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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国有企业治理重构及其演化路径研究”（08CJY032）的阶段性成果。
内容提要 本文设计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了一个最优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得出：（1）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2）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3）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没有确定的方向。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1）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2）如若民营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非一定优于国有化，则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关键词 竞争结构 目标函数 国有企业民营化 最优比例 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2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59-07
一、引言
Cremer et al.(1989) 、参见Cremer H., Marchand M. and Thisse J.F., The Public Firm as an Instrument for Regulating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9, 41(2): 283-301.Fershtman(1990) 、参见Fershtman C.,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Ownership Status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Case of Privatization, Economica, 1990, 57(227): 319-328.De Fraja (1991）、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Katz & Owen（1993）、参见Katz B.G. and Owen J., Privatization: Choosing the Optimal Time Pa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3, 17(4): 715-736.Boycko et al.(1996) 、参见Boycko M.A.,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A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5):309-319.White(1996) 、参见White M., Mixed Oligopoly, Privatization and Subsid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1996, 53(2): 189-195.Anderson et al.(1997) 、参见Anderson S.P., Palma A. and Thisse J.F.,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a Differentiated Indust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9): 1635-1654.Matsumura(1998) 、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参见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Avishur(2000) 、参见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刘小玄（2003）、参见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张军、罗长远和冯俊（2003）、参见张军、罗长远、冯俊：《竞争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朱恒鹏（2004）、参见朱恒鹏：《地区间竞争、财政自给率与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Chang(2005) 、参见Chang W.W., Optimal Trade an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in an International Duopoly with Cost Asymme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5, 14(1): 19-42.Chao & Yu(2006) 、参见Chao C.C. and Yu E.S.H., Partial Privatization,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Tariff,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14(1): 87-92.胡一帆、宋敏和张俊喜（2006）、参见胡一帆、宋敏、张俊喜：《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叶满城（2009）参见叶满城：《非关税壁垒降低、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等均对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主题进行过研究，但其中除了Matsumura(1998)、Chang(2005)、Chao & Yu(2006)、叶满城（2009）之外，其他既有研究均未触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亦即，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一定会将其股权全部民营化，因此其间存在一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而且，尽管Matsumura(1998)、Chang(2005)、Chao & Yu(2006)及叶满城（2009）均触及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但其要么只是仅仅得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政策既非在于完全国有化，亦非在于完全民营化，要么则未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政策含义作出完整意义的明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展开探讨，为此，本文拟设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一个最优分析框架，以期获得更加科学与丰富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模型设计
假设在本国的某一产业中，有1家国有企业、m家同质的民营企业以及n家同质的外国企业生产同质的产品，且这n家外国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出口至本国市场，并与这1家国有企业及m家民营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古诺（Cournot）数量竞争，其中，单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产量分别为q*、q′i(i=1,…，m)与q°j(j=1,…,n)。本文主要旨在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假设市场竞争结构中仅有1家国有企业。本文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均指本国企业，具体而言，指在本国某一产业中与n家外国企业进行古诺数量竞争的1家国有企业与m家民营企业。本文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这一假设沿袭了Fjell & Pal(1996）、Pal & White(1998）、Avishur(2000)的研究假设思想（分别参见：Fjell K. and Pal D., A Mixed Oligopo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Private Fir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3):737-743; Pal D. and White W.D., Mixed Oligopoly, Privatiz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98, 65(2): 264-281; 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
