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一本看似“无头无尾”（无序文、无后记，无注引）的《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横空出世，一时“洛阳纸贵”，《非常道》以1840一1999年间中国的历史片断为内涵，记录了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权臣，以孙中山、黄兴、袁世凯为代表的辛亥豪雄，以毛泽东、蒋介石为代表的国共领袖，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以钱锺书、陈寅恪为代表的学术大师等，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留下的趣闻轶事和精彩话语。从切片入手，以“不著一字，不为一注”的“编录”的方式， “原汁原味”地深刻展现了近现代中国大变局下的种种探索及其成败、反复和困惑，以及此间的人间冷暖与人世沧桑。
　　人们说余世存开辟了历史写作的“段字体”和“微博风”。在他“一个段子接着一个段子”的“历史”，“一个切片接着一个切片”的“瞬间”里，那些看似零碎，然而真实、生动、鲜活的呈现，打破了一些坚固的东西，去除掉一些成见。
　　低调的余世存，被认为是重要的思想者，“他以白净宽广的额头、秋水般的双眼、诗人的灵心善感，多年为汉语世界的清冷寂寥忧心如焚。他犹如一名预告坍塌和毁灭的隐修士，唱诗班中永不现身的梦幻幽灵，送葬行列中远远驻足沉思的局外人，眨着冷眼颤着热心，用炼丹术般的修辞和锤炼了几千年的汉语韵律，为中国几代汉语创制者壮行。”却也同样是一种无力感，他却说自己是生活中的loser，只是一个读书写字的人。
　　“历史写作是时间的投入。”五年磨一剑，余世存说，编写这本书时，面对大量的史料，由此而来的深度的阅读兴奋，使得他常常整宿睡不着觉，梳理数百部图书典籍，才精心遴选出这一非常时期的非常话语，“我编写《非常道》完全是出于对话语的关注，大家知道，东西方人都关注话语，西方人说，太初有言，言与上帝同在，中国人也说，口含天宪。但在我们这里，对话语的关注更多是对权威话语的关注，缺少对更多人甚至普通人话语的关注。我在大学期间就留意到近代以来的中国人的话语，其中有非常可观的、可惊叹、可玩味的，这一有心，到实现时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我当时并不知道今天会盛行微博体，只是摘抄读书笔记时，串连前人言行，强烈地意识到，这些片断言行本身就有意义，不需要我在旁边饶舌。所以整理几千条段子，我最终放弃了自己要站出来表达的冲动，而是选择由历史细节本身来说话。”
　　“十年之前，曾国藩、慈禧、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等近现代中国的巨头们在人们眼里还是脸谱化的，或需要仰视，或必须俯视，今天他们已经任由人们接识、平视。十年之前，现代中国革命、西方文明资源、现代性资源在官民之间，在庙堂江湖中还有着绝对的价值；今天，传统中国文化、轴心时代以来各大文明等等，都在加持我们中国人的生活，都成为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现代人宝贵的财富和遗产。十年之前，传统图书阅读还占据着霸权地位，客厅、桌面、图书馆等等还是阅读的重要平台，今天的掌上阅读则成为了潮流。”余世存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网络等新文明元素把我们的生活带入到不确定性中来。人们从未有如此新鲜不断的日常经验，古人所说的‘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从未像今天这样真切。人们曾经笃定的‘太阳底下无新事’，曾经以为的真理乃表象的确定性，曾经信仰的绝对时空，绝对真理等等，都不免坍塌了。人们信仰的底线、防线，想象力的高标等等，一再被超越；没有最坏，只有更坏；没有最优，只有更优。”
　　Q&A
　　Q：您通过《非常道》对历史碎片的解析希望给读者传播些什么？
