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可持续性发展，是以满足人类生活需求为基础，对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各种目标进行协调整合的发展。作为整合性的发展理念，可持续性发展以一定的价值判断对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进行规范和约束，这将对社会福利的内涵产生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对可持续性发展离不开发展主体的广泛参与，人们应对自身需求做出社会选择而拥有福利自决权。另一方面，社会文化基础是社会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因素，关乎人们的幸福和自由，因而社会文化基础应成为社会福利的重要内涵；自然环境因素直接影响人们的福利状态，环境正义理念理应视为社会福利价值观的有机组成部分。
　　【关键词】可持续发展；社会福利内涵；转变
　　文章编号：ISSN1006—656X（2014）06-0032-02
　　一、可持续性发展的内涵及其与社会福利的关系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针对生态环境恶化的严峻现实问题，联合国提出了可持续性发展战略。以环境、经济、社会、文化的可持续性为基本立足点，可持续性发展被阐释为“一种变化过程，在其中，资源开发、投资方向、技术发展导向和制度变迁和谐一致并增加满足当代和未来人类需求和志向的潜力。”[1]以此观之，可持续性发展，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规范性概念，它的深刻内涵在于运用政治和道德的价值观对“发展”这一变化过程进行规范和约束。进一步说，在可持续性发展视野下，“与社会、经济、环境的系统目标的价值判断有关的问题都是规范性问题”，[2] 因而无论是国家和政府的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还是个体、群体或组织的行为方式，但凡涉及系统目标的价值判断，都应纳入规范性的范畴，运用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的价值尺度对其合理性加以考察和审视。而社会平等和社会正义，并非是抽象空泛的概念，它们建立在人类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
　　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无论是物质层面上的需要，还是精神文化层面上的需求，都是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安排中获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基于对“我们期望什么样的发展”、“在具体的发展目标中基本生活需要处于什么位置”、“基本生活需要有哪些”、“如何获得我们界定的基本生活需要”等重要问题的价值判断和事实判断而做出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制度的相应安排，决定了不同社会阶层和个体的基本生活需要得到满足的程度和差异。在多元利益主体博弈、协调、竞争的当代社会，人类基本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一问题，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经济社会文化条件下，具体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总会引起各种利益的调整和分配，造成不同个体和群体的基本生活需要满足状况的变化。因此，可持续性发展战略，更加深化和凸显了一直困扰人们的一个问题：如何界定基本生活需要？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与具体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何相互作用？某一社区、地区、国家，甚至在相互关联的国家之间，如果对上述问题在通过考察、协商、互动的基础上没有形成一定的社会共识，那么规范性的道德和政治基础便单薄脆弱甚至难以建构，对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规范、导向和约束就会失去制度的依据，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就会丧失严格的优先性，这些社区、地区和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不仅可能无法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甚至有可能反其道而行之，成为新的社会排斥和社会剥夺的工具和幌子。
　　如何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既是经济体系运行的重要目标，也是社会发展的关键内容，更是制度化、政策化的社会福利关注的核心问题。对于社会福利内涵，虽然有诸多不同的理解方式，但殊途同归的是，将之与幸福生活的各种条件、机会和社会状态相联系。因此，“社会福利，就其一般的意义而言，是假设不虞匮乏、从分就业、安全、健康、快乐、受教育、社会平等、及有序的生活等人类幸福的实现是社会的正常状态，而贫困、疾病、失业、无知、懒惰和犯罪是反福利的社会病态”。[3]而有利于人类幸福实现的社会正常状态，是“这三方面——控制社会问题、满足需求和增进机会——以复杂的方式满足基本的要求，从而达成一种社会福祉状态。”[4]控制社会问题、满足需求和增进机会等三个方面的各自状况和统合状态，都与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环境政策的政治理想和道德欲求及其在实践层面上的行为息息相关。换言之，作为一种整合性的发展观，可持续性发展战略的理念和实践，对社会福利的内涵、理想、措施和手段将产生直接而深切的影响。在强调经济、社会、环境协调发展的当代中国，以可持续性发展的视野，对社会福利内涵进行探讨，有助于深化对社会福利的理解。
　　二、可持续性发展视野下的社会福利内涵转变
　　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源于工业化、城市化、民主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国家和政府承担社会责任，为公民提供基本生活安全，实行“去商品化”的社会政策，以此弥补市场缺陷，帮助他们应对工业社会和市场竞争的种种风险。因此，现代社会福利制度这种风险承担机制的产生具有极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由于工业化给整个社会带来了现实的危机，国家专门用于对待穷人的那些传统的政府职责已经不能满足工业社会的需求，应当将政府保护扩展到整个社会。”[5]无论是涵盖社会保险、社会救助和普及性计划的广义社会福利，还是仅仅以社会保障为内容的狭义社会福利，其目的就是满足工业化时代公民和社会的各种需求。这些社会需求有两个特征：一是个体、群体或社区缺乏权力对自身需求进行表述和界定，需求内涵由历史和外力来建构；二是侧重于物质上的需求，工业化时代的烙印明显。在强调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环境之间协调变化的可持续性发展视角下，产生了两个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第一，依靠社会慈善、社会工作、社会行政等途径和措施获得社会服务和社会需求的个体、群体和社区，是否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社会需求自决权，即依据历史传统、现实状况和社会文化背景自主决定社会需求的内容及各种社会需求之间的优先排序，也就是社会福利主体的自主性问题，若没有一定的福利自决权，而仅仅遵循工业社会制度和知识精英的话语而追求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福祉，在社区层面上的可持续性发展是难以追求和实现的，更遑论地区和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第二，可持续性发展视角将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纳入发展的范畴之中，与此相对应，以满足物质层面的需求为目标的现代社会福利制度，是否应该将有关社会文化和环境的需求容纳为社会福利的内容，即丰富深化社会福利内涵和开阔拓展社会福利外延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