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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资本论”的本质就是“社会关系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把资本理解为特定的社会关系，这是一种划时代的世界观，即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考察《资本论》对古典经济学唯心史观的批判、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思想和劳动二重性学说的存在论基础三个问题，可以得出这样的基本结论——把资本理解为社会关系的经济学方法，只能是奠基于以历史作为解释原则的新世界观。
〔关键词〕 资本，社会关系，历史，新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34-05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乃至整个思想体系，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这种范式转换的思想效应将是极其深远的，《资本论》的哲学意蕴这一经典问题，就在这种范式转换中获得了明晰的求解线索。用最简洁的表达式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之于《资本论》的奠基意义，就是：“世界=历史”推出“资本=社会关系”。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扬弃了纯粹的自然状态而成为历史，因此在历史当中的存在物，也扬弃了纯粹自然物的性质，应被看作是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体；而现实世界的万物之主，就是资本。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逻辑中，《资本论》获得了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方法，进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研究范式。
一、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唯心史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深层对象
纵观整个古典经济学，马克思认为林林总总的思想体系具有同一个方法论前提：把资本看作自然物，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当代化地表述这种方法论前提，我们借用库恩的概念将其称为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库恩认为，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乃是世界观的改变”。〔1 〕 （P101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范式）“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要素的特殊规定”，“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2 〕 （P214 ）从我们剖析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生成（从而理解其历史本质）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批判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因为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封建主义最早的系统批判，具有农业经济残留的明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印记，是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这一范式的历史奠基，深远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走向。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概括了重农学派的总体特点：“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构成的。” 〔3 〕 （P19 ）重农学派具有一项巨大历史功绩，就是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的“生理”形式，是不以意志、政策等为转移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物质规律”发现的意义，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说，这就给予从哲学唯心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成见以有力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通过肯定重农学派发现“物质规律”的功绩，实质是批判了哲学唯心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但马克思同时又揭示出重农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3 〕 （P15 ），显然，这又是马克思对从旧唯物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观点的批判，实质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式的唯心史观。可见，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是一种奠基于世界观批判的经济学批判。在重农学派领袖魁奈那里，一种以自然法为载体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对其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魁奈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自然法” 〔4 〕 （P304 ）。他从永恒的“自然法”出发，只是就劳动产品作为自然物的属性方面看待剩余价值。在魁奈眼中，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与作为一个绝对实体的自然的二元关系，是衍生出经济事实的出发点。诚然，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中也有“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一旦被归附为纯粹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无差别的同一性产物，其真实的社会关系就被蒙蔽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而不是无差别的、依赖性的）统一中，才会始源性地形成人与人之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否则人类个体只不过是受同一物种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预定的，不具备构成“关系”的差异性维度即“为我”的维度。只有达到对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才能够扬弃把价值、资本等本质上是社会交往关系的事物看成是自然物的观点。
借用库恩的术语来说，由魁奈奠基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支配着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生产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一个阶段，而是看成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这一局限使得他们看不到现实经济运行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的中介，他们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马克思在无数地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这一世界观批判。经济学家们视为前提的东西，实质上全部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通过暂时性的范畴——也就是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范畴的中介作用，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对理论矛盾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对此，马克思揭露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5 〕 （P292 ）这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决定了的功利主义认识论结果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形式说成是永恒的形式。” 〔5 〕 （P285 ）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观点。首先，把世界看成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物的社会存在本质：“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5 〕 （P290、326 ）进而，把物看成社会关系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经济范畴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而是“由历史性差别造成的” 〔6 〕 （P99、111 ）。当然，在揭露出古典经济学所奠基的研究范式的总体缺陷的基础上，还需要正面说明由唯物史观所支撑的《资本论》的总方法——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
二、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
