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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密苏里州的州参议员杰夫·史密斯（Jeff Smith）因触犯法律而被判坐牢。他在此期间亲身经历了他从未了解的另一个世界。此文编译自其本人所写的《Mr.Smith Goes to Prison》一书。
初到惩教所
位于曼彻斯特市（Manchester）的美国联邦某惩教所坐落在肯塔基山脉的一个山谷中。我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位惩教警官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长着两颗外露的牙齿。对于我的到来，他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态度。与我同时来到所监狱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说话含糊的非洲裔男子和一名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华裔男子。不过，至少我可以替他们解释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在与这名华人打趣、称他为
“芝麻鸡”（美国的中国餐馆菜单上一般都有这道菜）——而他以自己的风趣方式大笑着作了表示之后，惩教警官将我带到一名护士跟前。她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身高、体重？”
“5英尺6英寸，120磅。”
她对我矮小的身躯皱了皱眉头。
“受教育水平？”
“博士。”
女护士又以怀疑的眼光瞧了我一下。“最近的职业？”
“州参议员。”
她驚奇地把眼珠转动了一圈，说：“如果你想游戏人生，游戏人生，这里正适合你。我们这里还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呢？”
随后，警官将我带到一间无门的洗澡间。
“脱光了！”他命令道。我遵命照做。
“转过身去！”他咆哮道。我照做了。
“把你的牢房皮夹子撑开。”他命令道。
我疑惑地转头看着他。
“把你的屁眼拉开！”
我奉命照做……
最后一道手续是到心理咨询师办公室。他浏览了我提交的报告后摇了摇头。
“真是见鬼。”他说道，“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完全是浪费时光、金钱和空间。”
真准确。我思索着。
通往监狱之路
六个月前，即2009年7月的一天，我跨进电梯，前往我律师的办公室。电梯里一个男子朝我微笑了一下，问道：“史密斯先生，打算再次竞选国会议员，还是市政府职位？”我的内心一震——自从早上7点有联邦政府某部门的人员上门后我仍然心有余悸。于是我含糊地回答：“先生，目前我感到待在州参议院很好。”
我意识到自己正被障碍团团围住。回溯到2004年，当时我在还未获得自己党内提名的情况下与密苏里州的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家族的继承人争夺国会的一个席位。媒体将我的选战说成是全美国选举战役中最令人惊奇的竞争之一。他们认为由一支年轻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将我的团队差一点就推向了胜利。
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一个男子找到我的两名助手，说是要制作一种明信片来充分曝光我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的参与立法机构活动之记录。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进行竞选活动时，与外党人士进行合作在法律上讲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也可以肯定，这种事每天都在不计后果地发生。经过讨论，我的助理们提出，他们是否可以以此方式助推一下选战气氛？
