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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地理空间是形成作家创作风格的重要因素,也是作家‘精神原乡’的生成背景”[1],郭文斌生长在西北,西北的风俗民情、地域风貌以及历史文化是他生活的背景,同样也是他的作品生成的根基和土壤,这些独具地域色彩的风俗民情、地域风物等无不渗透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无不张扬着西部民间精神。吴亮在《什么是西部精神》一文中认为西部精神主要表现为“凝重而持重,保守而知足,质朴而沉稳”,“重人伦而轻实利,尊奉祖先”,“拥有历史绵延感,不易被世俗变迁所动”,同时西部民间精神又是“闭锁型”的,“排外,不求变化,过于倚重人伦关系的净化而压抑人的自然秉性和求新欲”,“总的来说,中国的西部精神是继承的、默契的、无言的、静默的和始终如一的”。[2]西部民间精神渗透在西部人民的生活中,展露在一言一行中。郭文斌用他看似平常,实则不平常的文字书写西部民间的生活方式、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和方言土语,张扬西部民间精神,寻找并希冀留住民族之根。作品中的语言、主题、题材、人物、原型、意象、景观等全都是西部这片土地独特的产物,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色彩。
一、贫瘠中的谨严仪式与苦难中的温暖伦常
郭文斌认为:“‘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暖床。”“‘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3]在长篇小说《农历》中,他带着读者一起郑重地过了十五个农历节日,让读者跟着两个小主人公五月和六月一起品尝了童年时期的节日味道。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强势文化不断威胁着中华民族本土传统文化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过洋节,而漠视或轻视我们自己的节日。郭文斌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北人,有着西部民间固守传统、“不为世俗变迁所动”的内在品质,他笔下的人物也言传身教地表现着西部民间精神的内核,他们尊重所有的传统节日,沿袭着祖先的传统,郑重地过每一个节日,珍重节日恩赐的幸福,虔诚地“看住”其中的美好。
元宵节点灯盏、干节打干梢、龙节剃发、清明祭祀亡人、小满时节稳穗、端午插柳采艾、中元报谢父母、中秋团圆赏月、重阳登高远眺、寒节体恤亡人……《农历》中每个传统节日都被郑重地对待,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自己捏灯盏,自己打干梢,自己做月饼,庄重而专一地守岁,满怀感恩地品味吃食。在《农历·元宵》篇中,五月和六月跟着娘亲手捏荞面灯盏,有给活着的人的,有给亡人的,也有给猫、狗、鸡等动物和各个房间的,每人每物每屋都有属于自己的那盏灯。做灯捻的麦秆也早早地被放在了高处,以免弄脏,灯芯要用新棉花,而且“献月的灯盏必须是最周正的”,“供桌必须用清水洗三遍,五月已经洗過四遍;盘子也要拿清水洗三遍,六月洗了五遍;供桌必须放在当院,六月拿尺子量了六遍。在娘蒸灯盏时,他们已经把这些活干好了,这些流程,他们去年就已经掌握了”。[4]每一个细节都不含糊,也不将就,这样浓烈而不敷衍的仪式感,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重。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传承,五月和六月作为下一代,节日的每个准备活动他们都带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而且爹和娘也会放手让他们提前上任挑大梁。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提出:“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5]由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的侵袭,人们已经慢不下来,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无法再静默不躁地感受等待长者写对联的年味,无法静静地待在家里,让灵魂和肉体放松,一寸一寸地感受时间的存在与流动,也无法体会在寒节亲手为亡人缝制寒衣的敬畏感。但这些被我们忽视的传统,其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乡土中国永葆长寿的精髓所在。许多节日是中国人共同的节日,但每个地域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过节方式,郭文斌笔下的过节方式都带着西部民间的印记,比如干节打干梢、寒节做寒衣。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饮食起用、宗庙祭祀、神话传说等,也带着独特的地域色彩。
