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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上》以京杭大运河为背景展开叙述，讲述了一个意大利人“小波罗”聚集了一个“马可·波罗”式的队伍，一起沿着中国的京杭大运河向北出发的故事。中国的历史、文化、群众生活状态，就在“北上”的过程中，像一卷古画一样铺展开来。作者采用移步换景的写作手法，将真实的历史事件与虚构的故事交叉编织，以虚构介入历史，在历史的真实与文学的虚构之间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读者因此跟着这幅古画，按图索骥，逆着历史的河流而上，找到源头，重回历史现场。
关键词：《北上》 叙事艺术 历史 运河文化
一、片段式呈现的人物
与徐则臣之前的创作中人物形象多为城市边缘人相同，《北上》中的人物也都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作为长篇小说，《北上》在体量上对于人物塑造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是徐则臣并没有把重心过多地放在人物身上，小说中的人物多以片段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小波罗作为外国人，以异域的眼光看中国，为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谢平遥作为知识分子，对“康梁变法”表示拥护；而妓院中的百姓却对“康梁变法”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为正史提供了补充。马福德则作为入侵者，对战争的意义进行了怀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思考，他的存在反映了历史洪流下的普通民众对个体的人生意义的选择。孙过程是义和团成员，他的经历反映了洋人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其中有负面也有正面：负面的影响是部分洋人作为入侵者或传教士，与当地恶势力勾结，打压百姓，孙过程的父母就因此而丧命；正面的影响是洋人踏上中国大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孙过程、邵常来、船老大等人及他们的后人就在小波罗的影响下改变了一生。
邵秉义一家是船民，船业的没落也反映了运河的没落，他们是运河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是“活着的运河文化”。而摄影师孙宴临则是运河没落史的记录者，同时也是运河文化的记录者。旅馆老板周海阔收集古玩，一方面说明运河文化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现代生活，一天天离我们远去；一方面又体现了人们对于运河文化的不舍。徐则臣写这样一个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其用意是通过这些线索按图索骥找到历史的源头，重返历史现场。因此，每个人物形象都可以说是一块历史拼图的碎片，他们各自的历史是运河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单个人的时间与绵延的历史、永恒的宇宙时间之间，只是一种无望的伤怀与绝望的超然交相混杂的情境和体验。但是反过来，也毕竟只有个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a。正是这种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才使得徐则臣能够深邃地触及历史的深处，使历史具有真实性。徐则臣以片段呈现人物的叙事手法，将历史凝聚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身上，从而构建出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企图将历史的原貌全面展现给读者。
但在人物塑造上，徐则臣对核心人物小波罗的描写却不够成功。“说到为什么要选择以外国人的视野观察运河，徐则臣说，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写作，这也是他近年来总结出的新的写作经验。中国很多作品都是以国内作为写作背景的，而运河是世界的，一条河流给世界带来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b在人物深度上，小波罗的形象不够生动，给人的感觉过于单薄，如果没有临死前那一番与谢平遥的对谈，似乎就仅仅是一个善良风趣的外国友人形象。在身份塑造上，小波罗也不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的饮食和风俗，他是全盘接受的，没有一点不适应；他的感受是好奇和好玩，像一个中国游客参加“北上游”，而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北上之旅”。但作为一次“跨文化写作”的尝试，徐则臣的想法是具有新意的。
二、众声喧哗的叙述声音
小說具有包容众声喧哗的能力，这一点在《北上》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前面我们提到过，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的碎片。面对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康梁变法”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没有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这些碎片背后的声音来反映历史。不同的话语系统表达着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些不同的声音随着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之旅”不断传入读者的耳朵。首先是“康梁变法”，历史上的“康梁变法”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对，而在小说中，作者则是通过小波罗和两个嫖客的行为告诉读者，其实民间也有不少人反对变法。来自民间的声音和主流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在小说中，民间声音和主流声音出人意料的一致，引起了读者对“康梁变法”的反思。而谢平遥知识分子兼官员的身份，代表了这一阶层的人对康梁变法的认同和追随。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出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在历史的虚构和虚构的历史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达到了作者所说的“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的效果，将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局面真实地再现了出来。
