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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陶渊明一生接受了儒和道两种思想。早年，儒家的“入世”思想占了上风，他断断续续度过了13年的为官生活。后来，道家“出仕”精神逐渐显现并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他创作出清淡自然的田园诗。本文旨在探讨道家思想对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的影响。
关键词： 陶渊明 道家思想 田园诗创作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仕”两种思想。儒家的“出仕”思想指导着年轻的陶渊明选择他的人生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固定长久，时断时续的13年官场生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无法融入现实世界时，陶渊明性格中的道家“出仕”精神就逐渐显现，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越到后来，这种思想特征越突出，他的这种性格也越成熟、越坚定。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将这种精神旨趣写入诗歌，创作出了清淡自然的田园诗，开创了诗歌的一片新天地。本文旨在探讨陶渊明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田园诗的影响。
一
陶渊明（365—427），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这个时代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出仕是文人的最好出路。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祖上的殊勋伟业，他是极其看中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和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雄心壮志。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但只担任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所以他的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不得不在官场中苟合、周旋。
晋宋之际，“政风腐败、世道昏浊、阀阅专权，骏才者不免沉沦，庸碌者反得显赫”［１］２４４，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许多名士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政治旋涡，甚至被无辜杀害。像陶渊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不愿随世俗浮沉的士人，必定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痛苦中。在陶渊明之前也有无数的文人有这样的苦恼，如阮籍、嵇康，他们也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无法为现实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充满了“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困惑和忧恐，他们企图以超世来求得解脱。陶渊明则不然。“‘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伴着道家思想的流播而大大发展起来，从而使士大夫在‘仕’之外，还存有一种‘隐’的意念”［２］２４４。首先将这种“隐”意念完全付诸现实的是陶渊明，在他四十一岁那年，陶渊明坚决辞掉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一直隐居耕种在农村，直到六十三岁逝世。陶渊明不是时隐时现、朝隐暮现的“半吊子”隐士，也不是拿归隐当筹码，搞欲进先退把戏的假隐士，他是一个真心归隐的文人。
经过先前几次出仕与退隐生活的体验对比，陶渊明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由仕而隐。改变的原因除了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极端厌憎污浊的官场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他的崇尚自然的本性。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看出年轻的陶渊明并不为儒家思想所拘锁，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中滋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本性中对自然的渴求。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有共同的基础。
二
晋宋之际，玄风盛行，这种“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综合了儒家思想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３］１３６。陶渊明在与现实决裂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就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到自然中去，“抱朴守静”，寻找自然中的“真”、“淳”。正是道家“复真”、“还淳”的意念引导他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归隐之后，陶渊明并不能忘情于世，“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４］２４５。道家思想救濟了他那颗孤独而寂寥的心，于是他由衷地仰慕“自然”与“本真”。
