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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2008年9月30日上午一到安徽，胡锦涛就驱车前往小岗村考察。
村外田野里喜人的丰收景象，让胡锦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让停下车来，沿着田埂地坝走进水稻田和黑豆地，仔细察看饱满的稻穗和即将成熟的豆荚。胡锦涛兴致勃勃地同正在田间劳作的几位村民聊起农事，问亩产、问销售价格、问农技推广和粮食直补政策落实情况。
为纪念当年的“大包干”，小岗村专门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胡锦涛来到纪念馆参观。18位村民摁下红手印、实行“大包干”的字据影印件，反映小岗村改革发展新面貌的图片和图表，展现小岗村发展蓝图的沙盘模型，吸引了胡锦涛的目光。他一边认真观看，一边听取介绍，对小岗村村民的探索精神和发展成绩表示赞许……
鲜红的手印按在全国首份包干合同上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了小孩的后事?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现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响亮的回答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 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崩溃，代之而起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勾画“三步走”发展蓝图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个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渴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用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划。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
如今，13亿中国人挺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桩桩件件，都甜到了农民的心坎上。
今天，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之变幻。
文字编辑：余 玮
村外田野里喜人的丰收景象，让胡锦涛的脸上露出了笑容。他让停下车来，沿着田埂地坝走进水稻田和黑豆地，仔细察看饱满的稻穗和即将成熟的豆荚。胡锦涛兴致勃勃地同正在田间劳作的几位村民聊起农事，问亩产、问销售价格、问农技推广和粮食直补政策落实情况。
为纪念当年的“大包干”，小岗村专门建立了一个纪念馆。胡锦涛来到纪念馆参观。18位村民摁下红手印、实行“大包干”的字据影印件，反映小岗村改革发展新面貌的图片和图表，展现小岗村发展蓝图的沙盘模型，吸引了胡锦涛的目光。他一边认真观看，一边听取介绍，对小岗村村民的探索精神和发展成绩表示赞许……
鲜红的手印按在全国首份包干合同上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几乎与此同时，安徽凤阳小岗的农民偷偷地实行了包干到户的责任制。那个寒冷的冬夜，凤阳县梨园公社小岗生产队严立华家那低矮的草房里，18个社员聚在一起，神情隐秘而带悲壮，签订了一份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此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作(坐)牢杀头也干(甘)心。大家社员也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分田到户大包干，坐牢杀头也心甘!为何此事让这些朴实的农民如此惶恐下决心，以致托付了抚养了小孩的后事?
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大旱，农民再次面临绝境。在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下，实行了“借地种麦”。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但还没有人敢于突破禁区分田到户。有名的“叫花子县”凤阳早有“十年倒有九年荒”之说，小岗生产队更是远近闻名的光棍村、讨饭村。全队20户人家，不算两户单身汉，18户家家讨过饭，家家都有人当过生产队干部，但都没有解决好吃饭问题。当大包干到组责任制在凤阳全县兴起时，小岗也学着别人的样子搞起了分组作业。先是将全队分成两个作业组，“大呼隆”变成“小呼隆”。没维持几天，只好将两个作业组现划开，分成4个、8个作业组。但还是有上工迟到、分工吵嘴、记分计较等现象。要再划开的话，只有一家一户包田干了。
于是，在那个晚上，18个农民挤在一起，召开一个关系全队命运的秘密会议，主题是研究分田单干。大家的话匣子一下子被打开，队长严俊昌“最后拍板”：“我们定下两条规定；第一，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第二，上交公粮的时候，该交国家的交国家，该交集体的交集体，剩下的归自己，任何人不准装孬。”随后，副队长严宏昌执笔，写下了全国第一份包干合同书。大家争先恐后用食指蘸上鲜红的印泥在自己的名字上重重地按下指印。他们连夜抓阄分牲畜、农具，又迅速丈量土地，艰难地迈出了分田到户的第一步。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响亮的回答
天还是那个天，地还是那个地。小岗农民憋足了多年的劲头，拼命地干。俗语说，没有不透风的墙。其他村队的亲友外人，一看小岗人的劳动阵势，就明白是分田到户了，消息很快传开。公社领导立即把几个队干部找去质问：你们小岗是不是在搞单干?你们当干部的要注意，这样搞是要犯国法的。如果是单干，赶快并起来，否则就要把你们小岗的情况上报县委处理。严宏昌等人一口咬定是分组作业，不是分田到户。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光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凤阳县委书记陈庭元找到严宏昌，叫他不要害怕，不要有思想顾虑：“只要你们能搞到好吃的，我们也不要你们粮食，只要不再靠国家就好了。好好干，就做一个试点。”这下子，小岗人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1979年10月，秋高气爽。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算盘珠被人们拨得“噼噼啪啪”作响。检验小岗包干到户成果的时候到了。数字出来了，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至1970年5年粮食产量的总和。年年“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小岗，一次向国家交了公粮。
实践给小岗的包干作出了响亮的回答。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挨家挨户逐个查清，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是“马克思主义”：“今后，哪个再说你们是搞资本主义，这场官司交给我，我替你们打。”
万里首先在安徽支持责任制促进了农业的发展，“要吃米，找万里”的佳话不胫而走。几乎是与此同时，四川省也大力支持责任制，制定了“四川十二条”，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四川的农业也迅速恢复和发展。
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诞生
随着包产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由此引起的责难也纷至沓来。当时，中央机关大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者来信《“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应该稳定》。这给悄悄点燃的星星之火似乎泼了一盆冷水。从此，风云四起，议论纷纷。在中央各部委和各省领导人中，支持包干到户的屈指可数。江苏的一些地方对着安徽用大喇叭广播，并赫然醒目地刷出一幅幅类似“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的大标语。这大概是害怕“近墨者黑”吧。
