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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与西方文化体系不同导致哲学思想具有明显差异。差异最大之处是终极追求不同，中国哲学致力于探讨人性，目的是建立人的价值规范。西方哲学则多以“至善”即智慧为最高最求。本位试图从目的论角度出发比较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异同。
[关键词]人学；无为；求知；爱智
我们如果考察中国哲学史，那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人学”。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学”有其特定含义。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始终围绕人的问题：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性善恶、人的行为规范、人的自身修养等。总之，中国哲学的内容是以人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而展开的，人学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一条主线。
中国古代哲学最有影响的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论语》，是一部讲如何做人，人如何达到君子人格的教科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字：“仁”。仁人合一，就是君子人格的实现。要達此目的，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要“爱人”，“孝弟”，“克己复礼”，等等。孔子教子弟学六艺，是以提高人格和道德修养为宗旨的。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里的“道”，就是为人之道；“仁、义、礼、智”四德。实现四德要修身养性，以心内求，经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同时，他还提出“反身而诚”，以“诚”沟通天人，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达到“知天”、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儒家经典之一《中庸》，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从孟子性善论出发，认为人性是“天命”，顺人性行事谓之“道”，人不能须臾离道。道是指“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三达德，”（智、仁、勇）。违反道即违背人性。从而天命、人性、人道合而为一。儒学另一部经典《大学》，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容的“人学”教本。“大学所讲的是人生的道理，人怎样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全的人。《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而归结为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完人’。”
老庄是道家。老庄哲学从实质上讲也是人学。但又与孔孟人学不同。《老子》中有一大部分讲“为道”。为道就是照着道那个样子去生活。也就是“无为”，即顺应自然生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道”，要通过内心体验，而不是靠知识。“为学，”即学习知识，则导致人为，走向顺应自然的反面。“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发挥老子“无为”思想，认为实现“无为”、“道”要超脱物我、人我、自我，这样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达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就是“真人”、“圣人”。真人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圣人不为物与情所动，完全摆脱一切外界的束缚，得到精神上最大的自由。
荀子属儒家，但又与孔孟有所不同。他不仅指出人与天地“参”，人“最为天下贵”；而且强调“天人之分”。认为“天行有常”，但人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主张性恶论，恶是人之天性，出于自然，善是后天形成的，通过学习和对人性的改造而得到。荀子思想不能完全归为人学，他思想中注意求知，有较系统的认识论与逻辑理论。荀子的学生韩非，属于法家，他的思想主要是“以法为治国之本”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为了实现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历史任务在于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新的内容，创立一套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学理论，它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董学著名的“天人感应”论和五行说主要是为其纲常伦理作论证的。“道之大原出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皆受命于天，天为人类社会道德之本原。
魏晋南北朝兴起的“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说。他们开展了“有与无”谁为本之争。何晏、郭象和王弼等人，以老庄“无为”思想为主旨，融合儒学，形成玄学。他们提出的“以无为本”是继承老庄“无为”之道，要人们顺自然，置贫富、苦乐、生死于度外，达到“冥极”的精神境界，是为人之绝对自由。裴倾与此相反，以有为本，崇有为宗旨，既有本体上的意义，也有道德的意义。作为伦理思想的治道，属于儒家有为之道。
隋唐之际，佛学盛极一时。尽管佛学是玄奥之学，但其主旨是教导人们如何摆脱今世苦海，修行成佛，来世走向“涅架”、彼岸极乐世界，因此是神秘、悲观的人生哲学。
唐代韩愈哲学的中心是“道统”论，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的传授系统。他认为孔孟讲的仁义乃是天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并以董仲舒“性三品”和天命论作为“道统”说的理论根据。韩愈之学是典型的人学。唐代另外两位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天说》、《天对》和《天论》中，阐述了“天人相分”、“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说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但是以天论人，人不受天的主宰，反对天命论；同时，他们并未明确地以主客关系来论证天人关系。柳、刘学说，就其整体而论，重点是放在讨论社会治乱和封建国家体制等政治问题上的。
