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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劳动力市场的低迷与产业结构的转型导致大学生就业难，行政管控的逻辑强力支配等因素对高校教育教学管理提出新的挑战，由此催生出掩盖教学质量下降，维护高就业率假象的一种非正常的考试制度。清考产生的外部动因：一方面是行政管控下高校的“实然”选择，另一方面源自投入成本的上升导致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值增加。清考的内部动因，主要是高校面对大众化带来质量问题的“应然”选择及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体制。
关键词： 高校清考 行政管控 投入成本 教学质量
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高校大规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在多重制度牵引下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发布的数据，2004-2014年，高校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7%，录取率由59%提高到74.33%，是1978年的12.3倍，高校毕业生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力军。然而，高校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与之匹配，一方面是外部对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不断上升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高校内部对大众化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引起教育质量的日益下降。清考作为可以间接提高就业率，掩盖教育质量下滑的方式悄然而生。清考是针对在某门考试中未通过多次补考甚至重修后依然未通过的学生，进行的一场毕业前由学校或者学院组织的非正常考试。清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不能破解高校教学质量下降的困局，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理清高校执行清考的动因何在。
一、高校清考现象形成的外部动因
1.行政管控下的“实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供求矛盾突出，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地域60%的专业，调低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一规定自颁布以来就成为各大院校的“紧箍咒”，也充分显示了教育事业的功利性评价导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发办[2014]22号）强调“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聚焦重点难点，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15]号）中表明“2015年宏观就业形势面临多重压力，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督促各地部门和高校强化就业创业体系建设，提升就业创业学生的比例。然而，由政府推动的强化高校社会职能，保障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议题是否真正能够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政策导向引发的对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与高校办学理念的严重脱节已经成为阻碍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促使本科高校实施清考的根本动因。
当前，我国高校办学模式仍表现出行政管控的制度逻辑，以政府的行政力量驱动和诱导高校教育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呈现“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首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管控，在中央政府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之后，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文件落实大学生就业相关事项，其中《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度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意见》（川办发[2014]26号）指出“将其放在就业促进工作的突出位置，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杭州市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杭政办函〔2014〕168号）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就业援助力度，等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控，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办学模式，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由政府监办并掌控的大学。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被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习惯于采取行政管控的方式领导和管理大学。由此可见，我国本科高校实施清考主要受到行政管控逻辑的强加支配，过度重视数目管理，强化高校排名，以就业率论英雄，忽视了将不合格“产品”推入市场对社会有限资源的占用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2.投入成本的上升导致人们对本科以上教育的期望值增加
组织理论认为，组织规模的大小影响着组织结构的变化[1]，而组织规模主要指组织拥有的人数。我国高等院校从2003年到2014年短短十年间，毛入学率从15%扩大至37.5%，较十年前翻了一番。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宏观政策，另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迫切而巨大的需求。纵观教育发展史，毛入学率的增长与各国人均GDP的增长高度正相关，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研究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成员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出现显著提升。其组织成员国199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数已经达到16.5年，已超过本科毕业年限。经济的增长使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而这也将导致投入成本的上升。高校的教育成本大部分由政府以教育经费的拨款方式承担，另一部分由家庭承担，以学费的形式上缴至学校。根据《教育法》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投入成本的上升使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不断增加，自高考恢复以来，国家对大学生的重视使得受教育人群在各行各业获益匪浅。其家庭生活的质量及社会地位明显优于其他社会人群，在“学而优则仕”的导向下，对教育的投入越高可以达到更高效益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尤其在教育高消费时期，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远远高于高收入家庭，对子女的回报期望值更集中于好的就业岗位。对他们来说，获得好的就业岗位成为衡量教育质量和办学成果的标准。在付出巨额成本的情况下，没有与之匹配的工作岗位，无论对于学生个人还是家庭都是不利的消息，甚至会影响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观。 二、清考现象成因的内部动因
