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作家罗布·葛利叶指出：“每个社会、每个时代都盛行一种小说形式，这种小说实际说明了一种秩序，即一种思考和在世界上生活的特殊方式。” ①中国政治文化的发达构建了人们无意识的政治文化心理机制。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经济的转型时期，政治体制不完善，改革经验不充分，我国政治经济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这为官场小说创作流行提供了大量的空间。作家有表达的欲望，读者亦有阅读的需求，现实与历史的合力催生了官场小说，促使其进一步发展与繁荣，同时由于先进的影视媒体的推波助澜，很多作品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热播，使得官场小说热透文坛，社会上出现了写作、出版、销售的产业链，官场小说几乎超越了其他任何题材的火爆。单单陆天明的几部官场小说发行量就相当可观：《苍天在上》发行了12.5万册，《大雪无痕》发行了18.5万册，而《省委书记》发行了25万册。② 仔细考察当前的官场小说，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紧跟时代，弘扬主旋律的作品，如陆天明、张平、周梅森的小说等，这类作品又被称之为“反腐小说”，写官场上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最终正义战胜邪恶，清官战胜贪官，涤浊扬清，结局充满光明，正气得以弘扬，给人以振奋、以希望；一类是摹写复杂官场生态的作品。如阎真、王跃文、肖仁福的小说等，这类作品写官场复杂的生态，以官场为背景，反映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与升迁沉浮。写官场百态，厘清蛛网式的关系场，写官员分裂的人格，善与恶、清与浊交织，批判与忧思同在，作品整体上是灰色的，但不乏亮色；一类是单纯地展览官场的所谓黑幕、腐败，津津乐道权力、金钱、美色，缺乏批判意识，缺乏思想深度，更缺乏艺术价值。这类作品往往是应时而作，跟风而作，以文学的幌子来赢得最大的商业利益，是完全市场化的制品。
　　官场小说的繁荣，是社会进步、政治清明的表现。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文人缺乏言论自由，思想钳制厉害，只能是代圣贤立言，写粉饰太平的文章，中国历史上屡发的文字狱，可以看出官方、统治者对文人思想控制之严重。因此总体来看中国古代对社会批判、揭露的作品不多。即使是建国后的二十七年，作家们也鲜有涉足官场的，因为一旦把握不准，很可能招来横祸。相比较而言，今天的社会民主氛围浓厚、言论空前自由，写作环境相当宽松，也因为如此，当前的官场小说才能够风行于世。
　　总的来说，作家们是秉承着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来进行官场叙事的。著名作家张平如此表白自己的创作心迹：“对于贫苦大众，和对于社会丑恶现象一样，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能保持沉默，这是作家的责任。作家首先要有责任，然后才是其它的。我和大家一样，几乎无时无刻不在期盼自己的祖国能更加强大、自由、民主、繁荣，所以要让我放弃对社会的关注，对政治的关注，那就等于要让我放弃生命。” {3}官场小说作家在创作的时候，作家们普遍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既注重了社会教化功能、道德意识感强，又有着清醒的批判意识，努力去解构官场中遮蔽的精神世相。他们笔下的官场就是一面镜子，通过这面镜子可以正衣冠、知古今、明是非。当前的官场小说特色较为明显，基本上是沿着两条路子来推进。一是通过树立正面形象，推举理想化的英雄人物，旗帜鲜明地同邪恶力量进行较量，把英雄人物置身于险恶的环境中，在险恶的环境中彰显主人公的高大形象，给人们以精神力量。《抉择》中的李高成是“人民的忠实公仆”，发现身边亲近的人（老领导、老部下甚至妻子）都染指腐败，毅然大义灭亲，作出正确抉择，维护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抉择》正与邪的较量动人心魄、扣人心弦，现实感强，富有教育意义，因此被改编成电影，全国公映，而且有政府行为的加入，成为了全国党员干部的警示片，这在我国的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也说明了这部小说的巨大魅力。二是通过作品展示知识分子为官的心路历程，深度挖掘社会生活，描绘官场人性蜕变之路。《国画》中的朱怀镜由一个老实、书生气的官员逐渐滑向人性的深渊。《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研究生毕业分配至省卫生厅时曾经踌躇满志，心比天高，最后不得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同流合污。朱怀镜、池大为们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中异化的典型。