北宋时期张载明确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前者是讲人的认识问题，后者是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穷神知化，与天为一”，但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因为“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格其心。”他主张性为万物本原。综合性善与性恶的主张，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是先天的善性，后者是恶的根源。“天地之性”通向天道；“气质之性”则通过道德教化，改恶从善。张载思想虽有明显的求知认识论，但也包含了人学内容。
宋明之际理学与心学之争，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问题的论战，而理学与心学的实质也是人学。二程是理学奠基人，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理”是这一派重要的哲学范畴，通观其义主要有二：理为万物之根本。“万物只有一个天理。”“若无此理，便无天地，无万物。”“未有此事，先有此理。如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封建的人伦关系，是“理”决定了的，人必须服从。理是一种天命，人无法改变，又称“天理”、“天道”。程颐说：“理便是天道。”“天有是理，圣人行之，所谓道。”程朱讲的天理、天道，实际上是讲人理、人道，要人“明天理，灭人欲”，人理合一。这是理学所提倡的理想人格。 心学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与宇宙为一体。以心言道，“道不外索”，心道合一。心是孔孟的仁义礼智。“四端者，即此心也。”纲常道德是心与道的具体内容。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主张心物、心天合一，“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他要阐明的主题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冯友兰先生指出：“《大学问》和朱熹的《格物补传》，是心学与理学两派的代表作，两派的目标都是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但两派各有其入手处。心学的入手处是‘致良知’，理学的入手处是‘即物穷理’。”这的确抓住了心学与理学的实质所在。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以“爱智”，即以求知、求真为其主要课题。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西方哲学称为“智慧学”。西方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探究世界万物本原为其主题，它注意的重点是自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研究人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題。因此西方哲学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智慧学、求知、求真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贯穿着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柏拉图认为我们感觉到的变动不居的个别事物是不真实的；只有通过理性认识的永恒不变的理念，才是真实的。理念是万物之本。这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唯理论的先河。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和掌握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当然不是具体的原因、原理，而是指第一原因和最高原理，即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亚氏指出，柏氏理念论的错误在于：把一般与个别分离开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亚氏认为认识首先从感觉经验开始，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共相、本质。亚氏是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的最早代表。
中世纪在神学笼罩的哲学论坛上，围绕“共性”问题开展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是中世纪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西方近代哲学从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和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上是通过感觉经验还是理性思维？是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从而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哲学中心问题。他们强调主体性，推崇科学知识，强调概念、判断和推论的逻辑思维形式的重要。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创立了实验归纳法。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维、理性看作是衡量一切存在与否的尺度，认为理性演绎法是获得科学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霍布斯明确指出：哲学是关子结果与现象的原因的知识，哲学对象是物体，哲学方法是分析与综合。洛克从经验论出发详细、系统地论证了知识的起源、知识的种类、获得知识的方法与过程等问题。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进一步论证了唯理主义认识论。这里需要着重讲一下休漠，他在《人性论》中指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因此哲学首先要研究人性，人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休漠哲学是一种人学。因为他把人的科学范围扩大化，即一切科学都是靠人去进行的，这是一种泛人性论。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休漠哲学的中心仍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的第一个批判讲认识论，第二个批判讲道德论。认为形而上学对象靠信仰来把握，所以他批判了理性认识能力，提出“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这是对知识万能的传统思想的一次冲击。但康德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主体性原则，把先天概念看作是科学知识成立的前提条件。