身处中华大地的内陆,闭塞的地理位置,同样也造就了西部人民保守而知足的内在品质,而那些带有独特地域印记的节俗也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更好的保存。这片土地是贫瘠苦难的,但又是郑重而温情的,郭文斌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了一种超然的理解”[6],书写了这片与苦难结伴而行的土地上的温暖人情,这正是西部精神的情感内化。
谢有顺在《文学的常道》中这样评价郭文斌:“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大地中来,有故土的气息,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理解。他以自己那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一种超然的理解,更能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这正是郭文斌的写作个性。”[7]由于各种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西部大地焦渴且匮乏,最不缺的似乎就是苦难,但是郭文斌用温暖清净的文字在满溢的苦难中开出了温情的花朵。尽管这片土地匮乏枯黄,但每个人的内心却都像一眼清亮的活泉,丰盈而通透。正是因为物质匮乏,所以淳朴厚实,所以乡土亲和、先人后己,所以尊老爱幼、尊奉祖先,所以温情脉脉。
在《农历·大年》篇中“爹”写对联时有个字写错了,“六月说,要不重写吧。爹说,那不白白地把一绺纸浪费了。六月说,要不等一会儿给别人家吧。爹说,那不行,咋能把一个错对联给别人家呢,六月你这点不好。说着,写下‘积’字。六月说,那就给瓜子家,反正他家没人去。不想爹陡地停了笔,定了神看六月。五月知道爹生气了”。后来,自家的对联还没写完,托“爹”写对联的葵生就来了,“爹果然放下自家的,给葵生写”。后来“娘”做的白面馒头出锅了,先让六月拿去大门口泼散,六月不解,“娘说,过年时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会凑到村里来,怪可怜的,就给他们散一些,毕竟过年嘛”。后来葵生从衣服里翻出五角钱,要提前给娘拜年,娘万般推辞拒收,让他留着给孩子买本子。当葵生念叨等将来日子过好了时,“娘说,好着呢,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吉吉利利,就是好,就是福”。葵生离开时,娘又给他装了几个馒头,让他带去给媳妇和孩子。等到分年时,“当爹把炕柜上锁着水果糖的抽屉拉开的时候,五月和六月的眼睛同时变成探照灯”,分到糖后,“五月给娘剥了一个水果糖,硬往嘴里喂”,娘也是各种推辞,想要留给他们吃,后来推辞不得,“就张开嘴接受了五月手里的那枚水果糖。六月心里一喜,口水终于流了下来。娘看见,弯下腰去给六月擦。一边擦着,一边把嘴里的水果糖咬成两半,一半给五月,一半给六月。五月和六月不接受。娘说,娘吃糖牙疼呢,再说,我已经噙了半天了,都已经甜到心上去了。可是五月和六月还是不要”。[8]《农历·中秋》篇中一家人收获了后院的八十五只梨,爹让五月和六月分给村上十二户人家,只给自家余了二十五只梨,并跟五月和六月说“这任何东西,大家分享才有味道”。[9]《农历·元宵》篇中,娘惦记着卯子家守孝,让五月和六月去给他们送灯盏,当他们到卯子家时,发现“卯子家的面案被各式各样的灯盏放满了”。[10]
一、贫瘠中的谨严仪式与苦难中的温暖伦常
郭文斌认为:“‘农历’是中华民族的根基、底气、基因、暖床。”“‘农历精神’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生命力所在,凝聚力所在,也是魅力所在。”[3]在长篇小说《农历》中,他带着读者一起郑重地过了十五个农历节日,让读者跟着两个小主人公五月和六月一起品尝了童年时期的节日味道。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西方强势文化不断威胁着中华民族本土传统文化的地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过洋节,而漠视或轻视我们自己的节日。郭文斌身为一名土生土长的西北人,有着西部民间固守传统、“不为世俗变迁所动”的内在品质,他笔下的人物也言传身教地表现着西部民间精神的内核,他们尊重所有的传统节日,沿袭着祖先的传统,郑重地过每一个节日,珍重节日恩赐的幸福,虔诚地“看住”其中的美好。
