以便使自己的政治抱负、艺术才能、官场烦恼和苦闷等籍助园居生活而得到解脱。“既可以居庙堂而寄情于林泉,又可以居林泉而心系庙堂”,如王维所谓“迹崆峒而身拖朱绂,朝承明而暮宿青霭”。
中隐思想在当时极受推广,普遍为文人士大夫推崇,白居易的《中隐》可以作为流行于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中隐思想的具体写照和诠释:
“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君若好登临,城南有丘山。君若爱游荡,城东有春园……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途与丰约,正在四者间。”
中隐思想符合了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精神需要。在隐逸的具体实践中人们感到已不必“遁迹山林”,园居生活完全可以取而代之。于是士大夫们把理想寄托于园林,把感情倾注于园林,凭籍近在咫尺的园林尽享隐逸之乐趣了。同时,正因为文人士大夫经营园林,凭借他们对自然风景的深刻理解和对自然美的高度鉴赏能力来进行园林的规划,也把他们的人生哲理的体验、宦海沉浮的感怀融注于造园艺术之中。于是,文人官僚的私园所具有的清新雅致进一步提升,更着上了一层文人写意的色彩,便出现的写意山水园林。
写意山水园林较过去士族等为斗富而造的私园,更侧重于赏心悦目、寄托思想、陶冶性情、表现隐逸的目的,有其特殊的精神蕴涵:
1.情系自然、寄情山水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提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将文人的品德与山水联系起来,文人的个体人格完善与山水审美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倡导的个人修养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乐”的审美升华,也就是物我相融、与宇宙万物生命寄其同情的超越境界。“川上意象”、“曾点气象”、“上下与天地同流”等等命题,都体现了理想人格与山水之美的内在联系。在文人的心目中,理想的自然生活与山水环境有着必然和紧密的联系。山水环境反映着天理和谐之美,忘我地投入与自然界的交融中,就能涤荡性情,回归人的美好本性,在审美的心灵实现士人园林人格的超升。士人将山水审美作为生命体验和理想人格追求方式,无论是游弋、择居于自然山水间,或是在居所经营人工山水环境,亲近山水的生活方式始终为士人所钟爱。于是他们城郊相地置业,摹拟自然山水,营造园林。但更多是走上追随漆园高风,在老庄道家中安身,在山水花鸟的大自然中获得抚慰。高举慕远,去实现那种“与道冥一”的“天地境界”。保全生命,坚持节操,隐逸遁世,寄情于大自然的山水里。在个人住宅庭院内布置咫尺自然山水,最终形成独树一帜的中国文人园林。中国古典文人园林所追求的是宁静淡泊,与世无争,这是中华民族农耕文化时期典型的安居理念。文人士大夫一生受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是最有学识修养,感情最为丰富的雅士。“诗意的栖居”成了他们归隐生活的理想和追求。当然,他们对于栖居之地的营造也是颇费心机的。同时,他们又深受“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双重人格的困扰。出、入、隐、仕是他们内心深处一直面临的深层冲突,而协调这种冲突的正是田园之隐、山林之隐。于是,园林成为他们失意后的精神寄托,成了他们出仕与退隐的调节场所。
2.悠然深远的意境
审美主体是对自然距离的超越,指心灵之远、切近生命自由的境界之远。这种的审美意识的形成,与玄学有密切关系。玄学在当时被成为“玄远”之学,《世说新语·文学》:“荀粲谈尚玄远。”“远”是“玄”、“道”的化身。意为挣脱时空束缚,独标性灵,为追求自然的本性而实现心灵的自由超越,融入玄远的宇宙自然韵律中的人生意境。在魏晋,“远”常用于赞赏自由放达的人格:见山巨源,如登山临下,悠然深远[4]。谢(安)之宽容愈表于貌。望阶趋席,方作洛生咏,讽“浩浩洪流。”桓惮其旷远,乃趣解兵[5]。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藉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6]。这种审美意趣落实到艺术领域,形成了神游远观和俯仰悠游的观照方式。写意山水园林中文人匠心独运,巧与因借,如陶渊明所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远山近景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产生绵邈深邃的空间层次、情脉悠悠、无限而富予变化的自然运迈,它们与审美者心绪思境的冥合,所有这一切浑融在一起,也就是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这种美学思想正符合了文人士大夫追求心灵自由实现完美人格的理想。
