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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身兼集编剧与导演于一身，一贯被称为"借助影像的叙事思想家"。本文对其电影《两生花》进行了多维度解读，借此打开导演敏感而复杂的精神世界。基耶斯洛夫斯基无愧于20世纪90年代最具才华和影响力的波兰导演。
关键词：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两生花 导演研究
1989年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后文简称“基氏”）迁居法国，并于1991年导演了一部获得全球赞誉的电影《两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又译为《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这部由伊莲娜·雅各布主演的作品，受到了票房和评论界的一致称是，更难得的是它最终获得了多项国际影展奖项的肯定。
从导演论的角度来看，《两生花》是基氏艺术生命的一次飞跃，它以最善意的眼光思考生命的孤独和不幸，并一下子涉及了四个维度的问题：人性与命运、心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政治无意识等。
一、人性赞歌
从各个层面上来说，《两生花》都是对人性、命运最唯美最诗意的阐释。该片讲述了不同国度的两个女孩的命运，伊莲娜·雅各布同时扮演两位主人公，在199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她赢得了最佳女演员的殊荣。波兰的维罗妮卡是个热爱歌唱的女孩，平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不顾心脏的虚弱，在音乐会上自豪地演唱了梵·德·布登梅尔 的作品，当乐章发展到高潮时突然倒地死去。与此同时，法国的维罗妮卡被一种强大的悲伤和匮乏感侵蚀，放佛失去了一个很亲近的人。说不清什么原因，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去当地学校做了一名普通音乐教师。
所谓“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源于个体内心深处那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两个维罗妮卡的生命仅在照相那一刻彼此交辉，波兰维罗妮卡的生命境遇却为法国维罗妮卡提供了某种暗示，即我们常说的心有灵犀或心灵感应。《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的作者因斯多夫认为，法国维罗尼卡的生命是受着保护而前进的，其深意在于，与我们仰慕或珍爱的人在一起，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补完我们的人格，从而不辜负对每个人来说仅有一次的生命。
《两生花》和后来的《三色》一起，宣告了基氏的拍片风格告别了波兰时期的浓重政治色彩，以更为博大的胸怀关注人性、命运等主题。
二、恋父情结
《两生花》没有安排母亲角色的出现，当两个维罗妮卡失意怅然的时候，是父亲给她们带来了慰藉。假设维罗妮卡们有一种潜在的恋父情结或者说男性崇拜，那么父亲这一身份在电影里则象征了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避风港，亦是她们热爱生命的动力、顽强生命力的源泉。
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女儿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结，他认为在孩子心理的发展过程中，最先要在亲近的异性家长那里得到满足。父亲，在家庭中是男人身份的象征，其特殊意义在于，父亲身上的男性气质，比如果断、有力量、保护性等，对孩子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自我塑造，孩子不单需要一个现实中的父亲，还需要一个“内心的父亲”，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内化父亲角色的功能和作用。“父亲角色”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象征。在幼年时期，“父亲角色”是权威、规则的代表，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孩子的心理发展渐渐成熟，自我意识增强，父亲用自身作为孩子效仿的模板、超越的目标，激发孩子成长，因此父亲角色也成为孩子发展的标杆和超越的对手。
当波兰维罗妮卡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向她展露阴茎的时候，先是吃惊，之后却笑了，这种笑并不是嘲笑或耻笑，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敬重。法国维罗妮卡和父亲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联系，是父亲身上坚毅、有保护性等男性特征，把她从混沌的世界中提携出来，给予她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三、思索“存在”