马克思有了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超越，进而有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他在研究中得出“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7 〕 （P44 ）深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就是解释清楚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这一唯物史观的问题。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外物与我的区分，动物意义上的外物与我同样按照盲目的自然规律运动，不论是按无机界的规律还是生物本能。动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对象性形式，对象性形式只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物-人结构。但亲身进行对象性劳动的劳动阶级只是用实践无意识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只有脱离直接劳动实践的思想家，才有条件以概念的方式表达出这一现实，尽管是以把概念独立地幻想成主体的“倒立”的方式。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一方面由于脱离人的生存结构来抽象探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则以背反、因而越发深刻的方式说明了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历史的真理。世界经人的活动的改造变成文化产物，这就是物的人化过程；人只能通过改造世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人是并且一定是对象化的存在，这就是人的物化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
但是这还不够。以上我们只是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对象化形式，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统一。在这种说明中，为了得出“人类整体”的特点而进行了理论抽象，即暂时未予讨论人与人的分工差异。但是人的感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改造主体——改造客体”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仅仅从主客二元结构的层面看待新世界观，只能把它理解成为以“改造”的二元结构代替“认识”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改造主体内部的复杂历史关联尚缺乏具体说明，甚至有倒退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上去的危险——只是用抽象的“实践”结构作为解释原则取代“自然”、“上帝”、“理性”、“类本质”的结果，是重新把人归结为具有某种永恒本性的形而上学；只有把改造主体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质上，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过程：“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8 〕 （P11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创造物质产品（生活资料）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物质生活首先就表现在所有权上：“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 〔5 〕 （P417 ）
社会关系的最初产生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复杂的演变，阶级与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对抗及其衍生的各种对抗成为新社会关系的主导结构。同样，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相伴而行的，这就是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原理。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提及“现实的人”的时候，“社会关系”就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由于社会关系超越某个人类个体的“先验性”特点，它才是历史的本质结构。换言之，历史的本质结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是事先决定、制约人们如何发生某一特殊联系的普遍性前提、传统，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作为内核的文化之网。比如，作为无产者个体的我可以为甲资本家所雇佣，也可以为乙所雇佣，这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主体间性”选择；但我不能不被“大写”的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超越于我、甲、乙这些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总体逻辑如“月印万川”般支配着个体的心态。〔9 〕 （P95 ）一方面，社会关系能够被理性把握为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的真正指挥之“手”，“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10 〕 （P114 ）；另一方面，这只手又是“看不见的”，而只能“肉身化”为感性存在的“物”。所以研究社会关系又必须从它的物化形式入手。现在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思想，回答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总方法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不过，以上还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是指明资本与古代一切文明产物一样，都是人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凝结。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一是借助于现代视角追溯社会关系的起源，从而使资本这一近代产物作为社会关系发展一个环节的真相呈现出来；二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为分析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做好了准备。但是这种分析又是远远不够的。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独立假象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才是《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总方法的真正内涵。我们可以用表格表述以上研究结论：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唯物史观解释原则下“现实的人”，总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双重维度的统一，社会存在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又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提供了枢纽，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进一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内涵。
三、人的双重存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资本论》开篇分析了商品包含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构成它们的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1 〕 （P54-55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是《资本论》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枢纽，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人以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对象化既是人在改造自然中确证自己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生物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对象化产物——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经济范畴所指的事物，则既是物质资料，也是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不在于前者，因为抽象掉社会关系的“资本”不过是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等自然物；而在于后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产品等自然物才取得了“资本”的特殊规定。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力学定律看作亘古长存的自然前提一样，把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看成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阉割了社会关系这一构成资本的本质因素，湮没了人的社会存在的特殊维度。因此，经济规律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取得了永恒的性质。《资本论》与之完全相反。在《资本论》中，资本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体现、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变化的。