1.教学质量下降的“应然”选择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及高职院校）共2529所，比1999年的1071所增加了2.36倍；高校注册大学生，在绝对数上已经达到2547万（包括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也带来“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总结发达国家大众化进程规律时，就指出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并表明“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2]。教学质量的下降，主要原因是高校对大众化问题应对不当，没有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招生速度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不足。政府对学校的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1144.0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349.74亿元，财政收入虽出现大幅上涨，但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是师资短缺，1997年师生比1∶7.8，现在是1∶18.3。虽然1999-2014年教师队伍保持稳定增长，教职工总数达233.6万人，专职教师总数达153.5万人，教师队伍数量世界第一，但我国学生基数与师生比仍远高于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据美国《新闻周刊》对1311所大学的调查，平均师生比为1∶14.8。老师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应对学生的发展，无形中增加了老师的教学负担。此外，随着录取人数在考生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生源质量随之下降，学校原有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带来原有的效益，令老师的教学难度加大。简言之，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相当多的岗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胜任，而教学质量的下降不免使企业乃至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成效产生怀疑。
2.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体制
高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为我国“第一考”，导致形成“独木桥”现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及高考体制的改革，这一现象有所减弱。一旦进入大学，众多学生失去紧张感和目标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严进宽出的教学体制，而这也是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西方教育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学生所选专业课程并非为了获得稳定的工作，而我们太过强调“学以致用”，缺乏分析事物的基本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教育也存在考试，美国高校甚至将考试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手段，其实也是重要的育人手段，但考试题目多是对于实际情况的分析及解决方案的设计。并不要求死记硬背，考试不是对记忆力的考察，而是对问题理解、分析、解决的考核。而且学生的期末成绩往往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几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权重往往高于期末成绩。反观国内教学模式，重结果而轻过程，讲究结论的唯一性与确定性。
三、对高校清考政策的反思
反复审视研究，清考制度是由诸多问题引起的，断不可一概而论。“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建设都是选择的结果，都是一个经过选择的制度”[3]。从客观因素来说，高校清考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全社会没能形成一种“教育为先”的理念。“教育为先”要求大学将育人作为首要任务，然而，大学不仅把就业率作为评判教学质量的因素，更将其作为标榜自己教育成功的标志。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传统的大学理念的淡化，大学自身本位理念的缺失。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出现为政策和市场而大学失位的表现。再者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大学毕业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进而造成挂靠就业的现象。最后政府作为主导高校的强势一方，对高校的发展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使大学沦为政府的附属品，失去特殊性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首先，“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4]。大学应该认清自身的多重责任，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项职能为根本，以大学本质属性所要求的任务为基础，并对受教主体负责，对社会发展负责。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欲望，大学都应凭借文化良知、凭借对真理的虔诚和对正义的维护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次，大学应该客观地对待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发展教育事业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对高校各项制度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但不具有强制性。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教育指导性政策，大学要报以客观态度进行解读，不能听而任之。毕竟“大学具有政治功能，但它不是政治的工具；大学具有经济功能，但他不是经济机器”[5]。学校不应将“职业性”过度强化，把就业率当成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指挥棒，进而将学生异化成提高就业率的工具。
最后，学校应该落实淘汰机制，留级或退学，保证出口的通畅。学得好与学得不好的都可以毕业，教育公平性何在？公平并不是均等，公平的教育应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不是搞特殊主义，走“绿色通道”。实际上，只有真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那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达标的学生，“回炉再造”恰好是给他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
总之，清考作为国内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虽然具有缓解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也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只有标本兼治，才能解决此问题。
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孙健敏，李原译.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1973.
[3]邬大光.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J].中国高等教育，2006（19）：14.
[4][美]弗莱克斯纳.徐辉等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5]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2.