　　A：我当年希望这部书能够捍卫历史正义，今天也依然觉得这是它存在并能够传播的意义。对今天的读者来说，《非常道》更是一种常识。新发现的人物史料还会层出不穷，但《非常道》涉及的史料是近现代史的基础。了解这一切有助于我们看清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非常道》是现代社会小康中产家庭的通识性读物。遗憾的是，我们社会发展多年，经济文化增长很快，但在提供通识读物方面成绩少得可怜。历史热、民国热这么多年，但通识读物方面的历史图书很少，能够流传下来的书更少。一个社会之所以需要通识读物，是只有这样的读物才是捍卫常识的，才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才不会陷入各种极端状态。多一个人读《非常道》，社会就会少一份戾气，而多一种自由的保证。我们每一个“渺小”的“大众”有时候看起来并不在场，仿若消失了，但其实每一个渺小的我们都能像基督那样“复活”，因为我们仍能够用最挚爱的汉语来叙说历史和人心。历史写作也是一种审判。
　　Q：有人说《非常道》可抵十年教育之功效，您怎么看？
　　A：《非常道》在培养一种开放的眼光。人的目的是使自己成为丰富健全的人，而不是使自己成为某种观念支配下的人，比如一辈子只做了胡同里的人、山寨里的人、离不开围墙的人，凡是这类人就过于道貌岸然，他们身上的人性就淡薄了。
　　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看，五四新文化的发起者们曾经想过，要创作出与文言文比美的现代白话，一百年来也确实出现了语体、文体上极富个性的文化大家，只是这些大家对读者的影响仍显得片面，比如鲁迅的、钱穆的、胡适的，还有我们近年熟悉的梁启超的报章体等等。《非常道》是从众多的书中、众多的人物话语中摘编的，可以说是集现代汉语的大成。从大数定律的角度看，我们对人物话语种类的收集越多，我们越能抵达某种均衡。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非常道》能让我们熟悉汉语的各种表达，让我们获得健全的思维方式。我个人希望读者能够把它当作一部文史作品，就像大家把它类比作《世说新语》一样，读这部中国近现代史的“新语”，可以平实地认知并欣赏人物的命运及其人格之高下美丑。以读《世说新语》为例，我们今天很难想到说，读者眼中的王羲之、嵇康、司马昭、谢安等人是一流的文化人物，是政治巨星；但我们今天一想到近现代史，就想到胡适鲁迅，想到袁世凯孙中山等人，这其实不是一种平实的态度。当历史的魔手消失之后，历史人物接近真实的美丑才会定格在我们这里，对我们有真正的滋养。
　　Q：您现在在哪些研究领域发力？
　　A：我这几年着重于研究历史起源，侧重于中国上古史，其中有很多有意思的收获，比如亲证历史就比纯粹的文献研究要有趣。如读墨子的书，只读文献的话，你有时候难以理解这样的圣人何以那么幼稚，他对国家的治理建议看起来过于简单；但只要在农村生活一段时间，再看墨子的书就非常亲切，甚至觉得他的言语思路切合某种历史实际。我这些年努力的可以说是一种探源性的工作，研读上古史一旦跨界再回来读旧的方法研究出来的成果，包括以前受到过影响的前辈学人的成果，就常常为汉语学界的某种状态感到难堪。比如李泽厚的《由巫到礼》等等，仍是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说难听一些，是在故纸堆里爬行比赛谁更聪明智慧一类的学术，这类学术虽然有它的意义，但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了。
　　Q：在如今“个性崛起”的时代，您怎么看“常道”与“非常道”的选择？
　　A：从长周期历史看，任何一二十年的人生和社会发展都是“非常道”；从个人的角度看，当然也需要弘扬个性，我们当代的年轻一代就缺少个性，没有自己的声音。可以说，对今天的年轻一代来说，他们应该表达个性，否则你将消失在历史中。当然，我倡言常识和常道，它是我们安身立命的基础和坐标。就是说，我们在表达个性的时候，如果漠视常识，那就非常糟糕。现代人在走自己道路的时候，必须学会向自己的对立面致意。在显才露己的时候，要知道平实的状态；在庸碌的日子里，要向特立独行者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