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现代的政治践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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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蒋经国是一个务实、心怀宽广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是真诚的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蒋氏家族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关于这个家族的书籍也汗牛充栋。在众多描写蒋经国传记的书籍中,最为知名的当属江南(刘宜良)先生和陶涵教授的著作。
  根据目前得到的史料,人们普遍认为江南是因为发表了《蒋经国传》而在美国被台湾派去的特务暗杀。但平心而论,该书的学术价值并不很高,外界对于江南被暗杀的关注也远远超过他的著作。
  
  陶涵(Jay Taylor)教授系美国资深外交官,上世纪60年代曾在台北为美国提供政治分析和报告,中美建交后,他曾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此后任美国国务院情报处副处长,是美国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现为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研究员。
  为完成《蒋经国传》,陶涵访问了马英九、钱复、李焕、王升等160余名和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人,并多次专程前往台湾和大陆,到过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赣州等地,遍访蒋经国遗迹和经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陶涵在写作《蒋经国传》时,引用了大量莫斯科和美国档案局尚未公开的材料,还充分运用“资讯自由法案”,要求美国中情局、国防部等提供涉及蒋经国而未解密的文件。
  因为该书,陶涵被认为是对蒋经国研究最为透彻的学人之一。在台湾纪念蒋经国百年冥诞时,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专门接见陶涵,一起研讨蒋经国历史价值。
  此外,作为一名外国学者,陶涵对蒋经国的评价也被认为中立而客观。为此,《南方人物周刊》专访了这位蒋氏研究者。
  
  人物周刊:您是《蒋经国传》和《蒋介石传》作者,也在台北和北京都做过外交官,为什么会花如此多时间去研究两蒋历史?
  陶涵:20世纪的中国处在一个令人激动的梦幻年代。两蒋父子为重新评价中国20世纪风云变幻的历史提供了重要史料。我们很难想象,在这个世纪的头10年,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帝国,女人们在裹小脚,男人们还拖着长辫子,外国势力可以肆无忌惮地侵犯这个古老文明国度的一切权利。
  在一系列的革命、对内和对外战争之后,中国变成了强大而繁荣的国度。尽管现在台湾和大陆仍处分裂当中,但“一个中国”已经成为政策基石,当然两岸还是需要灵活、耐心、民主的方式来谈判。吸引我的是这段波诡云谲的历史。
  人物周刊:您在台北曾担任过美国外交官,和蒋经国先生有过多次互动,我想知道他当时给您的印象是什么?在您看来,他和他著名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不同?
  陶涵:在1960年代,我和很多在台的美国外交官对他印象并不好,他是管“国家安全”的“影子人物”,而且他还要为国民政府来台后的白色恐怖负责。应该说两蒋都是坚定的爱国者和中国现代化的实践者,蒋介石是一脚留在历史、一脚踏进现代的政治人物,更强调的是秩序和控制。
  评点蒋经国,我们必须要看到他的时代里,台湾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长期稳定和平的社会、国民健康显著提升、教育水平飞速发展、工业社会形成、经济高速增长、金融实力为世界瞩目,以及在这个过程中,均富理念得以体现。
  人物周刊:蒋经国先生在大陆还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在您看来他的价值是?
  陶涵:蒋经国先生逐步意识到,民主价值是台湾与大陆健康发展的核心,这也是未来两岸达成共识,以及在一个中国原则下实现和平共存的基石。
  蒋经国意识到,在台湾实行民主化进程有很大阻力,他花了20年时间让这个体制逐步改善,而在他的晚年,民主进程迅速被他加快。
  1969年他批准选举中实行演讲制度,候选人被允许通过演讲申明自己的政策。对于台湾和大陆这样文化复杂的地方,开放民主要包括演讲自由。事实上,不论在政策上,还是在长期实施过程中,这都被证明卓有成效。
  人物周刊:蒋经国身上有很强的苏联元素,您如何看待他早年留苏经历对他政治生涯的影响?
  陶涵:终其一生,蒋经国先生主张人人平等。他的亲民态度,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而他这种观念形成是自发的,并不是什么力量强加于他。在苏联的时候,他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
  他一直对苏联保有正面评价,直到1939年《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他的态度才发生改变。
  人物周刊:今天大陆很多学者都在研究蒋经国为何会在晚年选择解严政策,您认为是哪些因素造成了他的这个选择?