应该说，康德哲学还是把认识论放到首要的地位。费希特认为，哲学是关于知识基本原则的科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并把自己的哲学明确地称为“知识学”。谢林指出：知识、真理是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相符合，如何达到这种符合，是哲学最主姿的任务。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是人认识的最高目标，是哲学的根本任务。黑格尔哲学体系简要说来就是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同一过程的描述。黑格尔特别重视理性思维和概念范畴的作用：理性创造一切，人类不过是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从而把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和理性哲学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但费尔巴哈与其前辈一样，认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争论开始，到近代唯心论与实在论（唯物论）之间的争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人学、智慧学成为中西哲学史各自的基本特征不是偶然的，我们把它放到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来考察就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有人称为“陆地文化”。我们祖先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关系。到了商朝阶级出现以后，又以温情脉脉的宗法血缘关系掩盖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调节器，从一个家庭，到一个集团，扩大为整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样，在我国，人事与人伦关系占有特殊的位置，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以伦理、政治为主要内容的人学特征，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这种调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纲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以儒家为主干的人学理论长期具有霸主地位的原因所在。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爱琴海的小亚细亚半岛商业发达地区。希腊位于欧洲南部，由于耕地很少，希腊人主要靠海洋谋生，可称为“海洋文化”。西方社会，没有像我国那样牢固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而是以一个共同团体为基础的，例如古希腊是城邦，中世纪是庄园，这对于西方哲学一诞生就以求知、求真为特征的智慧学起着重要作用，使这一特征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这在西方哲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宝库”，也是西方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宙斯创世说的神话，古希腊很早以前就广为流传，所以古希腊哲学以探究宇宙本原为主题开始它的历程，并非偶然的。关于人类赎罪问题，希腊神话中很早就出现了：由于普罗米修斯给人类以火的文明，激怒了宙斯，他在人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后来圣经中以更加完善的形式记载了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的“原罪”说。所以有人称西方是一种“罪恶文化”，人类为了赎罪，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同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以获得神的宽容，再回到上帝的怀抱。
古代神话对中国哲学的形成，影响没有象西方哲学那么明显。例如中国古代虽然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但出现很晚，到了公元三世纪汉朝时才有记载。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形成以伦理、政治为主要倾向的人学，主要是受商周文化的影响。庄子说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这句话的确道出了商朝文化的核心问题。商朝殷王告诫臣民说：“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到了周朝更重视德：“明德慎罚。”周公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深受商周文化的影响，并十分推崇和怀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初的统治者们关于‘德’的说教，成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的根据。”商周文化的特点与中国哲学史总是和伦理政治内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之间有着必然联系。
[关键词]人学；无为；求知；爱智
我们如果考察中国哲学史，那么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人学”。应该注意的是，这里说的“人学”有其特定含义。就是说，中国古代哲学始终围绕人的问题：人的地位、人的价值、人性善恶、人的行为规范、人的自身修养等。总之，中国哲学的内容是以人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主题而展开的，人学是贯穿于中国哲学史的一条主线。
中国古代哲学最有影响的主要是两家：儒家和道家。
儒家创始人孔子的《论语》，是一部讲如何做人，人如何达到君子人格的教科书。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一个字：“仁”。仁人合一，就是君子人格的实现。要達此目的，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关系，要“爱人”，“孝弟”，“克己复礼”，等等。孔子教子弟学六艺，是以提高人格和道德修养为宗旨的。孟子继承了孔子“仁”的思想，“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这里的“道”，就是为人之道；“仁、义、礼、智”四德。实现四德要修身养性，以心内求，经厉“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磨练。同时，他还提出“反身而诚”，以“诚”沟通天人，把“天道”与“人道”联系起来，达到“知天”、天人合一的人生最高境界。