两种经济学的截然对立表现在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范畴上，就是对其本质的不同理解。在资产阶级方面，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把商品同它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把商品包含的价值看作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直接对应物，庸俗经济学则走向了纯粹主观的效用价值论。结果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3 〕 （P7 ）马克思则不然，他认为商品内在地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而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基础，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相应地，商品价值中内蕴的剩余价值具有一个“纯粹形式”即社会本质：抽象劳动的价值增殖部分。利润、地租、利息等特殊形式都是这一社会本质的表象。商品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必然对象化着人的劳动本身。商品所具有的“微妙和怪诞”不能从商品本身或者某种神秘的母体中去寻找，而只能从创造商品的感性活动中去寻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种物质范畴的特性由商品的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加工者的技术操作等物质条件来提供，由购买者的使用来实现，它体现的是一种直接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具有千差万别的属性，但是它们总是为了与他人相交换而生产的，所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当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价值。这个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只能是对特殊劳动的共同点的抽象，而这种抽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社会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11 〕 （P55 ）换言之，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以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取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这种抽象是无从产生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存在把“具体劳动”划归成“抽象劳动”的必要。价值只能由抽象劳动来形成，它体现的是一种以物为外观的、人与人之间独特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只有把劳动分析为二重属性，才能为商品的二重因素提供对象性活动的说明。只有说明了商品内在包含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才能揭示出这一矛盾得以产生的私有制前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说明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间、资本的增殖目的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之间蕴含着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社会主义取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可见，只有“批判地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所包含着的二重性”，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枢纽和理解的枢纽。
但是这一“枢纽”又是以何为枢纽呢？由于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具体劳动是人的自然存在维度的特定化，抽象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特定化。劳动二重性学说以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枢纽。表面看来，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结论，似乎是我们把人理解成自然——社会双重存在的唯物史观“一般”观点的演绎产物。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有了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之后，人的双重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中，人也一直在事实上是基于“改造”特性的双重存在，但这一点还只是无意识的。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抽象的物之后，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被剥离了直接性的人身依赖关系、变成孤立的原子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原来自己是社会的存在，“失去后，才能懂得曾经的拥有”。这是因为，以往社会形态中由人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总是被归结为自然性的，从而把“社会存在”的维度还原为“自然存在”的维度；不是没有天才的思想家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属性，而是他们基于历史条件只能把这种属性理解为自然存在属性。因此在古代思想中，人在本质上只具有一个生存维度——自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历史观都没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和本质，他们所说的人之存在的“政治”、“社会”维度并不是区别于自然的另一个维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意为不能根据）。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8 〕 （P11 ）随着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和人对自然的改造，世界就从自然状态转变为历史状态。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世界已经彻底人化（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历史哲学开始萌发出新的解释原则（唯物史观产生的思想前提）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与思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唯物史观产生的阶级前提） 〔12 〕 （P30 ）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这一转变。这三个前提又应唯物主义地归结为一个前提——历史前提：“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10 〕 （P46 ）以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作为解释原则来重新理解世界，人的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才能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产生出来。
马克思发现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存在维度的过程，也就是发现这一关系在现实中“被取消”的过程——商品世界中的人已经“孤立化”，各自占有各自的生存资料（资本或劳动力）、各自从属于各自的生存资料、各自等同于各自的生存资料，相互交换商品（名誉、地位、人格等一概商品化）成了人们联系的唯一纽带，物格代替人格运动，人们彼此之间不再发生超出物的范畴的联系。正是这一“取消”反衬了其曾经的存在，而这一“取消”个人日常联系的力量，正是把“具体劳动”无差别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而价值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货币。货币无孔不入的流通取消了人们在商品买卖之外的一切联系。融化在“抽象劳动”即货币中的“人”就是“物”，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文艺复兴所发现了的“人”刚刚脱去“神”的外衣，又马上戴上了“物”的面罩。正是“人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的被“取消”，正是“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才让马克思醒悟到历史上是存在过人与人的直接紧密关系的。这就像运动着的物体才能够向眼睛呈现出其运动状态一样，“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10 〕 （P114 ）。相反，静观着的、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古代思想家却发现不了“关系”，他们只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纯粹的自然关系，意识不到“关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当马克思醒悟到人原本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才能领悟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不存在“人的关系”，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异化为“物的关系”。这就是关于“社会关系”发现的辩证法，也就是关于“人的双重存在”发现的辩证法。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提供枢纽的逻辑，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自己证明自己的逻辑，是一个辩证的圆圈。
参考文献：
〔1〕〔美〕库恩. 科学革命的结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4〕〔法〕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8〕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9〕杨在平，潘 峰.低收入群体政治心态与政治安定研究情况分析〔J〕.理论探索，2004，（6）.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1〕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2〕孔 扬.把世界理解为历史的理论意义与三重前提〔J〕.长白学刊，2011，（2）.