关键词： 高校清考 行政管控 投入成本 教学质量
20世纪90年代末，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及高校大规模扩招，我国高等教育在多重制度牵引下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发布的数据，2004-2014年，高校录取人数的年增长率平均为10.7%，录取率由59%提高到74.33%，是1978年的12.3倍，高校毕业生已成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主力军。然而，高校规模的扩张并没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与之匹配，一方面是外部对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不断上升带来的就业压力，另一方面是高校内部对大众化带来的问题应对不当引起教育质量的日益下降。清考作为可以间接提高就业率，掩盖教育质量下滑的方式悄然而生。清考是针对在某门考试中未通过多次补考甚至重修后依然未通过的学生，进行的一场毕业前由学校或者学院组织的非正常考试。清考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社会矛盾，却并不能真正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也不能破解高校教学质量下降的困局，可谓“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解决该问题，首先需要理清高校执行清考的动因何在。
一、高校清考现象形成的外部动因
1.行政管控下的“实然”选择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高校毕业生人数不断增加，供求矛盾突出，教育部对大学生的就业问题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在《关于做好2012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通知》中规定：“对就业率连续两年地域60%的专业，调低招生计划直至停招。”这一规定自颁布以来就成为各大院校的“紧箍咒”，也充分显示了教育事业的功利性评价导向。《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国发办[2014]22号）强调“充分认识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聚焦重点难点，继续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摆在就业工作的首要位置和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位置”。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15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2014[15]号）中表明“2015年宏观就业形势面临多重压力，高校毕业生规模进一步加大，就业创业工作任务十分艰巨”，督促各地部门和高校强化就业创业体系建设，提升就业创业学生的比例。然而，由政府推动的强化高校社会职能，保障大学生就业的政策议题是否真正能够缓解社会就业压力还不得而知。但有一点可以明确，政策导向引发的对高等教育不合理期望值与高校办学理念的严重脱节已经成为阻碍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良性互动的重要因素，也成为促使本科高校实施清考的根本动因。
当前，我国高校办学模式仍表现出行政管控的制度逻辑，以政府的行政力量驱动和诱导高校教育教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呈现“自上而下”的高等教育发展模式。首先，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行政管控，在中央政府出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做好2014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之后，不同省份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相应的文件落实大学生就业相关事项，其中《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大力度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意见》（川办发[2014]26号）指出“将其放在就业促进工作的突出位置，保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局势总体稳定”。杭州市在《杭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促进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杭政办函〔2014〕168号）中明确指出要加大就业援助力度，等等。其次，政府对高校的行政管控，我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清政府学习西方的办学模式，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目的，由政府监办并掌控的大学。长期以来，我国大学被视为政府的附属机构，政府习惯于采取行政管控的方式领导和管理大学。由此可见，我国本科高校实施清考主要受到行政管控逻辑的强加支配，过度重视数目管理，强化高校排名，以就业率论英雄，忽视了将不合格“产品”推入市场对社会有限资源的占用可能引发的一系列后果。
2.投入成本的上升导致人们对本科以上教育的期望值增加
组织理论认为，组织规模的大小影响着组织结构的变化[1]，而组织规模主要指组织拥有的人数。我国高等院校从2003年到2014年短短十年间，毛入学率从15%扩大至37.5%，较十年前翻了一番。究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国家大力发展高等教育的宏观政策，另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于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迫切而巨大的需求。纵观教育发展史，毛入学率的增长与各国人均GDP的增长高度正相关，由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组成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的调查研究表明，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各成员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出现显著提升。其组织成员国1996年平均受教育年限数已经达到16.5年，已超过本科毕业年限。经济的增长使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而这也将导致投入成本的上升。高校的教育成本大部分由政府以教育经费的拨款方式承担，另一部分由家庭承担，以学费的形式上缴至学校。根据《教育法》规定，“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和财政收入的增长逐步提高，全国各级财政支出总额中教育经费所占比例应当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逐步提高”。