儒家经典之一《中庸》，与孔孟之道一脉相承，从孟子性善论出发，认为人性是“天命”，顺人性行事谓之“道”，人不能须臾离道。道是指“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和“三达德，”（智、仁、勇）。违反道即违背人性。从而天命、人性、人道合而为一。儒学另一部经典《大学》，是以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容的“人学”教本。“大学所讲的是人生的道理，人怎样可以成为一个道德上完全的人。《大学》提出了‘三纲领’、‘八条目’而归结为以‘修身为本’。修身就是把自己修养成为一个‘完人’。”
老庄是道家。老庄哲学从实质上讲也是人学。但又与孔孟人学不同。《老子》中有一大部分讲“为道”。为道就是照着道那个样子去生活。也就是“无为”，即顺应自然生活。“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为道”，要通过内心体验，而不是靠知识。“为学，”即学习知识，则导致人为，走向顺应自然的反面。“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庄子发挥老子“无为”思想，认为实现“无为”、“道”要超脱物我、人我、自我，这样就达到“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到达这种精神境界的人，就是“真人”、“圣人”。真人是有人之形，无人之情；圣人不为物与情所动，完全摆脱一切外界的束缚，得到精神上最大的自由。
荀子属儒家，但又与孔孟有所不同。他不仅指出人与天地“参”，人“最为天下贵”；而且强调“天人之分”。认为“天行有常”，但人又可以“制天命而用之”。荀子主张性恶论，恶是人之天性，出于自然，善是后天形成的，通过学习和对人性的改造而得到。荀子思想不能完全归为人学，他思想中注意求知，有较系统的认识论与逻辑理论。荀子的学生韩非，属于法家，他的思想主要是“以法为治国之本”的政治主张。
董仲舒为了实现汉武帝“罢黝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他的历史任务在于给“六艺之科，孔子之术”以新的内容，创立一套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人学理论，它的核心是“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董学著名的“天人感应”论和五行说主要是为其纲常伦理作论证的。“道之大原出于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皆受命于天，天为人类社会道德之本原。
魏晋南北朝兴起的“玄学”，是这一时期的主要学说。他们开展了“有与无”谁为本之争。何晏、郭象和王弼等人，以老庄“无为”思想为主旨，融合儒学，形成玄学。他们提出的“以无为本”是继承老庄“无为”之道，要人们顺自然，置贫富、苦乐、生死于度外，达到“冥极”的精神境界，是为人之绝对自由。裴倾与此相反，以有为本，崇有为宗旨，既有本体上的意义，也有道德的意义。作为伦理思想的治道，属于儒家有为之道。
隋唐之际，佛学盛极一时。尽管佛学是玄奥之学，但其主旨是教导人们如何摆脱今世苦海，修行成佛，来世走向“涅架”、彼岸极乐世界，因此是神秘、悲观的人生哲学。
唐代韩愈哲学的中心是“道统”论，即“先王之道”、“圣人之教”的传授系统。他认为孔孟讲的仁义乃是天一共同遵守的道德规范。“凡吾所谓道德云者，合仁与义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并以董仲舒“性三品”和天命论作为“道统”说的理论根据。韩愈之学是典型的人学。唐代另外两位著名思想家、哲学家柳宗元与刘禹锡，在《天说》、《天对》和《天论》中，阐述了“天人相分”、“天人交相胜”的思想。他们说的天主要是指自然，但是以天论人，人不受天的主宰，反对天命论；同时，他们并未明确地以主客关系来论证天人关系。柳、刘学说，就其整体而论，重点是放在讨论社会治乱和封建国家体制等政治问题上的。
北宋时期张载明确区分“闻见之知”和“德性之知”。前者是讲人的认识问题，后者是人追求的最高理想境界，“穷神知化，与天为一”，但只有圣人才能达到。因为“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格其心。”他主张性为万物本原。综合性善与性恶的主张，提出“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前者是先天的善性，后者是恶的根源。“天地之性”通向天道；“气质之性”则通过道德教化，改恶从善。张载思想虽有明显的求知认识论，但也包含了人学内容。
宋明之际理学与心学之争，是中国哲学史上一次著名的哲学问题的论战，而理学与心学的实质也是人学。二程是理学奠基人，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理”是这一派重要的哲学范畴，通观其义主要有二：理为万物之根本。“万物只有一个天理。”“若无此理，便无天地，无万物。”“未有此事，先有此理。如未有君臣，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封建的人伦关系，是“理”决定了的，人必须服从。理是一种天命，人无法改变，又称“天理”、“天道”。程颐说：“理便是天道。”“天有是理，圣人行之，所谓道。”程朱讲的天理、天道，实际上是讲人理、人道，要人“明天理，灭人欲”，人理合一。这是理学所提倡的理想人格。 心学以陆九渊和王阳明为代表。陆九渊提出“心即理”的命题。“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人心与宇宙为一体。以心言道，“道不外索”，心道合一。心是孔孟的仁义礼智。“四端者，即此心也。”纲常道德是心与道的具体内容。王阳明提出“心外无物”。主张心物、心天合一，“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他要阐明的主题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人。冯友兰先生指出：“《大学问》和朱熹的《格物补传》，是心学与理学两派的代表作，两派的目标都是使人成为完全的人，但两派各有其入手处。心学的入手处是‘致良知’，理学的入手处是‘即物穷理’。”这的确抓住了心学与理学的实质所在。
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不同，从古希腊开始，哲学就以“爱智”，即以求知、求真为其主要课题。希腊哲人赫拉克利特有句名言：“智慧就在于说出真理，并且按照自然行事，听自然的话。”亚里士多德也说过：“人们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把西方哲学称为“智慧学”。西方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以探究世界万物本原为其主题，它注意的重点是自然，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不是研究人和人与人的关系问題。因此西方哲学一开始，就与自然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智慧学、求知、求真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之上的，所以西方哲学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一直贯穿着唯理论与经验论之争。柏拉图认为我们感觉到的变动不居的个别事物是不真实的；只有通过理性认识的永恒不变的理念，才是真实的。理念是万物之本。这开创了西方哲学史唯理论的先河。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研究和掌握原理与原因的知识。当然不是具体的原因、原理，而是指第一原因和最高原理，即最普遍、最一般的东西。亚氏指出，柏氏理念论的错误在于：把一般与个别分离开来，成为独立存在的东西。事实上，一般只能存在于个别之中。亚氏认为认识首先从感觉经验开始，没有感觉就没有认识；但只有理性才能认识共相、本质。亚氏是西方哲学史上经验论的最早代表。