责任编辑 杨在平
〔关键词〕 资本，社会关系，历史，新世界观
〔中图分类号〕D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175（2012）02-0034-05
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解释原则重新考察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乃至整个思想体系，这在越来越广的范围内、越来越深的层次上得到了研究者的认同。这种范式转换的思想效应将是极其深远的，《资本论》的哲学意蕴这一经典问题，就在这种范式转换中获得了明晰的求解线索。用最简洁的表达式界定历史唯物主义之于《资本论》的奠基意义，就是：“世界=历史”推出“资本=社会关系”。人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已经扬弃了纯粹的自然状态而成为历史，因此在历史当中的存在物，也扬弃了纯粹自然物的性质，应被看作是历史活动得以展开的特定社会关系的物化体；而现实世界的万物之主，就是资本。正是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基本逻辑中，《资本论》获得了把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总方法，进而超越了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的研究范式。
一、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唯心史观基础：马克思经济学革命的深层对象
纵观整个古典经济学，马克思认为林林总总的思想体系具有同一个方法论前提：把资本看作自然物，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了当代化地表述这种方法论前提，我们借用库恩的概念将其称为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库恩认为，范式转换即科学革命“乃是世界观的改变”。〔1 〕 （P101 ）在马克思看来，古典经济学（范式）“抽掉了使资本成为人类生产某一特殊发展阶段的要素的特殊规定”，“资本被理解为物，而没有被理解为关系。” 〔2 〕 （P214 ）从我们剖析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生成（从而理解其历史本质）的视角来看，马克思关于重农学派的批判具有典型意义。这是因为重农学派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对封建主义最早的系统批判，具有农业经济残留的明显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印记，是古典经济学把资本当作物这一范式的历史奠基，深远地影响了经济学的发展走向。
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马克思概括了重农学派的总体特点：“按照他们的理解，价值不是人的活动的一定的社会存在方式，而是由土地即自然所提供的物质……构成的。” 〔3 〕 （P19 ）重农学派具有一项巨大历史功绩，就是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是社会的“生理”形式，是不以意志、政策等为转移的。马克思充分肯定了这一“物质规律”发现的意义，从世界观的层面上说，这就给予从哲学唯心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成见以有力的批判。换言之，马克思通过肯定重农学派发现“物质规律”的功绩，实质是批判了哲学唯心主义式的唯心史观；但马克思同时又揭示出重农主义的错误——“他们把社会的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看成同样支配着一切社会形式的抽象规律” 〔3 〕 （P15 ），显然，这又是马克思对从旧唯物主义出发理解经济现象的观点的批判，实质是批判了旧唯物主义式的唯心史观。可见，马克思对重农学派的批判是一种奠基于世界观批判的经济学批判。在重农学派领袖魁奈那里，一种以自然法为载体的自然主义世界观对其经济学范式的创立起到了基础性作用。魁奈认为，所有的人都必须遵守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自然法” 〔4 〕 （P304 ）。他从永恒的“自然法”出发，只是就劳动产品作为自然物的属性方面看待剩余价值。在魁奈眼中，作为一个抽象整体的人与作为一个绝对实体的自然的二元关系，是衍生出经济事实的出发点。诚然，在这种意义上的生产中也有“人与人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归根结底是“人与物的关系”或者更彻底地说是“物与物的关系”。人一旦被归附为纯粹自然的存在、自然的无差别的同一性产物，其真实的社会关系就被蒙蔽了。马克思认为，只有在人与世界的否定性（而不是无差别的、依赖性的）统一中，才会始源性地形成人与人之间在人类学意义上的社会关系，否则人类个体只不过是受同一物种本能支配的动物，“他们”——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然预定的，不具备构成“关系”的差异性维度即“为我”的维度。只有达到对人与世界否定性统一关系的深刻理解，才能够扬弃把价值、资本等本质上是社会交往关系的事物看成是自然物的观点。