我表明我的观点：不管你们要做什么，我都不想知道细节。懂吗？
助理们点头同意。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周，明信片散发出去。我的竞选对手随即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指控我在竞选活动中非法地与某些搞邮递业务的商户合作。五年后，我承认了阻碍联邦政府有关机构调查我涉足非法行为的两项罪名。作为惩罚，我被判两年的在家软禁和全天的社区服务。在此期间，我只能到我十年前与人合伙创建的一所政府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讲课和当教练员时才可以离开自己的住宅。一个包括州的两党当选官员在内的300多人联名写信，请求对我从宽处置。然
而，联邦政府的执法官员将我描述为“政治腐败的教科书案例”之出谋策划者，法官判决我在联邦监狱坐牢一年加上一天。
六个月后，我便漂流在一片“遍布鲨鱼的海洋之中”——从一名教授变成政治人物，又变成一名囚犯。作为州参议员，我曾经起草和通过新的条款来改革密苏里州的刑事犯罪法律。不过，当监狱大门猛然关上之后，情况就逆转了。惩教警官们对待犯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毫无情面地付诸实施。他们以及囚犯们都了解这里面的真相，我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
“这里可没有什么参议员身份”
在被收监之后，我们拿到了各自的监服。一名惩教警官将我带到二楼，并对牢房中一个头裹黑毛巾的男子点了点头。我是这一监区里唯一的白人。我的狱友，人们称他为“雷德”，脸上长了不少雀斑，这使得他的面容看上去很像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美国著名非洲裔演员，曾以《黑狱风云》中的表演荣获当年奥斯卡男配角奖）。
“白领人物？”他以一种蔑视和调侃的口吻问道。
“是的。”
“你犯了啥事？”
“对联邦执法官员撒谎。”
“真糟糕。”邻近一间牢房里一个一头“骇人”长发绺的男子问道，“他们怎么抓到你的？”
“我最好的朋友的电话被窃听了。”
有人插话道：“这个家伙就应该化作粉笔画。”其含义特指警方在探案时，在犯罪现场勾画出死者外形。其他狱友都表示同意。只花了30秒，大家就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我的前好友应当下地狱……
雷德曾在联邦监狱、州监狱和县监狱进进出出度过了25年。正是他教了我一些在用餐时的习惯做法。第二天，我去食堂进餐时与同一监区的狱友坐在一起吃饭。周围的人们见此情景都盯着我看。
雷德说道：“听着，同房间的，你是想制造骚乱吗？”
“什么意思？”
“看看周围，同房间的，你看到了什么？”他问道。
我耸耸肩膀，不懂他问的用意。 “有多少白人吃饭时会与非白人坐在一起？”
我环顾四周。“一个都没有。”匆匆将饭吃完之后，我离开了饭堂。
当我快接近监区时，一个袖子上饰有万字符的粗壮白人男子靠近我。“你这家伙，是个什么花花肠子？”他不友好地问道。
“不是的。”我否认道。我觉得还不是时候亮明自己在大学曾经主修过非洲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经历。
“那你在饭堂应该与你的种族坐在一起。”
“哦。没坐对。瞧，我待的地方在那边……我刚到这里。”
“他们把你与一个黑家伙……”
“嘿，是啊。”这里讲话极不规范，语言、语法都是我在外面不可忍受的。既然这种地方没有律师作为后盾，我也就凑合着过吧。
