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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规格上看，这里与北京所有边缘地带小区里的隔板房相比，没什么两样。
位处一层的三室一厅，被改造成7户。除主、次卧是实心墙，其他五间屋子至少有一面是水泥砌成的隔板墙。客厅那间，只有半堵墙是原装的。三对小夫妻、一对小情侣和三个小白领合租在此。与近年来出租房蜗居二十几人、分成十多个格子间的新闻相比，这里已算得上宽敞了。
而屋子外挂着的尿布和画着各式“地图”的被单和褥子、不时响起的嘹亮哭声，表明这里还有特殊的住户。
8个月大的男孩豆豆，和爸妈挤在不足15平方米的次卧里。两个月前，母亲抱着他从东北老家来到这里和丈夫李志团聚。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被隔板房包围的小屋，就是三口人在北京的家。
“当了五年房屋中介，我只见过一例带孩子住隔板房的。”李志说，“而我们，是第二例。”
门缝内外
豆豆皱着眉头，嘟噜着嘴，他的皮肤透着一种缺乏阳光照射的白皙。一有机会，他便歪着脑袋朝门缝外面贼溜溜地瞅，并挥舞着小手试图抓过去。
“周末这两天天气好，带他去外面公园的池塘喂鱼，心玩野了。”李志解释，说着便捏了捏豆豆的脸蛋，“怎么这么淘啊，小臭孩儿？”也难怪，哪怕对一个婴孩来说，这里也显得拥挤局促。
一张双人床占了整间屋子的大半面积。三个衣柜塞得满满当当，其中一个还粘着衣架，挂着婴儿的换洗衣物。三张桌子，一张用来放台式电脑和书籍，一张放置奶粉、奶瓶、热水壶、油桶、电饭锅和油盐酱醋，还有一张折叠饭桌，平日里都是折起靠在床边，不然连挪窝的地方都没有。因为窗户朝西，虽然正值午后，屋里依然透着些许阴冷。
门缝外的世界，同样是狭窄的。
原本宽敞的客厅立起三面隔板，变为直角过道。厨房腾空后，成了6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门外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里，抽油烟机、冰箱挤在一块。地上叠成摞的炒锅、铝盆和碗筷，至少有三四份。冰箱里满满的，这两天出了故障，一股扑鼻的霉味，呛得人睁不开眼。7户人共用一个洗手间，里面没有排风扇，纸篓里的卫生纸和废弃卫生巾粘成了一团。洗衣机也是共用的，几乎全天都在轰隆隆运转，五六个脸盆装着衣物，排队似的边上候着。
为了散味儿，卫生间的门一直开着。但每天早晨，这个方寸之地就会发生暗地里的争夺，门一旦关上，很可能意味着上班要迟到了，就算不用赶上班，也需要能“憋着”。
李志有着“惨痛”的教训。有次他加班回来，正赶上有位女生洗澡，快半小时不见出来。他尿急，只得跑到楼后面的小树林里解决。一边是灯火通明的住宅楼，一边是车来车往的马路，还要提防遛狗的人们。打那以后，他都去几百米外的公厕解决问题。
豆豆没有如厕的烦恼，可他的小世界也着实单调乏味。没有婴儿车，连玩具也只有两个——一辆塑料积木拼接成的小汽车、一个蓝色的鱼形钥匙坠。不久前到医院打针，路边的小贩送了个拧成长颈鹿形状的气球，如今已经漏了气，还舍不得扔掉。
好在，他还有个玩伴。住在隔壁主卧的夫妻，有个1岁9个月大的女儿小杰。这个喜欢给人飞吻的小姑娘，还只会说“爸爸”、“妈妈”和“再见”。她妈妈下班路过天桥时，买来的会爬会叫的电动毛绒狗，能让两个孩子聚精会神地盯上半天。