又假设在这一混合寡占的古诺数量竞争结构中，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变动成本）固定为c1，而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均固定为c2，且c1＞c2（经验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之民营企业要低根据Vickers & Yarrow(1998）的分析，国有企业往往因下述原因而经营效率低下：（1）法令排除各种形式的竞争；（2）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市场独占地位；（3）国有企业经营时常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或干预，国有企业预算必须符合民意，从而导致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过程中时常发生政治考量优先的事情；（4）政府预算会填平国有企业亏损的沟壑，藉此，国有企业免于破产倒闭的风险（参见：Vickers J. and Yarrow G.,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88, 5(2): 111-132.）。如果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则产业越须将生产转移至成本较低的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以降低产业的市场总产量的平均成本。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以企业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指标，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越高，企业生产效率越低，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假设除了变动成本之外，国有企业另有一固定成本f1，而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则均另有一相同的固定成本f2。诸多既有相关研究例如De Fraja(1991）、Matsumura(1998)均假设企业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并指出，当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时，民营化会使国有企业减产，并使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因此而降低，进而产生国有企业因节省成本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效果（分别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 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本文尝试在边际成本固定且国有企业较之民营企业缺乏效率的假设下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及其最优比例问题以及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等问题。
另外，在市场需求为线性函数的假设之下，绝大多数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的既有研究例如De Fraja(1991）、Fjell & Pal(1996）、Mujumdar & Pal(1998）、Avishur(2000)、Chang(2007)均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函数（分别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 Fjell K. and Pal D., A Mixed Oligopo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Private Fir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3):737-743; Mujumdar S. and Pal D., Effects of Indirect Taxation in a Mixed Oligopoly, Economics Letters, 1998, 58(2): 264-281; 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 Chang W.W., Optimal Trade, Industrial, an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in a Mixed Duopoly with Strategic Manageri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7, 16(1): 31-52.）。令本国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
p=η-Q（1）
其中，η为常数，η代表市场大小，其会受到景气变化的影响。p为市场价格，Q为市场总产量，即：
Q=q*+∑mi=1q′i+∑nj=1q°j i=1,…,m,j=1,…,n（2）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后文最优分析的模型设计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其中，在第一阶段，在最大化本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函数之下求解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在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一定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比例之下进行古诺数量竞争，并籍此决定各自的最优产量，进而实现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本文拟基于“子博弈完美均衡”（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理论并采取逆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求解均衡结果，亦即，拟先求得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在市场竞争均衡中的最优产量，再籍此求解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
三、最优分析
国有企业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差序结构，就国有企业的属性而言，一方面，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其企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政府行为，因此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特殊法人与股份公司式的国有企业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及自身的盈利目标，因此具有企业性。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差别即在于其公共性与企业性的组合比例或属性结构的不同。如若用国有比重与政府管制这两个指标代表公共性，同时用企业自主权与盈利性这两个指标代表企业性，则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大，公共性越强，与此同时，政府管制程度亦越高，反之则反是；而企业性越强，即企业经营自主权越大，则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越强，企业效率通常亦越高，反之则反是。而不同的国有企业属性意味着不同的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假设在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在部分民营化(partially privatized)或完全民营化(fully privatized)之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变成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加权平均，又假设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将其α比例的股权予以民营化，籍此，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即可表示为：
T=αL*+(1-α)L*+∑mi=1L′i+S i=1,…,m（3）