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小波罗刚来中国时，尽管表现得很有礼貌，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潜意识里，他还是将自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所以在谢平遥看来，小波罗的一些行为很夸张，有自娱自乐的意味。同时，在小说中出现的中国百姓对小波罗的态度也有很鲜明的“排外性”，如小孩子们扔石头砸小波罗。而在小波罗受伤后，叙述声音发生了变化，作者直接借医生之口说出“洋人也是人”，小波罗临死前则说：“愿上帝保佑所有人。”实际上，此时是隐藏在文本后的作者在发声：国界和民族已经不再重要，在生死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马福德和如玉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但是这些身份都是外在的，在爱情面前，这些都不重要。后来，马福德一直生活在中国，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西域骆驼客”，而不是外国人。他说：“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因此，这部小说所要讲述的只是“人”的故事，是抛开一切身份和符号的“人类共同体”的故事。
在叙述立场上，作者没有改变自己中国人的立场和身份，不惜笔墨对八国联军侵华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作者没有止步于书写入侵者的暴行，而是对入侵者的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侵略战争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然而战争并没有泯灭入侵者的人性。在听到俄国的国歌后，两个企图侵犯中国女性的俄国士兵停止了行动，并且将抢来的财物归还给中国人。义和团作为民间组织，虽然以一种荒唐的迷信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他们是一股民间自发的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力量。同时，义和团也对阻止他们破坏铁路的中国官员进行了虐杀和肢解，人性的残暴可见一斑。作者借大卫和马福德之口，解释了人性的特点之一就是矛盾，而战争的环境将这种矛盾放大了，这说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恶”或“绝对的善”。 这些不同的声音就像乐章的不同声部，构成了丰富复杂的乐曲。
三、从牧歌到挽歌的叙事变奏
在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之旅中，空间不断变迁，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在不断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代表的是时间。在随着运河北上的旅程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了改变。小波罗和马福德作为外来者，有一个逐渐融入运河历史和文化的过程。刚开始踏上中国土地，沿着运河北上时，小波罗对中国的饮食和民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上之旅”似乎是“游玩之旅”。这一段情节的叙事节奏很慢，好像在借小波罗之眼为我们展示中国的风土人情。马福德则醉心于运河文化，仿佛自己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着有关运河的一切。此外，作者还加入了情感叙事，描写了马福德和大卫的友谊、马福德和如玉未挑明的情愫等。一开始，这两个外来者像是在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随着距离义和团的腹地越来越近，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拳民对小波罗的暗杀、马福德和义和团一次又一次的交手，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越来越快，田园牧歌的感觉逐渐消失。
而另一条叙事线索则充满了“挽歌”的氛围。邵星驰作为家族的最后一个渔民，在渔船上举办“船婚”。邵家的船已经找到了卖家，他们决定在“船婚”之后就结束渔民的生活。与邵星驰相比，他的父亲邵秉义对运河的感情更深。运河养育了他的家族，他也把一生都献给了运河。邵秉义对运河的留恋，代表了渔民对运河文化的不舍。摄影师孙宴临见证并拍摄了“船婚”，她一方面看到了邵星驰这样的年轻一代对岸上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邵秉义这样的“最后的渔民”对运河生活的依恋和不舍。作为客观的记录者，她将时代的变迁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孙宴临摄影展的名称是“时间与河流”，体现了作者的意图，河流与时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周海阔的博物馆虽然没有成功运营下去，但是民宿却开了起来。在已经停运的运河旁边，建起了一座座民宿。这时，小说中的惆怅感与前期牧歌生活的宁静感已经完全不同。运河文化一天天远去，运河上的人事物也不断地变迁，小说在此时已经由前期悠扬的田园牧歌变成了峻急的挽歌。
徐则臣在《北上》的扉页中引用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言：“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邵家的罗盘、孙家的相机、周海阔的吊坠……这些过往的线索就像一把把打开运河文化的钥匙，指向了在运河上生活的百姓，指向了无言而神秘的运河，正好契合了徐则臣想要表达的主题，即一条河流和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一段又一段的家族历史中，我们仿佛窥见了运河的历史。家族历史与运河历史相辅相成，本土文化和异域声音不断碰撞，使人们产生了对运河文化、时代变迁以及人性的思考。
四、结语
小说以虚构的人物来重新看待真实的历史，用外来人的视角和民间的视角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试图达到“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真实”的效果，在重构民族历史的同时也叙述了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历史。在“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而运河更像是一个容器，盛满了历史的片段，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声音。历史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历史的河流中本来就翻涌着千千万万的人生。在不同时空的“河流与人”中，運河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顺着家族历史的指引，我们也得以找到通往运河历史和民族历史的道路。
a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b 徐则臣：《孤绝的火焰与世界的河流》，新华网2019年7月4日。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徐刚.时间与河流的秘密——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
[3] 陈华文.一条河流的历史文化之秘[N].中国文化报，2019-07-05.