玩耍嬉戏也是件奢侈的事。小杰骑着儿童三轮车在过道里转悠，不小心撞到隔板墙跌倒，哇哇大哭。最近，她学会站在小凳子上，伸手扳大门把手，可惜没打开过。由家长带出门溜达，是小家伙们最兴奋的时刻。李志开玩笑，说这叫“放风”。
早产儿
豆豆来到这个世界，是个意外。
2012年5月，刚办完婚礼的李志和妻子康欣从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县老家回到北京。两人租住在北京六环外一处五层的公寓楼里，每层楼里只有男女两个卫生间，各一个坑位。房客包括农民工、小商贩和年轻而拮据的白领。
房租每月650元，除了价格便宜，屋子也宽敞，邻居中还有不少做中介的同事。
同月，康欣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并不在两人计划之内。康欣原本在北京一家传播公司工作，三个月前，她所在的公司因涉嫌诈骗被警方清查。只是小职员的康欣也受到牵连，进了看守所。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女子，向警察解释，自己只是做编辑工作，并不清楚公司的违法行为，可无济于事。
在“里面”，她和十几个人挤在一张类似土炕的硬板床上睡觉，背了两个多星期的《弟子规》。现在，她还能背出“圣人训，首孝悌”后面的大部分内容。李志花了不少钱找律师咨询、做担保，才把她接回来。
婚后，康欣没能找到工作。“生了孩子，在哪里养？”她甚至一度考虑把孩子打掉。
这件事却拖了好几个月。李志总说工作忙，没时间陪着去医院。直到大夫说孩子已经成型，引产的话大人会有生命危险。他和妻子商量：“那就生吧。”
其实，李志从来没想过不要这个孩子。“我毕竟读过书，知道敬畏生命，一个小孩来到世上不容易。”直到现在，他都没告诉妻子实情。
2012年12月底的一天早上，怀孕七个月的康欣突然觉得晕沉沉的，想喝饮料。李志急匆匆买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子已经昏迷，身体不时地抽搐。120急救医生当场判断为产前子痫。李志和四个男大夫才按住无意识挣扎的康欣，将她抬上救护车。
当她从ICU醒来，已是4天后。她发现肚子已经瘪下来，心头一紧，问身旁的李志：“孩子呢？”
经剖腹产出生的豆豆，只有4斤多点，呼吸微弱，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躺在保温箱里。8天后，才允许家长探视。
“干瘦，皱巴巴的，真丑。”康欣回忆起与儿子的第一面，“我都不想要他咧！”说这话时，她掖了掖包裹豆豆的棉被，孩子睡得挺香。因为早产，她没有乳汁，只得买奶粉。
李志将公寓屋退了，在一处地铁终点站附近租了个次卧，将母子俩接了过去。这个处于14层的隔板房，共6户，邻居都是早出晚归的白领，很少照面。李志的父母来看望孙子，因为没地方住，老父亲只待了半天就回去了，母亲留下来照顾母子俩。 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里还是太小了。他们买了个床垫，白天靠在墙边，晚上横在地板上，整间屋子挤得转不过身。老人称半夜起来行动方便，坚持睡床垫，让小两口和孩子睡双人床。
半夜，豆豆总会突然“哇哇”地哭，要奶吃或者尿尿，一宿至少四五次。一个多月，李志瘦了一圈。他给折腾人的豆豆起了不少外号：“小臭孩儿”、“臭屁孩儿”、“小犊子”。
2013年春节，因为只买到大年初二的火车票，夫妻俩第一次在北京过春节。