“贤人失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政治位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得不到施展，于是道家的遁世归隐则在心灵的矛盾中占据了上风。道家哲学思想本源为深陷困境的文士们的精神困苦提供了有效的解脱途径”［５］１３２。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读书、采菊、耕田、饮酒，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才能以最真切、最深刻的感受写出耳闻目睹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后，陶渊明饱尝耕作的劳苦和辛酸，“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晚年他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生活中的充实与乐趣，给诗人在精神上很大的寄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他接近农人，参加劳动，与农人在情感上和谐地交流。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种种体味，是从他勤劳的“躬耕”生活中得来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正是这种“不忧贫”的意志让他真心地投入了田园的怀抱。陶渊明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描写的景物之中，真情实感从“胸中自然流出”，用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创造出富有情趣，又富有理趣的诗歌意境。
道家善于隐喻说理，言简意丰，以少总多，其思维具有简约性，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国维认为：“陶诗不隔。”（《人间词话》）。陶渊明田园诗写情写景皆不隔，正是得力于道家简约的思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平淡普通而高度提炼的语言与田园风光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而且丰富了他的艺术之路。陶渊明诗歌题材广泛，生活中凡有所感都被写入诗。有遇物即言的杂诗，有以古人古事抒发自我心声的咏史诗，有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在风格上有“金刚怒目”式，也有“悠然见南山”类。其诗歌成就最大的要数其田园诗。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沉入“自然”，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耕劳作，第一次成为诗歌题材被写入诗中，田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审美对象。清言玄诗的两晋诗歌，其作者是清一色的都市里的上中层文人，田园是无法进入其创作视野。在两晋以前的诗坛上，田园乡居生活偶尔在诗歌中出现，那也是作为背景和辅助性描写出现的，并非诗歌题材。所以陶渊明在有意无意中拓宽了诗歌的创作之路，引发后世的田园山水诗领域，他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
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领域，而且其田园诗别具一格且造诣极深。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与他的人生取舍与信仰有关。儒道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陶渊明的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道家崇尚天道自然，显出消极退隐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引向人自身的生活和人的心灵，归隐后偶尔出现的儒家关心民生国事的心情被淡化和掩盖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了陶渊明诗歌中平淡无奇的田园风光，最普通的农人耕作与歇息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复真”、“还淳”的意念和恬静平淡的心境与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十分投契。
三
信仰道家思想的诗人做诗，通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传达其信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准确地传达出了陶渊明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
除了这些能传达信仰的词语外，意象也是信仰的见证。他诗歌中出现的鸟、酒、菊、松、山、园、柳意象就是最好的明证。“陶渊明对自然的渴求，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６］２８８。下面以鸟来做说明：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鸟展翅能飞，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向往的地方，陶渊明心中的“鸟”是逍遥与自由的。但这种逍遥与自由的生灵也有被束缚的时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羁鸟受困牢笼，失去了飞翔的快乐，陶渊明的仕宦之路犹如羁鸟的可怜状态，所以陶渊明急切地要解放被束缚的心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二），南山之下，他与归巢的鸟儿有了神会。“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庐”即精神家园。倦鸟知归巢，“吾亦爱吾庐”，表现出陶渊明对“出世”后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仕宦生活带来的煎熬也在这种自由逍遥的生活中烟消云散，陶渊明借鸟表明远离世俗，游心于天地自然的心迹。陶渊明就是一只在田园上空自由飞翔的鸟。
