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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大国关系”是在21世纪中国快速崛起和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面对大国关系变动中的不确定性，中国新一届领导人探索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间关系的新模式。它准确捕捉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关键问题，为摒弃传统大国冲突的旧有模式提供了建设性思考，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间的关系扩展了新思路，是对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的重大创新。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语境
1.基本内涵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中国为了打破历史上新兴国家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模式而提出的创新性战略构想。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概括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习主席用三句话阐释其语意：第一，“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第二，“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2.产生语境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正值中美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时刻，也是重要敏感时期，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府基于大国兴衰的历史传统和两国40年交往经验，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新思考。
一方面，中国面临破除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挑战。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自2009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推进“再平衡”战略，干涉南海问题、插手钓鱼岛争端，在军事上向亚太倾斜、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给中国的周边安全制造隐患。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亟需合作、命运相连。作为亚洲和全球不可忽视的两支力量，中美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相互依赖、共存共荣；在朝鲜半岛、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需要相互协调与配合。
在两国冲突与依存兼有的情况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降低与美国的对抗风险、化解危机时刻、密切两国关系，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有益尝试。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型与完善
“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应对新世纪中美关系严峻考验的权宜之举，而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构建大国间理想互动模式的战略思考。
1.初步定型
“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提法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处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原则。
2010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其聚焦在中美两国。
2011 年1 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同奥巴马总统达成重要共识，中美之间应当“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新型大国关系”初步定型并得到全面推广。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提出中美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把两国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对美关系的指导性纲领，“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2.日臻完善
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语境中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经过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的阐释，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2013年4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时强调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时重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要意义。
6月，习主席赴美访问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私人会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做出精辟概括，并从四个方面勾画出实现路径：一是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二是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三是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四是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这就为中美两国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互利共处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2014年6月至7月，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等重要场合，习主席都在致辞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为其增添新内涵、注入正能量。
11月12日，习主席在会见出席APEC峰会的奥巴马总统时，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第一，加强高层沟通与交往，增进战略互信；第二，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第三，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第四，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第五，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第六，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意与效果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创新思维，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通过构建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回应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以塑造中国未来外交战略。