第13位居民
大年初二，李志眼看着康欣、母亲和儿子上了火车，因为假期太短，他没回去。第二天，他买了年货去中介公司店长家拜年，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他窝在屋子里闷头睡到上班那天。
“世界总算清净了。”他笑着说。其实，他天天都在挂念远方的儿子。每晚和妻子通完电话，李志都要跟儿子喊上两声才踏实。农村没有网络，只能靠彩信看到豆豆——双腿可以乱扑腾了，两颗乳牙冒头了，或者又尿床了……
28岁的李志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圆脸盘红脸膛，一副厚框眼镜很少摘下来。他是分店里的业务骨干，月收入稳定在1万多元，业绩好的时候能拿到2万多。
但在居住方面，他从来都是凑合着过。五年来，他很少在中介公司租过房子，而是寻找贴在小区窗户上的“房东直租”信息，因为能省下中介费。2013年5月初，他搬到单位附近的这间次卧里。房东是一个40出头的山东妇女，小学学历，开着辆宝来，包里挂着几十串儿钥匙。除了这儿，她还有十多处房子出租，除了带租户看房签约，她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麻将。
“用我们行内话说，叫‘房虫’，也就是二房东。”李志解释。他们以较低价格从真正的房主手里整租屋子然后转租，赚差价，大多会在房子里打上隔断，多招租户。双方都知根知底。李志提出每月1400元的租价太贵，1300到头了。对方也没坚持，当天签了合同。
这是个新装修的隔板房，李志是最早的租户之一。后来，邻居们陆续入住——主卧住着小杰和父母；客厅四面不见阳光的“小黑屋”里是个上班族的女孩；连着阳台的部分客厅隔成了两间，各自住着一对情侣和一个网络公司的职员；原本的厨房，睡着一位1988年出生的女白领，她的隔壁是一对时而吵吵、时而甜蜜无间的东北小夫妻。
想儿子的时候，李志便很羡慕隔壁的一家三口。那对来自陕西的夫妇，因老家的父母精力不济（他的二弟也有孩子了），便把女儿小杰接到北京。为了照看孩子，丈夫辞掉了寿司店的工作，妻子每天早出晚归，在西四环一家大型商场做服装导购。生活辛苦，却很温馨。
李志的心思有点活络了。康欣到老家县城给豆豆理发，顺路去网吧和他视频聊天。六个月大的豆豆和上次照片里相比胖了不少，变漂亮了，李志几乎认不出来了。康欣在农村待了半年多，也挺想和丈夫一起生活。
李志和家里商量，决定把康欣母子俩接过来住。因为房租签的是一年，违约金价格不菲，他放弃了再租一个大开间或两居室的想法。“先这么凑合吧，孩子小，不用太大的地方。”他说着点起一支烟。
李志提前和大家打好招呼，告知打算把小孩子接过来，请大家多包涵。2013年8月初，豆豆成了这里的第13位居民。他以一阵长时间、底气十足的号哭，宣告着自己的到来。
两个孩子的存在，使得邻里关系和别的隔板房不太一样。小杰已经是能满地跑的小丫头，无论谁的房间，只要门开着，她不打招呼便径直走进去，在狭窄的过道里“视察”一圈，含含糊糊地喊上两声，算是问好。还常在人家屋子里尿裤子，惹得爸爸冲过去“啪啪”打屁股。
豆豆显然更引人注意，这里的所有人都抱过他。几个小姑娘下班到家，经常衣服都不换便跑过去看望他。有时还会捏着他的脸蛋问：“怎么这么爱哭，昨天半夜把阿姨吵得睡不着觉，上不好班啦……”
的确，李志不止一次在深夜起来冲奶粉的时候，听到隔壁甚至更远的屋子里，传来压低声调、无奈的叹气声。只是，从来没人当面抗议过。
格子间的世界