[4] 江飞.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
[5] 岳庆云，李晓伟.徐则臣《北上》叙事结构分析[J].枣庄学院学报，2019（7）.
作 者： 邓昕洋，江西师范大学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关键词：《北上》 叙事艺术 历史 运河文化
一、片段式呈现的人物
与徐则臣之前的创作中人物形象多为城市边缘人相同，《北上》中的人物也都是普通的人民群众。作为长篇小说，《北上》在体量上对于人物塑造应该是有优势的，但是徐则臣并没有把重心过多地放在人物身上，小说中的人物多以片段的形式呈现在读者眼前。小波罗作为外国人，以异域的眼光看中国，为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谢平遥作为知识分子，对“康梁变法”表示拥护；而妓院中的百姓却对“康梁变法”持截然不同的态度，两种完全不同的声音为正史提供了补充。马福德则作为入侵者，对战争的意义进行了怀疑，对自己的人生产生了思考，他的存在反映了历史洪流下的普通民众对个体的人生意义的选择。孙过程是义和团成员，他的经历反映了洋人对国人生活的影响，其中有负面也有正面：负面的影响是部分洋人作为入侵者或传教士，与当地恶势力勾结，打压百姓，孙过程的父母就因此而丧命；正面的影响是洋人踏上中国大地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孙过程、邵常来、船老大等人及他们的后人就在小波罗的影响下改变了一生。
邵秉义一家是船民，船业的没落也反映了运河的没落，他们是运河历史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是“活着的运河文化”。而摄影师孙宴临则是运河没落史的记录者，同时也是运河文化的记录者。旅馆老板周海阔收集古玩，一方面说明运河文化已经落后于我们的现代生活，一天天离我们远去；一方面又体现了人们对于运河文化的不舍。徐则臣写这样一个族群的历史与文化，其用意是通过这些线索按图索骥找到历史的源头，重返历史现场。因此，每个人物形象都可以说是一块历史拼图的碎片，他们各自的历史是运河历史的一部分，也是中国历史的一部分。虽然“单个人的时间与绵延的历史、永恒的宇宙时间之间，只是一种无望的伤怀与绝望的超然交相混杂的情境和体验。但是反过来，也毕竟只有个人才是历史的真正主体”a。正是这种以个体生命为本位的历史观，才使得徐则臣能够深邃地触及历史的深处，使历史具有真实性。徐则臣以片段呈现人物的叙事手法，将历史凝聚在不同身份不同阶层的人物身上，从而构建出一幅完整的历史拼图，企图将历史的原貌全面展现给读者。
但在人物塑造上，徐则臣对核心人物小波罗的描写却不够成功。“说到为什么要选择以外国人的视野观察运河，徐则臣说，这是一种跨文化的写作，这也是他近年来总结出的新的写作经验。中国很多作品都是以国内作为写作背景的，而运河是世界的，一条河流给世界带来的命运是不可想象的。”b在人物深度上，小波罗的形象不够生动，给人的感觉过于单薄，如果没有临死前那一番与谢平遥的对谈，似乎就仅仅是一个善良风趣的外国友人形象。在身份塑造上，小波罗也不像一个外国人。对于中国的饮食和风俗，他是全盘接受的，没有一点不适应；他的感受是好奇和好玩，像一个中国游客参加“北上游”，而不是一个外国人的“北上之旅”。但作为一次“跨文化写作”的尝试，徐则臣的想法是具有新意的。
二、众声喧哗的叙述声音
小說具有包容众声喧哗的能力，这一点在《北上》中得到全面的体现。前面我们提到过，小说中的人物就是一块块历史拼图的碎片。面对八国联军侵华、义和团运动、“康梁变法”这些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者没有直接书写历史，而是通过这些碎片背后的声音来反映历史。不同的话语系统表达着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些历史事件的看法，这些不同的声音随着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之旅”不断传入读者的耳朵。