其中，T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L*系国有企业利润，∑mi=1L′i系民营企业利润之和，S系消费者剩余，L*、∑mi=1L′i、S三者之和则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给本国带来的社会福利（设为F）。本文关于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及本国社会福利的设定参考了Matsumura（1998）的相关思想（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严格而言，劳工数量（特别是基于政治考量的超额雇佣劳工数量）、劳工薪资水平、管理层薪酬及职位更替等变量对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均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将这些变量纳入模型设计，则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与完整。为了便于论证，本文暂采取这种相对简化的设定。
在线性市场需求函数的假设下，消费者剩余S=Q2/2，国有企业利润L*=(η-Q)q*-c1q*-f1，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函数则分别为：
L′i=(η-Q)q′1-c2q′i-f2 i=1,…,m（4）
L°j=(η-Q)q°j-c2q°j-f2 j=1,…,n（5）
在古诺数量竞争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竞争达到均衡时各自选择最优产量(均衡产量)以实现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就（3）、（4）、（5）式分别对q*、q′i与q°j进行微分，可求得三类企业各自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2q*+(2-α)∑mi=1q′i+∑nj=1q°j-(1-α)Q-(η-c1)=0i=1,…,m,j=1,…,n（6）
q*+q′i+∑mk=1k≠1q′k+∑nj=1q°j-(η-c2)=0 i=1,…,m,j=1,…,n（7）
q*+q°j+∑nk=1k≠1q°k+∑mi=1q′i-(η-c2)=0 i=1,…,m,j=1,…,n（8）
根据前文假设，这m家民营企业同质，这n家外国企业亦同质，且这m家民营企业及这n家外国企业均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函数或成本结构，故当市场竞争达到均衡时，这m家民营企业及这n家外国企业会具有相同的均衡产量。据此，可将（6）、（7）、（8）式所反映的一阶条件分别简化为：
2q*+(2-α)mq′+nq°-(1-α)Q-(η-c1)=0（9）
q*+(m+1)q′+nq°-(η-c2)=0（10）
q*+mq′+(n+1)q°-(η-c2)=0（11）
联立（9）、（10）、（11）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的产量及市场总产量分别为：
q*=(m+n+1)(η-c1)-(m+αn)(η-c2)α(m+1)+(n+1)由（9）式可知，(η-c1)=2q*+(2-α)mq′+nq°-(1-α)Q=q*+(1-α)mq′+αQ＞0，由（10）、（11）式则可知，(η-c2)=q*+(m+1)q′+nq°=q*+mq′+(n+1)q°＞0，又因c1＞c2，故可知(η-c1)＜(η-c2)。（12）
q′=-(η-c1)-(1+α)(η-c2)α(m+1)+(n+1)（13）
q°=-(η-c1)-(1+α)(η-c2)α(m+1)+(n+1)（14）
Q=q*+mq′+nq°=(η-c1)+(αm+n)(η-c2)α(m+1)+(n+1)（15）
根据（12）、（13）、（14）、（15）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各类企业的产量及市场总产量的影响分别为：
dq*dα=-［(m+1)(η-c1)+(n-m)(η-c2)］(m+n+1)［α(m+1)+(n+1)］2＜0由（12）式可知，如若国有企业产量q*＞0，则(m+n+1)(η-c1)-(m+αn)(η-c2)＞0。一旦无外国企业参与竞争，即n=0，则(m+n+1)(η-c1)-(m+αn)(η-c2)＞0亦即(m+1)(η-c1)-m(η-c2)＞0，由此可知（16）、（17）、（18）、（19）、（25）、（26）式中的(m+1)(η-c1)+(n-m)(η-c2)＞0。（16）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7）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8）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9）
由（16）式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国有企业的产量越低；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会逐渐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向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偏离，鉴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且出于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考量，国有企业自然会减少其产量。由（17）、（18）式分别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产量越高；由（19）式则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市场总产量越低。
在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的产量之后，可进一步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L*=［α(m+1)+n］(η-c1)-(αm+n)(η-c2)(m+n+1)(η-c1)-(m+αn)(η-c2)［α(m+1)+(n+1)］2-f1（20）
L′=［(η-c1)-(1+α)(η-c2)］2［α(m+1)+(n+1)］2-f2（21）
L°=［(η-c1)-(1+α)(η-c2)］2［α(m+1)+(n+1)］2-f2（22）
S=Q22=(η-c1)+(αm+n)(η-c2)22［α(m+1)+(n+1)］2（23）
根据（20）、（21）、（22）、（23）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各类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分别为：
dL*dα=［(m+n)2-(1-α)(m2+mn+m-n)］(η-c2)-(m+n+1)［α(m+1)+(n-1)］(η-c1)［α(m+1)+(n+1)］3
•［(m+1)(η-c1)+(n-m)(η-c2)］（24）
dL′dα=2［(m+1)(η-c1)+(n-m)(η-c2)］［(1+α)(η-c2)-(η-c1)］［α(m+1)+(n+1)］3＞0因(m+1)(η-c1)+(n-m)(η-c2)＞0，(1+α)(η-c2)-(η-c1)＞0，［α(m+1)+(n+1)］3＞0，故dL′dα=dL°dα＞0。（25）
dL°dα=2［(m+1)(η-c1)+(n-m)(η-c2)］［(1+α)(η-c2)-(η-c1)］［α(m+1)+(n+1)］3＞0（26）
dSdα=［(m+1)(η-c1)+(n-m)(η-c2)］［(η-c1)+(αm+n)(η-c2)］［α(m+1)+(n+1)］3＜0（27）
由（24）式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的方向（正负相关关系抑或其他影响关系）并不确定；由此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应该存在一个这样的β值：当α=β时，国有企业利润L*取得极大值；当α＞β时，dL*dα＜0，亦即，此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国有企业利润越低；当α＜β时，dL*dα＞，亦即，此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低，则国有企业利润越高。由（25）、（26）式分别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越高，从而越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由（27）式则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消费者剩余越会随着市场总产量的降低而降低，从而越会降低社会福利。
根据前述模型设计，在上面分析完了模型第二阶段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均衡（最优产量、目标函数及国有企业民营化比例的影响结构等）之后，下面再分析模型第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
由前述（3）式可知，本国社会福利由本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之和构成，即：
F=L*+mL′+S（28）
就（28）式对α进行微分，可求得求解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一阶条件式为：
dFdα=dL*dα+mdL′dα+dSdα=［(m+1)(η-c1)+(n-m)(η-c2)］［α(m+1)+(n+1)］3
•［(1-α)(m2+mn+2m-n)-(m2+n2+2mn+3m-n)］(c1-c2)+α(1+2n)(η-c1)（29）
假设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二阶条件成立，令dFdα=0，则即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即：
