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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今日中国最受关注的社会词语和政治词语，“任性”和“铁帽子王”的翻译问题成为2015年全国两会的焦点花絮之一。前者甚至使专业翻译人员在政协新闻发布会上出现“迟疑”。
在最高领导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要求之下，中国特色政治语汇的对外传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其翻译恰当，不仅可以阐述好中国理念和现状，还将进一步吸引世界对中国的关注。
反之，则会使外国读者因枯燥和教条而失去兴趣，乃至产生曲解。
以进军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角色，对于中国来说，“机会有了，在别人关注的时候，能不能讲好故事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于我们专业翻译人员，第一个挑战就是能不能用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文局局长周明伟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所谓挑战，其一是对自我的认识，“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取得成就的原因，以及我们面对问题的去向”;其二则是对对象国文化的深刻理解。
“对于一些关键词汇的翻译，需要建立相应的机制。”周明伟说。
发布会背后的翻译团队
讲好中国故事的起点，就是翻译。
每年两会新闻发布会上最受关注的口语翻译，身后都有一个专业团队，解决大会文件等相关材料的翻译问题。
中央编译局中央文献翻译部主任杨雪冬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每年全国两会的大会文件翻译都是“团队作战”，一般由中央编译局牵头，参与人员包括外交部、新华社、国家外文局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中央编译局的翻译工作主要是文献性质的，而其他几个部门偏时政性。全国党代会的外文翻译工作从改革开放之后就一直由中央编译局牵头。国家领导人参加外交活动时，大家看到的翻译大都是外交部工作人员。一些重要政策文件的翻译也有外文局参与，比如白皮书。”杨雪冬说。
中央编译局的主要翻译语言为联合国常用语种：英语、法语、俄语、阿拉伯语与西班牙语，另外还有日语和德语。如果遇到其他语种的翻译，则会从其他机构抽调人员。
新闻发布会现场考验翻译们的临场反应能力，幕后的翻译团队时间也不宽裕。“今年最后定稿给我们是3月1日晚上，翻译时间非常短，难度非常大。”杨雪冬说。
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曾指出，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
表述问题，也被认为是“中国话语权”建设的核心之一。
国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稿是政治语汇最重要的源头，因此负责此项翻译工作的中央编译局就成了中国政治语汇对外传播的一个“闸口”。
“中国梦”是十八大后最为重要的对外传播事件之一，从中可以一探中国式词汇“出闸”的过程。
为什么是Chinese Dream
习近平关于“中国梦”重要论述的第一次系统对外译介，是2014年5月出版的《习近平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论述摘编》。该书经中共中央编译局翻译成英、法、西、俄、日、阿等六种语言，由外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由于中文版标题较长、不适合国外阅读习惯，因此中央编译局向有关部门请示，建议对书名、出版说明进行修改。
根据回复意见，中央编译局随后与相关部门多次具体沟通，形成了初步修改方案，并由中联部负责起草了外文版出版说明。
随后，中央编译局又向有关部门报送了关于外文版书名更改的请示件。
有关部门最终将书名确定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习近平”作为署名单列。至此，六个语种外文版的书名终于确定。
在“中国梦”的英文翻译过程中，经过多方面考虑，译者们最后确定了 “China Dream”、“China’s Dream”、“Chinese Dream”三种选择。
就字面意义而言，“China Dream”是“中国梦”，“China’s Dream”是“中国的梦”，“Chinese Dream”是“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梦”。
译者们最终选择了第三种译法，即“Chinese Dream”，“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梦”。
这个选择是基于复杂的多方考虑。
首先，“中国梦”的核心主体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其次，“中国梦”是新一届领导集体提出的重要执政理念，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其译法应该遵循国际惯例，以利于与世界分享交流。
2013年6月7日，习近平在访美期间指出：“中国梦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与包括美国梦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的美好梦想相通。”
而风靡世界的“美国梦”的英文是“American dream”，意即“美国人的梦”，而非“America’s dream”——美国的梦。
此外，“中国梦”的翻译还考虑到了外交需要，以及近年来国际舆论的大背景。