陶渊明把正始以来批判现实的精神导向了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主义，他以归隐来寻求人生自然化的道路，为否定现实后找到一条出路，他把道家的自然主义当作现实和构造理想世界的原则。陶渊明在他的田园诗中成功地渗透了他“自然”、“真淳”的人品，以及任从自然、以得天真的道家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2］［4］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3］［5］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朱光宝.中国文学史教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关键词： 陶渊明 道家思想 田园诗创作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入世”和道家“出仕”两种思想。儒家的“出仕”思想指导着年轻的陶渊明选择他的人生目标，但这种目标并不固定长久，时断时续的13年官场生活就是最好的明证。当无法融入现实世界时，陶渊明性格中的道家“出仕”精神就逐渐显现，成为他思想性格中的主导方面。越到后来，这种思想特征越突出，他的这种性格也越成熟、越坚定。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将这种精神旨趣写入诗歌，创作出了清淡自然的田园诗，开创了诗歌的一片新天地。本文旨在探讨陶渊明对道家思想接受的原因，以及这种思想对他创作田园诗的影响。
一
陶渊明（365—427），名潜，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生活在东晋末年和刘宋初年。这个时代是学而优则仕的时代，出仕是文人的最好出路。陶渊明出身于一个没落官僚家庭，他的曾祖陶侃做过晋朝的大司马，封长沙郡公，祖父、父亲都做过太守。祖上的殊勋伟业，他是极其看中并深以为荣的。社会传统和家庭背景必然会让他心中的儒家“出仕”思想占据上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青少年时代的陶渊明颇有雄心壮志。从二十九岁开始出仕，但只担任过祭酒、参军之类小官，所以他的壮志无法实现，而且不得不在官场中苟合、周旋。
晋宋之际，“政风腐败、世道昏浊、阀阅专权，骏才者不免沉沦，庸碌者反得显赫”［１］２４４，在这样的现实环境中，许多名士在异常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被卷进政治旋涡，甚至被无辜杀害。像陶渊明这样一个有理想而不愿随世俗浮沉的士人，必定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矛盾的痛苦中。在陶渊明之前也有无数的文人有这样的苦恼，如阮籍、嵇康，他们也试图寻找解决的办法，但他们无法为现实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充满了“生命无期度，朝夕有不虞”的困惑和忧恐，他们企图以超世来求得解脱。陶渊明则不然。“‘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这种痛苦的人生经验，自然会使希冀隐逸的风气伴着道家思想的流播而大大发展起来，从而使士大夫在‘仕’之外，还存有一种‘隐’的意念”［２］２４４。首先将这种“隐”意念完全付诸现实的是陶渊明，在他四十一岁那年，陶渊明坚决辞掉只做了八十多天的彭泽县令，从此终生不再出仕，一直隐居耕种在农村，直到六十三岁逝世。陶渊明不是时隐时现、朝隐暮现的“半吊子”隐士，也不是拿归隐当筹码，搞欲进先退把戏的假隐士，他是一个真心归隐的文人。
经过先前几次出仕与退隐生活的体验对比，陶渊明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由仕而隐。改变的原因除了不愿依附门阀权贵苟求禄位，极端厌憎污浊的官场的现实原因外，还有他的崇尚自然的本性。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
望云惭归鸟，临水愧游鱼。真想初在襟，谁为形迹拘。（《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从这些诗中我们可看出年轻的陶渊明并不为儒家思想所拘锁，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思想已经在他的心中滋长，“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更是直接道出了他本性中对自然的渴求。这与“道法自然”的道家思想有共同的基础。
二
晋宋之际，玄风盛行，这种“以老庄思想为主导、同时又综合了儒家思想的一种文化思潮，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３］１３６。陶渊明在与现实决裂的失望与痛苦时，道家思想就成为抚慰他心灵的灵丹妙药，到自然中去，“抱朴守静”，寻找自然中的“真”、“淳”。正是道家“复真”、“还淳”的意念引导他走上归隐田园之路。归隐之后，陶渊明并不能忘情于世，“他以老庄达生、外物的思想排解痛苦，更以疾伪贵真、返于自然的意念来追求理想”［４］２４５。道家思想救濟了他那颗孤独而寂寥的心，于是他由衷地仰慕“自然”与“本真”。