α*=(mn+m+n2)(c1-c2)(1+2n)(η-c1)-(m2+mn+2m-n)(c1-c2)（30）
由（30）式可知，当c1＞c2时，α*＞0，亦即，如若民营企业相较国有企业更具生产效率，则须将国有企业实行部分或完全民营化；因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故须遵循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导向而使国有企业减产，与此同时，因市场为混合寡占竞争结构，且其中仅有1家国有企业处于市场独占地位，故存在市场产量无法满足社会最优需求的可能，特别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导向占据目标函数绝对主导地位时更是如此，而此时，如若让国有企业承载部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与功能，则尽管其生产效率低下，但其毕竟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并有可能籍此矫正不完全竞争所致的市场扭曲，在此情形下，国有企业的最优股权政策当然既非在于完全国有化，亦非在于完全民营化，然而，当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确实已是极其低下时，则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完全民营化。必须说明的是，如若享有独占地位的民营化国有企业本身并无降低生产成本的诱因或动力，则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即会显得毫无意义，亦正因如此，主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提高市场竞争强度以替代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或政策即会成为某种政策逻辑，其中隐含自由竞争与民营化政策的优劣比较、混合寡占市场竞争结构中各类企业的成本差异以及各类企业战略竞争模式的优劣比较等诸多相关问题。而当c1=c2时，α*=0，亦即，如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则无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该结论不同于既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例如Matsumura（1998）在假设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形下发现，即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或生产效率，国有企业亦须实行民营化政策（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简言之，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
由（30）式尚可知，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数量均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就（30）式分别对m及n进行微分，可求得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数量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分别为：
dα*dm=(c1-c2)［(n+1)(m2+n2)+n(1+2n+2mn)］(c1-c2)+(n+1)(1+2n)(η-c1)(m2+2m+2mn+n2)(c1-c2)-(1+2n)(η-c1)2＞0（31）
dα*dn=(c1-c2)［(m-2n-2n2)(η-c1)+(m3+m2+m+2m2n+mn2+4mn-n2)(c1-c2)］(m2+2m+2mn+n2)(c1-c2)-(1+2n)(η-c1)2
（32）
由（31）式可知，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亦即，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由（32）式则可知，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由（32）式尚可知，当民营企业的数量m很小（或m趋近于0）时，dα*/dn＞0，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此时会随着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而当民营企业的数量m相对外国企业的数量n很大（或相对m而言n趋近于0）时，dα*/dn＜0，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会随着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而降低。（31）、（32）式的政策含义在于：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在国有企业独占的情形下，只要开放市场竞争，则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的加入，均会促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至少是部分民营化的发生，并籍此促进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的改善。诸多国家与地区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实践业已证明，竞争越充分，民营化越普遍。因此，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则须倡导自由竞争理念并优化竞争机制与完善市场体系，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进入市场，但须注意的是，开放国际市场不一定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其成因在于，仅仅在民营企业数量不大的情形下，外国企业的加入及其数量的增加才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
四、结语
基于设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一个最优分析框架，本文得出下述结论：（1）如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同等的生产效率，则无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而如若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之民营企业要低，则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且当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时，须将国有企业实行完全民营化，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事实上，诸多混合寡占竞争结构中一开始均仅有国有企业存在，只是后来才陆续有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加入，而且，国有企业通常亦并非一开始即亏损或生产效率低下，而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及竞争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或逐渐出现亏损或显得生产效率相对低下，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因即在于国有企业被寄予的目标函数往往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企业利润最大化。（2）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3）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不一定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惟有当民营企业的数量很小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才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与此同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亦不一定会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惟有当民营企业的数量相对外国企业的数量很大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才会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一言蔽之，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没有确定的方向。