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另外一種声音说，这就是你啊，你的本性流露，不是在舞台上装出观众想要看到的样子。所以，我很纠结。”
　　谈话间，他会习惯性地罗列“一二三四”的分析、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证，然后反问式地得出他要抛出来的结论——“那我要问另外一个问题：主持这份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这是我的兼职，它不是我的职业。那我需要为这份兼职去制定一个走向专业的长期计划么？我没有答案。”
　　“生活就是这样，汤汤水水加眼泪。”在节目中，蒋昌建的一句精彩点评戳中了屏幕前无数人的泪点，也让人领教到当年辩手的口才。但他说自己的空间，其实很有限。 　　“这档节目的核心内容是选手们的挑战。我的角色是组织和控制节奏，当然中间也会做一些戏剧化的结构安排。所以，能把这个做好，我就算对得起工作了。”
　　和他一同在舞台上的，还有两位职业“名嘴”：前凤凰卫视主持人梁冬，台湾综艺节目主持天后陶子。再加上中国羽毛球队总教练李永波、科学评审魏坤琳，“他们4个在场上对挑战项目的理解、质疑、判断和感受，彼此互动的语言总量足以支撑这个栏目。”
　　他对陶子的机敏尤为赞不绝口。“太聪明了。每当我有个暗示给她，让她有所表达以烘托气氛或者推动节目的情绪递进，她马上能领会，接得很快，知道这个节奏。”
　　“不是事先串通的，都是她临时发挥的。陶子在现场提出的质疑，比你们看到的还多。她对挑战项目的细节非常关注，很多项目，选手在上面做，她自己在下面做，譬如速读、添字。”
　　急剧攀升的人气，没有让蒋昌健滋生到电视主持界发展的“抱负”。
　　“我只是偶然选择或者被选择到这样一个节目当中去而已。有我和没有我，都不重要。我不会把它当作我的主业。”

做合适自己的事

　　晋升为“智慧男神”后，蒋昌建照常上课，照常到学校食堂吃饭。走在校园里，偶尔也会有学生跑过来“想和蒋老师合个影”。
　　他态度友好，礼貌配合，见怪不怪。这种淡定，来自20年前那次“一夜成名”后的修炼。声名鼎盛之时，南昌一个仅能容纳2000人的新华书店拥进了6000人，挤碎了8块玻璃，只为目睹他和姜丰的风采。最后，当地不得不出动一个排的武警维持秩序。
　　1993年，新加坡電视广播局联合中央电视台举办了首届“国际大专辩论赛”。借助电视传播的威力，一个原本只是大学社团活动性质的小众项目，变成了吸引无数电视观众的“国际大赛”。
　　在央视当年10月1日的黄金时段播出的最后决赛，复旦大学队和台湾大学队以“人性本善”的议题对决。蒋昌建以“四辩”身份做总结陈词，以一句“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要用它去寻找光明”收尾。最终，复旦队取得最后胜利，蒋昌建也成为“最佳辩手”。新加坡《联合早报》以“词锋锐利，反应敏捷”来评价他的表现。
　　担任辩论赛顾问的王沪宁后来回忆：“第一次到新加坡广播局试音的时候，蒋昌建一开口，他那特有的男中音和有魅力的嗓音，就吸引了大家。新加坡广播局的郭奕好小姐，就向我这里看，并伸出大拇指。”
　　在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的策划下，一本记录辩论赛参赛全过程和辩论词分析的书——《狮城舌战》迅速整理出版。首印1万册很快被抢光，出版社不得不一个月之内加印3次，后来又多次加印。
　　随后，蒋昌建和他的3位队友在全国各个城市签售、做报告。场面的火爆，只有20年后的于丹、易中天和“超级女声”能与之媲美。有一次，蒋昌建和严嘉在武汉工业大学做报告，2000个座位的礼堂里涌入来自5所高校的近四千名听众。期间遭遇意外停电，30分钟里会场漆黑一片，竟无一人离去。最后，两位辩手完成了一场烛光里的报告会。
　　一位复旦毕业生回忆，那时蒋昌建在学校食堂吃饭，四周会有不少女生窃窃私语、指指点点，甚至“目送秋波”。至今他的办公室里，还堆着几大箱不知该如何处理的观众来信。
　　命运也给予他们之前“没有期待过的机会”。其中有一位“有点胖，没有现在这么漂亮，在台下特别文静”、但一心想当节目主持人的姑娘，最终如愿以偿，毕业后进入央视，主持过几档不温不火的文化类节目，做过制片人，之后赴英读书，嫁人生子。再后来，和大连实德合作开了一家留学公司。
　　记者一提到近来卷入高层政治风波的前队友姜丰，蒋昌建立刻纠正说：“只是要求配合笔录。”
　　“当时是有很多选择，其中一些超出自己的预期。”但是，他还是很坚定地按既定道路走——继续读博，留美做博士后，回国留校任教。在复旦园里，他教书写书，过了20年 “平淡得如同白开水”的生活。

　　1988年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蒋昌建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投入“南下”的风潮。一番折腾后，发现那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回到安徽一所中学教书，两年后考上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硕士。
　　在复旦读研期间，他也试过很多实习机会，包括上海几家很好的企业。然而，他再次问自己那个老问题：“那是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在校园里，蒋昌建觉得很踏实：有自由支配的时间；在课堂上进行学术讨论时，可以自由地表达，没有禁区。“面对的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 ，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你不要这么快变老。”
　　至于别人为他设想的可能性——做外交官、走仕途、经商下海，“我对自己比较了解，喜欢自由自在的，如果你个性上做不到这一点，就不要给人添麻烦，也不要为难自己。”
　　在学生中，蒋昌建的课颇受欢迎。选他的课，也有一些是慕“名”而来。
　　在每年新学期的第一堂课，这位上课时喜欢走来走去的老师会特别声明一件事：“如果你们是因为我过去做了什么而来，就不要指望我在课堂上有同样的展现。”
　　对于“蒋四辩”的标签，他小心翼翼。参加学术讨论时，他会刻意调整自己的讨论方式，“避免用我最想用的那种，譬如尽可能显得平和一点，避免多侧面地去进攻。”
　　2001年，在央视前副台长陈汉元的牵线下，蒋昌建出任阳光卫视《杨澜访谈录》的总策划。作为幕后外脑，他参与选题、问题设定、提问策略，提供国际政治方面的专业知识支持，审片和把控尺度。遇到重大采访，他就会和节目组一同前往。
　　“9·11”恐怖袭击爆发，蒋昌建和杨澜团队火速飞往纽约。随后，在美国东海岸几个城市来回穿梭，拜访了霍普金斯等对两国关系有重大影响的多位政要，“很辛苦很奔波，有趣是说不上的，但觉得很值得。”
　　“在该浪漫的时候太理性，该理性的时候又太浪漫”，收到秋波不断的蒋昌建还是晚婚晚育。妻子是他在一次聚会上的“一见钟情”。在“蒋大哥”的微博账号上，他一边为节目做宣传，一边关心上海中小学是不是应该在雾霾天里放假的问题。
　　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做让自己比较舒心的事情”。“不仅仅是选择一个和自身气质、性格和才能契合的环境，你还要有和环境进行沟通的能力。”
　　回到彩排现场，总导演用了一个带有性暗示的笑话，批评第二演播室的年轻主持人气势弱，“连蒋老师都不如。 ”
　　拿着台本在走台步的蒋昌建一抬头，一语双关地予以快速反击：“我还是能做一些事情的。”
　　全场笑成一片。这一刻，他又胜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