“贤人失志，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合理的政治位阶，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得不到施展，于是道家的遁世归隐则在心灵的矛盾中占据了上风。道家哲学思想本源为深陷困境的文士们的精神困苦提供了有效的解脱途径”［５］１３２。陶渊明选择了归隐，选择了田园生活。读书、采菊、耕田、饮酒，各种生活都能引起他的兴趣。有了这样的生活基础，他才能以最真切、最深刻的感受写出耳闻目睹的田园生活。归隐田园后，陶渊明饱尝耕作的劳苦和辛酸，“蔽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饮酒》其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怨诗楚调示庞主薄邓治中》）。陶渊明在饥寒交迫中受煎熬。晚年他甚至到了乞食的地步，“饥来驱我去，不知意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但生活中的充实与乐趣，给诗人在精神上很大的寄托：“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归园田居》其二），“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与，田父有好怀”（《饮酒》其九）。他接近农人，参加劳动，与农人在情感上和谐地交流。总之，陶渊明归隐后的种种体味，是从他勤劳的“躬耕”生活中得来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正是这种“不忧贫”的意志让他真心地投入了田园的怀抱。陶渊明把自己的感情渗透到描写的景物之中，真情实感从“胸中自然流出”，用美丽的田园风光和平凡的日常生活说明一些生活的哲理，创造出富有情趣，又富有理趣的诗歌意境。
道家善于隐喻说理，言简意丰，以少总多，其思维具有简约性，如老子云：“道可道，非常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国维认为：“陶诗不隔。”（《人间词话》）。陶渊明田园诗写情写景皆不隔，正是得力于道家简约的思维。如“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平淡普通而高度提炼的语言与田园风光情调结合得天衣无缝。
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不仅改变了他的人生之路，而且丰富了他的艺术之路。陶渊明诗歌题材广泛，生活中凡有所感都被写入诗。有遇物即言的杂诗，有以古人古事抒发自我心声的咏史诗，有清新自然的田园诗；在风格上有“金刚怒目”式，也有“悠然见南山”类。其诗歌成就最大的要数其田园诗。在道家思想的浸润下，陶渊明沉入“自然”，田园风光，农村生活，农耕劳作，第一次成为诗歌题材被写入诗中，田园成为文学的重要题材和审美对象。清言玄诗的两晋诗歌，其作者是清一色的都市里的上中层文人，田园是无法进入其创作视野。在两晋以前的诗坛上，田园乡居生活偶尔在诗歌中出现，那也是作为背景和辅助性描写出现的，并非诗歌题材。所以陶渊明在有意无意中拓宽了诗歌的创作之路，引发后世的田园山水诗领域，他也成为田园诗的开山鼻祖。
陶渊明不仅开辟了田园诗领域，而且其田园诗别具一格且造诣极深。这样的成就除了他自身的才华之外，还与他的人生取舍与信仰有关。儒道思想特别是道家思想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陶渊明的心态、思维方式和审美倾向；道家崇尚天道自然，显出消极退隐的人生态度，强调个体的自由与逍遥，将陶渊明的田园诗创作引向人自身的生活和人的心灵，归隐后偶尔出现的儒家关心民生国事的心情被淡化和掩盖起来，所以大家看到了陶渊明诗歌中平淡无奇的田园风光，最普通的农人耕作与歇息的日常生活。陶渊明“复真”、“还淳”的意念和恬静平淡的心境与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十分投契。
三
信仰道家思想的诗人做诗，通常会不自觉地用一些词语来传达其信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田园居》其一），“采菊”、“东篱”、“悠然”、“南山”、“自然”等词就准确地传达出了陶渊明接受了崇尚自然天籁的道家思想。
除了这些能传达信仰的词语外，意象也是信仰的见证。他诗歌中出现的鸟、酒、菊、松、山、园、柳意象就是最好的明证。“陶渊明对自然的渴求，是对形体自由与精神自由的双重渴求”［６］２８８。下面以鸟来做说明：
班班有翔鸟，寂寂无行迹。（《饮酒二十首并序》十五），
朝霞开宿雾，众鸟相与飞。（《咏贫士七首》其一）
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潠田舍获》）
《庄子·逍遥游》中的大鹏，超然远逝，扶摇万里。鸟展翅能飞，可以轻松地抵达任何向往的地方，陶渊明心中的“鸟”是逍遥与自由的。但这种逍遥与自由的生灵也有被束缚的时候。“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归园田居》其一），羁鸟受困牢笼，失去了飞翔的快乐，陶渊明的仕宦之路犹如羁鸟的可怜状态，所以陶渊明急切地要解放被束缚的心灵。“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其二），南山之下，他与归巢的鸟儿有了神会。“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读〈山海经〉十三首》其一），“吾庐”即精神家园。倦鸟知归巢，“吾亦爱吾庐”，表现出陶渊明对“出世”后的田园生活的眷恋和热爱。仕宦生活带来的煎熬也在这种自由逍遥的生活中烟消云散，陶渊明借鸟表明远离世俗，游心于天地自然的心迹。陶渊明就是一只在田园上空自由飞翔的鸟。
陶渊明把正始以来批判现实的精神导向了一种“返于自然”的理想主义，他以归隐来寻求人生自然化的道路，为否定现实后找到一条出路，他把道家的自然主义当作现实和构造理想世界的原则。陶渊明在他的田园诗中成功地渗透了他“自然”、“真淳”的人品，以及任从自然、以得天真的道家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1］［2］［4］赵明.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化［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3］［5］侯立兵.汉魏六朝赋多维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6］朱光宝.中国文学史教程［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