投入成本的上升使家庭对于高等教育的期望值不断增加，自高考恢复以来，国家对大学生的重视使得受教育人群在各行各业获益匪浅。其家庭生活的质量及社会地位明显优于其他社会人群，在“学而优则仕”的导向下，对教育的投入越高可以达到更高效益已经成为许多家庭的共识。尤其在教育高消费时期，特别是低收入家庭，用在子女身上的教育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远远高于高收入家庭，对子女的回报期望值更集中于好的就业岗位。对他们来说，获得好的就业岗位成为衡量教育质量和办学成果的标准。在付出巨额成本的情况下，没有与之匹配的工作岗位，无论对于学生个人还是家庭都是不利的消息，甚至会影响其他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观。 二、清考现象成因的内部动因
1.教学质量下降的“应然”选择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包括本科院校及高职院校）共2529所，比1999年的1071所增加了2.36倍；高校注册大学生，在绝对数上已经达到2547万（包括普通高校与成人高校），成为世界第一高等教育大国。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不只是量的增长，也带来“质”的变化。马丁·特罗在总结发达国家大众化进程规律时，就指出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并表明“规模是一切问题的根源”[2]。教学质量的下降，主要原因是高校对大众化问题应对不当，没有正确处理数量与质量的矛盾。教育资源难以满足招生速度的快速增长，一方面主要表现在教育经费不足。政府对学校的投资主要来源于财政收入，政府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1144.08亿元增加到2014年的140349.74亿元，财政收入虽出现大幅上涨，但高等教育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并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另一方面是师资短缺，1997年师生比1∶7.8，现在是1∶18.3。虽然1999-2014年教师队伍保持稳定增长，教职工总数达233.6万人，专职教师总数达153.5万人，教师队伍数量世界第一，但我国学生基数与师生比仍远高于世界一流大学。2010年，据美国《新闻周刊》对1311所大学的调查，平均师生比为1∶14.8。老师需要消耗更多的精力应对学生的发展，无形中增加了老师的教学负担。此外，随着录取人数在考生中所占比重的不断增加，生源质量随之下降，学校原有的教学模式已经无法带来原有的效益，令老师的教学难度加大。简言之，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相当多的岗位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专门人才胜任，而教学质量的下降不免使企业乃至社会公众对高等教育成效产生怀疑。
2.严进宽出的高等教育体制
高考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成为我国“第一考”，导致形成“独木桥”现象，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普及及高考体制的改革，这一现象有所减弱。一旦进入大学，众多学生失去紧张感和目标感，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严进宽出的教学体制，而这也是造成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原因之一。西方教育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的目标是智慧，学生所选专业课程并非为了获得稳定的工作，而我们太过强调“学以致用”，缺乏分析事物的基本能力。需要强调的是，西方教育也存在考试，美国高校甚至将考试作为检验学生学习成绩的主要手段，其实也是重要的育人手段，但考试题目多是对于实际情况的分析及解决方案的设计。并不要求死记硬背，考试不是对记忆力的考察，而是对问题理解、分析、解决的考核。而且学生的期末成绩往往由平时成绩与期末考核几部分构成，平时成绩权重往往高于期末成绩。反观国内教学模式，重结果而轻过程，讲究结论的唯一性与确定性。
三、对高校清考政策的反思
反复审视研究，清考制度是由诸多问题引起的，断不可一概而论。“任何一种大学制度的建设都是选择的结果，都是一个经过选择的制度”[3]。从客观因素来说，高校清考现象的存在主要是因为全社会没能形成一种“教育为先”的理念。“教育为先”要求大学将育人作为首要任务，然而，大学不仅把就业率作为评判教学质量的因素，更将其作为标榜自己教育成功的标志。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了传统的大学理念的淡化，大学自身本位理念的缺失。大学在发展过程中逐渐迷失自我，出现为政策和市场而大学失位的表现。再者社会保障体制的不健全，导致大学毕业生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进而造成挂靠就业的现象。最后政府作为主导高校的强势一方，对高校的发展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使大学沦为政府的附属品，失去特殊性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首先，“大学不是风向标，不能什么流行就迎合什么。大学应不断满足社会的需求，而不是它的欲望”[4]。大学应该认清自身的多重责任，以教学、科研、服务社会三项职能为根本，以大学本质属性所要求的任务为基础，并对受教主体负责，对社会发展负责。无论是经济的、政治的欲望，大学都应凭借文化良知、凭借对真理的虔诚和对正义的维护做出正确的判断。
其次，大学应该客观地对待教育政策，教育政策是“党和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内为发展教育事业而制定的行动准则”，对高校各项制度的制定具有指导意义但不具有强制性。对教育主管部门出台的教育指导性政策，大学要报以客观态度进行解读，不能听而任之。毕竟“大学具有政治功能，但它不是政治的工具；大学具有经济功能，但他不是经济机器”[5]。学校不应将“职业性”过度强化，把就业率当成学校生存和发展的指挥棒，进而将学生异化成提高就业率的工具。
最后，学校应该落实淘汰机制，留级或退学，保证出口的通畅。学得好与学得不好的都可以毕业，教育公平性何在？公平并不是均等，公平的教育应该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学识和能力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不是搞特殊主义，走“绿色通道”。实际上，只有真正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把学生培养成完整的人、全面发展的人，才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那些学识和能力没有达标的学生，“回炉再造”恰好是给他一次自我完善的机会，只有这样才能成为适应经济发展的人才。
总之，清考作为国内部分高校的特有现象，虽然具有缓解矛盾冲突和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但也带来相当多的负面影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不利于社会资源的配置，造成管理效率低下，只有标本兼治，才能解决此问题。
参考文献：
[1]斯蒂芬·P·罗宾斯.孙健敏，李原译.组织行为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美]马丁·特罗.从精英向大众化高等教育转变中的问题[J].1973.
[3]邬大光.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J].中国高等教育，2006（19）：14.
[4][美]弗莱克斯纳.徐辉等译.现代大学论——美英德大学研究，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
[5]朴雪涛.知识制度视野中的大学发展[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