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抑或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势在必行，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转型国家或市场化改革取向国家往往将民营化作为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选择，但须明晰的是，民营化其实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或唯一的制度选择，特别是，如若民营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非一定优于国有化，则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通常而言，“国退民进”依据产权理论而遵循效率导向，而一定时期的“国进民退”则往往并非遵循如此导向，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关注社会福利函数指标的改善，而有时，“国进民退”甚至仅仅只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单纯基于某种政治目标考量的结果，又抑或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这实际上亦是本文的又一政策含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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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设计了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了一个最优分析框架。本文的分析得出：（1）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2）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3）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没有确定的方向。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1）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2）如若民营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非一定优于国有化，则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
关键词 竞争结构 目标函数 国有企业民营化 最优比例 政策含义
〔中图分类号〕F27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1)03-0059-07
一、引言
Cremer et al.(1989) 、参见Cremer H., Marchand M. and Thisse J.F., The Public Firm as an Instrument for Regulating an Oligopolistic Market, Oxford Economic Papers, 1989, 41(2): 283-301.Fershtman(1990) 、参见Fershtman C.,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Ownership Status and Market Structure: The Case of Privatization, Economica, 1990, 57(227): 319-328.De Fraja (1991）、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Katz & Owen（1993）、参见Katz B.G. and Owen J., Privatization: Choosing the Optimal Time Path,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1993, 17(4): 715-736.Boycko et al.(1996) 、参见Boycko M.A., Shleifer A. and Vishny R.W., A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Economic Journal, 1996, 106(435):309-319.White(1996) 、参见White M., Mixed Oligopoly, Privatization and Subsidization, Economics Letters, 1996, 53(2): 189-195.Anderson et al.(1997) 、参见Anderson S.P., Palma A. and Thisse J.F., Privatization and Efficiency in a Differentiated Industry,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1997, 41(9): 1635-1654.Matsumura(1998) 、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张维迎和栗树和（1998）、参见张维迎、栗树和：《地区间竞争与中国国有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1998年第12期。Avishur(2000) 、参见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刘小玄（2003）、参见刘小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均衡模型》，《经济研究》2003年第6期。张军、罗长远和冯俊（2003）、参见张军、罗长远、冯俊：《竞争结构、成本差异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朱恒鹏（2004）、参见朱恒鹏：《地区间竞争、财政自给率与公有制企业的民营化》，《经济研究》2004年第10期。Chang(2005) 、参见Chang W.W., Optimal Trade an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in an International Duopoly with Cost Asymmet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5, 14(1): 19-42.Chao & Yu(2006) 、参见Chao C.C. and Yu E.S.H., Partial Privatization,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Optimum Tariff,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06, 14(1): 87-92.胡一帆、宋敏和张俊喜（2006）、参见胡一帆、宋敏、张俊喜：《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绩效研究》，《经济研究》2006年第6期。叶满城（2009）参见叶满城：《非关税壁垒降低、市场竞争与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财经问题研究》2009年第4期。等均对国有企业民营化这一主题进行过研究，但其中除了Matsumura(1998)、Chang(2005)、Chao & Yu(2006)、叶满城（2009）之外，其他既有研究均未触及一个重要的问题，亦即，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不一定会将其股权全部民营化，因此其间存在一个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而且，尽管Matsumura(1998)、Chang(2005)、Chao & Yu(2006)及叶满城（2009）均触及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但其要么只是仅仅得出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政策既非在于完全国有化，亦非在于完全民营化，要么则未有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政策含义作出完整意义的明晰。有鉴于此，本文拟就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展开探讨，为此，本文拟设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一个最优分析框架，以期获得更加科学与丰富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含义。
二、模型设计