基氏观察到波兰在1980年代正经历着嬗变，紊乱与脱序主宰着的故乡，人的命运好像被一种外在无形的力量所操控，紧张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恐惧笼罩着波兰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新兴工商业文明的挑战。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导演，基氏对此感到忧虑，但以前的挫折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拍电影不可能肩负改革社会、重建秩序的重任，于是他渐渐把捕捉形而上的“东西”确定为影片的意义。因为在基氏看来，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是较少被意识形态感染的领域，它能把人从日常生活的惯性中抽离出来，促人反思。例如，影片中维罗妮卡拥有一个色彩斑斓的魔术球，透过它世界被折射为完全不同的样貌。这个“魔术球”是一种隐喻，代表了维罗妮卡超越现实的愿望。
《两生花》的叙事节奏始终沉缓而平静，没有花哨的噱头，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首先，该片从东欧文化传统的角度，针对重要的存在主义命题——爱情和死亡、机遇和命运——提出了疑问：这世界到底是否存在自由意志，还是一切都是宿命，抑或只是偶然？其次，该片将美学和知性反思结合为一体，传递了真正的人道主义，而非形式上的道德准则。最后，片中超然的世界观、价值观为观影者提供了终极关怀 ，观影过程如人生真相之展示一样，对苦难的心灵给予了悲悯和抚慰。
一位15岁的女孩子告诉基氏，看了《两生花》之后，她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氏听后觉得，只为让一位少女领悟灵魂的确实存在，拍这部电影就值得了。
四、镜像欧洲
借用拉康关于镜像的概念，可以打开解读《两生花》的另一面窗户。如果波兰维罗妮卡是法国维罗妮卡的镜像，那么她就是被看的那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女孩生命中的神秘关系看作西欧和东欧隐秘联系的隐喻，把波兰维罗妮卡的猝死看作对几乎一夜之间东欧剧变的指涉，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年欧洲诸国的局势，在政治无意识的运作下象征性地被纳入到了电影的叙事中。
两个维罗妮卡的童年也是现代欧洲的童年。当法国的维罗妮卡发现照片里波兰的维罗妮卡时，她同时产生两种感受——震惊和忧伤。影片拍摄于1991年，那是一个变革呼之欲出的年代，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西欧再次面对东欧时的复杂心情。波兰的维罗妮卡是突然闯入法国的维罗妮卡眼帘的，作为她摄影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的女孩必须面对她自己在波兰的那个镜像，或者说，另一个她自己，正如西欧必须面对和“接受”东欧。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在法国工作的波兰籍导演，基氏不仅选择了让波兰的维罗妮卡死去，而且让她成为了被看的那一位，这是否是在暗示东欧在这一历史和政治进程中的被动地位呢？因为若干年以后的现在，我们正在用欧盟来慢慢取代东、西欧甚至中欧、南欧的称谓。
五、精神的重量
根据上述四重维度，对照基氏其人其影就能克服文化障碍，实现对基氏精神世界的解读。
第一，基氏的电影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与见解。他通过电影艺术创造了一个近乎完美、和谐的艺术世界，并用浪漫的、古典主义的笔调塑造它——塑造一个人文欧洲的形象，而不是铁幕笼罩下的欧洲。
第二，基氏是一名悲观的存在主义者。在他的电影里处处埋伏着神秘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平庸，他已看透，但是苦难本身并非他直接表现的对象，他的镜头更关心的是特殊语境下人的生存状态。
第三，基氏是电影艺术界在精神追求上的领跑者。他以其沉郁、唯美的电影风格区别于其他导演。他在每部电影里为角色设想的情境——通常体现在自由和责任、性灵与现实的挣扎和对抗之中，含有浓厚的道德复杂性。他对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仅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还引起了整个思想界的思考。
第四，在电影艺术史上，基氏更像是一位纲常世界里的守望者和牧羊人。他深刻地明白电影不可能负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但他对人群、对社会抱有太多真切的热望，于是他通过拍电影去重新思考并发掘道义、良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他让观众用新眼光来看待欧洲的宗教传统，并表达出某些人类共通的经验。
第五，基氏是一名知识分子式的殉道者，他的一生都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修炼的方式是痛苦而严格的自我审视。他个性沉静、敏感，艺术上偏爱将宏大的理想置入现代化的私人语境中，并且加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是“在个人的人性、隐私的层面上，而不是哲学，更不是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他还想演绎但丁的《神曲》，计划拍摄“地狱、炼狱、天堂”三部曲，可惜天妒英才，剧本成了遗作，基氏死于和维罗妮卡同样的心脏病，在人生的高音部分陨落。
参考文献：
[1]安内特·因斯多夫著,黄渊译.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达纽西亚·斯多克编,施丽华,王立非译.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3]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3,(3): 95-97.
