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过去靠天吃饭的农民，秋天的收成只能靠经验估算。而今一个中型农户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农业生产，每年用数据库来计算产能，以及销售数据。这一变化说明农户已进入到标准化和信息化的过程。如果某一天当我们建立一个数字农交所，把辣椒、胡椒、扁豆等非标准化农产品数字化，然后进行交易。这就是资产数字化的过程。
“由于网络与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公众对数字化的认识越来越敏感，我们身边的商品、服务可以由数量化来描述。”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告诉《经济》记者，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经验化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把某个行业从生产、仓储、物流、分配、配发、零售每个环节的成本、标准、损耗以及金融成本计算清楚，这就是一个行业数字化的过程。当一个行业数字化了，商品和交易也数字化了，经济也自然而然地数字化了。杨歌认为，那些能够把商品、服务、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效率用数字描述清楚的工具就是数字化技术。
2016年，在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发布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数字经济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其中有一个关键要点就是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是由数据和新技术共同驱动的。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占当年GDP比重32.9%，比2016年增长了2.5个百分点。可以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
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佳宁告诉《经济》记者，很多人对数字经济的讨论较为宽泛，把跟数字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数字经济的范畴。其实，数字经济的核心特点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性资源，通过大数据不断生产、挖掘、流转等一系列加工过程，发现数据隐含的规律、逻辑、特征等有价值信息的一种经济模式。我们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
杨歌则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量化的一个过程，它经过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三个阶段。经济数字化是一个历史阶段产物，是经过商业标准化、网络化、大数据化之后的一个产物。
“数字经济的概念是与新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告诉《经济》记者，因为我们希望它在经济发展模式中有新方向、新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们带来了三方面变化：一是带来新的生产分工模式，数字化发展对很多产业进行了解构，并给产业布局和分工模式带来深刻的变化。二是催生新业态。比如，共享经济模式。三是催生了新的就业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就业结构比较清晰。一旦遇到剧烈产业调整，会产生大量的失业。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变得分散化，每个人依托于数字化经济模式，通过更多零散的就业方式来获得收入，比如滴滴司机。
不过，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还存在两大隐忧，一是科技发展带来的马太效应，二是财富流向的问题。
2016年热播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一位年轻的文物修复师在网上买了一副谷歌眼镜来辅助文物修复。这个细节令人感慨，“工匠精神”也需要新科技的支撑。
“好的数据会说话。”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一直坚持用数据来研究金融问题。无独有偶，学物理和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杨歌一直坚持用数据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合作方、资本项目以及媒体库都用数据库进行管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为了提高效率，先知先觉的人会利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具。不过，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多数中小企业有了数字化的意识，但仍处于懵懂状态。普通的中小企业从业者用数字技术去改进生产工具的情况也可见一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普及率达到53.2%。他们更多地使用网络来进行娱乐活动和消费——发送短信、社交网络分享、打在线游戏、看电影等视频以及购物，而不是为工作搜寻相关的业务信息。
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它是由需求驱动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娱消费和日常生活的数字化驱动快是因为这类消费是大机构来操控，并教育市场。据《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表明，2015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含数字技术和数字内容）规模达到5939亿元，同比增长22.9%。可见，国人在数字内容方面的消费持续增长。
然而，大部分小企业是由企业领导人驱动的，数字化的渗透速度慢。杨歌认为，“事实上，很多生产工具都有待提高。”
此外，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7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2016年省级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排名中，广东以54.23点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2-5位。排在末5位的省份分别为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该指数分别为2.23、2.20、1.70、1.07、0.77。
在数字化的进程中，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这也意味着，高效的公司越高效，产业集中度会不断提升，不同区域、行业的差距会逐渐拉大。雄安新区的设立，海口新设的江东新区，以及政府对二三线城市和不发达地区的支持，都是希望向这类地区配置各种资源。未来国家政策、市场引导者、大型企业等，均应有意识地平衡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
从数字经济的概念中可见，它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因特网、移动网络传递信息、数据。
“数字（数据）的流动就像河流。如果能保持数据在一个国家内部流动，也就意味着创造了财富。”中科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主任吕述望告诉《经济》记者，如果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域网，而不是租用美国的因特网，就相当于把在因特网流失的财富回流在国内。换句话说，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看，让数据在国内流动，也会使经济回升。“而现在，国人在网上消费，我国在数据链路层（指向该层用户提供透明的和可靠的数据传送基本服务）与美国按比例分流量，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经济损失。”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近期，记者曾参加币圈某公司组织的路演活动。该公司的举办意图是为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的矿场（挖比特币）募资。当记者询问工作人员：“购买基建合约的资金是留在国内还是国外”时，对方没好气地回答：“你不用管这些，钱打到我们公司账户，我们自会处理。”