1.主要新意
第一，打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魔咒，避免大国兴衰历史上的争霸战争。在传统大国关系中，国家实力消长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新兴霸权国武力崛起之后的权力转移。当前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体现在新兴大国中国与老牌霸权国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消除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强必霸的疑虑成为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新型大国关系”通过新老强国携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破除大国对抗的宿命，从而避免发生“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二，摆脱两国互动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实现共同繁荣与和平发展。历史上，新老霸权国的冲突性远远大于合作性，在有效管控分歧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国家间的危机很容易升级为战争。“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之道，在本质上属于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中美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者，但应避免成为恶性竞争者。通过启动大国合作的新思维，搭建双边良性互动平台，实现两国和平共存、共处、共同发展与合作共治。
第三，开创了大国和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历史上，霸权国的目标是争夺对本地区、甚至世界事务的支配权，对强权政治的信奉极易引发大国间的军事对抗。“新型大国关系”主张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国关系。在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独自应对，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举措。
2.积极效果
第一，通过正面回答中国在快速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选择，主动建构有利于阐释中国外交政策与理念的话语权。自两国建交以来，美国掌握着强势的话语霸权，中国对美外交一直处于被动态势，常常陷入“刺激-反应”式的应对模式，无法营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通过积极探索与大国的相处之道，变被动为主动，增强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第二，美国决策层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肯定显示出中美在破除大国冲突的旧有模式上存在共识，有助于缓和当前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降低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敏感性。美国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积极回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中美正在“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高层都意识到，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阻止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性冲突的理性选择。
第三，“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为变动中的中美关系量身订做，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间关系提供了范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其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
四、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曲解与应对之策
“新型大国关系”是快速崛起的中国为应对大国变动新格局做出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对其总体肯定的同时，亦存在曲解与质疑，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认真对待，并筹划积极的应对之策。
1.曲解与质疑
第一，“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崛起的特殊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美国有学者提出，是否接受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容忍度以及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特别是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地位的认可度。一旦中美任何一方认为对方的扩展超越了自己所能接受的底线，“新型大国关系”所宣扬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会沦为空谈。
第二，对“新型大国关系”政治语言的解读存在差异。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在国会听证会中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将自行处理包括台湾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在内的许多问题，美国应当审慎对待。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该战略的肯定意味着“允许中国在美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占据一席之地”；还会给中国传递错误信号，即误认为美国接受了“中国自己界定的核心利益”。
第三，“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主要停留在理念层面，很多政策尚待具体化，有些内容尚不明确。美国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美丽的说辞”，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与可能性还有待检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常态”是竞争关系，应当建立切实有效的管控分歧机制，而非在“政治口号”上下功夫。
第四，“新型大国关系”在名义上新，但内容上新意不足。美国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以及美国强化与亚洲同盟关系的今天，“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的大国关系并无实质性差异。欧洲有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建国之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差别不大。
2.应对之策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新时期对外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新型大国关系”仍须在理念上进一步丰富，在措施上进一步具体，在对外宣传上进一步加强针对性。