“别担心，我会搞定的。我叫康布利德。别犯傻，听到了吗？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和黑家伙坐在一起。你刚才让我看到了。”他咧嘴笑着警告（这些囚犯说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我这次总算轻易逃脱了，没有受到惩罚。不过，违反这种潜规则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与另一种族的成员坐在一起吃饭可能会受到伤害；与他们分享食物甚至可能被杀害。
这就是监牢里的现实。最严重的人身威胁并不是来自顯而易见的身份——有着疯狂性要求的男性犯人或者膀大腰粗的讨债强人，最严重的人身威胁恰恰来自可能变得极其糟糕的日常人际交往。例如，在电视室观看节目时不同要求的人们之间发生争执，最后升级为全武打，原因是观看篮球比赛还是女子田径比赛。
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行政大楼。我猜测它要么可能是我教授GED（普通教育水准课程，相当于中学）的要求被批准了，要么是有人给我寄信，让我去签收。最近，唯一令人有点高兴的好消息是一个文学出版人表示对我的经历有兴趣。我要她寄一份合同给我，如果她真的想代理出版我写的东西的话。
我被引导到一间设施简陋的大房间里。里面坐着一个身材粗壮、留着山羊胡子、头皮刮得亮晶晶的矮个子男子。他自称是监狱的执行长——如果把监狱比作学校，那么执行长就好比教导主任。
“囚犯史密斯。”他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你参与政界有多久了？”
“大约十年。”
“那么你对政治大概比我知道得多一些。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监狱工作了18年。所以你认为谁对监狱知道得更多？”
“可能是你。”我说。
“所以我劝你不要惹是生非。”
“我只是期望能在这里利用大部分空余时间写点东西。”
“喂，你知道这里的规定是不能从事商业活动。我们查阅了制度条例，认为你与文学出版人谈签约涉嫌违反规定。”
原来监狱方面监控了我的E-mail。“我看了监狱的规定。上面说囚犯不能经商，如卖香烟或者给人文身。可我在这里面不会拿到一分钱。”
“那是你的理解。这样说吧，囚徒史密斯，事情在于这里没有什么参议员，没有最高法庭。这里是BOP（监狱管理局）……如果我认为你在经商，那你可能就是在经商。如果你不服从，那么在我弄明白之前，你会发现自己要待在SHU（禁闭室）里。”
“参议员开始侵吞了”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工作细则告知：在食品仓库从卡车上卸货——监狱中最苦的活之一。我的四个工友中两个人的身材简直比我粗壮一倍，而另外两个的体重则是我的三倍。我们将食品搬进和搬出冷库，每袋货的重量达80磅，每人每天要运送35000～40000磅。大多数肉品的保质期为2006～2007年，而现在已经是2010年。从我们所吃的食物已经过期这一点可以提醒我，我们国家的这一系统是如何对待我们这类人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完全被当作动物来对待，也不能说是被正常对待的人类。
赫顿小姐，一个不停地抽烟、说话不时夹带脏字的女惩教警官是我们的主管狱警。当我们一起工作的三个人站在她面前时，她训导说如果我们不偷吃，她就会让我们吃得好一点。然而，没有人愿意按她的话办，不管是干仓库活的老手还是新手，当天下班时都在怀里揣上几袋鸡肉饼或者将其藏在某个没人光顾的角落，以图在日后某一天悄悄售卖给别的囚犯。锻炼身上的肌肉在监狱文化中十分盛行，因此关在这里的人往往需要额外的营养以补充能量。
我可以向我的家人承诺，我在大牢中并不愿做任何违反规定的事。然而不久，另一名囚犯劝我最好也偷点东西。如果我洁身自好，我的某个狱友就可能把汉堡包原料偷偷塞入我的衣服口袋里，拖我下水，因为他们害怕我出卖他们。