元宵节点灯盏、干节打干梢、龙节剃发、清明祭祀亡人、小满时节稳穗、端午插柳采艾、中元报谢父母、中秋团圆赏月、重阳登高远眺、寒节体恤亡人……《农历》中每个传统节日都被郑重地对待,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们自己捏灯盏,自己打干梢,自己做月饼,庄重而专一地守岁,满怀感恩地品味吃食。在《农历·元宵》篇中,五月和六月跟着娘亲手捏荞面灯盏,有给活着的人的,有给亡人的,也有给猫、狗、鸡等动物和各个房间的,每人每物每屋都有属于自己的那盏灯。做灯捻的麦秆也早早地被放在了高处,以免弄脏,灯芯要用新棉花,而且“献月的灯盏必须是最周正的”,“供桌必须用清水洗三遍,五月已经洗過四遍;盘子也要拿清水洗三遍,六月洗了五遍;供桌必须放在当院,六月拿尺子量了六遍。在娘蒸灯盏时,他们已经把这些活干好了,这些流程,他们去年就已经掌握了”。[4]每一个细节都不含糊,也不将就,这样浓烈而不敷衍的仪式感,体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敬重。同时,也体现了一个传承,五月和六月作为下一代,节日的每个准备活动他们都带着极大的热情参与其中,而且爹和娘也会放手让他们提前上任挑大梁。
韩少功在《文学的“根”》一文中提出:“真正的西部文学,就不能没有传统文化的骨血。这大概不是出于一种廉价的恋旧情绪和地方观念,不是对方言歇后语之类浅薄的爱好;而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5]由于工业文明和商业文化的侵袭,人们已经慢不下来,习惯了快节奏生活的现代人无法再静默不躁地感受等待长者写对联的年味,无法静静地待在家里,让灵魂和肉体放松,一寸一寸地感受时间的存在与流动,也无法体会在寒节亲手为亡人缝制寒衣的敬畏感。但这些被我们忽视的传统,其实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根”,是乡土中国永葆长寿的精髓所在。许多节日是中国人共同的节日,但每个地域的人都有自己独特的过节方式,郭文斌笔下的过节方式都带着西部民间的印记,比如干节打干梢、寒节做寒衣。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饮食起用、宗庙祭祀、神话传说等,也带着独特的地域色彩。
身处中华大地的内陆,闭塞的地理位置,同样也造就了西部人民保守而知足的内在品质,而那些带有独特地域印记的节俗也恰恰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了更好的保存。这片土地是贫瘠苦难的,但又是郑重而温情的,郭文斌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了一种超然的理解”[6],书写了这片与苦难结伴而行的土地上的温暖人情,这正是西部精神的情感内化。
谢有顺在《文学的常道》中这样评价郭文斌:“这是一个有根的作家,他的作品,从大地中来,有故土的气息,同时又对生命饱含正直的理解。他以自己那通达而智慧的心,打量世界,所发现的,往往是别人所难以发现的自得和优美。在苦难叙事成了主流的时代,对苦难有一种超然的理解,更能显出作家的宽广和坚韧——这正是郭文斌的写作个性。”[7]由于各种地理条件和历史原因,西部大地焦渴且匮乏,最不缺的似乎就是苦难,但是郭文斌用温暖清净的文字在满溢的苦难中开出了温情的花朵。尽管这片土地匮乏枯黄,但每个人的内心却都像一眼清亮的活泉,丰盈而通透。正是因为物质匮乏,所以淳朴厚实,所以乡土亲和、先人后己,所以尊老爱幼、尊奉祖先,所以温情脉脉。
在《农历·大年》篇中“爹”写对联时有个字写错了,“六月说,要不重写吧。爹说,那不白白地把一绺纸浪费了。六月说,要不等一会儿给别人家吧。爹说,那不行,咋能把一个错对联给别人家呢,六月你这点不好。说着,写下‘积’字。六月说,那就给瓜子家,反正他家没人去。不想爹陡地停了笔,定了神看六月。五月知道爹生气了”。后来,自家的对联还没写完,托“爹”写对联的葵生就来了,“爹果然放下自家的,给葵生写”。后来“娘”做的白面馒头出锅了,先让六月拿去大门口泼散,六月不解,“娘说,过年时有许多无家可归的游魂野鬼会凑到村里来,怪可怜的,就给他们散一些,毕竟过年嘛”。后来葵生从衣服里翻出五角钱,要提前给娘拜年,娘万般推辞拒收,让他留着给孩子买本子。当葵生念叨等将来日子过好了时,“娘说,好着呢,一家人只要平平安安、吉吉利利,就是好,就是福”。葵生离开时,娘又给他装了几个馒头,让他带去给媳妇和孩子。等到分年时,“当爹把炕柜上锁着水果糖的抽屉拉开的时候,五月和六月的眼睛同时变成探照灯”,分到糖后,“五月给娘剥了一个水果糖,硬往嘴里喂”,娘也是各种推辞,想要留给他们吃,后来推辞不得,“就张开嘴接受了五月手里的那枚水果糖。六月心里一喜,口水终于流了下来。娘看见,弯下腰去给六月擦。一边擦着,一边把嘴里的水果糖咬成两半,一半给五月,一半给六月。五月和六月不接受。娘说,娘吃糖牙疼呢,再说,我已经噙了半天了,都已经甜到心上去了。可是五月和六月还是不要”。[8]《农历·中秋》篇中一家人收获了后院的八十五只梨,爹让五月和六月分给村上十二户人家,只给自家余了二十五只梨,并跟五月和六月说“这任何东西,大家分享才有味道”。[9]《农历·元宵》篇中,娘惦记着卯子家守孝,让五月和六月去给他们送灯盏,当他们到卯子家时,发现“卯子家的面案被各式各样的灯盏放满了”。[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