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道德前景
　　茅于轼（经济学家）
　　
　　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遵守公共秩序，开始关心社区公益，践行环境保护，热心慈善事业，人与人之间广泛表现出互相关心、互相帮助的真诚态度等等，都是市场经济时代道德精神的表现。新闻记者为了报道事实深入现场，医护人员忠于职守不惜以身殉职，类似的高尚精神是市场经济的支撑点。人心的向善愿望，是一股无形的、巨大的力量，是一种潜在的道德资源。但是我认为，“先人后己”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要求不可能真正成为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按照我们以前所倡导的道德观念，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不道德的，认为“在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情况下，个人利益应当服从集体利益”。如果存在一种“集体主义”对一切人都不利，或者只对一两个人有利，这种集体主义还有什么道德价值？当“先人后己”的原则应用于他自己时，他应该后于别人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可是当同一个原则应用于别人时，他也成了“别人”，他的利益又应该先得到考虑。这就陷入了矛盾。
　　
　　谁能成为文化偶像
　　原 非（作家）
　　
　　中国十大文化偶像评选活动主办者开出了一个50人的候选名单。名单简直就是明星大聚会，周润发、周星驰、王菲、张国荣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至于王朔、贾平凹、余秋雨等，充其量是文化名人,如果非要封他们一个文化偶像名号的话，估计他们自己都会不好意思。在我们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文化名人犹如恒河沙数，想想老子，想想孔子和孟子，恐怕不会有人埋怨我们眼光太高。但这还不是主要问题，就算是限于20世纪，这份名单仍然有不少问题。美国媒体拟定的文化偶像评选标准：他们的行为和思想曾经深刻地影响美国历史的进程，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代表了美国的精神。这句话非常重要，但它没有出现在国内的评选标准中。不错，王朔的痞子文学、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乃至于周星驰的无厘头，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现象，但是，从内涵和深度来看，他们不能成就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说能影响历史进程，绝对无法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和《呐喊》相提并论。
　　
　　经济学家的人道主义
　　保 罗（经济学家）
　　
　　我的准则很简单，就是支持处于劣势的人们，憎恶不平等。我不能将这一道德立场归功于我自己。这一信仰很容易坚持，我的收入超过平均数后，我也并未产生什么负罪感。我也没有将我所有多余的外衣送给只穿着衬衣的陌生人的冲动：这么做的话父母可能会认为我愚蠢，如果因为没有这样做而在夜里辗转反侧就更是神经过敏了。自由派人士确实认为自己对分配上的公正负有某种个人义务，但比私人的慈善行为重要得多的是，在任何涉及公共政策的时候，要在公平原则的指导下来考虑有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截然相反的观点。正如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老师和朋友亨利·西蒙过去常说的：“任何好的事情都值得为之付出某些代价。所有的事都应被推动得高于收益递减点。”我认识的所有经济学家几乎无一例外地将自己看成人道主义者。
　　
　　中产阶级将成为典范
　　何 姗（记者）
　　
　　中产不仅仅是生活富裕的代名词，也应该是精神富足的象征。在中国，一些跻身中产队列的人，仅徒有体面的衣着，而缺乏文明的风尚；仅拥有生活品质，而欠缺生活品味；仅懂得享受物质生活的快感，而未能挣脱精神的焦虑与困惑；仅体贴一己之安乐，而未普施社会关怀。因而当我们关注中产，我们并不仅仅展示他们的生存方式——如何谋生、消费、休闲；我们也深谙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文化品味、情感趋向、生活态度与幸福观。中产是合法致富的榜样；中产是社会稳定的中坚；中产是社会道德的典范；中产是现代文明的推动力。
　　■编辑 张金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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