监狱里存在着四种级别的违规。第四级别相当于不遵守交通红绿灯信号，乱穿马路。例如，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囚犯要是同时占有四本以上的图书不还，可能的惩罚是90天内不准向外打电话。第三级别和第二级别违规——打架、贿赂狱警…… 则可能导致在SHU关上几个月和转到守卫较为森严的中等级别的监狱服刑。最严重违规的是第一级别，它包括骚乱、杀人……偷肉也属于第一级别，后果可能是导致新的犯罪指控和转到守卫高度森严的监狱服刑。
处于孤独状态的囚犯不时会产生幽闭恐怖、沮丧、盛怒和幻觉等症状——这对他们形成了某种长期的慢性折磨。此时，我被关进SHU的可能性变得颇为现实。我是应该相信那个警告者关于我的狱友会对我做的事呢？还是他企图诱导我去偷东西以便他去邀功呢？
有一天，我趁赫顿小姐去抽烟之际，从一盒胡椒中偷了几小包，将两包分别塞进袜子中，还将一包塞进裤子口袋里。我的狱友维尔见此情景狂笑起来。“应该检查一下参议员。他以为自己很精明！”
我们的囚犯领班K.Y.摇了摇头。“参议员，把胡椒从你口袋里拿出来。”他说道，“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袜子里的胡椒——收工后我将它们展示给狱友们看了。”
“天哪！”维尔惊呼道，“参议员开始侵吞了！现在，他也是个‘案犯’了。” 在这里，把某个人称为“案犯”就如同在大学里把某人称为教授是等同的赞扬。我的“同流合污”不仅保证了我生命不受威胁，也使我懂得了一种监狱文化：随机应变。
剖析囚徒们的潜在能力
我遇到的囚徒都本能地在心中充满野心，且具有机警生存的头脑，与曾经和我在一起喝红酒、进餐的公司CEO（首席执行官）们并没有天壤之别。不过他们在商量一个鼓动性行动（例如“我不会不换掉没有第一次经验的使用者”）和供应链管理问题时（“你得在圣诞礼物到来之前几天储备好东西”）会使用人们在商学院学习时从未听到过的话语。
随机应变是囚犯们在相对少得可怜的薪水的环境下生存所必需的——我一个月只能拿到5美元25美分的工钱，大约每小时3美分，而工作时间为每星期40小时——用以购买卫生用品、圆珠笔、纸张和邮票。随机应变存在多种形式。例如，吃饭时从饭堂里夹带一些香草布丁、冰块、食糖、牛奶以及香蕉等东西，用来自己调制冰淇淋。用指甲刀剪头发……
许多人希望在获得释放后能从事理发店、餐馆、健身馆之类的业务，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实现这些理想做好准备，而且也没有人对恢复自己的名誉感兴趣。“你还会回到这里。”一位狱警在囚徒获释的时候常会这样预言。它具体地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这套制度在拯救罪犯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
每年，全美国有高达65万人获释，他们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社区并试图成功谋生。在三年之内，其中的三分之二又会重新犯罪或犯法。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谋生艰难而再入歧途。大多数重犯者都是无业人员，他们往往比有工作的人更易犯罪。当大多数行业的雇主根本就不愿意雇用有案底的人时，寻找正当的职业对这些人来说是极具挑战的。
美国的监狱教育项目或许有助于改变这一现实。不过，我们的社会首先得摒弃把监狱视为国家抛弃物的“仓库”的观念，将它转变为把犯过罪和犯过法的人视为具有潜在价值“垃圾”的观念。在我遇到的囚犯当中，有不少人具有干企业的激情。他们身上隐藏着美国精神中的最好的元素，可是却从未见到过曙光。