中国立场、国际习惯
“政治语言的翻译，是最大程度接近本身的含义。这方面，不仅要提高翻译的语言水平，还要提高翻译的政治水平、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理解水平。”周明伟说。
“比如‘四个全面’就翻译得五花八门。如果字对字去翻译，即使查询字典，从语法逻辑来看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但无法深刻反映其内涵。这不是语言表达的问题，而是对概念的理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细微差别就会带来内涵的流失。”周明伟说。
事实上，近期国际知名媒体对“四个全面”的介绍都避免直接用“Four Comprehensives” （综合、全面的），或在首次引用时就说明其是中国领导人的执政新理念。
如路透社将其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并列，从而使读者明了其重要性。
翻译是文化之间的桥梁，因此除对词语的中文意义有深刻了解，对对方的文化同样要有足够的认识。
“比如文明这个词，在不同的话语体系中就有不同的含义。我们的文明很多时候意思是模范和榜样，比如文明工厂、文明单位。但对于欧洲人来说，文明是人类从直立行走到穿衣，是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发展过程，两个概念存在很大的差距。如果我们说乘坐文明航班，西方人就可能认为其他的航班是‘野蛮’航班。”周明伟说。
“翻译要杜绝纯粹因为语言而造成的‘中外对立’，还要避免因意识形态差别加深对中国的偏见。我们在翻译中一直刻意避免使用‘propaganda’、‘ideology’等二战、冷战时期的宣传词汇。”杨雪冬解释。
这两个词汇，大约可以翻译为“宣传”、“意识形态”等。
类似情况是“传播”一词，没有采用中性的“disseminate”或“spread”，而是选择了更能反映出中国开放、包容姿态的“communicate”和“share”。它们多具有“交流”、“分享”的意思。
周明伟举出的例子是“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驾驭这个词汇，在康熙字典的注释就是驾驭马车，从字面本身的意思来看就是控制。虽然翻译成控制不能说错误，但是已经曲解了原来的意思。”他说，结果会变成“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
这被周明伟称为，“可能给戴有色眼镜看我们的人提供一些口实”。
更深层次的差异来自于思维体系的不同。比如，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科学是一个包含自然、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强调的是方法及事物的合理性和规律性。
而在西方人的思维中，“科学”的概念一般指自然科学，实证性很强，而且很多宗教信徒的西方人至今笃信科学是有限的。
所以翻译“科学发展”时，不采用“scientific development”，而是译为“development in a scientific manner”，字面理解为“用科学的方式发展”。有些地方还根据上下文进行了适当转译。
“中国的政治话语和日常话语不一样，和外国的话语更不一样，翻译要有几个转化过程。用更加学术性话语表述出去，问题不大;但是要保持特色进行大众传播，这个转化就很有挑战。”杨雪冬说，“而且，中央文献翻译，对应性是基本原则，不能漏、不能改变，这对译者有很多要求。”
把领导人的风格译出来
个人语言风格也是翻译中的重要元素。尤其对于国家领导人的言论，如何传递其含义，同时不打破其语言个性，是翻译的重要考量。
“习近平同志讲话鲜活生动，特别善于用群众耳熟能详的形象化语言来阐释深邃的道理，这对于翻译人员是很大的挑战。”杨雪冬说。
比如，习近平在谈到国际问题时曾说，“不能这边搭台，那边拆台，而应该相互补台，好戏连台。”
中央编译局的各个语言部门根据各自语言特点分别作了处理，如法文、俄文保留了中文“台”和“戏”的形象说法，日文则采用了相对灵活的处理方式。
另外，政治语汇中的一些惯用短语也是翻译的难点。国人习以为常的简化用法对国外读者来说很难理解，翻译时需适当增加解释性内容。
比如“两个一百年”和“四风”译成阿拉伯语时，没有套用原文，而是增补必要说明，使读者能够更清楚、更全面地了解其含义。
还有专业性。十八届四中全会后，关于“依法治国”的翻译，英文译者并没有简单地使用“rule of law”，而是根据其在中国的含义，提出了“law-based governance”，字面为“以法律为基础进行执政”，希望更好地将其包含的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以及依法治党等内容统括进去。
当然，其涉法专业术语也不能简单套用国外词汇，尤其是西方国家类似的称呼和说法。
有机构在2014年底对十八大后政治术语的翻译和传播作了研究，结果发现，除“中国梦”、“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等提法外，其他的新概念、新提法，在不同语言世界的传播情况差别较大。
例如“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这两个概念，涉及阿拉伯世界多个国家，但在阿拉伯语中出现的频率并不算高。
“现在并不是只有中央编译局在做翻译工作，尤其是新媒体环境之下，译法很多，一些新提法、新概念的翻译不统一，影响了这些概念的理解和传播。”杨雪冬说。
“能不能在这个传播过程中把握话语权的权威性，是我们在新媒体发展的舆论传播环境中，对翻译的驾驭能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周明伟总结道。
为了解决对外传播中的问题，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应该尝试让翻译人员尽早介入文献的起草工作，实现内宣和外宣的有机统一。而其落实仍需具体规划和有力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