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长江中上游的大熊猫、金丝猴、羚牛等珍稀野生动物的栖息地，四川省西南山地是一块生态屏障，然而，现在这里正发出警报，它正在逐步缩小。茂县九顶山就位于那块正在缩小的生态屏障之中。九顶山下有一个羌族的小村庄——茶山村。在这里我们认识了一位已经守护九顶山二十余年的老大爷——余家华。余大爷在保护圈里是名人，获得过CI、TNC、SEE等国际组织的支持和奖项，他的保护经历也多次登上了报刊和杂志，已然是位社区保护明星。然而，2010年，在竞选中，这位1995年就当上了村民小组长、2001年当选村长、数十年坚持反盗猎巡山的余大爷落选了。难道真像大家说的那样，认真做环保是逆水行舟吗？
　　余大爷的保护工作始于1995年，因为承包了村里的牦牛，经常要上山放牧牦牛的余大爷看到烧山、打猎猖獗，他决定跟家人开始了自发的反盗猎保护行动——上山捡猎套。由于没有正规的身份，也没有任何证件，余大爷的反盗猎活动很快就受到质疑。直到2004年，余大爷作为村主任获得了一个去党校培训的机会，在那里，他找到了扶贫办刘主任寻求支持。余大爷说：“九顶山很多动物要灭绝了需要保护，但有的村民支持，有的不支持。”刘主任与当时联合国的一位志愿者商量，建立了一个保护协会，并为协会取了名字——九顶山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
　　在余大爷的宣传和鼓舞下，协会不仅吸引了本村居民，还吸引了不少外村人。如今，协会有会员八十余人，能够主动制止盗猎活动的核心成员就有二十多人，最核心的会员即余家主要劳动力 5 人。平时的巡护由最核心的 5 人完成，巡山时，他们有机会带些盐给自家山上的牦牛——这也成为后期争议的焦点之一。
　　协会最重要的工作是巡山和宣传、反盗猎。从居住地到巡护的地方，最远的线路有100公里左右，协会还根据打猎的季节安排巡护的路线和时间。1年至少有两次8人组巡护队员上山，每次至少10天。秋后打猎的人增多，巡山频率也会相应增多。根据协会的记录，仅2012年，协会就“收到了四百多猎套”，而自巡山到现在，余大爷和他的巡山队总共收缴的猎套数已突破10万支，换句话说，协会已经消除了10万次猎杀野生动物的隐患。
　　协会显示着自己的实力，运营却始终是个问题——对以务农为生的村民来说，每年3个多月时长的巡山将耽误不少事情，必须有相应的补贴。这些年协会除了向政府、基金会、环保组织等争取到少量经费外，余家一直在用自家卖牦牛的钱来支持着协会的运营，余大爷说：“现在，每年需要自己付出4-5 万元来维持协会运营。”这些费用是长期困扰协会的一座大山，虽然余大爷家的牦牛经营收益比较稳定，然而，自己垫钱做保护还是经常引起家人的不满。
　　除了巡山，做村长时，余大爷为了落实管护集体林，还通过村民大会口头表决通过了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在荒山荒坡砍树，每次最多砍3 棵，但是必须在自己田地边种 30 棵；在集体林中砍树，胸径每寸赔偿 20 元，砍 1 尺就罚200 元——在这条规定通过之前，村里砍树的现象曾非常严重，甚至外村人也到本村来砍树，这种大规模的砍树甚至曾引起了乡里的重视。而2010年的竞选中，新的村长便是利用了部分村民的情绪，再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才导致了余大爷的落选。
　　对这位环保分子的另一种质疑声音是：他“是因为要照看山上的牦牛，必须要上山才参加保护工作的”。 不过，正如一些前去考察的NGO工作人員的观点：余大爷数十年如一日的巡山究竟是为了“照看山上的牦牛”，还是出于对九顶山的热爱，并不是问题的关键。作为一名乡村社区守护者，在巡山上能够如此专注和投入，无论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值得人们尊敬的。每个人做事情的动机和目标都有可能是多样的。尤其在余大爷身上，在山区农村本来就要面临更多的生存压力，余大爷的保护工作不但具有多目标性，同时也有理由承载着更多功能——生计，因为，他们不仅守护了自己的家园，也守护了长江中上游的生态屏障。
　　目前，不再是村主任的余大爷仍在依托九顶山野生动植物之友协会继续着他的巡山和环保事业，就像一位环保志愿者在茶山村考察后曾写下的：“整个谈话过程，余大爷不苟言笑、严肃认真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相信这样的性格也是他坚持保护工作并且卓有成效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