在曼彻斯特的这所惩教所，我亲眼目睹了人的精神力量在最差的逆境条件下是怎样奋斗的。无论是某人作为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创建、维护一个网站，还是好多个傍晚，K.Y.與我在一起制订他出狱后从事卡车运输业计划时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都证明了这一点。很多狱友都只有在监狱里上课后所获得的GED证书作为他们的学历水准；一些人多年来从未有家人和朋友前来探监。这里很少有人在银行里有储蓄。他们将返回的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十分之九的老板和五分之四的房东在雇用员工或者出租房屋时都会进行背景调查，将曾犯过罪或者犯过法的应聘者和租客排除掉；在这个生活环境中，许多人从不会去参加选举投票，平时靠食品券维持生计；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不少人在参加应聘面谈时连一套像样的服装都凑不齐；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一些人如果没有慈善基金资助，连房租和医疗检查费都支付不起。
我在监狱里最终服了不到一年的刑期，重新踏入社会也具有一些优越性。我是一名白人，曾获得博士学位，有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自己也有存款。不过，即使这样，要想获得一个体面的工作仍需一番努力。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并非像不少人宣称的已经破产，但是它更像是一架润滑得很好的机器，总是将数百万人排除于社会的经济主流之外。
我希望每位阅读过此文的人能够努力联系一位正在蹲监牢或者曾经蹲过监牢的人，为他们做点事。如果你并不认识任何这类人，请考虑一下，做个志愿者，去帮助陷入这类困境的人们。
我的母亲尽管对我所犯的错误很不耐烦，却也为这类人做了一些事。她花了四年时间，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改变了生活。前些时候，她还签署协议，开始帮助另一个服过刑的人。总之，在美国实施广泛的司法改革之前，我母亲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草根范例来弱化我们的监禁系统危机。每次为一个人服务，一步一个脚印。
初到惩教所
位于曼彻斯特市（Manchester）的美国联邦某惩教所坐落在肯塔基山脉的一个山谷中。我在这里遇到的第一位惩教警官有着一个明显的特征——长着两颗外露的牙齿。对于我的到来，他表现出一种几乎难以置信的态度。与我同时来到所监狱的还有一名年轻的、说话含糊的非洲裔男子和一名英语说得结结巴巴的华裔男子。不过，至少我可以替他们解释他们所要表达的意思。在与这名华人打趣、称他为
“芝麻鸡”（美国的中国餐馆菜单上一般都有这道菜）——而他以自己的风趣方式大笑着作了表示之后，惩教警官将我带到一名护士跟前。她向我提出了一系列问题。
“身高、体重？”
“5英尺6英寸，120磅。”
她对我矮小的身躯皱了皱眉头。
“受教育水平？”
“博士。”
女护士又以怀疑的眼光瞧了我一下。“最近的职业？”
“州参议员。”
她驚奇地把眼珠转动了一圈，说：“如果你想游戏人生，游戏人生，这里正适合你。我们这里还有些人认为自己是耶稣基督呢？”
随后，警官将我带到一间无门的洗澡间。
“脱光了！”他命令道。我遵命照做。
“转过身去！”他咆哮道。我照做了。
“把你的牢房皮夹子撑开。”他命令道。
我疑惑地转头看着他。
“把你的屁眼拉开！”
我奉命照做……
最后一道手续是到心理咨询师办公室。他浏览了我提交的报告后摇了摇头。
“真是见鬼。”他说道，“你不应该到这里来。完全是浪费时光、金钱和空间。”
真准确。我思索着。
通往监狱之路
六个月前，即2009年7月的一天，我跨进电梯，前往我律师的办公室。电梯里一个男子朝我微笑了一下，问道：“史密斯先生，打算再次竞选国会议员，还是市政府职位？”我的内心一震——自从早上7点有联邦政府某部门的人员上门后我仍然心有余悸。于是我含糊地回答：“先生，目前我感到待在州参议院很好。”
我意识到自己正被障碍团团围住。回溯到2004年，当时我在还未获得自己党内提名的情况下与密苏里州的一个势力庞大的政治家族的继承人争夺国会的一个席位。媒体将我的选战说成是全美国选举战役中最令人惊奇的竞争之一。他们认为由一支年轻志愿者组成的队伍将我的团队差一点就推向了胜利。