西服、胸牌、电动车——这三样招牌标示着李志房屋中介的身份。
2008年，他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面试了十多个公司，都碰了壁。“这行，需要经验，而我没有。有一家给的工资是1200块，我拒绝了。”他苦笑着回忆，“那时候心气儿高。”
后来他得知，班上有一部分同学，没怎么费力气，就去了邮局工作，据说是家里有关系。外地的同学，大部分回老家了。而他在每月300块钱的6平米地下室住了一个多月，几乎顿顿馒头加开水。
8月份，一个学长请他吃饭。得知对方在做房屋中介，李志非要看学长的工资单，嚯，1万多块！
没几天，李志便成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很快，他一个月能赚五千多了，也搬进一个7平米的格子间里。初期，他接触最多的是大学毕业生，大多都住格子间，还会嫌几百块钱的房租贵。
他见过最拥挤的出租房一共有12户，连主卧都打上了隔板。还见过一个不到八平米的格子间，小夫妻正在半米宽的过道里猫腰吃饭，床边的老太太正喂孩子喝粥。李志现在也很难想象，四口人晚上怎么睡觉。
迄今为止，李志成交额最高的房屋买卖单子，618万，他拿到10万元的业务提成。买主是一对在北京打拼的夫妻，买了套五道口的学区房。丈夫是个机械工程师，妻子在一家大型商场做部门主管。“他们告诉我，所有存款都没了，日子过得紧巴巴，很累。”
也有例外。曾有个女郎搂着个50多岁的男人看房，相中一套400多万的。得知需要拿结婚证办手续，女的一怔：“要是没有怎么办？”最后房子以个人名义成交了，户主是女方。“人家你情我愿，那我不更乐意嘛！”他一脸坏笑。
在他看来，能在北京买房的人分为三类：买别墅和高档小区，价格500万至1000万的；买300万至500万左右普通民宅的；第三种才是主流人群，买200万至300万的小户型或二手房还要努力还月供的。“前两者中，基本没见过年轻人。”
但格子间里的人们不属于这个群体。
李志常在妻儿熟睡后打一会儿网络游戏。到深夜一两点钟，隔壁几间屋子都会偶尔传出窸窸窣窣、有节奏的床垫被挤压的声音。这时候，他会放轻手脚，戴上耳机，尽量不发出响动。小杰的父亲已经半年没跟妻子亲热了——就算孩子睡着，他也不敢打扰劳累一天的妻子。
除了这样的尴尬，7户人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如果有人下班来不及做饭，已经做饭的常会招呼，坐过来围着折叠小餐桌一起吃。
“大家都互相理解，算是抱团取暖吧。”李志说。
位处一层的三室一厅，被改造成7户。除主、次卧是实心墙，其他五间屋子至少有一面是水泥砌成的隔板墙。客厅那间，只有半堵墙是原装的。三对小夫妻、一对小情侣和三个小白领合租在此。与近年来出租房蜗居二十几人、分成十多个格子间的新闻相比，这里已算得上宽敞了。
而屋子外挂着的尿布和画着各式“地图”的被单和褥子、不时响起的嘹亮哭声，表明这里还有特殊的住户。
8个月大的男孩豆豆，和爸妈挤在不足15平方米的次卧里。两个月前，母亲抱着他从东北老家来到这里和丈夫李志团聚。未来至少一年的时间里，被隔板房包围的小屋，就是三口人在北京的家。
“当了五年房屋中介，我只见过一例带孩子住隔板房的。”李志说，“而我们，是第二例。”
门缝内外
豆豆皱着眉头，嘟噜着嘴，他的皮肤透着一种缺乏阳光照射的白皙。一有机会，他便歪着脑袋朝门缝外面贼溜溜地瞅，并挥舞着小手试图抓过去。
“周末这两天天气好，带他去外面公园的池塘喂鱼，心玩野了。”李志解释，说着便捏了捏豆豆的脸蛋，“怎么这么淘啊，小臭孩儿？”也难怪，哪怕对一个婴孩来说，这里也显得拥挤局促。