3.雅洁不俗
雅洁不俗,常用来赞美人的气质和艺术作品风格和意境之独特。文人常以山水、花鸟、竹木等自然对象为主要题材,抒发情感。如松、竹、梅,因其姿态习性可以联想到高尚、纯洁、坚韧等精神品质,文人称其为“岁寒三友”,专用以比喻高尚的人格。因而文人士大夫造园的过程中利用花草、竹木、山水等,来装点了园林,美化环境,而且还以它们所具有的特殊人文内涵,以托物言志的象征手法来表达对高尚品格的推崇,抒发园主人超凡脱俗、孤芳自赏的情趣。如拙政园“雪香云蔚”亭,“雪香”,指梅花,取梅花在花中气节高坚,花时暗香四溢;玉兰堂有高洁幽芳的玉兰花,取兰花的清雅高洁,比拟高尚情操:远香堂有香远益清的荷花,取荷之“出污泥而不染,灌清涟而不妖”的高尚品质。环秀山庄补秋舫有野逸傲霜的菊花,是取菊的独立凌冰霜的风格品质。最后运用清代状元陆润库所撰于留园五峰仙馆的著名对联来概括:“与菊同野,与梅同疏,与莲同洁,与兰同芳,与海棠同韵,定自称花里神仙。”五种传统名花,均以一字概括其品,象征、比拟之妙,令人回味无穷。另外,写意山水园常以“题词点景”,的手法,即对园林景观主题的点化,通过题咏、匾额、楹联等对园景起到点题的作用,同时深化园林意境,拓展并且强化和充实景观的内在生命意蕴,就如同绘画中题画诗引导观者去了解笔墨之外的画外意一样,它引导游人进入无限的艺术天地,领悟更深层的景观内涵,使园林景观产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与题画诗的“画外之意”具有同等的功效。曹林娣教授说“中国古典园林中的匾额楹联是对于景观表象和心灵境界的一种审美概括,具有历史的、人文的、审美的价值,是园林中不可或缺的艺术珍品。拙政园中部景区的“荷风四面亭”,匾额“荷风四面”,亭柱对联“四壁荷花三面柳,半潭秋水一房山。”译意:荷花作四壁,柳枝垂三面,秋水半潭,山形一池,短短一幅联竟描绘了此地四季之景象:“四壁荷花”,乃夏景;“三面柳”,即春色;“半潭秋水”,自是秋景;“一房山”,指树叶凋零、山形倒影于池中之冬景。苏州留园“闻木挥香轩”,对联:“奇石尽含千古秀,桂花香动万山秋”,点明此处怪岩奇石,桂树丛生,八月中秋,月桂盛开,岩桂飘香的迷人景象,体现出雅洁不俗的精神内涵。
4.浑然天成
写意山水园林在选址上力求园林本身与外部自然环境的契合,园林内部植物配置力求自然,即“虽由人作,宛自天开”[7],受文人画的影响,园林艺术创作寄寓着诗情画意,“神韵”和“意趣”便成为文人园林的重要审美因素,而所谓“神韵”“意趣”的创造就要求造园家在布置园林山水花木时,要把握住山水性情,让山有环抱起伏之状,水有潆徊之势,做到“水随山转,山因水活”[8],树木栽植要聚散起伏,错落有致。廊边窗外花树一角,或梨竹一丛,山间古树簇聚或散植,都要力求枯木竹石之画意。即便是一草一木,或含笑或开或谢都要具化工之意。既要追求模拟自然的形似,又要把自然的气韵反映出来,达到“片石生情”的意趣。不论叠山理水,置亭安榭,或筑径架桥,植树栽花等都需做到艺术的概括,达到“寓形于神”,耐人寻味,著名的苏州园林如宋代的沧浪亭和网狮园,元代的狮子林,明代的拙政园和留园,清代的怡园均堪称中国文人园林的杰出代表。
三、文人士流田园牧歌生活是写意山水园林的创作源泉
古代士人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生活视为清修途径,通过亲自参与农事劳作的方式与大自然沟通融会,以此达到他们对“真”“善”“美”的追求,以及对人生真谛的领悟,对生命存在的关注。正是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与田园情结的巧妙融合使田园风光广泛渗透于园林创作中,甚至延伸为造园风格中的主要意象和審美情趣。
1、田园风光为文人士流提供了修身养性、萌发艺术情思的自然环境
首先,田园生活远离闹市喧嚣,没有官场中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纯朴、互助的生活方式使文人士大夫得到前所未有的心灵慰藉,“日出相与归,壶浆劳近邻”“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邻里互助,人情淳朴,这种“美”与官场中的钩心斗角,尔虞我诈的官场之“丑”形成强烈的对比,这种“美”是美与善的结合,具有纯洁高尚的道德感,也是中国士人的心魄所寄,情操所依。这种“美”与“善”的结合体在失意文人、士大夫的心灵中必然得到物化,中国美学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强调认知与直觉的统一,是把人们日常生活引入一种合乎至善的人格理想和人生境界,田园牧歌生活于平凡生活中体会无穷之人情美,这种人情美,有“空灵蕴藉、清逸淡远”的特色,符合士大夫的一般需要,切合中国园林的人本精神。