首先是“康梁变法”，历史上的“康梁变法”受到了以慈禧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对，而在小说中，作者则是通过小波罗和两个嫖客的行为告诉读者，其实民间也有不少人反对变法。来自民间的声音和主流的声音代表了不同的话语系统，但在小说中，民间声音和主流声音出人意料的一致，引起了读者对“康梁变法”的反思。而谢平遥知识分子兼官员的身份，代表了这一阶层的人对康梁变法的认同和追随。作者通过虚构的故事表达出不同阶层的人民对真实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在历史的虚构和虚构的历史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达到了作者所说的“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出真实”的效果，将当时中国混乱的政治局面真实地再现了出来。
其次是身份认同问题。小波罗刚来中国时，尽管表现得很有礼貌，并且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民俗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在潜意识里，他还是将自己和中国人区别开来。所以在谢平遥看来，小波罗的一些行为很夸张，有自娱自乐的意味。同时，在小说中出现的中国百姓对小波罗的态度也有很鲜明的“排外性”，如小孩子们扔石头砸小波罗。而在小波罗受伤后，叙述声音发生了变化，作者直接借医生之口说出“洋人也是人”，小波罗临死前则说：“愿上帝保佑所有人。”实际上，此时是隐藏在文本后的作者在发声：国界和民族已经不再重要，在生死面前，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马福德和如玉是两个不同国家的青年，虽然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语言不同，但是这些身份都是外在的，在爱情面前，这些都不重要。后来，马福德一直生活在中国，在中国人眼中，他是一个“西域骆驼客”，而不是外国人。他说：“我只想做我一个人的马可·波罗。”因此，这部小说所要讲述的只是“人”的故事，是抛开一切身份和符号的“人类共同体”的故事。
在叙述立场上，作者没有改变自己中国人的立场和身份，不惜笔墨对八国联军侵华的行为进行了批判，但作者没有止步于书写入侵者的暴行，而是对入侵者的人性进行了深入的挖掘。侵略战争是没有平等可言的，然而战争并没有泯灭入侵者的人性。在听到俄国的国歌后，两个企图侵犯中国女性的俄国士兵停止了行动，并且将抢来的财物归还给中国人。义和团作为民间组织，虽然以一种荒唐的迷信思想来武装自己，但他们是一股民间自发的抵抗外来入侵者的力量。同时，义和团也对阻止他们破坏铁路的中国官员进行了虐杀和肢解，人性的残暴可见一斑。作者借大卫和马福德之口，解释了人性的特点之一就是矛盾，而战争的环境将这种矛盾放大了，这说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的恶”或“绝对的善”。 这些不同的声音就像乐章的不同声部，构成了丰富复杂的乐曲。
三、从牧歌到挽歌的叙事变奏
在小波罗一行人的北上之旅中，空间不断变迁，小说的叙事节奏也在不断变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运河代表的是时间。在随着运河北上的旅程中，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了改变。小波罗和马福德作为外来者，有一个逐渐融入运河历史和文化的过程。刚开始踏上中国土地，沿着运河北上时，小波罗对中国的饮食和民俗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北上之旅”似乎是“游玩之旅”。这一段情节的叙事节奏很慢，好像在借小波罗之眼为我们展示中国的风土人情。马福德则醉心于运河文化，仿佛自己就是马可·波罗，记录着有关运河的一切。此外，作者还加入了情感叙事，描写了马福德和大卫的友谊、马福德和如玉未挑明的情愫等。一开始，这两个外来者像是在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但随着距离义和团的腹地越来越近，气氛开始变得紧张：拳民对小波罗的暗杀、马福德和义和团一次又一次的交手，使得小说的叙事节奏越来越快，田园牧歌的感觉逐渐消失。
