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有无数代理人跑上门来想和我们做生意，但对我们企业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或许就是找到一家水平较高又符合要求的代理机构。即使我们可以付出足够多的代理费，拿到手的稿子仍觉得不甚满意。”置身于公司内部宽敞明亮的咖啡厅，坐在记者对面的刘芳（化名）语速飞快，有些许激动地说着。
　　曾在国内某顶尖代理机构从业多年的刘芳，如今已是一家外企资深知识产权管理人员，负责公司每年几千件的专利申请及相关事务。作为一家高度重视专利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刘芳坦言，公司知识产权部从来不差钱——年度预算审批高达近3000万元。几千件的专利量和足够高的预算，无疑成了代理机构眼中的香饽饽。“这些年来，我们除了一家已超过10年的稳定合作伙伴，事实上也在市场上积极寻求新的合作，但这个探索过程却有些令人挫败——哪怕是一家业内口碑还属上乘的事务所，真正用下来却发现问题非常非常多，根本无法令人信任。”刘芳颇为无奈地说，“对于一些有口碑的代理机构，我们曾一家一家尝试，尝试过许多家也停用了许多家，现在真正合作的也只有四五家，有的虽不是完全满意，但也实在无计可施。”
　　更糟糕的情况是，企业甚至还会被这些不太满意的事务所“绑架”。当一个案子要求的期限是一个月，代理人在三个月内却迟迟没有交稿时，企业似乎只能陷入无奈的被动局面——考虑撤稿？对方已付出劳动，代理费还是少不了;重新委托？稿子都已经给了，后续的审查意见答复、授权过程中的维护怎么办？最终，企业往往只能被裹挟向前，无奈跟进。“一旦双方的合作被绑架了，就算不信任也是没有办法的。”刘芳说。
　　刘芳和她所在的公司并不是特例。随着代理机构和企业法务之间人员频频流动，人还是那些人，但流动的过程中免不了携带干货私货，经验相互交叉传授下，越来越多像刘芳这样的企业法务，经验和水平并不比事务所的代理人差，所建立的企业内部审核标准甚至也远高于服务机构。以华为公司为例，近300人的知识产权团队内不乏高水平的代理人，而华为对事务所的选择和要求也是出名的严格和苛刻，以至于业内许多代理人一提到给华为写案子就会头痛——每件稿子送交后不修改四、五遍是几乎不可能通过的。更有甚者，记者在采访一家世界500强企业的知识产权副总裁，当问及企业对代理所的选择标准时，曾得到这样骄傲的回答：不，我们不会选择外部代理机构，我们只信任自己公司的代理人。
　　棋逢对手自然是一件乐事，但现实是，一部分专利密集型企业对代理机构的质量体系越来越不抱期望甚至轻视，而一家高水平作业的代理所和水平较低的企业合作时，同样会出现类似情况。在北京同达信恒知识产权代理公司执行合伙人李欣看来，企业和事务所之间的不信任是错位的，也是多年来行业矛盾积累的结果。而提升从业人员素质，提高专利撰写质量，无疑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事务所质量管控体系
　　采访中，刘芳特意和记者提到了一家在业内知名的老牌事务所，“我们之前的合作进行了四五年，开始还算顺利，但随着合作的加深，却发现他们的质量反而在不断下降。这家所现在已经被我们淘汰出局了。”刘芳向记者透露，“一件发明专利，别的合作所大概可以写20项权利要求，而他们呢，我们交过去几十个案子，每个案子总是写3项4项就完事了。我们要求案子的期限是一个半月，代理人往往可能拖至3个月还迟迟不能交稿，且常常以发明人拖延来做理由。”
　　奇怪的是，这家老牌事务所配给刘芳的代理人并不差——大多是5年以上的资深代理人，而另一家超过10年的稳定合作所，虽然代理人更加年轻，人员轮换非常频繁，但是始终能够保证案子质量。提及此，刘芳直言不讳地提出：看不到发明点、与发明人沟通不畅，这些问题反应了代理人沟通能力和技术挖掘能力的不足，缺乏流程控制和推进能力。而这些反映在代理人身上的不足，归根结底还是事务所在管理上出了问题。“于我而言，我并不关心你事务所的代理人资历如何，我关心的是整个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机制——对代理人的培训，对入行新人的要求，以及核稿机制的严格程度，这些才是决定质量的根本。”刘芳说。