在选举日到来之前的几个星期，一个男子找到我的两名助手，说是要制作一种明信片来充分曝光我的竞争对手寥寥无几的参与立法机构活动之记录。我可以肯定地说，在进行竞选活动时，与外党人士进行合作在法律上讲是不允许的——但是我也可以肯定，这种事每天都在不计后果地发生。经过讨论，我的助理们提出，他们是否可以以此方式助推一下选战气氛？
我表明我的观点：不管你们要做什么，我都不想知道细节。懂吗？
助理们点头同意。
在竞选活动的最后一周，明信片散发出去。我的竞选对手随即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投诉，指控我在竞选活动中非法地与某些搞邮递业务的商户合作。五年后，我承认了阻碍联邦政府有关机构调查我涉足非法行为的两项罪名。作为惩罚，我被判两年的在家软禁和全天的社区服务。在此期间，我只能到我十年前与人合伙创建的一所政府特许学校（charter school）讲课和当教练员时才可以离开自己的住宅。一个包括州的两党当选官员在内的300多人联名写信，请求对我从宽处置。然
而，联邦政府的执法官员将我描述为“政治腐败的教科书案例”之出谋策划者，法官判决我在联邦监狱坐牢一年加上一天。
六个月后，我便漂流在一片“遍布鲨鱼的海洋之中”——从一名教授变成政治人物，又变成一名囚犯。作为州参议员，我曾经起草和通过新的条款来改革密苏里州的刑事犯罪法律。不过，当监狱大门猛然关上之后，情况就逆转了。惩教警官们对待犯人拥有绝对的权力并且毫无情面地付诸实施。他们以及囚犯们都了解这里面的真相，我的命运将取决于他们。
“这里可没有什么参议员身份”
在被收监之后，我们拿到了各自的监服。一名惩教警官将我带到二楼，并对牢房中一个头裹黑毛巾的男子点了点头。我是这一监区里唯一的白人。我的狱友，人们称他为“雷德”，脸上长了不少雀斑，这使得他的面容看上去很像摩根·弗里曼（Morgan Freeman，美国著名非洲裔演员，曾以《黑狱风云》中的表演荣获当年奥斯卡男配角奖）。
“白领人物？”他以一种蔑视和调侃的口吻问道。
“是的。”
“你犯了啥事？”
“对联邦执法官员撒谎。”
“真糟糕。”邻近一间牢房里一个一头“骇人”长发绺的男子问道，“他们怎么抓到你的？”
“我最好的朋友的电话被窃听了。”
有人插话道：“这个家伙就应该化作粉笔画。”其含义特指警方在探案时，在犯罪现场勾画出死者外形。其他狱友都表示同意。只花了30秒，大家就达成了一致的看法：我的前好友应当下地狱……
雷德曾在联邦监狱、州监狱和县监狱进进出出度过了25年。正是他教了我一些在用餐时的习惯做法。第二天，我去食堂进餐时与同一监区的狱友坐在一起吃饭。周围的人们见此情景都盯着我看。
雷德说道：“听着，同房间的，你是想制造骚乱吗？”
“什么意思？”
“看看周围，同房间的，你看到了什么？”他问道。
我耸耸肩膀，不懂他问的用意。 “有多少白人吃饭时会与非白人坐在一起？”
我环顾四周。“一个都没有。”匆匆将饭吃完之后，我离开了饭堂。
当我快接近监区时，一个袖子上饰有万字符的粗壮白人男子靠近我。“你这家伙，是个什么花花肠子？”他不友好地问道。
“不是的。”我否认道。我觉得还不是时候亮明自己在大学曾经主修过非洲裔美国人研究课程的经历。
“那你在饭堂应该与你的种族坐在一起。”
“哦。没坐对。瞧，我待的地方在那边……我刚到这里。”
“他们把你与一个黑家伙……”
“嘿，是啊。”这里讲话极不规范，语言、语法都是我在外面不可忍受的。既然这种地方没有律师作为后盾，我也就凑合着过吧。
“别担心，我会搞定的。我叫康布利德。别犯傻，听到了吗？不要让我再看到你和黑家伙坐在一起。你刚才让我看到了。”他咧嘴笑着警告（这些囚犯说话往往前言不搭后语，逻辑混乱）。
我这次总算轻易逃脱了，没有受到惩罚。不过，违反这种潜规则很可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与另一种族的成员坐在一起吃饭可能会受到伤害；与他们分享食物甚至可能被杀害。