而另一条叙事线索则充满了“挽歌”的氛围。邵星驰作为家族的最后一个渔民，在渔船上举办“船婚”。邵家的船已经找到了卖家，他们决定在“船婚”之后就结束渔民的生活。与邵星驰相比，他的父亲邵秉义对运河的感情更深。运河养育了他的家族，他也把一生都献给了运河。邵秉义对运河的留恋，代表了渔民对运河文化的不舍。摄影师孙宴临见证并拍摄了“船婚”，她一方面看到了邵星驰这样的年轻一代对岸上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另一方面也看到了邵秉义这样的“最后的渔民”对运河生活的依恋和不舍。作为客观的记录者，她将时代的变迁记录下来，给我们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孙宴临摄影展的名称是“时间与河流”，体现了作者的意图，河流与时间的关系得到了强调。周海阔的博物馆虽然没有成功运营下去，但是民宿却开了起来。在已经停运的运河旁边，建起了一座座民宿。这时，小说中的惆怅感与前期牧歌生活的宁静感已经完全不同。运河文化一天天远去，运河上的人事物也不断地变迁，小说在此时已经由前期悠扬的田园牧歌变成了峻急的挽歌。
徐则臣在《北上》的扉页中引用了爱德华多·加莱亚诺的名言：“过去的时光仍持续在今日的时光内部滴答作响。”邵家的罗盘、孙家的相机、周海阔的吊坠……这些过往的线索就像一把把打开运河文化的钥匙，指向了在运河上生活的百姓，指向了无言而神秘的运河，正好契合了徐则臣想要表达的主题，即一条河流和一个民族的秘史。在一段又一段的家族历史中，我们仿佛窥见了运河的历史。家族历史与运河历史相辅相成，本土文化和异域声音不断碰撞，使人们产生了对运河文化、时代变迁以及人性的思考。
四、结语
小说以虚构的人物来重新看待真实的历史，用外来人的视角和民间的视角对历史重新进行审视，试图达到“强劲的虚构可以催生真实”的效果，在重构民族历史的同时也叙述了历史洪流中普通人的历史。在“大历史”与“小历史”之间，在“真实”与“虚构”之间，文本产生了巨大的张力。而运河更像是一个容器，盛满了历史的片段，不同的河段有不同的风景和不同的声音。历史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历史的河流中本来就翻涌着千千万万的人生。在不同时空的“河流与人”中，運河将过去和现在连接起来。顺着家族历史的指引，我们也得以找到通往运河历史和民族历史的道路。
a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b 徐则臣：《孤绝的火焰与世界的河流》，新华网2019年7月4日。
参考文献：
[1] 张清华.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历史叙事——海德堡讲稿[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徐刚.时间与河流的秘密——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
[3] 陈华文.一条河流的历史文化之秘[N].中国文化报，2019-07-05.
[4] 江飞.虚构的历史与历史的虚构——评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J].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1）.
[5] 岳庆云，李晓伟.徐则臣《北上》叙事结构分析[J].枣庄学院学报，2019（7）.
作 者： 邓昕洋，江西师范大学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