　　类似的淘汰并不少见。有业内人士透露，事实上越来越多的代理机构正在被逐渐觉醒的、已服务多年的客户抛弃，不是因为价格，恰恰是因为专利撰写质量。虽然一部分事务所仍保有业内口碑，却只能靠着多年老本维持余音。只是，这样的老本还能吃几年？
　　在代理行业从业已有15年的李欣，最近正在北京总所和上海分公司之间为质量抽检的事情忙碌着，自2004年创立北京同达信恒事务所，李欣开始逐步脱离一线撰写，分管整个事务所的质量管控工作。作为一家成立已有11年且拥有200名员工的中大型代理机构，同达信恒的发明专利占比排名在全国前三位，此刻正朝着大型事务所的野心步步迈进。采访过程中，这位来自北大的高材生内敛而沉稳，和记者强调最多的话题恰是事务所对专利质量的管控。
　　“一份申请文件的质量优劣，业内还没有特别统一的指标，只有达成共识的判断标准。比如，申请文件撰写整齐，权利要求范围合适，说明书支持有力，逻辑清晰内容详实等基本共识。但是，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是靠个人表达形成的，除了代理人自身专业素质外，职业道德尤其关键，花两天时间写的申请文件和用十天时间写出来的，质量肯定不一样。”李欣告诉记者。相比许多事务所平均两、三天一个案子的产出率，同达信恒的要求则更加严格：一个代理人撰写一件发明专利平均耗时七个自然日，对外的报价（含OA答复）却维持1.4万元的行业平均价格。
　　时间投入除了关乎撰写质量，更关乎着每个代理人的收入状况，基于此因，劣币驱逐良币的怪相在代理行业并不少见。“在一家质量控制严格的事务所，代理人产出率低，收入也较低。而换家略宽松的环境，每个月刷刷刷地多写几个案子，收入很可能翻倍。”刘芳对此显得很理解也很无奈，“这也是事务所质量不能保证的原因，代理人或许也希望能写出精品，但是他投入不了那么多精力和时间，一旦追求数量，他就必须要赶进度。” 　　正如国内某顶尖代理机构上海分所负责人李静元（化名）向记者吐露的，自己的事务所要求代理人每月平均写四—五个案子，利润事实上却可能低于那些报价四—五千元、每月却能写近20个案子的代理机构。但李静元对此态度平和，十分乐观，“我们依然坚持近乎苛刻的质量管理，虽然事务所利润被压得很低，但至少还有钱赚。”李静元说，“专利不是一锤子买卖，用质量说话，时间长了大家都能看得到，案子根本不缺。这才是整个行业最健康的良性循环。”据李静元透露，在他的事务所内，虽然没有市场和销售人员，但靠着客户和同行的认可，事务所不仅不缺案源，甚至还年年往外推案子。
　　行业人才培养
　　从事务所到企业，从企业到事务所，代理人的双向流动十分频繁，加剧着原本已紧张的人才窘境。在李静元眼中，这样的互相交流，对整个行业而言都是一件好事：企业的思维可以在代理工作中被借鉴，使得对甲方的服务更为到位;代理所的经验也能指导企业法务用更专业的眼光来选择和评价事务所。“交流有助于进步，当整个代理行业的从业者都变得更加专业时，双方的信任度才能加深。”李静元说。
　　然而，在案源充足人手紧缺之时，如何留住人才依然是事务所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据李静元透露，他曾尝试过靠事业留人，靠情感留人，靠待遇留人……但最终仍是一筹莫展。“所以每年我们会招聘一大批新人进行培训，经过两年之后，每一批最终只能留下20%—30%。但留下来的这部分人往往都会选择长期发展，最终成为事务所的骨干力量;离开的人大多会选择企业，公司业务也愿意拿来和我们合作;但鲜少有人离开我们去其他事务所发展。”李静元向记者介绍。在他言谈中透露出的自信，正是来自严格质量管控下的人才培训机制。
　　已有五年经验的代理人宋辰光目前在一家中型事务所就职，从学徒到出师，他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如今，他也成为传统师徒制下的新老师，手下带了一名助理。但谈及此处，宋忍不住向记者坦言，有助理的日子让忙碌的工作更加疲于应对：“助理写的稿子完全没办法用，现在只能是他写一遍，我再花更多的时间重新写一遍。”