这就是监牢里的现实。最严重的人身威胁并不是来自顯而易见的身份——有着疯狂性要求的男性犯人或者膀大腰粗的讨债强人，最严重的人身威胁恰恰来自可能变得极其糟糕的日常人际交往。例如，在电视室观看节目时不同要求的人们之间发生争执，最后升级为全武打，原因是观看篮球比赛还是女子田径比赛。
一个星期后，我被叫到行政大楼。我猜测它要么可能是我教授GED（普通教育水准课程，相当于中学）的要求被批准了，要么是有人给我寄信，让我去签收。最近，唯一令人有点高兴的好消息是一个文学出版人表示对我的经历有兴趣。我要她寄一份合同给我，如果她真的想代理出版我写的东西的话。
我被引导到一间设施简陋的大房间里。里面坐着一个身材粗壮、留着山羊胡子、头皮刮得亮晶晶的矮个子男子。他自称是监狱的执行长——如果把监狱比作学校，那么执行长就好比教导主任。
“囚犯史密斯。”他以讥讽的口吻问道，“你参与政界有多久了？”
“大约十年。”
“那么你对政治大概比我知道得多一些。你在监狱里待了多长时间？”
“大约一个星期。”
“到目前为止，我已经在监狱工作了18年。所以你认为谁对监狱知道得更多？”
“可能是你。”我说。
“所以我劝你不要惹是生非。”
“我只是期望能在这里利用大部分空余时间写点东西。”
“喂，你知道这里的规定是不能从事商业活动。我们查阅了制度条例，认为你与文学出版人谈签约涉嫌违反规定。”
原来监狱方面监控了我的E-mail。“我看了监狱的规定。上面说囚犯不能经商，如卖香烟或者给人文身。可我在这里面不会拿到一分钱。”
“那是你的理解。这样说吧，囚徒史密斯，事情在于这里没有什么参议员，没有最高法庭。这里是BOP（监狱管理局）……如果我认为你在经商，那你可能就是在经商。如果你不服从，那么在我弄明白之前，你会发现自己要待在SHU（禁闭室）里。”
“参议员开始侵吞了”
第二天下午，我收到了工作细则告知：在食品仓库从卡车上卸货——监狱中最苦的活之一。我的四个工友中两个人的身材简直比我粗壮一倍，而另外两个的体重则是我的三倍。我们将食品搬进和搬出冷库，每袋货的重量达80磅，每人每天要运送35000～40000磅。大多数肉品的保质期为2006～2007年，而现在已经是2010年。从我们所吃的食物已经过期这一点可以提醒我，我们国家的这一系统是如何对待我们这类人的。我们即使不能说是完全被当作动物来对待，也不能说是被正常对待的人类。
赫顿小姐，一个不停地抽烟、说话不时夹带脏字的女惩教警官是我们的主管狱警。当我们一起工作的三个人站在她面前时，她训导说如果我们不偷吃，她就会让我们吃得好一点。然而，没有人愿意按她的话办，不管是干仓库活的老手还是新手，当天下班时都在怀里揣上几袋鸡肉饼或者将其藏在某个没人光顾的角落，以图在日后某一天悄悄售卖给别的囚犯。锻炼身上的肌肉在监狱文化中十分盛行，因此关在这里的人往往需要额外的营养以补充能量。
我可以向我的家人承诺，我在大牢中并不愿做任何违反规定的事。然而不久，另一名囚犯劝我最好也偷点东西。如果我洁身自好，我的某个狱友就可能把汉堡包原料偷偷塞入我的衣服口袋里，拖我下水，因为他们害怕我出卖他们。
监狱里存在着四种级别的违规。第四级别相当于不遵守交通红绿灯信号，乱穿马路。例如，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囚犯要是同时占有四本以上的图书不还，可能的惩罚是90天内不准向外打电话。第三级别和第二级别违规——打架、贿赂狱警…… 则可能导致在SHU关上几个月和转到守卫较为森严的中等级别的监狱服刑。最严重违规的是第一级别，它包括骚乱、杀人……偷肉也属于第一级别，后果可能是导致新的犯罪指控和转到守卫高度森严的监狱服刑。
处于孤独状态的囚犯不时会产生幽闭恐怖、沮丧、盛怒和幻觉等症状——这对他们形成了某种长期的慢性折磨。此时，我被关进SHU的可能性变得颇为现实。我是应该相信那个警告者关于我的狱友会对我做的事呢？还是他企图诱导我去偷东西以便他去邀功呢？
有一天，我趁赫顿小姐去抽烟之际，从一盒胡椒中偷了几小包，将两包分别塞进袜子中，还将一包塞进裤子口袋里。我的狱友维尔见此情景狂笑起来。“应该检查一下参议员。他以为自己很精明！”
我们的囚犯领班K.Y.摇了摇头。“参议员，把胡椒从你口袋里拿出来。”他说道，“不过他没有注意到我袜子里的胡椒——收工后我将它们展示给狱友们看了。”
