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1月19日开始，埃及首都开罗等地再次爆发大规模示威，要求军方尽快交权。抗议活动引发冲突，已造成四十多人死亡、两千多人受伤。
　　这是今年1月以来埃及爆发的第三次大规模示威。长达数月的革命，释放了埃及人压抑已久的政治热情，但那些困扰朝野的经济和民生难题，非但沒有缓解，反而日趋激化。
　　旅游业是埃及主要经济支柱，为埃及提供13%的就业岗位和11.3%的GDP。由于政局动荡，今年埃及游客数量比与去年同期减少40%，损失超过20亿美元。埃及80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占40%，30岁以下年轻人的失业率超过50%。而今年，埃及食品和蔬菜类价格已上涨20.5%，民众的生活状况更趋艰难。
　　在政治层面，革命将独裁者穆巴拉克送进了囚笼，却迎来了军人独裁，“除了沒有穆巴拉克，其他一切都沒改变”。军方在交权方面拖拖拉拉，到10月份才定下来11月28日举行国会下院选举，且再拖3个月，到明年1月份进行上院选举，等两院都选出来后成立制宪委员会制定宪法。更有甚者，军方控制的临时政府还在10月份提出了制定新宪法的“指导方针”，规定100人的制宪委员会中，80多人要由军方指派；未来军方行事和军方开支，不受文官政府监督。这样的政治进程，完全背离了埃及社会的期待。
　　几个月来，至少1.2万名平民因参加示威被推上军事法庭受审，远超穆巴拉克过去30年统治时期的总和。有埃及媒体发表了题为《埃及回到原点》的文章，表达了人们对革命“白兜了一圈”的不满：“军队窃取了我们的革命，我们1月开始革命时拥有希望，现在却沒有选举、沒有安全、沒有钱、沒有工作。我们要开始一场新的革命。”
　　而对目前的现状最为不满的大概是推翻穆巴拉克的“四月六日运动”等青年自由派团体，他们在第一次革命中出了大力。但这些组织大多在革命前仓促成立，在埃及社会影响力有限，在未来的选举中，恐怕很难获得满意的收获。而真正在埃及拥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是军方和伊斯兰宗教政治组织“穆斯林兄弟会”。
　　军方的坐大开始于60年前，因为“江山”就是他们打下来的。“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成立后，以纳赛尔为中心的自由军官组织便是埃及社会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且也是既得利益者。而继任的萨达特和穆巴拉克也都出身军队，都沒有改变对军人集团的严重依赖，内阁高级官员和大部分州长都来自军队。天长日久，埃及军队精英成了特权阶层，他们不直接占有生产资料，但握有决策权，在所辖部门拥有几乎不受制约的权力。
　　在过去的60年里，由于政治高压，埃及的政党政治非常虚弱，基本上是依附于埃及军方的专制体制。除了穆斯林兄弟会，埃及根本沒有什么有能力的大众政党。而穆斯林兄弟会利用清真寺网络的动员能力，实现了对草根阶层的组织。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一书中就提到：1990年初穆斯林兄弟会就建立了一个广泛的组织网络，它填补了政府留下的空白，给大量埃及穷苦人民提供了衛生、福利、教育和其他服务。1992年开罗地震后，这些组织“几小时之内就出现在街头，分发食品和毛毯，而政府的救援工作却延迟了”。目前，有35%的民众支持兄弟会。
　　二战以来，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统治模式主要是这两种：开明专制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这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在未来的埃及政治舞台，兄弟会与坚持世俗主义的军方之间的博弈和平衡将成为埃及政治的重要主题。而和土耳其一样，埃及要保持世俗国家的性质，军方的制约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埃及在革命后的“二次革命”以及一系列乱象，折射出了穆巴拉克倒台后埃及政治生态的脆弱和探索新的政治体制的艰难。从人类历史来看，推翻旧制度可以在一夕之间达成，但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却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在未来很长时间里，示威和不断革命可能会成为埃及政治生活中的常态。从这个意义上讲，埃及的政治变革才刚刚开始，其走向仍是未定之天。而“阿拉伯之春”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将系于这个阿拉伯世界人口最多、文化最强大的国家的局势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