　　师徒制是目前代理行业主要的人才培养模式，新人从助理到完全独立，往往要经过将近两年的时间，成效慢且风险大。而对于师傅而言，在培训过程中必然会降低产出但同时又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相比耗费时间精力去培养新人，许多事务所更愿意去其他代理机构直接挖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情况是，高校缺乏输送实务人才的能力，企业式的培养寥寥无几，而真正能够培养代理人的场所，毋庸置疑只能是代理机构。
　　正在江苏代理人考前培训班做讲师的李静元刚刚回到上海，连续几天的授课之后，他虽然显得风尘仆仆却无丝毫倦意。事实上，培训讲师的工作他已经做了好几年，虽然并不被很多人理解，认为如此公开传授自家秘籍岂不吃亏？“我时常告诉同事们，眼光一定要放长远一些。专利发展的速度非常快，需要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进行调整，固步自封只有死路一条。”李静元说，他和他的事务所更愿意投入精力进行对外交流和人才培养，期待成为上海滩专利代理人才培育的奠基者。“培养一个有经验的人和培养一个完全一张白纸的新人是不同的，你不确定原有的经验是否是好的习惯，或许纠正起来反而更困难。而对于一张白纸而言，一旦养成严谨的工作模式和习惯，以后就很难再有改变。”
　　事实证明，李静元的人才培养模式是成功的。在目前，虽然依靠传统师徒制下一对一的人才培养远远大于直接挖人的成本，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从这家事务所走出去的代理人，大多会跳槽至重视专利的优秀企业内，最终，他们往往也会选择把案子交给老东家。撇开情感不谈，在李静元看来，这样的信任更源自于严苛培训后的专业判断力。
　　不对称的信任危机
　　李欣向记者吐露，高水平的企业法务对代理机构的撰写质量充满质疑，类似的情形也时常反过来发生。许多不重视知识产权价值的企业，因为不懂得判断专利质量，更多的是在有限的预算内比较“性价比”。在他们看来，既然都是拿一张证书，也就只剩下价格可以比了！为这样的企业服务，代理人水平再高也不会得到赏识，工作价值将大打折扣。
　　曾有一度，宋辰光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怀疑和否定。那段时间，他所在的事务所与政府部门合作，集中对上海市中小学生的小发明创造进行专利申请，这样的工作令这位复旦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充满深深的挫败感。“时常听到社会上关于垃圾专利的诟病，但并非所有的垃圾专利都是代理机构写出来的。一个优秀的专利被代理人写毁了，这是代理人的问题;但客户给我一个垃圾，也不能要求我写出一个精品来吧！”宋辰光有些委屈地说。类似情况事实上一直在发生。在各地政府的专利资助和扶持政策下，企业花样翻新玩转其中，钻营投机的代理机构更是各出奇招，令人哭笑不得。
　　同样为代理人抱屈的甚至也包括在企业工作的刘芳。“在大多数企业，知识产权部门只是一个边缘化的服务部门，甚至连行政部的地位都不如。我的一些同行朋友，部门每年申请几十万的预算都难得要命，试想，企业既不愿意出钱又要求代理人拿出高质量的撰写，这不是一个很矛盾的命题吗？”刘芳说。
　　终归结底，出钱的还是企业，制约行业收入的也依然来自企业的预算，而重视专利又肯出钱的企业无非两类：在专利上尝过甜头的，以及在专利上吃过大亏的。话题似乎又回到无解的命题里。但李静元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服务行业一定要有一颗耐心，尤其是对于一部分具有初步知识产权意识的企业。
　　“许多企业对知识产权认知不够，虽然希望有此发展，但在沟通的过程中却往往没办法把自己的需求讲清楚，对结果更缺乏相关的认知。这时候，代理人更需要摒弃专业上的骄傲，用良好的沟通技能来帮助和引导这些企业理清思路。”李静元说，“最简单的，你要让对方明白，把商业上的需求转化到法律上应该是怎么一回事，代理机构所能提供的服务和费用又是怎样的情况，将来会有那些预算，最终会出现何种成果，这样的成果应该如何进行运用。推进企业知识产权意识，让全行业的从业人员成长为专业人士，如此才能加深彼此的信任，而每一位从业者也都能从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