“天哪！”维尔惊呼道，“参议员开始侵吞了！现在，他也是个‘案犯’了。” 在这里，把某个人称为“案犯”就如同在大学里把某人称为教授是等同的赞扬。我的“同流合污”不仅保证了我生命不受威胁，也使我懂得了一种监狱文化：随机应变。
剖析囚徒们的潜在能力
我遇到的囚徒都本能地在心中充满野心，且具有机警生存的头脑，与曾经和我在一起喝红酒、进餐的公司CEO（首席执行官）们并没有天壤之别。不过他们在商量一个鼓动性行动（例如“我不会不换掉没有第一次经验的使用者”）和供应链管理问题时（“你得在圣诞礼物到来之前几天储备好东西”）会使用人们在商学院学习时从未听到过的话语。
随机应变是囚犯们在相对少得可怜的薪水的环境下生存所必需的——我一个月只能拿到5美元25美分的工钱，大约每小时3美分，而工作时间为每星期40小时——用以购买卫生用品、圆珠笔、纸张和邮票。随机应变存在多种形式。例如，吃饭时从饭堂里夹带一些香草布丁、冰块、食糖、牛奶以及香蕉等东西，用来自己调制冰淇淋。用指甲刀剪头发……
许多人希望在获得释放后能从事理发店、餐馆、健身馆之类的业务，但是他们并没有为实现这些理想做好准备，而且也没有人对恢复自己的名誉感兴趣。“你还会回到这里。”一位狱警在囚徒获释的时候常会这样预言。它具体地反映出我们社会的这套制度在拯救罪犯方面所表现出的一种态度。
每年，全美国有高达65万人获释，他们回到自己曾经待过的社区并试图成功谋生。在三年之内，其中的三分之二又会重新犯罪或犯法。这一状况的主要原因是谋生艰难而再入歧途。大多数重犯者都是无业人员，他们往往比有工作的人更易犯罪。当大多数行业的雇主根本就不愿意雇用有案底的人时，寻找正当的职业对这些人来说是极具挑战的。
美国的监狱教育项目或许有助于改变这一现实。不过，我们的社会首先得摒弃把监狱视为国家抛弃物的“仓库”的观念，将它转变为把犯过罪和犯过法的人视为具有潜在价值“垃圾”的观念。在我遇到的囚犯当中，有不少人具有干企业的激情。他们身上隐藏着美国精神中的最好的元素，可是却从未见到过曙光。
在曼彻斯特的这所惩教所，我亲眼目睹了人的精神力量在最差的逆境条件下是怎样奋斗的。无论是某人作为一个囚犯在牢房里创建、维护一个网站，还是好多个傍晚，K.Y.與我在一起制订他出狱后从事卡车运输业计划时所表现出来的学习态度都证明了这一点。很多狱友都只有在监狱里上课后所获得的GED证书作为他们的学历水准；一些人多年来从未有家人和朋友前来探监。这里很少有人在银行里有储蓄。他们将返回的是这样一个生活环境：在这个生活环境中，十分之九的老板和五分之四的房东在雇用员工或者出租房屋时都会进行背景调查，将曾犯过罪或者犯过法的应聘者和租客排除掉；在这个生活环境中，许多人从不会去参加选举投票，平时靠食品券维持生计；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不少人在参加应聘面谈时连一套像样的服装都凑不齐；在这个生活环境中，一些人如果没有慈善基金资助，连房租和医疗检查费都支付不起。
我在监狱里最终服了不到一年的刑期，重新踏入社会也具有一些优越性。我是一名白人，曾获得博士学位，有家庭和社区的支持，自己也有存款。不过，即使这样，要想获得一个体面的工作仍需一番努力。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并非像不少人宣称的已经破产，但是它更像是一架润滑得很好的机器，总是将数百万人排除于社会的经济主流之外。
我希望每位阅读过此文的人能够努力联系一位正在蹲监牢或者曾经蹲过监牢的人，为他们做点事。如果你并不认识任何这类人，请考虑一下，做个志愿者，去帮助陷入这类困境的人们。
我的母亲尽管对我所犯的错误很不耐烦，却也为这类人做了一些事。她花了四年时间，帮助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改变了生活。前些时候，她还签署协议，开始帮助另一个服过刑的人。总之，在美国实施广泛的司法改革之前，我母亲的这种做法可以说是提供了一个草根范例来弱化我们的监禁系统危机。每次为一个人服务，一步一个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