借用库恩的术语来说，由魁奈奠基的自然主义研究范式支配着古典经济学的“常规发展时期”。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把资本主义生产看成是生产的一种特定社会形式、一个阶段，而是看成永恒存在的自然范畴。这一局限使得他们看不到现实经济运行得以可能的社会条件的中介，他们决定整个思想的立场就变成为纯直接性的立场。马克思在无数地方从经济学角度进行了这一世界观批判。经济学家们视为前提的东西，实质上全部是历史的产物，只有通过暂时性的范畴——也就是归结为某种社会关系的范畴的中介作用，才能得到合理的说明。不仅如此，经济学家们对理论矛盾不以为然甚至视而不见，对此，马克思揭露到：“他们只是从理论上反映了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束缚的……同资本主义生产有利害关系的实际家们的观念。” 〔5 〕 （P292 ）这种由资产阶级社会所决定了的功利主义认识论结果就是：“这些经济学家把社会劳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表现出来的这种历史的形式说成是永恒的形式。” 〔5 〕 （P285 ）与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形而上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相对立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经济学观点。首先，把世界看成历史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出物的社会存在本质：“劳动的客观条件不是像在原始状态下那样表现为简单的自然物（作为简单的自然物，它们从来不会是资本），而是表现为已被人类的活动改造过的自然物”，“使用价值表示物和人之间的自然关系，实际上是表示物为人而存在。交换价值则代表由于创造交换价值的社会发展后来被加在Wert（=使用价值）这个词上的意义。这是物的社会存在。” 〔5 〕 （P290、326 ）进而，把物看成社会关系的结果就是经济学研究得出的“不是自然规律，而是社会规律”，经济范畴不是“存在于事物的永恒本性中”，而是“由历史性差别造成的” 〔6 〕 （P99、111 ）。当然，在揭露出古典经济学所奠基的研究范式的总体缺陷的基础上，还需要正面说明由唯物史观所支撑的《资本论》的总方法——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
二、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
马克思有了对传统哲学世界观的超越，进而有了对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的超越。他在研究中得出“一个贯穿整个经济学并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头脑中引起过可怕混乱的特殊事实”——“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结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7 〕 （P44 ）深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实质就是解释清楚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这一唯物史观的问题。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是同一个过程，也就是人的感性活动过程。在动物的生存状态中，并没有外物与我的区分，动物意义上的外物与我同样按照盲目的自然规律运动，不论是按无机界的规律还是生物本能。动物的存在不可能是对象性形式，对象性形式只能是人类对象性活动所采取的形式，即物-人结构。但亲身进行对象性劳动的劳动阶级只是用实践无意识地体现人与自然的否定性统一；只有脱离直接劳动实践的思想家，才有条件以概念的方式表达出这一现实，尽管是以把概念独立地幻想成主体的“倒立”的方式。西方近代主客二分的认识论哲学，一方面由于脱离人的生存结构来抽象探讨思想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陷入僵局，另一方面则以背反、因而越发深刻的方式说明了解决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不能脱离历史的真理。世界经人的活动的改造变成文化产物，这就是物的人化过程；人只能通过改造世界的方式确证自己的存在，人是并且一定是对象化的存在，这就是人的物化过程。二者统一于人的感性活动。
但是这还不够。以上我们只是说明了人的存在的对象化形式，即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统一。在这种说明中，为了得出“人类整体”的特点而进行了理论抽象，即暂时未予讨论人与人的分工差异。但是人的感性活动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改造主体——改造客体”的二元结构，不是简单的工具性操作活动，而是以社会关系为前提并不断生产和再生产出社会关系的历史过程。