一张双人床占了整间屋子的大半面积。三个衣柜塞得满满当当，其中一个还粘着衣架，挂着婴儿的换洗衣物。三张桌子，一张用来放台式电脑和书籍，一张放置奶粉、奶瓶、热水壶、油桶、电饭锅和油盐酱醋，还有一张折叠饭桌，平日里都是折起靠在床边，不然连挪窝的地方都没有。因为窗户朝西，虽然正值午后，屋里依然透着些许阴冷。
门缝外的世界，同样是狭窄的。
原本宽敞的客厅立起三面隔板，变为直角过道。厨房腾空后，成了6平方米左右的小卧室。门外不足4平方米的空间里，抽油烟机、冰箱挤在一块。地上叠成摞的炒锅、铝盆和碗筷，至少有三四份。冰箱里满满的，这两天出了故障，一股扑鼻的霉味，呛得人睁不开眼。7户人共用一个洗手间，里面没有排风扇，纸篓里的卫生纸和废弃卫生巾粘成了一团。洗衣机也是共用的，几乎全天都在轰隆隆运转，五六个脸盆装着衣物，排队似的边上候着。
为了散味儿，卫生间的门一直开着。但每天早晨，这个方寸之地就会发生暗地里的争夺，门一旦关上，很可能意味着上班要迟到了，就算不用赶上班，也需要能“憋着”。
李志有着“惨痛”的教训。有次他加班回来，正赶上有位女生洗澡，快半小时不见出来。他尿急，只得跑到楼后面的小树林里解决。一边是灯火通明的住宅楼，一边是车来车往的马路，还要提防遛狗的人们。打那以后，他都去几百米外的公厕解决问题。
豆豆没有如厕的烦恼，可他的小世界也着实单调乏味。没有婴儿车，连玩具也只有两个——一辆塑料积木拼接成的小汽车、一个蓝色的鱼形钥匙坠。不久前到医院打针，路边的小贩送了个拧成长颈鹿形状的气球，如今已经漏了气，还舍不得扔掉。
好在，他还有个玩伴。住在隔壁主卧的夫妻，有个1岁9个月大的女儿小杰。这个喜欢给人飞吻的小姑娘，还只会说“爸爸”、“妈妈”和“再见”。她妈妈下班路过天桥时，买来的会爬会叫的电动毛绒狗，能让两个孩子聚精会神地盯上半天。
玩耍嬉戏也是件奢侈的事。小杰骑着儿童三轮车在过道里转悠，不小心撞到隔板墙跌倒，哇哇大哭。最近，她学会站在小凳子上，伸手扳大门把手，可惜没打开过。由家长带出门溜达，是小家伙们最兴奋的时刻。李志开玩笑，说这叫“放风”。
早产儿
豆豆来到这个世界，是个意外。
2012年5月，刚办完婚礼的李志和妻子康欣从黑龙江省绥化市海伦县老家回到北京。两人租住在北京六环外一处五层的公寓楼里，每层楼里只有男女两个卫生间，各一个坑位。房客包括农民工、小商贩和年轻而拮据的白领。
房租每月650元，除了价格便宜，屋子也宽敞，邻居中还有不少做中介的同事。
同月，康欣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并不在两人计划之内。康欣原本在北京一家传播公司工作，三个月前，她所在的公司因涉嫌诈骗被警方清查。只是小职员的康欣也受到牵连，进了看守所。这个1988年出生的年轻女子，向警察解释，自己只是做编辑工作，并不清楚公司的违法行为，可无济于事。
在“里面”，她和十几个人挤在一张类似土炕的硬板床上睡觉，背了两个多星期的《弟子规》。现在，她还能背出“圣人训，首孝悌”后面的大部分内容。李志花了不少钱找律师咨询、做担保，才把她接回来。
婚后，康欣没能找到工作。“生了孩子，在哪里养？”她甚至一度考虑把孩子打掉。
这件事却拖了好几个月。李志总说工作忙，没时间陪着去医院。直到大夫说孩子已经成型，引产的话大人会有生命危险。他和妻子商量：“那就生吧。”
其实，李志从来没想过不要这个孩子。“我毕竟读过书，知道敬畏生命，一个小孩来到世上不容易。”直到现在，他都没告诉妻子实情。