假设在本国的某一产业中，有1家国有企业、m家同质的民营企业以及n家同质的外国企业生产同质的产品，且这n家外国企业将其生产的产品出口至本国市场，并与这1家国有企业及m家民营企业在本国市场上进行古诺（Cournot）数量竞争，其中，单一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产量分别为q*、q′i(i=1,…，m)与q°j(j=1,…,n)。本文主要旨在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为了简化起见，本文假设市场竞争结构中仅有1家国有企业。本文中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均指本国企业，具体而言，指在本国某一产业中与n家外国企业进行古诺数量竞争的1家国有企业与m家民营企业。本文关于市场竞争结构的这一假设沿袭了Fjell & Pal(1996）、Pal & White(1998）、Avishur(2000)的研究假设思想（分别参见：Fjell K. and Pal D., A Mixed Oligopo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Private Fir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3):737-743; Pal D. and White W.D., Mixed Oligopoly, Privatization, and Strategic Trade Policy,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1998, 65(2): 264-281; 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
又假设在这一混合寡占的古诺数量竞争结构中，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变动成本）固定为c1，而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边际成本则均固定为c2，且c1＞c2（经验事实表明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之民营企业要低根据Vickers & Yarrow(1998）的分析，国有企业往往因下述原因而经营效率低下：（1）法令排除各种形式的竞争；（2）国有企业长期处于市场独占地位；（3）国有企业经营时常受到政府主管部门的监督或干预，国有企业预算必须符合民意，从而导致在国有企业经营决策的过程中时常发生政治考量优先的事情；（4）政府预算会填平国有企业亏损的沟壑，藉此，国有企业免于破产倒闭的风险（参见：Vickers J. and Yarrow G., Economic Perspectives on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1988, 5(2): 111-132.）。如果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生产成本越高，则产业越须将生产转移至成本较低的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以降低产业的市场总产量的平均成本。为了简化起见，本文以企业生产成本作为衡量企业生产效率的指标，具体而言，企业生产成本越高，企业生产效率越低，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假设除了变动成本之外，国有企业另有一固定成本f1，而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则均另有一相同的固定成本f2。诸多既有相关研究例如De Fraja(1991）、Matsumura(1998)均假设企业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并指出，当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呈递增趋势时，民营化会使国有企业减产，并使国有企业的边际成本因此而降低，进而产生国有企业因节省成本而提高社会福利的经济效果（分别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 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本文尝试在边际成本固定且国有企业较之民营企业缺乏效率的假设下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及其最优比例问题以及社会福利目标函数等问题。
另外，在市场需求为线性函数的假设之下，绝大多数探讨国有企业民营化问题的既有研究例如De Fraja(1991）、Fjell & Pal(1996）、Mujumdar & Pal(1998）、Avishur(2000)、Chang(2007)均假设市场需求为线性函数（分别参见：De Fraja G., Efficiency and Privatization in Imperfectly Competitive Industries,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nomics, 1991, 39(3): 311-321; Fjell K. and Pal D., A Mixed Oligopoly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Private Firm,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6, 29(3):737-743; Mujumdar S. and Pal D., Effects of Indirect Taxation in a Mixed Oligopoly, Economics Letters, 1998, 58(2): 264-281; Avishur A., A Positive Theory of Privatization, Journal of Applied Economics, 2000, 3(1): 1-55; Chang W.W., Optimal Trade, Industrial, and Privatization Policies in a Mixed Duopoly with Strategic Managerial Incentive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2007, 16(1): 31-52.）。令本国市场的反需求函数为：
p=η-Q（1）
其中，η为常数，η代表市场大小，其会受到景气变化的影响。p为市场价格，Q为市场总产量，即：
Q=q*+∑mi=1q′i+∑nj=1q°j i=1,…,m,j=1,…,n（2）
为了便于分析，本文将后文最优分析的模型设计为一个两阶段的博弈。其中，在第一阶段，在最大化本国社会福利的目标函数之下求解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在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在一定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比例之下进行古诺数量竞争，并籍此决定各自的最优产量，进而实现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本文拟基于“子博弈完美均衡”（subgame perfect equilibrium）理论并采取逆向归纳法（backward induction）求解均衡结果，亦即，拟先求得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在市场竞争均衡中的最优产量，再籍此求解第一阶段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
三、最优分析
国有企业的属性存在一定的差序结构，就国有企业的属性而言，一方面，国有企业或多或少地处于政府的控制之下，其企业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类似于政府行为，因此具有公共性；另一方面，相当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那些特殊法人与股份公司式的国有企业均拥有一定程度的经营自主权、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及自身的盈利目标，因此具有企业性。不同类型国有企业的差别即在于其公共性与企业性的组合比例或属性结构的不同。如若用国有比重与政府管制这两个指标代表公共性，同时用企业自主权与盈利性这两个指标代表企业性，则通常而言，国有比重越大，公共性越强，与此同时，政府管制程度亦越高，反之则反是；而企业性越强，即企业经营自主权越大，则企业追求盈利的动机越强，企业效率通常亦越高，反之则反是。而不同的国有企业属性意味着不同的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假设在民营化之前，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在部分民营化(partially privatized)或完全民营化(fully privatized)之后，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变成社会福利最大化与企业利润最大化的加权平均，又假设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将其α比例的股权予以民营化，籍此，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即可表示为：
T=αL*+(1-α)L*+∑mi=1L′i+S i=1,…,m（3）
其中，T为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L*系国有企业利润，∑mi=1L′i系民营企业利润之和，S系消费者剩余，L*、∑mi=1L′i、S三者之和则为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给本国带来的社会福利（设为F）。本文关于国有企业目标函数及本国社会福利的设定参考了Matsumura（1998）的相关思想（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严格而言，劳工数量（特别是基于政治考量的超额雇佣劳工数量）、劳工薪资水平、管理层薪酬及职位更替等变量对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均具有重要影响。如果将这些变量纳入模型设计，则在国有企业民营化的过程中，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的内涵将更加丰富与完整。为了便于论证，本文暂采取这种相对简化的设定。