在包产到户遇到重重阻力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1980年5月31日，他同中央负责人就农村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干到户的地方，搞了包干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 心，这样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早在自己第三次复出后，就针对我国农业发展状况，对农村的体制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说，1958年“大跃进”一哄而起搞人民公社化，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吃大锅饭，带来了大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更不用说了。复出后不久，他在东北之行中多次谈到农村问题。他说，一个公社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一个大队有自己的条件，有自己的情况，有一般，也有特殊，大量的是特殊，更重要的是要根据自己的特殊情况考虑问题。邓小平对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提法表示了不同的看法：“不论搞农业、搞工业、搞现代化，都要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学大庆、学大寨要实事求是。大寨有些东西不能学，也不可能学。比如他评工记分，一年搞一次，全国其他人民公社、大队就不可能这样做，取消集贸市场也不能学，自留地完全取消也不能学。”
大寨是毛泽东在农业战线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是全国农村人民公社学习的榜样。大寨的那些做法在当时被宣传为最具社会主义特征的，在那个年代，谁要说不学大寨，弄不好就会扣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帽子。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如一石激起千层浪，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渐渐拨开了阻碍农村改革的重重迷雾。
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真正得以正名，是在1982年。这年1月1日，中共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工作“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到1982年底，80％的农户实行了大包干，1983年则上升到总数的93％，“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全线崩溃，代之而起是县乡镇政府。人民公社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从1982年到1986年，中央连续发布了5个有关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一步步将农村改革推向全国，引向深入，最终确立了中国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改革也推动了城市改革，在我国很快又形成了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之势。
“农村改革中，我们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突然冒出搞多种行业，搞商品经济，搞多种小型企业，异军突起。”邓小平这般评价农村改革中涌现的乡镇企业。
勾画“三步走”发展蓝图
如果说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点是在农村进行改革，那么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则是转移到城市改革。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以及《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通过，推动了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随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从所有制经济运行机制全方位纵深发展，真正触动了长期僵化的计划经济的主体部分，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更重要的是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是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和奋斗目标。谁也没有料到，在1979年12月6日，邓小平在会见前来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发生的一段插曲，奏响了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旋律。
这天上午会谈开始，在问题讨论到一半的时候，大平正芳突然发问：“中国根据自己独立的立场提出了宏伟的现代化规划，要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将来是什么样?整个现代化的蓝图是如何构思的?”对于大平提出的这个问题，邓小平没有马上回答，他陷入了沉思。一时会谈戛然中止，没有人说话，只有时钟在不停地摆动，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到了邓小平的身上。
整整一分钟过去了。仅仅经过一分钟的思考，邓小平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影响中国今后几十年命运的设想。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个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1000美金，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
邓小平的解释使大平正芳获得了一个满意的答案，他满脸堆笑，连连点头：我明白了。他知道，向中国投资，可靠。
把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达到世界发达国家水平，改为到“本世纪末”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实现“小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意义重大的变化。“小康”目标一经提出，立刻引发了国内外的强烈反响。
后来，邓小平进一步将这个目标具体分解为两步；即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在198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基本解决渴饱问题；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人均达到800美元，这就是“翻两番”。很快，“翻两番”的小康目标就为全党所接受，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西班牙副首相格拉，在会谈中格拉称赞中国改革开放的变化，邓小平回答说：“我对一些外宾说过，这只是小变化。翻两番，达到小康水平，可以说是中变化。”“我们制定的目标更重要的还是第三步，在下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大体上达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这一步，中国就达到中等发达的水平。那才是大变化，到那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用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到21世纪的长远规划。在党的十三大上，形成了一幅完整的“三步走”发展蓝图。
如今，13亿中国人挺进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征程上。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农村改革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到2020年农村改革发展基本目标：农村经济体制更加健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基本建立；现代农业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明显提高，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供给得到有效保障；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这桩桩件件，都甜到了农民的心坎上。
今天，国家博物馆中川流不息的参观人群，常常驻足在一个编号为GB54563的陈列物前。它就是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18位长年累月在土里刨食却不得温饱的庄稼汉，甘冒坐牢杀头的危险，于1978年11月24日所立下的惊天动地的保证书。所签名的18个名字上，都按有鲜红的指印。这份已成为历史文物的保证书，承载着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风云之变幻。
文字编辑：余 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