仅仅从主客二元结构的层面看待新世界观，只能把它理解成为以“改造”的二元结构代替“认识”的二元结构的“实践唯物主义”，而改造主体内部的复杂历史关联尚缺乏具体说明，甚至有倒退到费尔巴哈人本学上去的危险——只是用抽象的“实践”结构作为解释原则取代“自然”、“上帝”、“理性”、“类本质”的结果，是重新把人归结为具有某种永恒本性的形而上学；只有把改造主体理解为处于不断变化中的、受特定社会关系制约的现实的人，才能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实质上，人的感性活动过程正是社会关系建构发展的过程：“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8 〕 （P11 ）这就是说，生产作为创造物质产品（生活资料）的过程，也就是创造出人类的社会关系（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的过程。物质生活首先就表现在所有权上：“最初的动物状态一终止，人对他周围的自然界的所有权，就总是事先通过他作为公社、家庭、氏族等等的成员的存在，通过他与其他人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他和自然界的关系）间接地表现出来。” 〔5 〕 （P417 ）
社会关系的最初产生基于原始共产主义的互助，但随着私有制的产生，社会关系发生了复杂的演变，阶级与阶级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对抗及其衍生的各种对抗成为新社会关系的主导结构。同样，社会关系的变迁也是与人类改造世界的方式相伴而行的，这就是唯物史观所说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辩证关系原理。所以，当历史唯物主义提及“现实的人”的时候，“社会关系”就是“人”的题中应有之义；并且由于社会关系超越某个人类个体的“先验性”特点，它才是历史的本质结构。换言之，历史的本质结构并不是单个人的“感性活动”。社会关系不是单个人与单个人之间的“主体间性”，而是事先决定、制约人们如何发生某一特殊联系的普遍性前提、传统，是由一定社会形态的所有制结构和分配结构作为内核的文化之网。比如，作为无产者个体的我可以为甲资本家所雇佣，也可以为乙所雇佣，这就是一个看似偶然的“主体间性”选择；但我不能不被“大写”的资本家所雇佣，这就是超越于我、甲、乙这些个体之上的社会关系的强制性作用。市场经济的总体逻辑如“月印万川”般支配着个体的心态。〔9 〕 （P95 ）一方面，社会关系能够被理性把握为超越于现实个体之上的真正指挥之“手”，“个人在这里只是作为一定的个人互相发生关系” 〔10 〕 （P114 ）；另一方面，这只手又是“看不见的”，而只能“肉身化”为感性存在的“物”。所以研究社会关系又必须从它的物化形式入手。现在我们就可以初步得出结论：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物的人化与人的物化的思想，回答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何以可能的问题；历史唯物主义为《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的总方法提供了世界观基础。
不过，以上还主要是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分析了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本质，也就是指明资本与古代一切文明产物一样，都是人的某种社会关系的凝结。这种分析是必要的：一是借助于现代视角追溯社会关系的起源，从而使资本这一近代产物作为社会关系发展一个环节的真相呈现出来；二是提供了一个比较视角，为分析资本这种社会关系的独特性做好了准备。但是这种分析又是远远不够的。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且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即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从而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相互独立假象的生产关系。揭露资本以物的依赖关系取代自然经济条件下人的依赖关系的特点，才是《资本论》从物的关系中揭示人的关系总方法的真正内涵。我们可以用表格表述以上研究结论：
从表中可以直观地看到，唯物史观解释原则下“现实的人”，总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双重维度的统一，社会存在维度在资本主义社会又具有与以往不同的特点。这就为马克思的劳动二重性学说——“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提供了枢纽，对这一问题的分析也就是进一步回答“资本作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内涵。