第一，要明确“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追求的目标，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而不是什么容忍与妥协；“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中美划分势力范围、承认对方私立的交易；“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中美在理念层面达成共识，中国领导人应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大声说出来，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传播媒介优势，特别是通过国际社会那些有影响的传媒报道，将中国的战略构想和基本理念讲清楚，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第二，“柔化”和“接地”是国际战略得以推广和实施的重要法宝。“新型大国关系”首先着眼于“不冲突、不对抗”， 意在打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魔咒，摈弃零和博弈思维，是中美两国主动“柔化”处理对外战略的典型表现，对缓解世人对中美战略猜忌的担忧，抑制亚太地区危机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美通过各种多边和双边平台，达成诸多共识，对解决危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世界和平、地区繁荣。这些“柔化”处理对外战略的具体措施和“接地”性成果应通过各种媒体广为宣传和积极介绍，为世界传递真正的“新常态”、“正能量”。
第三，应对“曲解”的最好办法是沟通、交流；应对“质疑”的最好办法是真诚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实践。但不管是应对“曲解”还是“质疑”，最关键的是加强针对性，找准出现问题的症结。要认识到话语创新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不要幻想一蹴而就；要抓住主要矛盾，争取主流群体；要从西方社会的实际出发，不要奢望全体一致，众口一词；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针对不同受众，适用不同话语，解惑释疑，求同存异。
（本文同时得到青岛大学“习近平系列讲话研究中心”2014年度专项课题资助，课题编号：QDXY201417）
一、“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与语境
1.基本内涵
“新型大国关系”是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为核心特征的大国关系，是中国为了打破历史上新兴国家和守成大国之间的对抗模式而提出的创新性战略构想。2013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与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庄园会晤中概括指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习主席用三句话阐释其语意：第一，“不冲突、不对抗”就是要“客观理性看待彼此的战略意图，坚持做伙伴，不做对手；通过对话合作、而非对抗冲突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第二，“相互尊重”就是要“尊重各自选择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求同存异，包容互鉴，共同进步”。第三，“合作共赢”就是要“摒弃零和思维，在追求自身利益时兼顾对方利益，在寻求自身发展时促进共同发展，不断深化利益交融格局”。
2.产生语境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尝试正值中美关系处于承前启后的关键历史时刻，也是重要敏感时期，是在中国崛起背景下中国政府基于大国兴衰的历史传统和两国40年交往经验，对美国外交战略的新思考。
一方面，中国面临破除历史上新兴大国与传统大国之间权力和平转移的挑战。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守成大国，自2009年以来，美国高调“重返亚太”、推进“再平衡”战略，干涉南海问题、插手钓鱼岛争端，在军事上向亚太倾斜、深化与亚洲国家的同盟关系，给中国的周边安全制造隐患。另一方面，中美两国在一系列国际和地区问题上亟需合作、命运相连。作为亚洲和全球不可忽视的两支力量，中美在经济、金融和贸易领域相互依赖、共存共荣；在朝鲜半岛、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上需要相互协调与配合。
在两国冲突与依存兼有的情况下，“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降低与美国的对抗风险、化解危机时刻、密切两国关系，以及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有益尝试。
二、“新型大国关系”的定型与完善
“新型大国关系”并非应对新世纪中美关系严峻考验的权宜之举，而是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对构建大国间理想互动模式的战略思考。
1.初步定型
“新型大国关系”的官方提法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提出，发展以“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为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作为处理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普遍性原则。
2010年5月，时任国务委员戴秉国提出，中美应“开创全球化时代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发展阶段的国家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将其聚焦在中美两国。
2011 年1 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同奥巴马总统达成重要共识，中美之间应当“致力于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2年，“新型大国关系”初步定型并得到全面推广。2月，习近平以国家副主席身份访问美国，提出中美应建立一种“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努力把两国关系塑造成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
11月，中共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将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关系，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奠定了中国对美关系的指导性纲领，“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2.日臻完善
新一届领导人上台后，“新型大国关系”成为中美关系语境中高层交往的必谈话题。经过中国政府在不同场合的阐释，其内涵也得到不断的丰富和完善。
2013年4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时强调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5月，习主席在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多尼隆时重申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重要意义。
6月，习主席赴美访问期间与奥巴马总统在加州安纳伯格庄园举行首次私人会谈，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涵做出精辟概括，并从四个方面勾画出实现路径：一是提升对话互信新水平；二是开创务实合作新局面；三是建立大国互动新模式；四是探索管控分歧新办法。这就为中美两国以合作而非对抗、和平而非战争的方式互利共处提供了新的指导思想。
2014年6月至7月，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和第五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联合开幕式等重要场合，习主席都在致辞中提及“新型大国关系”，为其增添新内涵、注入正能量。