[4]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关键词：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 两生花 导演研究
1989年波兰导演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后文简称“基氏”）迁居法国，并于1991年导演了一部获得全球赞誉的电影《两生花》（La Double vie de Véronique，又译为《维罗妮卡的双重生命》）。这部由伊莲娜·雅各布主演的作品，受到了票房和评论界的一致称是，更难得的是它最终获得了多项国际影展奖项的肯定。
从导演论的角度来看，《两生花》是基氏艺术生命的一次飞跃，它以最善意的眼光思考生命的孤独和不幸，并一下子涉及了四个维度的问题：人性与命运、心理/精神分析、存在主义、政治无意识等。
一、人性赞歌
从各个层面上来说，《两生花》都是对人性、命运最唯美最诗意的阐释。该片讲述了不同国度的两个女孩的命运，伊莲娜·雅各布同时扮演两位主人公，在1991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她赢得了最佳女演员的殊荣。波兰的维罗妮卡是个热爱歌唱的女孩，平时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她不顾心脏的虚弱，在音乐会上自豪地演唱了梵·德·布登梅尔 的作品，当乐章发展到高潮时突然倒地死去。与此同时，法国的维罗妮卡被一种强大的悲伤和匮乏感侵蚀，放佛失去了一个很亲近的人。说不清什么原因，她毅然放弃了自己的歌唱事业，去当地学校做了一名普通音乐教师。
所谓“世界上的另一个我”，来源于个体内心深处那种不可名状的孤独感。两个维罗妮卡的生命仅在照相那一刻彼此交辉，波兰维罗妮卡的生命境遇却为法国维罗妮卡提供了某种暗示，即我们常说的心有灵犀或心灵感应。《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的作者因斯多夫认为，法国维罗尼卡的生命是受着保护而前进的，其深意在于，与我们仰慕或珍爱的人在一起，可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补完我们的人格，从而不辜负对每个人来说仅有一次的生命。
《两生花》和后来的《三色》一起，宣告了基氏的拍片风格告别了波兰时期的浓重政治色彩，以更为博大的胸怀关注人性、命运等主题。
二、恋父情结
《两生花》没有安排母亲角色的出现，当两个维罗妮卡失意怅然的时候，是父亲给她们带来了慰藉。假设维罗妮卡们有一种潜在的恋父情结或者说男性崇拜，那么父亲这一身份在电影里则象征了她们人生道路上的避风港，亦是她们热爱生命的动力、顽强生命力的源泉。
恋父情结（Electra Complex）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女儿亲父反母的复合情结，他认为在孩子心理的发展过程中，最先要在亲近的异性家长那里得到满足。父亲，在家庭中是男人身份的象征，其特殊意义在于，父亲身上的男性气质，比如果断、有力量、保护性等，对孩子性格的形成至关重要。
为了实现自我塑造，孩子不单需要一个现实中的父亲，还需要一个“内心的父亲”，也就是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需要内化父亲角色的功能和作用。“父亲角色”不仅仅是一个人，更是一种象征。在幼年时期，“父亲角色”是权威、规则的代表，随着青春期的到来，孩子的心理发展渐渐成熟，自我意识增强，父亲用自身作为孩子效仿的模板、超越的目标，激发孩子成长，因此父亲角色也成为孩子发展的标杆和超越的对手。
当波兰维罗妮卡看到一个中年男人向她展露阴茎的时候，先是吃惊，之后却笑了，这种笑并不是嘲笑或耻笑，而是一种对生命的敬重。法国维罗妮卡和父亲之间也有一种微妙的心理联系，是父亲身上坚毅、有保护性等男性特征，把她从混沌的世界中提携出来，给予她更大的生命激情和对事业的执著追求。
三、思索“存在”
基氏观察到波兰在1980年代正经历着嬗变，紊乱与脱序主宰着的故乡，人的命运好像被一种外在无形的力量所操控，紧张的情绪和对未来的恐惧笼罩着波兰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了新兴工商业文明的挑战。
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导演，基氏对此感到忧虑，但以前的挫折使他清醒地意识到拍电影不可能肩负改革社会、重建秩序的重任，于是他渐渐把捕捉形而上的“东西”确定为影片的意义。因为在基氏看来，形而上学和心理学是较少被意识形态感染的领域，它能把人从日常生活的惯性中抽离出来，促人反思。例如，影片中维罗妮卡拥有一个色彩斑斓的魔术球，透过它世界被折射为完全不同的样貌。这个“魔术球”是一种隐喻，代表了维罗妮卡超越现实的愿望。