2012年12月底的一天早上，怀孕七个月的康欣突然觉得晕沉沉的，想喝饮料。李志急匆匆买回来的时候，发现妻子已经昏迷，身体不时地抽搐。120急救医生当场判断为产前子痫。李志和四个男大夫才按住无意识挣扎的康欣，将她抬上救护车。
当她从ICU醒来，已是4天后。她发现肚子已经瘪下来，心头一紧，问身旁的李志：“孩子呢？”
经剖腹产出生的豆豆，只有4斤多点，呼吸微弱，被送到解放军总医院的儿童重症监护室，躺在保温箱里。8天后，才允许家长探视。
“干瘦，皱巴巴的，真丑。”康欣回忆起与儿子的第一面，“我都不想要他咧！”说这话时，她掖了掖包裹豆豆的棉被，孩子睡得挺香。因为早产，她没有乳汁，只得买奶粉。
李志将公寓屋退了，在一处地铁终点站附近租了个次卧，将母子俩接了过去。这个处于14层的隔板房，共6户，邻居都是早出晚归的白领，很少照面。李志的父母来看望孙子，因为没地方住，老父亲只待了半天就回去了，母亲留下来照顾母子俩。 对于一个四口之家来说，这里还是太小了。他们买了个床垫，白天靠在墙边，晚上横在地板上，整间屋子挤得转不过身。老人称半夜起来行动方便，坚持睡床垫，让小两口和孩子睡双人床。
半夜，豆豆总会突然“哇哇”地哭，要奶吃或者尿尿，一宿至少四五次。一个多月，李志瘦了一圈。他给折腾人的豆豆起了不少外号：“小臭孩儿”、“臭屁孩儿”、“小犊子”。
2013年春节，因为只买到大年初二的火车票，夫妻俩第一次在北京过春节。
第13位居民
大年初二，李志眼看着康欣、母亲和儿子上了火车，因为假期太短，他没回去。第二天，他买了年货去中介公司店长家拜年，喝得酩酊大醉。接下来，他窝在屋子里闷头睡到上班那天。
“世界总算清净了。”他笑着说。其实，他天天都在挂念远方的儿子。每晚和妻子通完电话，李志都要跟儿子喊上两声才踏实。农村没有网络，只能靠彩信看到豆豆——双腿可以乱扑腾了，两颗乳牙冒头了，或者又尿床了……
28岁的李志个子不高但很壮实，圆脸盘红脸膛，一副厚框眼镜很少摘下来。他是分店里的业务骨干，月收入稳定在1万多元，业绩好的时候能拿到2万多。
但在居住方面，他从来都是凑合着过。五年来，他很少在中介公司租过房子，而是寻找贴在小区窗户上的“房东直租”信息，因为能省下中介费。2013年5月初，他搬到单位附近的这间次卧里。房东是一个40出头的山东妇女，小学学历，开着辆宝来，包里挂着几十串儿钥匙。除了这儿，她还有十多处房子出租，除了带租户看房签约，她每天的生活就是打麻将。
“用我们行内话说，叫‘房虫’，也就是二房东。”李志解释。他们以较低价格从真正的房主手里整租屋子然后转租，赚差价，大多会在房子里打上隔断，多招租户。双方都知根知底。李志提出每月1400元的租价太贵，1300到头了。对方也没坚持，当天签了合同。
这是个新装修的隔板房，李志是最早的租户之一。后来，邻居们陆续入住——主卧住着小杰和父母；客厅四面不见阳光的“小黑屋”里是个上班族的女孩；连着阳台的部分客厅隔成了两间，各自住着一对情侣和一个网络公司的职员；原本的厨房，睡着一位1988年出生的女白领，她的隔壁是一对时而吵吵、时而甜蜜无间的东北小夫妻。
想儿子的时候，李志便很羡慕隔壁的一家三口。那对来自陕西的夫妇，因老家的父母精力不济（他的二弟也有孩子了），便把女儿小杰接到北京。为了照看孩子，丈夫辞掉了寿司店的工作，妻子每天早出晚归，在西四环一家大型商场做服装导购。生活辛苦，却很温馨。
李志的心思有点活络了。康欣到老家县城给豆豆理发，顺路去网吧和他视频聊天。六个月大的豆豆和上次照片里相比胖了不少，变漂亮了，李志几乎认不出来了。康欣在农村待了半年多，也挺想和丈夫一起生活。
