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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是中共山西省委机关报，山西人民伴着《山西日报》走过了71年的历程。《山西日报》的奠基人之一史纪言（1910-1983）是山西黎城人，他对《山西日报》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党的新闻事业倾注了毕生精力。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及晋中军区部队等雄师，在徐向前同志统一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孤城太原，展开了先扫外围后攻城的攻坚战役，为拔掉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颗硬钉子，解放太原重镇作准备。此时，新政权的各项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农历8月，史纪言在河北平山接受新的任务，奉命筹建《山西日报》，将担任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山西日报社社长，同时还任新闻接管组组长。平山县里庄是《人民日报》创刊地，他在这里见到了参与《人民日报》筹建工作的李庄，李庄曾是太行《新华日报》编委。老战友相见，四只手相叠，史纪言开玩笑，“李庄在里庄”，迎来一片笑声。更激动人心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给《山西日报》题写了报头！
《山西日报》创刊号
今年84岁的老人史宽量（史纪言的长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那年他只有13岁，看到大人们围在一起，欣赏着几幅毛主席的真迹——“山西日报”，他们在兴奋中定夺用哪一幅更好。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中秋节那天，父亲带着他，还有二三十人，雇了十多辆马车，连行李带设备，离开河北平山，几天后到达山西榆次。
那年，准备建设新的政权，当时各行业接管干部云集太原的南大门榆次。《山西日报》筹建人员最初在榆次南合流村，后来搬到榆次城里。在村里住时，条件很差，甚至没有门，门板被拿去支前了。他们用谷草打成草帘吊在门上挡风御寒。最早到来的采编人员是从《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选调而来。他们在这里整装待发，随时准备进城办报。
筹建人员提前摸清了情况，到太原后，山西日报社社址确定在太原桥头街敌伪《复兴日报》社，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报馆，可以利用已有设备和条件。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设置了编辑部、通讯部、电务部和经理部，人员也都相应到位。
史纪言对筹建《山西日报》的同志们说，如何出版第一张报纸，城里的情况尚不清楚。目前重要的是要做好思想准备，按照中央精神训练干部，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学会在大城市里办报。进城时，我们应该是一支团结的、有纪律的、善于战斗的队伍。在休整间隙，史纪言亲自选定文件，拟定学习计划，做军事形势報告，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的每一个报告都生动通俗，鼓舞人心，大家都懂得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以后的方针、政策和巩固胜利必须保持的传统作风。
接管组进入《复兴日报》社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我们的新政权就要诞生了。史纪言和他的战友们都很兴奋。有一天，他组织了一个山沟味极浓的“酒会”——每人半碗质低度高的白酒，外加一把炒花生。他来致祝酒词：我是一个山药蛋，我不会喝酒，但为了迎接太原的即将解放，我们来干了这碗酒。结果，刚喝了一大口，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当初为了防守，敌人用麻袋、水泥把城门堵死，城门楼上布满了碉堡和枪眼。《山西日报》筹建人员在硝烟中从刚炸开一个洞的新南门进城。由新开路（今五一路）走到海子边再走到桥头街，直接进驻桥头街75号。他们沿途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到处是被炸坏的房屋，更有难闻的被烧焦的尸体，触目惊心。新政权来之不易，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1949年元月，山西电台接管组部分人员在榆次合影。前排右二为史纪言，时任太原市委宣传部长、新闻接管组组长
刚进来的所谓报社，连床板桌椅都没有，那么多人临时挤在几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背包解决大问题，白天背包当桌椅编报，夜晚背包摊开顶床铺睡觉。人们进进出出，异常紧张繁忙，新政权的建立让他们有了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的动力。进城第三天，党和人民的喉舌——《山西日报》创刊号就如期问世。这张报纸上最闪亮的就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山西日报”几个字。
太原解放，《山西日报》创刊，山西各个战略区的几路新闻大军胜利会师，组成了《山西日报》的领导班子：史纪言任社长兼总编，何微、陈肇任副社长，毛联珏任副总编。