《两生花》的叙事节奏始终沉缓而平静，没有花哨的噱头，取而代之的是理性的思考：首先，该片从东欧文化传统的角度，针对重要的存在主义命题——爱情和死亡、机遇和命运——提出了疑问：这世界到底是否存在自由意志，还是一切都是宿命，抑或只是偶然？其次，该片将美学和知性反思结合为一体，传递了真正的人道主义，而非形式上的道德准则。最后，片中超然的世界观、价值观为观影者提供了终极关怀 ，观影过程如人生真相之展示一样，对苦难的心灵给予了悲悯和抚慰。
一位15岁的女孩子告诉基氏，看了《两生花》之后，她知道灵魂的确存在。基氏听后觉得，只为让一位少女领悟灵魂的确实存在，拍这部电影就值得了。
四、镜像欧洲
借用拉康关于镜像的概念，可以打开解读《两生花》的另一面窗户。如果波兰维罗妮卡是法国维罗妮卡的镜像，那么她就是被看的那一个；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女孩生命中的神秘关系看作西欧和东欧隐秘联系的隐喻，把波兰维罗妮卡的猝死看作对几乎一夜之间东欧剧变的指涉，那么我们就不难发现当年欧洲诸国的局势，在政治无意识的运作下象征性地被纳入到了电影的叙事中。
两个维罗妮卡的童年也是现代欧洲的童年。当法国的维罗妮卡发现照片里波兰的维罗妮卡时，她同时产生两种感受——震惊和忧伤。影片拍摄于1991年，那是一个变革呼之欲出的年代，因此我们不难想象当西欧再次面对东欧时的复杂心情。波兰的维罗妮卡是突然闯入法国的维罗妮卡眼帘的，作为她摄影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法国的女孩必须面对她自己在波兰的那个镜像，或者说，另一个她自己，正如西欧必须面对和“接受”东欧。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在法国工作的波兰籍导演，基氏不仅选择了让波兰的维罗妮卡死去，而且让她成为了被看的那一位，这是否是在暗示东欧在这一历史和政治进程中的被动地位呢？因为若干年以后的现在，我们正在用欧盟来慢慢取代东、西欧甚至中欧、南欧的称谓。
五、精神的重量
根据上述四重维度，对照基氏其人其影就能克服文化障碍，实现对基氏精神世界的解读。
第一，基氏的电影表达了他对现代社会的思考与见解。他通过电影艺术创造了一个近乎完美、和谐的艺术世界，并用浪漫的、古典主义的笔调塑造它——塑造一个人文欧洲的形象，而不是铁幕笼罩下的欧洲。
第二，基氏是一名悲观的存在主义者。在他的电影里处处埋伏着神秘的不确定因素，对于人性的弱点和生活的平庸，他已看透，但是苦难本身并非他直接表现的对象，他的镜头更关心的是特殊语境下人的生存状态。
第三，基氏是电影艺术界在精神追求上的领跑者。他以其沉郁、唯美的电影风格区别于其他导演。他在每部电影里为角色设想的情境——通常体现在自由和责任、性灵与现实的挣扎和对抗之中，含有浓厚的道德复杂性。他对人、对世界的认识，不仅仅引起了圈内人士的关注，还引起了整个思想界的思考。
第四，在电影艺术史上，基氏更像是一位纲常世界里的守望者和牧羊人。他深刻地明白电影不可能负担起社会改革的重任，但他对人群、对社会抱有太多真切的热望，于是他通过拍电影去重新思考并发掘道义、良心在现代社会的作用。他让观众用新眼光来看待欧洲的宗教传统，并表达出某些人类共通的经验。
第五，基氏是一名知识分子式的殉道者，他的一生都没有停下探索的脚步，他修炼的方式是痛苦而严格的自我审视。他个性沉静、敏感，艺术上偏爱将宏大的理想置入现代化的私人语境中，并且加入了自己独特的理解，他特别强调是“在个人的人性、隐私的层面上，而不是哲学，更不是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他还想演绎但丁的《神曲》，计划拍摄“地狱、炼狱、天堂”三部曲，可惜天妒英才，剧本成了遗作，基氏死于和维罗妮卡同样的心脏病，在人生的高音部分陨落。
参考文献：
[1]安内特·因斯多夫著,黄渊译.双重生命,第二次机会——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影[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达纽西亚·斯多克编,施丽华,王立非译.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
[3]张岱年.中国哲学关于终极关怀的思考[J].社会科学战线,1993,(3): 95-97.
[4]费雷德里克·詹姆逊著,王逢振,陈永国译.政治无意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