  陶涵:应该说是若干因素,驱使他最后作出了加速变革和自由化的决定。首先是他年岁已高,而且健康恶化。这加深了他对国民党内保守派的恐惧,他很担心一旦他去世,党内的保守派会反攻倒算,这其中就包括了蒋宋美龄女士。他很害怕自己的改革会被停止,甚至开历史倒车。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美国的因素,华盛顿已经中断了与台湾在外交和军事(除军售外)的联系。(注:根据中美协议,美国与台湾断交,而且撤军。)蒋经国认为,台湾如果实现民主,美国国会与公众舆论就会更加反对大陆对台湾动武,这也会让台独势力不会煽动改变现状闹独立。
  最后的原因,则可说是在1980年代涌动着民主的时代精神,特别是菲律宾与南韩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更彰显这一趋势。
  他的最后两年,苏联“公开化”浪潮兴起,更坚定了其在台湾推行民主的信心,他在1988年1月去世前就已经开始做了。
  人物周刊:前不久您在台湾与马英九先生有一个会谈,我很想知道,从蒋介石到马英九,台湾历经了4任领导人,您对他们分别是如何评价的?
  陶涵:蒋介石从不认为他会凭借武力就能收复大陆,虽然大陆在1960年代爆发的文化大革命给过他一些希望。他在台湾建立了一个威权社会,同时又试图把传统的儒家伦理引入其中。1967年时,他说上天让他失去了大陆,而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给了他在台湾建立一个模范社会的机会,这是他之前多年的梦想,却没能在大陆实现。
  蒋经国进一步巩固了台湾经济基础,实现经济转型与腾飞。他的措施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与加大教育投入,鼓励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以及放松威权体制。他的最大挑战,是1979年美国对台政策的偏移。与此同时,他还开放了对大陆的贸易封锁,并允许人员交流。
  李登辉则代表了台湾本土化,他做到了,但又开启了台独的大门。
  陈水扁,一位公然支持独立的台湾领导人,他的政党在2008年遭受重挫,原因就是他和他的家人大规模贪腐。(受访者注:事实上,作为前“总统”他能够被揭发,他的妻子被调查,反映出了司法独立在台湾已取得成功。)16年来,尽管台湾的领导人有独立倾向,但台湾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却更加紧密。
  马英九的目标则是,与大陆关系正常化,寻求共同对话空间,同时无限期推迟海峡两岸的政治联系。他希望北京能减少对台湾的武力威胁,同时,他还要巩固台湾的国际地位。
  人物周刊:从美国视角看中国近现代历史,如何评价一个威权领导人实施民主?
  陶涵:这取决于其文化理念和政治价值观,还包括自身与国际的政治环境。
  社会变革带来的成本,包括失去控制,这直接威胁到当权集团,他们要去考虑如何面对失去权力的可能性。对于台湾当权派尤为艰难,他们是少数派(外省人)。
  人物周刊:在您的书中,参考了大量的美国和苏联的独家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外人对蒋经国有误解吗?是什么?
  陶涵:应该说,蒋经国是一个务实、心怀宽广的政治家,他对公众福祉的关心是真诚的。来台初期的蒋经国,长期被岛内外观察家视为其父亲政策的执行者。到了1980年代,他逐渐放松岛内控制,被评价为一个正直的现代政治践行者和改革家。
  人物周刊:在大陆,人们对于蒋经国的印象还相当模糊,该如何理解一个真实全面的蒋经国?
  陶涵:在政治层面,蒋经国是温和务实的人。他推崇开放、健康的社会,尊重不同政见。他知道在台湾施行自由民主,将会对外省人的统治地位以及“一个中国”原则构成威胁。
  但到了1985年,他认为应该冒风险变革,这是台湾发展的最好选择,而不是尽可能维持国民党在岛内的一党专政。2008年台湾大选中的马英九胜选,验证了他的判断。
  人物周刊:您如何评判蒋经国的一生?
  陶涵:蒋经国应该坚决反对他的父亲实施白色恐怖。他也应该更早地在台湾推进民主化,这也许会遭到军队的反对。
  蒋经国的功绩是使得台湾的经济腾飞,以及在教育、卫生、城市化、科技进步、国民收入提高和消除贫富差距等方面,取得明显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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