这个班子对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一视同仁，其中除了“山上山下”原来在三大战略区来的人员，还有饱尝阎锡山长期罪恶统治，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原《复兴日报》的职工，他们顽强地维护了厂房、机器设备，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刊。
部分报社人员在海子边报社旧址合影
这个班子很快就确定了报纸的编辑方针、报道内容、版面分工、群众工作，乃至报社内部的各项业务和行政工作，报社工作一开局就走上了正轨。
1950年夏季，史纪言狠抓报纸的发行和宣传工作，他说：“太原解放一年多了，可是老百姓还在说什么‘前年解放军围住城，是五台人（我军徐向前司令员）打五台人（阎锡山），现在坐了太原府的还是五台人（指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赖若愚），换汤不换药。’我们不能只顾办报，不抓发行不行。好比有水也浇不了地。新解放区，群众有许多事情没听说，弄不清，还蒙在鼓里，我们的宣传工作是要把这个鼓捅开。”后来，全省上下，发行员、发行组，读报员、读报组，宣传员、宣传网，热热闹闹搞了十多年，多渠道宣传新形势新政策，深入到农家农户。
入城后，作为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史纪言先后主持接管了敌伪《复兴日报》《民众日报》《国民日报》、黄河通讯社、黄河印刷厂等26家新闻单位，但都是住房狭窄、破烂拥挤，我们的社址在海子边，且临近闹市，不适宜办报。史纪言和同事鲁兮就开始骑车在太原市选址，终于选定了南门外双塔东街新的地址，征购三百亩土地动工兴建，在1954年全部搬入报社新址。
史纪言大学期间开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从1940年初起，他先后担任过《黄河日报》《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兼秘书，太行《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他不知道写了多少有分量的报道、社论和重要文章，乃至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仍然兼任《山西日报》的领导，他始终坚持亲自执笔写作，他起草的许多省委文件、领导讲话和社论都成为各级领导工作必读和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他写文章、作报告，一向条理分明，用语简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不用拉杂冗长的文字，从不说漫无边际的废话，更不搞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东西。他始终主张新闻要在短、快、新上下功夫。他写文章，多以笔名“一刚”出现，很少有超过1500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总是那么严谨朴素，简洁凝练。他会写文章，也会改文章，往往用三笔五笔就将一篇写得很啰唆的文章改得精练条理有声色。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山西新闻学院成立时，他又担任院长职务。几十年来，全省各个新闻单位经常会向他提出这样那样有关宣传报道和事业发展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满意可行的答复。他对全省的报纸、图书、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深切的关怀。
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后，主要精力集中在省委的大事要事上，但每天深夜，都要审阅《山西日报》的清样，在每个版面上签完字才能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例外。他审阅清样时，非常认真，从标题到正文，特别是对党的政策的宣传，抠得更细，是一词一句地斟酌。有一次，一则消息标题用了“难道”这个副词，他就打电话给责任编辑，说：“副词可以做句子成分，而不能做主要成分，请斟酌改掉。”还有一次，一篇社论中用了“对人民负责”一句，他要求责任编辑改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解释说：“这样改不仅是为了加重语气，而且是要在新解放区反复宣传党的宗旨。我们的报纸是省委的机关报，大小稿件一经见报，读者认为是代表省委讲话，各级干部常作为辨别是非，向群众宣讲政策，推动工作的依据，我们应一字一句反复斟酌、推敲，力求认真、准确，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遇到可改可不改的地方，不影响出版时间的就改，若影响出版时间，他是不轻易改动的。即使改动，他会卡着字数改动。在上一行加几个字，就会在下一行去掉几个字，以免拼版工人整段整段过行，贻误出版时间。他深知晚一点出报，就会耽搁报纸的发行，上边耽搁一天，下边就晚看到几天。他珍视编辑和工人的劳动，从不延误时间，免得让夜班编辑深夜守候。他曾对编辑说，你们大笔一勾一改很容易，要知道深更半夜工人同志们前翻后退要费多大功夫？报纸最后出错好多就是这么造成的。这是何苦？
多少年夜夜审查报纸清样，责任编辑有轮换，而史纪言签字始终不变。
史纪言呕心沥血为《山西日报》的故事，报社的采编人员和印刷厂工人随口就能讲出很多。1958年，《山西日报》曾被誉为“红旗报”。当时总结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一是紧紧依靠各级党委，二是认真走群众路线。《山西日报》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赞许，这种殊荣已经载入史册。
山西日报社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家长就是史纪言。
“老史”，从解放区这样叫起，一直叫到他逝世……
