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要能响应真实，反应政治议题，首先要能增加读者的认识与思考，而不只是看到。好比2013年底轰动的台湾纪录片《看见台湾》2，让人看到了环境破坏的结果，却无法理解原因。而纪实摄影一定程度是《看见台湾》式的，它的话语能力有限，虽然未必不行。然而要说见证事件就能产生对事件的理解，我很怀疑。《看见台湾》从高空俯视的拍摄手法虽然前所未有，土地的残缺与破烂让我们乍看下会很震撼，但那个话语的效果如何作用在我们身上，需要思考。
　　因为见证“真相”而得到的理解，会有过分简单的问题。虽然我也曾经相信，但发现那终究是有局限的。虽然有人说理解并不是摄影的责任，就好像有人觉得我对《看见台湾》的批评并不是纪录片的责任。但我正好觉得，那尤其是纪录片的事情。特别因为纪录片在话语上表现复杂的可能性，远远多过纪实摄影。传统纪实摄影主要带来的是感动，通过光影、层次的安排去创造感动，但不是认识，分析性太少。
　　虽然纪实摄影家总是怀抱强烈使命感，而自愿献身，但容我稍嫌冷酷地说，这样的献身是许多老派左翼人士的问题，会优先考虑道德性，但较少考虑效果。他们首先会严格的自我期许在道德上纯洁，好像在道德上站稳了，用理想主义感召了别人跟随投入，意义就会发生。然而这是一种自我说服，往往现实并不如此，话语的效果并不就产生了。左翼这样的香火延续，在不同世代的人身上发烧。然而资本主义全面掌控人的价值，刺激感官与情绪，左翼这样道德献身式的感召就愈来愈没有市场，影响力愈来愈小。一直揭诸正义、关怀底层的这些东西，欠缺新方法让人注意。所以我们应该想办法用别的技巧话语包装，让人重新看到。要让现场的材料变成具有分析性的、有问题意识的，创作者要先体会他所掘取的是符号，是政治层次意义的符号，这样的掘取不是为了美感，特别不是尤金？史密斯（W. Eugene Smith）的古典美感。


　　相较之下，纪实摄影一直没有太强的话语功能。许多报导摄影较少用文字对问题提出分析，或不见得愿意用文字去看影像。这种纪实摄影的影像是感动式的，好比强烈的黑白影像那样接近宗教画式的感动，但不是分析性的意义，这样做让他在当代失去了话语的市场。到了1990年代后的视觉艺术家，诸如姚瑞中所编《台湾当代摄影新潮流》所收录的，虽然许多仍用纪实性的拍法，但他们会用另一种视野，或是用摄影结合其他的图像处理，使得表达方式复杂而多元起来，让摄影手法彼此竞争，而传统的古典纪实摄影放在这个影像的竞技场里，要如何跳出来？
　　这样一来，很多就像近期诚品书店的摄影区里摆放纪实性的影像，其实是在悼念已经逝去的，那古典理想主义的纪实摄影。这样的怀旧，类似纪录片《无米乐》3对七十多岁老农的见证。我们都知道曾经美好的人与土地的关系，已经消逝，很多现代的农业问题不在影片中，农业产销结构也早已转型。《无米乐》表现的就是悼念而已，甚至促成当地商品化、观光化的后果。
　　纪实摄影在西方，也有发展的阶段性。以美国为例，不管是1930年代的FSA，或1940-1950年代的《时代杂志》（Time）、《生活》（Life）杂志的影响力大，都在电视成为全面性的视觉媒体之前，还有美国的政治影响力加分，才让刊载的作品被称诵。但你说那个照片很好吗？今日再看就未必。当然他们的说故事的手法是很成熟的，但1960年代之后就急速式微，新纪实取而代之。新纪实的话语上更细腻，也更个人化。虽然当中有些比较耽溺，太看重与物的对话而离开现实；但其中也有结合现实的精彩作品，总之不是传统见证式的纪实。当代已不太有人用这样的形式说故事。我觉得纪实摄影的阶段性需要被认真理解，特别放在社会的脉络里，它所凭依的脉络因素，大于这个形式本身创造的力量。如果能对此有意识，我觉得摄影还有可为，好比新纪实摄影有很多带给人撞击与思考的好东西。影像本身的叙事形式如果缺乏新意，不做其他的后续处理，那影像自身缺乏分析性的本质，还能走多远，需要被全面检讨。
　　因此我不能同意卡帕（Robert Capa）说“拍得不够好，是因为你靠得不够近”。这句话影响我们太深，才有所谓要贴得够近才能靠近真实的说法。这当然不会完全没意义，但是这个意义是远远不足够与不充份的。有时候转个弯，也许会更贴近对现实的理解。毕竟贴近现实材料与贴近对现实的理解是两个层次，我们常常是贴近现实材料，反而看不清楚，不理解现实。因为现实的细节遮蔽了对现实的分析，反而是现实遮蔽现实。纪实性的影像特别有这个效果，因为它太独占，让我们脑子以为它就代表现实的形象。但现实既复杂又有很多层次，纪实的照片排挤了其他可能性，用断然的、结论式的方式霸占了我们的思维或感知系统。所以说画面在此是危险的，因为它是认识上的专断，让我们不再深思。相对的，如果我们看到的作品是蒙太奇的、拼贴的，我们会有防备心，知道那是人为操作过的，所以会去与影像争辩。因为拼贴的影像不宣称自己是见证式的，而是要提出观点，所以里面就会有思想的活动。而见证的影像是宗教式的，是上帝的行为，它向读者展示了真理，不容怀疑与讨论。纪实摄影在此点上，于知性是不利的。
　　如果我们要把影像宣称它是见证真实的前提拿掉，让真实经过辩论，让读者有心理准备，再开始说影像。这样的影像可以重新把被见证的东西拉进来，但不宣称对真实有权威的意见。这里指的是影像与真实的协商，作者从真实中提取材料，让真实本身成为一个符号。由于符号的使用是高度主观的，出自作者的观察角度，就能引起争辩与思考。虽然这个符号的提取是经过相机的复制，我们感知到那和绘画与书写不一样，让符号的辨识度很高。这是摄影的优势，但符号不必就变为权威的意念。
　　我认为当代的摄影者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情，挑战影像内涵的、见证式的本质。这不容易，因为它太让人坚信的特质太强大。作者可以用它，但不要掉到这样的惯性里，不要以为现实可以直接传输出去。影像如此复杂，我想创作者可以更努力地不再花时间蹲点，而是思考要如何重新运用影像，它的话语效果如何达到。纪实摄影曾经做得很好，然而在那个时代有效的在当代已经渐次无效。若不能认识此点，我认为是在思想上偷懒。因为分辨影像中复杂微妙的部份，是更大的功课。


　　注释：
　　1 本文来自作者本人口述的《 不再见证，而与观者辩论的纪实摄影》（整理/张十七），有删节。
　　2《看见台湾》耗资总计9000万新台币，可说是台湾纪录片影史以来拍摄成本最高的电影。导演齐柏林花费近三年时间拍摄，累积400小时直升机飞行时数。全片以航拍鸟瞰视角将台湾以一种你从未见过的角度与姿态呈现在大银幕上。获 第50届台北金马影展“金马奖”最佳纪录片。
　　3《无米乐》为颜兰权和庄益增共同执导的一部纪录片，是一部纪录了台南县后壁乡菁寮四位老农民的劳动身影与乐天知命的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