11月12日，习主席在会见出席APEC峰会的奥巴马总统时，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六个重点方向：第一，加强高层沟通与交往，增进战略互信；第二，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两国关系；第三，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第四，以建设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问题；第五，在亚太地区开展包容协作；第六，共同应对各种地区和全球性挑战。
三、“新型大国关系”的新意与效果
“新型大国关系”是中国外交的创新思维，体现出新一代领导人通过构建自己的话语权，主动回应外部世界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以塑造中国未来外交战略。
1.主要新意
第一，打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魔咒，避免大国兴衰历史上的争霸战争。在传统大国关系中，国家实力消长的必然结果就是伴随着新兴霸权国武力崛起之后的权力转移。当前中美关系的脆弱性体现在新兴大国中国与老牌霸权国美国之间的微妙关系，如何消除美国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中国国强必霸的疑虑成为中国外交需要解决的当务之急。“新型大国关系”通过新老强国携手建立合作伙伴关系来破除大国对抗的宿命，从而避免发生“大国政治的悲剧”。 第二，摆脱两国互动过程中的零和博弈，实现共同繁荣与和平发展。历史上，新老霸权国的冲突性远远大于合作性，在有效管控分歧机制缺失的情况下，国家间的危机很容易升级为战争。“新型大国关系”强调大国之间的合作之道，在本质上属于互利共赢的非零和博弈。中美既可以是合作伙伴，也可以是竞争者，但应避免成为恶性竞争者。通过启动大国合作的新思维，搭建双边良性互动平台，实现两国和平共存、共处、共同发展与合作共治。
第三，开创了大国和平相处、平等互信的新模式。历史上，霸权国的目标是争夺对本地区、甚至世界事务的支配权，对强权政治的信奉极易引发大国间的军事对抗。“新型大国关系”主张超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异，在“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大国关系。在全球性问题和区域性挑战面前，世界各国利益交融、休戚与共，没有国家能独善其身、独自应对，因此，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是顺应时代潮流的必然举措。
2.积极效果
第一，通过正面回答中国在快速崛起进程中的战略选择，主动建构有利于阐释中国外交政策与理念的话语权。自两国建交以来，美国掌握着强势的话语霸权，中国对美外交一直处于被动态势，常常陷入“刺激-反应”式的应对模式，无法营造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新型大国关系”的提出通过积极探索与大国的相处之道，变被动为主动，增强中国塑造中美关系的能力，有助于提升自己的话语权。
第二，美国决策层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肯定显示出中美在破除大国冲突的旧有模式上存在共识，有助于缓和当前两国关系的紧张态势，降低对彼此战略意图的敏感性。美国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做出积极回应。奥巴马总统、拜登副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多次表示，中美正在“为崛起大国和守成大国建立新的互动模式”，避免陷入“零和博弈”。由此可见，中美两国高层都意识到，发展“新型大国关系”是阻止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发生对抗性冲突的理性选择。
第三，“新型大国关系”既是为变动中的中美关系量身订做，也为中国发展与其他大国间关系提供了范本。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杨洁勉认为，“新型大国关系”包括美国、俄罗斯、日本等传统大国以及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其典范是中俄关系，重点是中美关系，增长点是中国和金砖国家的关系，着力点是中欧关系。
四、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曲解与应对之策
“新型大国关系”是快速崛起的中国为应对大国变动新格局做出的战略部署，国际社会对其总体肯定的同时，亦存在曲解与质疑，这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认真对待，并筹划积极的应对之策。
1.曲解与质疑
第一，“新型大国关系”在中国崛起的特殊背景下具有一定的脆弱性。美国有学者提出，是否接受中国“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取决于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容忍度以及中国对美国在全球、特别是西太平洋的军事优势地位的认可度。一旦中美任何一方认为对方的扩展超越了自己所能接受的底线，“新型大国关系”所宣扬的“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就会沦为空谈。
第二，对“新型大国关系”政治语言的解读存在差异。新任美国驻华大使鲍卡斯在国会听证会中指出，“新型大国关系”意味着中国将自行处理包括台湾问题和钓鱼岛争端在内的许多问题，美国应当审慎对待。还有学者认为，美国对该战略的肯定意味着“允许中国在美国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地区占据一席之地”；还会给中国传递错误信号，即误认为美国接受了“中国自己界定的核心利益”。
第三，“新型大国关系”目前主要停留在理念层面，很多政策尚待具体化，有些内容尚不明确。美国有学者认为，这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美丽的说辞”，是否具有现实可行性与可能性还有待检验。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认为，中美之间的“新常态”是竞争关系，应当建立切实有效的管控分歧机制，而非在“政治口号”上下功夫。
第四，“新型大国关系”在名义上新，但内容上新意不足。美国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加速军事现代化以及美国强化与亚洲同盟关系的今天，“新型大国关系”与传统的大国关系并无实质性差异。欧洲有学者认为，“新型大国关系”与中国建国之初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差别不大。
2.应对之策
我们认为作为中国新时期对外话语创新的重要成果，“新型大国关系”仍须在理念上进一步丰富，在措施上进一步具体，在对外宣传上进一步加强针对性。
第一，要明确“合作共赢”是“新型大国关系”追求的目标，符合中美两国利益与世界发展的潮流，而不是什么容忍与妥协；“相互尊重”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前提，是维护现存国际秩序、推动世界和平与繁荣的基本条件，而不是中美划分势力范围、承认对方私立的交易；“新型大国关系”首先需要中美在理念层面达成共识，中国领导人应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大声说出来，要充分利用国际社会的传播媒介优势，特别是通过国际社会那些有影响的传媒报道，将中国的战略构想和基本理念讲清楚，更广泛地传播出去。
第二，“柔化”和“接地”是国际战略得以推广和实施的重要法宝。“新型大国关系”首先着眼于“不冲突、不对抗”， 意在打破崛起国和守成国之间的冲突魔咒，摈弃零和博弈思维，是中美两国主动“柔化”处理对外战略的典型表现，对缓解世人对中美战略猜忌的担忧，抑制亚太地区危机升级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中美通过各种多边和双边平台，达成诸多共识，对解决危机、维护稳定，促进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有利于世界和平、地区繁荣。这些“柔化”处理对外战略的具体措施和“接地”性成果应通过各种媒体广为宣传和积极介绍，为世界传递真正的“新常态”、“正能量”。
第三，应对“曲解”的最好办法是沟通、交流；应对“质疑”的最好办法是真诚的态度和持之以恒的实践。但不管是应对“曲解”还是“质疑”，最关键的是加强针对性，找准出现问题的症结。要认识到话语创新的复杂性和曲折性，不要幻想一蹴而就；要抓住主要矛盾，争取主流群体；要从西方社会的实际出发，不要奢望全体一致，众口一词；要充分利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针对不同受众，适用不同话语，解惑释疑，求同存异。
（本文同时得到青岛大学“习近平系列讲话研究中心”2014年度专项课题资助，课题编号：QDXY20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