李志和家里商量，决定把康欣母子俩接过来住。因为房租签的是一年，违约金价格不菲，他放弃了再租一个大开间或两居室的想法。“先这么凑合吧，孩子小，不用太大的地方。”他说着点起一支烟。
李志提前和大家打好招呼，告知打算把小孩子接过来，请大家多包涵。2013年8月初，豆豆成了这里的第13位居民。他以一阵长时间、底气十足的号哭，宣告着自己的到来。
两个孩子的存在，使得邻里关系和别的隔板房不太一样。小杰已经是能满地跑的小丫头，无论谁的房间，只要门开着，她不打招呼便径直走进去，在狭窄的过道里“视察”一圈，含含糊糊地喊上两声，算是问好。还常在人家屋子里尿裤子，惹得爸爸冲过去“啪啪”打屁股。
豆豆显然更引人注意，这里的所有人都抱过他。几个小姑娘下班到家，经常衣服都不换便跑过去看望他。有时还会捏着他的脸蛋问：“怎么这么爱哭，昨天半夜把阿姨吵得睡不着觉，上不好班啦……”
的确，李志不止一次在深夜起来冲奶粉的时候，听到隔壁甚至更远的屋子里，传来压低声调、无奈的叹气声。只是，从来没人当面抗议过。
格子间的世界
西服、胸牌、电动车——这三样招牌标示着李志房屋中介的身份。
2008年，他毕业于北京邮电大学工商企业管理专业，面试了十多个公司，都碰了壁。“这行，需要经验，而我没有。有一家给的工资是1200块，我拒绝了。”他苦笑着回忆，“那时候心气儿高。”
后来他得知，班上有一部分同学，没怎么费力气，就去了邮局工作，据说是家里有关系。外地的同学，大部分回老家了。而他在每月300块钱的6平米地下室住了一个多月，几乎顿顿馒头加开水。
8月份，一个学长请他吃饭。得知对方在做房屋中介，李志非要看学长的工资单，嚯，1万多块！
没几天，李志便成了一家房屋中介公司的业务员。很快，他一个月能赚五千多了，也搬进一个7平米的格子间里。初期，他接触最多的是大学毕业生，大多都住格子间，还会嫌几百块钱的房租贵。
他见过最拥挤的出租房一共有12户，连主卧都打上了隔板。还见过一个不到八平米的格子间，小夫妻正在半米宽的过道里猫腰吃饭，床边的老太太正喂孩子喝粥。李志现在也很难想象，四口人晚上怎么睡觉。
迄今为止，李志成交额最高的房屋买卖单子，618万，他拿到10万元的业务提成。买主是一对在北京打拼的夫妻，买了套五道口的学区房。丈夫是个机械工程师，妻子在一家大型商场做部门主管。“他们告诉我，所有存款都没了，日子过得紧巴巴，很累。”
也有例外。曾有个女郎搂着个50多岁的男人看房，相中一套400多万的。得知需要拿结婚证办手续，女的一怔：“要是没有怎么办？”最后房子以个人名义成交了，户主是女方。“人家你情我愿，那我不更乐意嘛！”他一脸坏笑。
在他看来，能在北京买房的人分为三类：买别墅和高档小区，价格500万至1000万的；买300万至500万左右普通民宅的；第三种才是主流人群，买200万至300万的小户型或二手房还要努力还月供的。“前两者中，基本没见过年轻人。”
但格子间里的人们不属于这个群体。
李志常在妻儿熟睡后打一会儿网络游戏。到深夜一两点钟，隔壁几间屋子都会偶尔传出窸窸窣窣、有节奏的床垫被挤压的声音。这时候，他会放轻手脚，戴上耳机，尽量不发出响动。小杰的父亲已经半年没跟妻子亲热了——就算孩子睡着，他也不敢打扰劳累一天的妻子。
除了这样的尴尬，7户人家相处得还算融洽。如果有人下班来不及做饭，已经做饭的常会招呼，坐过来围着折叠小餐桌一起吃。
“大家都互相理解，算是抱团取暖吧。”李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