在线性市场需求函数的假设下，消费者剩余S=Q2/2，国有企业利润L*=(η-Q)q*-c1q*-f1，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目标函数则分别为：
L′i=(η-Q)q′1-c2q′i-f2 i=1,…,m（4）
L°j=(η-Q)q°j-c2q°j-f2 j=1,…,n（5）
在古诺数量竞争中，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在竞争达到均衡时各自选择最优产量(均衡产量)以实现各自的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就（3）、（4）、（5）式分别对q*、q′i与q°j进行微分，可求得三类企业各自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2q*+(2-α)∑mi=1q′i+∑nj=1q°j-(1-α)Q-(η-c1)=0i=1,…,m,j=1,…,n（6）
q*+q′i+∑mk=1k≠1q′k+∑nj=1q°j-(η-c2)=0 i=1,…,m,j=1,…,n（7）
q*+q°j+∑nk=1k≠1q°k+∑mi=1q′i-(η-c2)=0 i=1,…,m,j=1,…,n（8）
根据前文假设，这m家民营企业同质，这n家外国企业亦同质，且这m家民营企业及这n家外国企业均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函数或成本结构，故当市场竞争达到均衡时，这m家民营企业及这n家外国企业会具有相同的均衡产量。据此，可将（6）、（7）、（8）式所反映的一阶条件分别简化为：
2q*+(2-α)mq′+nq°-(1-α)Q-(η-c1)=0（9）
q*+(m+1)q′+nq°-(η-c2)=0（10）
q*+mq′+(n+1)q°-(η-c2)=0（11）
联立（9）、（10）、（11）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的产量及市场总产量分别为：
q*=(m+n+1)(η-c1)-(m+αn)(η-c2)α(m+1)+(n+1)由（9）式可知，(η-c1)=2q*+(2-α)mq′+nq°-(1-α)Q=q*+(1-α)mq′+αQ＞0，由（10）、（11）式则可知，(η-c2)=q*+(m+1)q′+nq°=q*+mq′+(n+1)q°＞0，又因c1＞c2，故可知(η-c1)＜(η-c2)。（12）
q′=-(η-c1)-(1+α)(η-c2)α(m+1)+(n+1)（13）
q°=-(η-c1)-(1+α)(η-c2)α(m+1)+(n+1)（14）
Q=q*+mq′+nq°=(η-c1)+(αm+n)(η-c2)α(m+1)+(n+1)（15）
根据（12）、（13）、（14）、（15）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各类企业的产量及市场总产量的影响分别为：
dq*dα=-［(m+1)(η-c1)+(n-m)(η-c2)］(m+n+1)［α(m+1)+(n+1)］2＜0由（12）式可知，如若国有企业产量q*＞0，则(m+n+1)(η-c1)-(m+αn)(η-c2)＞0。一旦无外国企业参与竞争，即n=0，则(m+n+1)(η-c1)-(m+αn)(η-c2)＞0亦即(m+1)(η-c1)-m(η-c2)＞0，由此可知（16）、（17）、（18）、（19）、（25）、（26）式中的(m+1)(η-c1)+(n-m)(η-c2)＞0。（16）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7）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8）
dQdα=(m+1)(η-c1)+(n-m)(η-c2)［α(m+1)+(n+1)］2＜0（19）
由（16）式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国有企业的产量越低；随着国有企业民营化程度的提高，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会逐渐从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方向向企业利润最大化的方向偏离，鉴于国有企业的生产成本相对较高，且出于对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的考量，国有企业自然会减少其产量。由（17）、（18）式分别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产量越高；由（19）式则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市场总产量越低。
在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各自的产量之后，可进一步求得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分别为：
L*=［α(m+1)+n］(η-c1)-(αm+n)(η-c2)(m+n+1)(η-c1)-(m+αn)(η-c2)［α(m+1)+(n+1)］2-f1（20）
L′=［(η-c1)-(1+α)(η-c2)］2［α(m+1)+(n+1)］2-f2（21）
L°=［(η-c1)-(1+α)(η-c2)］2［α(m+1)+(n+1)］2-f2（22）
S=Q22=(η-c1)+(αm+n)(η-c2)22［α(m+1)+(n+1)］2（23）
根据（20）、（21）、（22）、（23）式，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各类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的影响分别为：
dL*dα=［(m+n)2-(1-α)(m2+mn+m-n)］(η-c2)-(m+n+1)［α(m+1)+(n-1)］(η-c1)［α(m+1)+(n+1)］3
•［(m+1)(η-c1)+(n-m)(η-c2)］（24）
dL′dα=2［(m+1)(η-c1)+(n-m)(η-c2)］［(1+α)(η-c2)-(η-c1)］［α(m+1)+(n+1)］3＞0因(m+1)(η-c1)+(n-m)(η-c2)＞0，(1+α)(η-c2)-(η-c1)＞0，［α(m+1)+(n+1)］3＞0，故dL′dα=dL°dα＞0。（25）
dL°dα=2［(m+1)(η-c1)+(n-m)(η-c2)］［(1+α)(η-c2)-(η-c1)］［α(m+1)+(n+1)］3＞0（26）
dSdα=［(m+1)(η-c1)+(n-m)(η-c2)］［(η-c1)+(αm+n)(η-c2)］［α(m+1)+(n+1)］3＜0（27）
由（24）式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对国有企业利润影响的方向（正负相关关系抑或其他影响关系）并不确定；由此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应该存在一个这样的β值：当α=β时，国有企业利润L*取得极大值；当α＞β时，dL*dα＜0，亦即，此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国有企业利润越低；当α＜β时，dL*dα＞，亦即，此时，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低，则国有企业利润越高。由（25）、（26）式分别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利润越高，从而越有利于增进社会福利；由（27）式则可知，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比例越高，则消费者剩余越会随着市场总产量的降低而降低，从而越会降低社会福利。
根据前述模型设计，在上面分析完了模型第二阶段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的市场竞争均衡（最优产量、目标函数及国有企业民营化比例的影响结构等）之后，下面再分析模型第一阶段的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
由前述（3）式可知，本国社会福利由本国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利润及消费者剩余之和构成，即：
F=L*+mL′+S（28）
就（28）式对α进行微分，可求得求解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一阶条件式为：
dFdα=dL*dα+mdL′dα+dSdα=［(m+1)(η-c1)+(n-m)(η-c2)］［α(m+1)+(n+1)］3
•［(1-α)(m2+mn+2m-n)-(m2+n2+2mn+3m-n)］(c1-c2)+α(1+2n)(η-c1)（29）
假设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的二阶条件成立，令dFdα=0，则即可求得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即：
α*=(mn+m+n2)(c1-c2)(1+2n)(η-c1)-(m2+mn+2m-n)(c1-c2)（30）
