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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秀先生是教我写杂文的良师,他给我的教诲鼓励和鞭策是永远难忘的。不过我和严老认识较晚(1984年),在他之前,我还有过二位良师——凑巧得很,他们二位都姓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理想主义的太空回归现实主义的地面,就开始写一点杂文,但并没有什么计划,也不经常,只是偶有所感、偶一为之而已。1980年5月初,想起党中央关于今后不搞大规模政治运动的重大决策,感奋之余,我写了一篇一千来字的杂文《“吃运动饭”》,对过去专门在一些政治运动中依靠整人和制造冤假错案吃饭的人有所规劝。由于这方面的生活体验特别丰富和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