他培养了一代新闻工作者——用他的文章，更用他的品格。后人戏称他为“老母鸡”，他孵育“雏鸡”，保护“雏鸡”，现在，这些当年的“雏鸡”又培养出新一代新二代，党的新闻事业就是这样不间断传承的。
解放初期组建的山西日报社，班底是雄厚的，人才济济，兵强马壮，但他从长计议，高瞻远瞩，不仅注意团结老新闻工作者，还精心培养青年编辑、记者，组建通讯网络，提高通讯员水平。这之后许多年，山西日报社调出县以上干部有五六百人。他重才、爱才、育才、护才，撒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
凡是革命阵营的同志，不管职位高低，他都以禮相待以诚相见，绝无趾高气扬，让人望而生畏的神色。对一时表现不好，或犯有大小错误的同志，他有严厉的批评，但任意地斥责却从未有过，无论他的同级还是下级，包括工勤人员，都对他无话不说。对有争论或是争论得相持不下的同志，他会哈哈一笑，说：我不跟你争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谈。但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对方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刚进城那几年，报社汽车少，史纪言外出办事，不管路途远近，多是以步代车，或骑个自行车。到食堂就餐，排队，按顺序买饭。审改完稿件，为争取时间，常常不等编辑来取，亲自送到工厂发排。遇上植树、清扫街院等活动，他积极参与其中。在海子边那个土院子里办舞会，他也会兴致勃勃跳起来，曾经被敌人子弹炸伤的残腿，也没有减少他的兴致。
1983年5月，山西新闻工作者协会经省委宣传部同意，拟召开“史纪言同志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座谈会”，在跟他本人征求意见时，他坚决反对，说：我为党做的工作还不多，党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我不同意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会议的筹备者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停办了这次活动。
1983年7月30日，史纪言逝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虽是下雨天，但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在门外。不但是各级领导同志来与他们的老战友告别，山西日报社的老同志，乃至印刷厂和油墨厂的老工人及其家属都来深情向他们的老社长告别。
史纪言写了一辈子文字，但他的一生无字。
我看了很多人写他的怀念文字，唯独没有看到他写自己一生的文字。
要解读他，我还得读很多的文字。
一
1948年秋，全国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华北野战军三个兵团及晋中军区部队等雄师，在徐向前同志统一指挥下，团团包围了孤城太原，展开了先扫外围后攻城的攻坚战役，为拔掉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后一颗硬钉子，解放太原重镇作准备。此时，新政权的各项工作已经在有条不紊地进行。
农历8月，史纪言在河北平山接受新的任务，奉命筹建《山西日报》，将担任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山西日报社社长，同时还任新闻接管组组长。平山县里庄是《人民日报》创刊地，他在这里见到了参与《人民日报》筹建工作的李庄，李庄曾是太行《新华日报》编委。老战友相见，四只手相叠，史纪言开玩笑，“李庄在里庄”，迎来一片笑声。更激动人心的是，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给《山西日报》题写了报头！
今年84岁的老人史宽量（史纪言的长子）回忆起当年的情景，依然激动不已：那年他只有13岁，看到大人们围在一起，欣赏着几幅毛主席的真迹——“山西日报”，他们在兴奋中定夺用哪一幅更好。毛泽东主席题写报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鼓舞了他们的士气。中秋节那天，父亲带着他，还有二三十人，雇了十多辆马车，连行李带设备，离开河北平山，几天后到达山西榆次。
那年，准备建设新的政权，当时各行业接管干部云集太原的南大门榆次。《山西日报》筹建人员最初在榆次南合流村，后来搬到榆次城里。在村里住时，条件很差，甚至没有门，门板被拿去支前了。他们用谷草打成草帘吊在门上挡风御寒。最早到来的采编人员是从《晋察冀日报》《冀中导报》《新华日报》《人民日报》等单位选调而来。他们在这里整装待发，随时准备进城办报。
筹建人员提前摸清了情况，到太原后，山西日报社社址确定在太原桥头街敌伪《复兴日报》社，那是一个比较大的报馆，可以利用已有设备和条件。他们根据当时的形势，设置了编辑部、通讯部、电务部和经理部，人员也都相应到位。
史纪言对筹建《山西日报》的同志们说，如何出版第一张报纸，城里的情况尚不清楚。目前重要的是要做好思想准备，按照中央精神训练干部，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学会在大城市里办报。进城时，我们应该是一支团结的、有纪律的、善于战斗的队伍。在休整间隙，史纪言亲自选定文件，拟定学习计划，做军事形势報告，传达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他的每一个报告都生动通俗，鼓舞人心，大家都懂得了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入城市以后的方针、政策和巩固胜利必须保持的传统作风。