中世纪在神学笼罩的哲学论坛上，围绕“共性”问题开展的唯名论与实在论之争，是中世纪经验论与唯理论之争的特殊表现形式。
西方近代哲学从弗兰西斯·培根和笛卡尔开始，哲学讨论主要集中在如何认识和把握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上是通过感觉经验还是理性思维？是采用归纳法还是演绎法？从而认识论和方法论成为哲学中心问题。他们强调主体性，推崇科学知识，强调概念、判断和推论的逻辑思维形式的重要。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创立了实验归纳法。笛卡尔的著名命题：“我思故我在”，把思维、理性看作是衡量一切存在与否的尺度，认为理性演绎法是获得科学知识唯一可靠的方法。霍布斯明确指出：哲学是关子结果与现象的原因的知识，哲学对象是物体，哲学方法是分析与综合。洛克从经验论出发详细、系统地论证了知识的起源、知识的种类、获得知识的方法与过程等问题。斯宾诺莎、莱布尼兹进一步论证了唯理主义认识论。这里需要着重讲一下休漠，他在《人性论》中指出：一切科学都与人性有关，因此哲学首先要研究人性，人的科学是其他一切科学的基础。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休漠哲学是一种人学。因为他把人的科学范围扩大化，即一切科学都是靠人去进行的，这是一种泛人性论。就其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休漠哲学的中心仍是经验主义的认识论。
近代德国古典哲学开创者康德的第一个批判讲认识论，第二个批判讲道德论。认为形而上学对象靠信仰来把握，所以他批判了理性认识能力，提出“限制知识，给信仰留地盘”。这是对知识万能的传统思想的一次冲击。但康德从哲学高度论证了主体性原则，把先天概念看作是科学知识成立的前提条件。应该说，康德哲学还是把认识论放到首要的地位。费希特认为，哲学是关于知识基本原则的科学，它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并把自己的哲学明确地称为“知识学”。谢林指出：知识、真理是客观的东西与主观的东西相符合，如何达到这种符合，是哲学最主姿的任务。黑格尔认为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同一，是人认识的最高目标，是哲学的根本任务。黑格尔哲学体系简要说来就是对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矛盾同一过程的描述。黑格尔特别重视理性思维和概念范畴的作用：理性创造一切，人类不过是理性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从而把理性主义发展到顶峰。费尔巴哈在反对黑格尔的思辨和理性哲学的过程中，把自己的哲学称为“人本学”，研究对象是人和自然。但费尔巴哈与其前辈一样，认为思维与存在、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是哲学最重要的问题，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间的争论开始，到近代唯心论与实在论（唯物论）之间的争论，归根到底都是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
人学、智慧学成为中西哲学史各自的基本特征不是偶然的，我们把它放到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来考察就可得到合理的解释。
我国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和中原地区，有人称为“陆地文化”。我们祖先世世代代束缚在土地上，形成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宗法血缘关系。到了商朝阶级出现以后，又以温情脉脉的宗法血缘关系掩盖阶级关系和阶级对立，以伦理道德规范作为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重要调节器，从一个家庭，到一个集团，扩大为整个国家都是如此。这样，在我国，人事与人伦关系占有特殊的位置，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哲学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具有明显的以伦理、政治为主要内容的人学特征，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和巩固封建等级制，进一步完善和强化这种调整、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人与社会关系的伦理纲常，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以儒家为主干的人学理论长期具有霸主地位的原因所在。
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爱琴海的小亚细亚半岛商业发达地区。希腊位于欧洲南部，由于耕地很少，希腊人主要靠海洋谋生，可称为“海洋文化”。西方社会，没有像我国那样牢固的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家族血缘关系，而是以一个共同团体为基础的，例如古希腊是城邦，中世纪是庄园，这对于西方哲学一诞生就以求知、求真为特征的智慧学起着重要作用，使这一特征从古代一直延续到近代。
“哲学最初在意识的宗教形式中形成。”这在西方哲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古希腊神话是西方文化的“宝库”，也是西方哲学产生的思想前提。宙斯创世说的神话，古希腊很早以前就广为流传，所以古希腊哲学以探究宇宙本原为主题开始它的历程，并非偶然的。关于人类赎罪问题，希腊神话中很早就出现了：由于普罗米修斯给人类以火的文明，激怒了宙斯，他在人间播下了罪恶的种子。后来圣经中以更加完善的形式记载了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的“原罪”说。所以有人称西方是一种“罪恶文化”，人类为了赎罪，进行长期不懈的努力，同自然进行艰苦的斗争，以获得神的宽容，再回到上帝的怀抱。
古代神话对中国哲学的形成，影响没有象西方哲学那么明显。例如中国古代虽然有盘古开天地的传说，但出现很晚，到了公元三世纪汉朝时才有记载。中国哲学产生和发展形成以伦理、政治为主要倾向的人学，主要是受商周文化的影响。庄子说过：“以天为宗，以德为本。”庄子这句话的确道出了商朝文化的核心问题。商朝殷王告诫臣民说：“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到了周朝更重视德：“明德慎罚。”周公旦说：“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孔子深受商周文化的影响，并十分推崇和怀念。“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周初的统治者们关于‘德’的说教，成为后来儒家主张‘德治’的根据。”商周文化的特点与中国哲学史总是和伦理政治内容密切结合在一起的现象之间有着必然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