三、人的双重存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资本论》开篇分析了商品包含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指出构成它们的是生产商品的劳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马克思强调：“商品中包含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证明的。这一点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11 〕 （P54-55 ）“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就是《资本论》建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枢纽，它与历史唯物主义解释原则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人以对象化的方式存在，对象化既是人在改造自然中确证自己的过程，也是建构和固化社会关系的过程。因此，人既是生物的存在，也是社会的存在；对象化产物——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就是经济范畴所指的事物，则既是物质资料，也是社会关系。资本的本质不在于前者，因为抽象掉社会关系的“资本”不过是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等自然物；而在于后者，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作为人类永恒生存发展条件的劳动产品等自然物才取得了“资本”的特殊规定。正如资产阶级经济学把力学定律看作亘古长存的自然前提一样，把私有制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关系看成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实质上就是阉割了社会关系这一构成资本的本质因素，湮没了人的社会存在的特殊维度。因此，经济规律在资产阶级的视野中取得了永恒的性质。《资本论》与之完全相反。在《资本论》中，资本是历史的产物，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的，是由人的社会活动所构成、通过人的社会活动来体现、随着人的社会活动而变化的。
两种经济学的截然对立表现在财富的元素形式即商品范畴上，就是对其本质的不同理解。在资产阶级方面，古典学派劳动价值论把商品同它的物质形态混为一谈，把商品包含的价值看作生产商品的具体劳动的直接对应物，庸俗经济学则走向了纯粹主观的效用价值论。结果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不是就剩余价值的纯粹形式，而是就利润和地租这些特殊形式来考察剩余价值。” 〔3 〕 （P7 ）马克思则不然，他认为商品内在地包含着使用价值和价值两个因素，而价值作为交换价值的基础，只是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这些物作为它们共有的这个社会实体的结晶。相应地，商品价值中内蕴的剩余价值具有一个“纯粹形式”即社会本质：抽象劳动的价值增殖部分。利润、地租、利息等特殊形式都是这一社会本质的表象。商品作为对象性活动的产物，必然对象化着人的劳动本身。商品所具有的“微妙和怪诞”不能从商品本身或者某种神秘的母体中去寻找，而只能从创造商品的感性活动中去寻找。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因素，使用价值是物的有用性，这种物质范畴的特性由商品的原材料、加工工具和加工者的技术操作等物质条件来提供，由购买者的使用来实现，它体现的是一种直接性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使用价值具有千差万别的属性，但是它们总是为了与他人相交换而生产的，所以在商品的交换价值当中，必然包含着一种共同的东西：价值。这个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凝结，只能是对特殊劳动的共同点的抽象，而这种抽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社会条件——“只有独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才作为商品互相对立。” 〔11 〕 （P55 ）换言之，没有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高度发达的社会分工、以相互交换劳动产品取得生活资料的生产关系作为前提，这种抽象是无从产生的。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条件下，不存在把“具体劳动”划归成“抽象劳动”的必要。价值只能由抽象劳动来形成，它体现的是一种以物为外观的、人与人之间独特的社会关系即交换关系。只有把劳动分析为二重属性，才能为商品的二重因素提供对象性活动的说明。只有说明了商品内在包含着的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矛盾，才能揭示出这一矛盾得以产生的私有制前提、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雇佣关系；说明价值形式发展到货币阶段所引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与实现条件之间、资本的增殖目的与利润率的下降趋势之间蕴含着的无法解决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革命、社会主义取得资本主义的历史前景。可见，只有“批判地证明生产商品的劳动中所包含着的二重性”，才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方法论的枢纽和理解的枢纽。