这样的答复令记者回想起当年地下炒金（非法黄金期货交易行为）的骗局。也就是说，有些公司打着新数字技术的名义，非法集资并转入国外，导致资金外流或酿成社会风险。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当前，亦值得我们警惕。
未来，数字经济的潜力巨大。然而，数字经济的边界在哪里？它与实体经济是什么关系，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话题。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过去靠天吃饭的农民，秋天的收成只能靠经验估算。而今一个中型农户用自动化设备进行农业生产，每年用数据库来计算产能，以及销售数据。这一变化说明农户已进入到标准化和信息化的过程。如果某一天当我们建立一个数字农交所，把辣椒、胡椒、扁豆等非标准化农产品数字化，然后进行交易。这就是资产数字化的过程。
“由于网络与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公众对数字化的认识越来越敏感，我们身边的商品、服务可以由数量化来描述。”星瀚资本创始合伙人杨歌告诉《经济》记者，当前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是人的生产经营活动从经验化走向标准化、规范化、信息化、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个过程。
当我们把某个行业从生产、仓储、物流、分配、配发、零售每个环节的成本、标准、损耗以及金融成本计算清楚，这就是一个行业数字化的过程。当一个行业数字化了，商品和交易也数字化了，经济也自然而然地数字化了。杨歌认为，那些能够把商品、服务、商业模式、供应链、物流效率用数字描述清楚的工具就是数字化技术。
什么是数字经济？
2016年，在中国杭州 G20 峰会上发布的《G20 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给数字经济一个明确的定义：它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这其中有一个关键要点就是数据成为了新的生产要素，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数字经济是由数据和新技术共同驱动的。
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和就业白皮书（2018年）》显示，2017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27.2万亿，占当年GDP比重32.9%，比2016年增长了2.5个百分点。可以说，数字经济在国民经济的地位不断提升。
工信部信息中心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于佳宁告诉《经济》记者，很多人对数字经济的讨论较为宽泛，把跟数字化有关的事物都纳入数字经济的范畴。其实，数字经济的核心特点是以大数据为基础性资源，通过大数据不断生产、挖掘、流转等一系列加工过程，发现数据隐含的规律、逻辑、特征等有价值信息的一种经济模式。我们发展数字经济的重要目的是服务实体经济。
杨歌则认为，数字经济是经济量化的一个过程，它经过标准化、信息化、数字化三个阶段。经济数字化是一个历史阶段产物，是经过商业标准化、网络化、大数据化之后的一个产物。
“数字经济的概念是与新经济联系在一起的。”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杨涛告诉《经济》记者，因为我们希望它在经济发展模式中有新方向、新动力。
数字经济为我们带来了三方面变化：一是带来新的生产分工模式，数字化发展对很多产业进行了解构，并给产业布局和分工模式带来深刻的变化。二是催生新业态。比如，共享经济模式。三是催生了新的就业模式。在工业经济时代，就业结构比较清晰。一旦遇到剧烈产业调整，会产生大量的失业。然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就业变得分散化，每个人依托于数字化经济模式，通过更多零散的就业方式来获得收入，比如滴滴司机。
不过，数字经济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还存在两大隐忧，一是科技发展带来的马太效应，二是财富流向的问题。
马太效应凸显
2016年热播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一位年轻的文物修复师在网上买了一副谷歌眼镜来辅助文物修复。这个细节令人感慨，“工匠精神”也需要新科技的支撑。
“好的数据会说话。”研究中国资本市场近20年的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一直坚持用数据来研究金融问题。无独有偶，学物理和计算机专业出身的杨歌一直坚持用数据化的管理方式，包括合作方、资本项目以及媒体库都用数据库进行管理。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为了提高效率，先知先觉的人会利用新技术改进生产工具。不过，在数字经济时代，大多数中小企业有了数字化的意识，但仍处于懵懂状态。普通的中小企业从业者用数字技术去改进生产工具的情况也可见一斑。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网民规模达到7.31亿，普及率达到53.2%。他们更多地使用网络来进行娱乐活动和消费——发送短信、社交网络分享、打在线游戏、看电影等视频以及购物，而不是为工作搜寻相关的业务信息。
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它是由需求驱动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我们在文娱消费和日常生活的数字化驱动快是因为这类消费是大机构来操控，并教育市场。据《2016中国数字创意产业发展报告》表明，2015年我国数字创意产业（含数字技术和数字内容）规模达到5939亿元，同比增长22.9%。可见，国人在数字内容方面的消费持续增长。
然而，大部分小企业是由企业领导人驱动的，数字化的渗透速度慢。杨歌认为，“事实上，很多生产工具都有待提高。”
此外，不同区域之间，数字经济的发展也面临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据腾讯研究院发布的《2017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报告显示，2016年省级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排名中，广东以54.23点高居榜首，遥遥领先于其他省份，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分列2-5位。排在末5位的省份分别为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该指数分别为2.23、2.20、1.70、1.07、0.77。
在数字化的进程中，马太效应十分明显。这也意味着，高效的公司越高效，产业集中度会不断提升，不同区域、行业的差距会逐渐拉大。雄安新区的设立，海口新设的江东新区，以及政府对二三线城市和不发达地区的支持，都是希望向这类地区配置各种资源。未来国家政策、市场引导者、大型企业等，均应有意识地平衡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
警惕财富的流向
从数字经济的概念中可见，它是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目前，我们主要通过因特网、移动网络传递信息、数据。
“数字（数据）的流动就像河流。如果能保持数据在一个国家内部流动，也就意味着创造了财富。”中科院信息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北京知识安全工程中心主任吕述望告诉《经济》记者，如果我们建设自己的国域网，而不是租用美国的因特网，就相当于把在因特网流失的财富回流在国内。换句话说，从数字经济的角度看，让数据在国内流动，也会使经济回升。“而现在，国人在网上消费，我国在数据链路层（指向该层用户提供透明的和可靠的数据传送基本服务）与美国按比例分流量，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大经济损失。”
不仅如此，数字技术的发展也带来了新的问题。近期，记者曾参加币圈某公司组织的路演活动。该公司的举办意图是为正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的矿场（挖比特币）募资。当记者询问工作人员：“购买基建合约的资金是留在国内还是国外”时，对方没好气地回答：“你不用管这些，钱打到我们公司账户，我们自会处理。”
这样的答复令记者回想起当年地下炒金（非法黄金期货交易行为）的骗局。也就是说，有些公司打着新数字技术的名义，非法集资并转入国外，导致资金外流或酿成社会风险。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当前，亦值得我们警惕。
未来，数字经济的潜力巨大。然而，数字经济的边界在哪里？它与实体经济是什么关系，对经济增长有哪些影响，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要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