由（30）式可知，当c1＞c2时，α*＞0，亦即，如若民营企业相较国有企业更具生产效率，则须将国有企业实行部分或完全民营化；因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低，故须遵循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函数导向而使国有企业减产，与此同时，因市场为混合寡占竞争结构，且其中仅有1家国有企业处于市场独占地位，故存在市场产量无法满足社会最优需求的可能，特别是在企业利润最大化目标导向占据目标函数绝对主导地位时更是如此，而此时，如若让国有企业承载部分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目标与功能，则尽管其生产效率低下，但其毕竟可以生产一定数量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并有可能籍此矫正不完全竞争所致的市场扭曲，在此情形下，国有企业的最优股权政策当然既非在于完全国有化，亦非在于完全民营化，然而，当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确实已是极其低下时，则须对国有企业实行完全民营化。必须说明的是，如若享有独占地位的民营化国有企业本身并无降低生产成本的诱因或动力，则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即会显得毫无意义，亦正因如此，主张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提高市场竞争强度以替代国有企业民营化决策或政策即会成为某种政策逻辑，其中隐含自由竞争与民营化政策的优劣比较、混合寡占市场竞争结构中各类企业的成本差异以及各类企业战略竞争模式的优劣比较等诸多相关问题。而当c1=c2时，α*=0，亦即，如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效率，则无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该结论不同于既有相关研究的结论。例如Matsumura（1998）在假设边际成本递增的情形下发现，即使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相同的成本函数或生产效率，国有企业亦须实行民营化政策（参见：Matsumura T., Partial Privatization in Mixed Duopo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998, 70(3): 473-483.）。简言之，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
由（30）式尚可知，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数量均会影响到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就（30）式分别对m及n进行微分，可求得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数量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分别为：
dα*dm=(c1-c2)［(n+1)(m2+n2)+n(1+2n+2mn)］(c1-c2)+(n+1)(1+2n)(η-c1)(m2+2m+2mn+n2)(c1-c2)-(1+2n)(η-c1)2＞0（31）
dα*dn=(c1-c2)［(m-2n-2n2)(η-c1)+(m3+m2+m+2m2n+mn2+4mn-n2)(c1-c2)］(m2+2m+2mn+n2)(c1-c2)-(1+2n)(η-c1)2
（32）
由（31）式可知，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亦即，民营企业数量的增加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由（32）式则可知，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影响的方向并不确定。由（32）式尚可知，当民营企业的数量m很小（或m趋近于0）时，dα*/dn＞0，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此时会随着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而提高，而当民营企业的数量m相对外国企业的数量n很大（或相对m而言n趋近于0）时，dα*/dn＜0，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会随着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而降低。（31）、（32）式的政策含义在于：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在国有企业独占的情形下，只要开放市场竞争，则无论是民营企业还是外国企业的加入，均会促使国有企业民营化至少是部分民营化的发生，并籍此促进本国社会福利最大化目标函数的改善。诸多国家与地区的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实践业已证明，竞争越充分，民营化越普遍。因此，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则须倡导自由竞争理念并优化竞争机制与完善市场体系，以让更多的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进入市场，但须注意的是，开放国际市场不一定有助于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其成因在于，仅仅在民营企业数量不大的情形下，外国企业的加入及其数量的增加才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
四、结语
基于设计一个关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与外国企业混合寡占市场的经济模型，并籍此将相关竞争结构、目标函数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问题共同纳入一个最优分析框架，本文得出下述结论：（1）如若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具有同等的生产效率，则无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而如若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较之民营企业要低，则须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且当国有企业的生产效率十分低下时，须将国有企业实行完全民营化，亦即，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须基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生产效率比较结果而定；事实上，诸多混合寡占竞争结构中一开始均仅有国有企业存在，只是后来才陆续有民营企业及外国企业的加入，而且，国有企业通常亦并非一开始即亏损或生产效率低下，而是随着竞争的加剧及竞争结构的变化，国有企业才有可能或逐渐出现亏损或显得生产效率相对低下，而这其中一个重要的成因即在于国有企业被寄予的目标函数往往在于社会福利最大化而非企业利润最大化。（2）民营企业越多，则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越高；（3）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不一定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惟有当民营企业的数量很小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才会提高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与此同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亦不一定会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惟有当民营企业的数量相对外国企业的数量很大时，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才会降低国有企业民营化的最优比例，一言蔽之，外国企业数量的增加对国有企业民营化最优比例的影响没有确定的方向。
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如若推行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抑或国有企业民营化政策势在必行，则须让更多的民营企业进入市场，且当民营企业的数量不大时，须让更多的外国企业进入本国市场。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转型国家或市场化改革取向国家往往将民营化作为其国有企业改革中的一项重要制度选择，但须明晰的是，民营化其实并非国有企业改革的必然或唯一的制度选择，特别是，如若民营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并非一定优于国有化，则须正确审视国有企业民营化改革的内在逻辑与政策选择。通常而言，“国退民进”依据产权理论而遵循效率导向，而一定时期的“国进民退”则往往并非遵循如此导向，而是在更大程度上关注社会福利函数指标的改善，而有时，“国进民退”甚至仅仅只是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单纯基于某种政治目标考量的结果，又抑或是利益集团博弈的结果。这实际上亦是本文的又一政策含义。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心 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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