但是这一“枢纽”又是以何为枢纽呢？由于具体劳动体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抽象劳动体现的是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具体劳动是人的自然存在维度的特定化，抽象劳动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特定化。劳动二重性学说以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枢纽。表面看来，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是人的社会存在维度的一个发展阶段这一结论，似乎是我们把人理解成自然——社会双重存在的唯物史观“一般”观点的演绎产物。事实上恰好相反。正是有了抽象劳动——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现象之后，人的双重存在这一事实才能为人类的思想意识到。也就是说，在前资本主义的诸社会形态中，人也一直在事实上是基于“改造”特性的双重存在，但这一点还只是无意识的。只有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异化为抽象的物之后，只有在人与人之间被剥离了直接性的人身依赖关系、变成孤立的原子之后，我们才能够认识到原来自己是社会的存在，“失去后，才能懂得曾经的拥有”。这是因为，以往社会形态中由人与人的活动所构成的社会关系，总是被归结为自然性的，从而把“社会存在”的维度还原为“自然存在”的维度；不是没有天才的思想家意识到人的社会存在属性，而是他们基于历史条件只能把这种属性理解为自然存在属性。因此在古代思想中，人在本质上只具有一个生存维度——自然。马克思主义诞生之前的历史观都没能够正确地揭示人类历史的起源和本质，他们所说的人之存在的“政治”、“社会”维度并不是区别于自然的另一个维度。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意为不能根据）。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 〔8 〕 （P11 ）随着人与动物区别开来和人对自然的改造，世界就从自然状态转变为历史状态。但只是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使得世界已经彻底人化（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前提）、从维科到黑格尔的近代历史哲学开始萌发出新的解释原则（唯物史观产生的思想前提）和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与思想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唯物史观产生的阶级前提） 〔12 〕 （P30 ）的时候，才能够彻底实现世界观的这一转变。这三个前提又应唯物主义地归结为一个前提——历史前提：“资产阶级社会是最发达的和最多样性的历史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 〔10 〕 （P46 ）以人的感性活动——首先是生产劳动——作为解释原则来重新理解世界，人的双重存在（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的统一）才能作为一个崭新的思想产生出来。
马克思发现人的社会关系这一存在维度的过程，也就是发现这一关系在现实中“被取消”的过程——商品世界中的人已经“孤立化”，各自占有各自的生存资料（资本或劳动力）、各自从属于各自的生存资料、各自等同于各自的生存资料，相互交换商品（名誉、地位、人格等一概商品化）成了人们联系的唯一纽带，物格代替人格运动，人们彼此之间不再发生超出物的范畴的联系。正是这一“取消”反衬了其曾经的存在，而这一“取消”个人日常联系的力量，正是把“具体劳动”无差别化的“抽象劳动”。抽象劳动是价值的本质，而价值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就是货币。货币无孔不入的流通取消了人们在商品买卖之外的一切联系。融化在“抽象劳动”即货币中的“人”就是“物”，而不再是活生生的人。文艺复兴所发现了的“人”刚刚脱去“神”的外衣，又马上戴上了“物”的面罩。正是“人的关系”在现实世界的被“取消”，正是“人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才让马克思醒悟到历史上是存在过人与人的直接紧密关系的。这就像运动着的物体才能够向眼睛呈现出其运动状态一样，“个人现在受抽象统治，而他们以前是互相依赖的” 〔10 〕 （P114 ）。相反，静观着的、自然而然存在着的古代思想家却发现不了“关系”，他们只是把人与人的关系还原成纯粹的自然关系，意识不到“关系”是由人的活动构成的、是历史的产物。只有当马克思醒悟到人原本是社会关系的存在，才能领悟到资本主义社会不是不存在“人的关系”，而是这一关系已经异化为“物的关系”。这就是关于“社会关系”发现的辩证法，也就是关于“人的双重存在”发现的辩证法。人的双重存在学说为劳动二重性学说提供枢纽的逻辑，是劳动二重性学说自己证明自己的逻辑，是一个辩证的圆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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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杨在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