阎真在谈到池大为的蜕变时说：“西方曾说，‘知识分子死了’。在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价值系统也受到挑战，君子的处世原则，譬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在今天已经销声匿迹。”“知识分子的身份感普遍失落，传统的‘道’寸步难行，权势金钱一路高歌。虚无主义在蔓延，随后便是灵魂的毁损。我想借知识分子池大为的升降沉浮，展示人性百态，官场的翻云覆雨，同时也是对‘知识分子之死’的忧虑和抗拒”{4} 作家以清醒的批判意识，和深度的悲悯情怀，来观照人性异化的挣扎，最终触碰人性之恶、社会之恶，振聋发聩。
　　表面红火的官场小说里，其实良莠杂陈，忧乐并生。当前的很多官场小说变成了单纯的问题小说，带有20世纪20年代问题小说“只问病源、不开药方”的流弊，而且作品展示给读者的官场是触目创痍、问题遍地、心情灰暗，缺乏令人向上的力量；灰色人物写得成功，写得有血有肉，而正面人物写得单薄，甚至带有不真实的嫌疑；叙事方法单一、技巧全无、语调写实、态度冷峻、缺乏激情，几乎千书一面。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批评谴责小说“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用在当前的官场小说身上也毫不为过。当前的官场小说过多地采用了写实的手法，精神文化内涵缺失。有些作家在写实的时候却又有歪曲现实的倾向，几乎在所有的官场小说中，作为社会角色之一的官员，其整体形象是相当灰暗的，人们完全有理由指出书中的很多描述与现实格格不入、严重脱节；还有，当前的某些作品一味地猎奇，对官场私密、勾心斗角场面精雕细琢，极大地满足民众的偷窥欲望，似乎有欣赏把玩之倾向。米兰·昆德拉常把“性”与政治作为一枚硬币的两面而来表现，某些作家便心领神会、超强发挥，“合时人嗜好”，大写政治与性爱，竭尽渲染铺陈之能事，趣味主义浓厚，使作品成了黑幕小说和狭邪小说的翻版，充分利用官场这个类型化的名词来最大化地实现自己的收益。陈晓明认为：“官场小说成为当下快感文化的一部分，用来满足人们对隐蔽生活的好奇。对权力、金钱、性的展示成了不少作品的真实主题，相较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要求，可以说风马牛不相及。” {5}官场小说的这些类型化、模式化写作倾向已渐渐把官场小说带进了进退维谷的境地。许多作家也意识到了这点，他们也在试图突围，试图消除人们对他们作品的误读。
　　当然，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它的出现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它毕竟有着现实生活的土壤。《国画》中朱怀镜处心积虑的为自己设计了一套“公共关系处理系统”，所有的才华都放在应对社会关系上。《苍黄》中的刘明星在差配扶正的幻想破灭后竟然疯癫。这虽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但现实生活中把政治生命、政治理想作为自己的全部的官员，难道少吗？这不能不让人悲哀。
　　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的时代更加需要优秀的作家。我们的作家应以严肃认真的态度从事文学创作，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时代使命感，坚守文学精神，进行正确的舆论引导，营构健康正确的主流文化。作为优秀的官场小说作家，我们需要的是以高踔的姿态眺望未来，要寻求能与现实发生联系的人文理想，要在复杂的现实或历史场景中蕴藏着深邃的哲理思维。要有清醒的批判意识，阔大的悲悯情怀。少写官场的生存法则、灯红酒绿，多写人性的挣扎，少写上层社会的尔虞我诈，多关注下层人民生存状态，关注官本位思想给民众造成的伤害，关注无意识的“官本位”社会思维方式形成的恶性循环，同时要保持文学独立品性，风格多样、想象独特，做到形式美与内容美的统一。要努力在意识形态和普世价值中找到契合点，促使官文化向法制文化过渡，这样才能产生既造福于时代，又永垂于历史的不朽之作。否则我们的官场文学无论怎样火爆，也只能是“快餐文学”、“流行小说”，也永远产生不了与西方大师比肩的作品，不可能出现《小公务员之死》、《变色龙》、《城堡》这样的经典文本。
　　
　　注释
　　
　　 {1}罗布·葛利叶：《新小说派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52页。
　　{2}王洪夫：《陆天明：铁肩·妙手·百姓心》，《生活日报》2002年10月5日。
　　{3} 郦国义：《〈文学报〉创刊20年独家特稿（1981-2001）》，文汇出版社2001年版。
　　 {4}陈敏：《作家阎真访谈》，《中国青年》2003年第10期。
　　{5}转引自俞小石：《“反腐小说”现状堪忧》，《文学报》2002年3月4日。
　　（作者单位：湖南人文科技学院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