第二,清静、悠闲自然山水环境是安顿心灵、遣愁消优的最佳场所,在文人士大夫眼中优雅的自然环境可以让他们得到返朴归真、物我两忘的审美享受,如陶渊明在诗中描绘的花木、飞鸟无不潇散闲远,意境悠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人无意中与南山遇合,全部身心与大自然契合,境心相遇、泯除物我,达到庄子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审美化境。“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山气灵动美妙,飞鸟反朴归自然,得其所哉!这里人的悠然与自然的悠然融而为一,意境高远拔俗。“此中有真意,欲辩已无言”这种真意是人与自然、内心与外界浑然一体,不分彼此的美妙境界,是心灵深处体味到的和谐而永恒的宇宙韵律。审美感受不是单纯的感官知觉,而是在感官知觉中同时伴随着理性精神,“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精神上进入“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可以“备于天地之美”达到“身与物化”的化境。就是这种感官上的审美上升到理性的思考,达到对自然万物的心领神会、融会贯通之后才可以进行艺术创作。这种超功利的高度净化了的审美趣味就是文人写意山水园林的创意来源。
2、田园牧歌生活为写意山水园提供了创作素材
艺术创作离不开社会生活,是客观生活的再现,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写意山水园林也不例外,他是园林设计者和使用者——文人士大夫,对客观田园生活中一些的物质进行抽象、概括后再现于园林中的艺术形体。他们,通过在园、圃、山、池中辛勤劳作而获得丰硕的劳动果实,解决了必要的生活用品,其次,需要斧、铲、锄、犁等生产用具,因此在园林创作中他们任不忘大自然的恩赐,置石为山、凿地为池来表现对大自然的崇敬之情,利用不同纹理、质感的天然石,在园林中塑造成形体各异的假山,如峭者有黄山之势,俊俏者有桂林之秀,这种顺应自然而成的佳作,即使在方寸之间也会产生群峦大壑之意境,使人在虽小天地有如临大自然的感受,产生了“片石多致、寸石生情的艺术效果;园中广植花果,不仅为生活提供了果蔬、菜肴,而且花果四季变化,春可赏花、夏可观果、秋可收获、冬可观枝,为园林增添了生命的气息和色彩的审美,营造了一个生生不息的园林生态景观; 园中偶有生产用具陈列其中,表达他们对农业文明和生产用具的不尽感激之情。如朱长文的“乐圃”中钓渚、见山冈、草堂、西丘、笔溪、招隐、幽兴等景点都体现它的田园生活的艺术反映。
因此,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是古代士人们永恒的追求,也是他们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场所,是他们萌发艺术情思,寄托文人思想的载体。
四、结论:
写意山水园林的诞生与中国古代士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古代社会政治体制和传统隐逸文化促成文人士流的中隐思想;文人士流庭园休闲养性的休憩环境实现了文人中隐思想与写意山水园林的结合。尤其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人士流的中隐思想产生有其特殊的经济根源,古代文人士流一般都拥有自己的一份田产和宅院,即使没有私产的文人做官后首先就要置办田产宅院,因此他们并不担心就业无门,也不怕失业没饭吃,所以如陶渊明那样“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文人士流代不乏人。正是因为拥有自己的一份田产和宅院,文人士流们才敢于自豪地宣示“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当文人士流的经济基础与其“中隐”文化思想相结合,其结果写意山水园林必将应运而生。
参考文献:
[1]《孟子·梁惠王》上.2参见潘灏源《愿为君子儒不作逍遥游——清代皇家园林的士人思想与士人园》(天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1页.
[2]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34～5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12月版.
[3]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第138～19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4月版.
[4]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5]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
[6]刘义庆《世说新语·赏誉》.
[7]计成.园冶[A].陈植.园冶注释[C].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8.51.
[8]陈从周.青集[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