经过三年的解放战争，我们的新政权就要诞生了。史纪言和他的战友们都很兴奋。有一天，他组织了一个山沟味极浓的“酒会”——每人半碗质低度高的白酒，外加一把炒花生。他来致祝酒词：我是一个山药蛋，我不会喝酒，但为了迎接太原的即将解放，我们来干了这碗酒。结果，刚喝了一大口，他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当初为了防守，敌人用麻袋、水泥把城门堵死，城门楼上布满了碉堡和枪眼。《山西日报》筹建人员在硝烟中从刚炸开一个洞的新南门进城。由新开路（今五一路）走到海子边再走到桥头街，直接进驻桥头街75号。他们沿途看到了战争的残酷，到处是被炸坏的房屋，更有难闻的被烧焦的尸体，触目惊心。新政权来之不易，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刚进来的所谓报社，连床板桌椅都没有，那么多人临时挤在几间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背包解决大问题，白天背包当桌椅编报，夜晚背包摊开顶床铺睡觉。人们进进出出，异常紧张繁忙，新政权的建立让他们有了万里长征始于足下的动力。进城第三天，党和人民的喉舌——《山西日报》创刊号就如期问世。这张报纸上最闪亮的就是毛泽东主席题写的“山西日报”几个字。
太原解放，《山西日报》创刊，山西各个战略区的几路新闻大军胜利会师，组成了《山西日报》的领导班子：史纪言任社长兼总编，何微、陈肇任副社长，毛联珏任副总编。
这个班子对来自五湖四海的职工一视同仁，其中除了“山上山下”原来在三大战略区来的人员，还有饱尝阎锡山长期罪恶统治，挣扎在饥寒线上的原《复兴日报》的职工，他们顽强地维护了厂房、机器设备，保证了报纸的顺利出刊。
这个班子很快就确定了报纸的编辑方针、报道内容、版面分工、群众工作，乃至报社内部的各项业务和行政工作，报社工作一开局就走上了正轨。
1950年夏季，史纪言狠抓报纸的发行和宣传工作，他说：“太原解放一年多了，可是老百姓还在说什么‘前年解放军围住城，是五台人（我军徐向前司令员）打五台人（阎锡山），现在坐了太原府的还是五台人（指中共太原市委书记赖若愚），换汤不换药。’我们不能只顾办报，不抓发行不行。好比有水也浇不了地。新解放区，群众有许多事情没听说，弄不清，还蒙在鼓里，我们的宣传工作是要把这个鼓捅开。”后来，全省上下，发行员、发行组，读报员、读报组，宣传员、宣传网，热热闹闹搞了十多年，多渠道宣传新形势新政策，深入到农家农户。
入城后，作为太原市委宣传部部长，史纪言先后主持接管了敌伪《复兴日报》《民众日报》《国民日报》、黄河通讯社、黄河印刷厂等26家新闻单位，但都是住房狭窄、破烂拥挤，我们的社址在海子边，且临近闹市，不适宜办报。史纪言和同事鲁兮就开始骑车在太原市选址，终于选定了南门外双塔东街新的地址，征购三百亩土地动工兴建，在1954年全部搬入报社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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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纪言大学期间开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从1940年初起，他先后担任过《黄河日报》《太岳日报》社长兼总编，中共北方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华北版）编委兼秘书，太行《新华日报》社长兼总编。他不知道写了多少有分量的报道、社论和重要文章，乃至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之后，仍然兼任《山西日报》的领导，他始终坚持亲自执笔写作，他起草的许多省委文件、领导讲话和社论都成为各级领导工作必读和指导工作的有力武器。他写文章、作报告，一向条理分明，用语简练，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从不用拉杂冗长的文字，从不说漫无边际的废话，更不搞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东西。他始终主张新闻要在短、快、新上下功夫。他写文章，多以笔名“一刚”出现，很少有超过1500字的文章。这些文章总是那么严谨朴素，简洁凝练。他会写文章，也会改文章，往往用三笔五笔就将一篇写得很啰唆的文章改得精练条理有声色。山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成立时，他被推选为会长。山西新闻学院成立时，他又担任院长职务。几十年来，全省各个新闻单位经常会向他提出这样那样有关宣传报道和事业发展的问题，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予满意可行的答复。他对全省的报纸、图书、广播电视、出版等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始终给予有力的支持和深切的关怀。
他担任中共山西省委常委、秘书长后，主要精力集中在省委的大事要事上，但每天深夜，都要审阅《山西日报》的清样，在每个版面上签完字才能就寝。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没有例外。他审阅清样时，非常认真，从标题到正文，特别是对党的政策的宣传，抠得更细，是一词一句地斟酌。有一次，一则消息标题用了“难道”这个副词，他就打电话给责任编辑，说：“副词可以做句子成分，而不能做主要成分，请斟酌改掉。”还有一次，一篇社论中用了“对人民负责”一句，他要求责任编辑改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解释说：“这样改不仅是为了加重语气，而且是要在新解放区反复宣传党的宗旨。我们的报纸是省委的机关报，大小稿件一经见报，读者认为是代表省委讲话，各级干部常作为辨别是非，向群众宣讲政策，推动工作的依据，我们应一字一句反复斟酌、推敲，力求认真、准确，丝毫马虎不得。”
如果遇到可改可不改的地方，不影响出版时间的就改，若影响出版时间，他是不轻易改动的。即使改动，他会卡着字数改动。在上一行加几个字，就会在下一行去掉几个字，以免拼版工人整段整段过行，贻误出版时间。他深知晚一点出报，就会耽搁报纸的发行，上边耽搁一天，下边就晚看到几天。他珍视编辑和工人的劳动，从不延误时间，免得让夜班编辑深夜守候。他曾对编辑说，你们大笔一勾一改很容易，要知道深更半夜工人同志们前翻后退要费多大功夫？报纸最后出错好多就是这么造成的。这是何苦？
多少年夜夜审查报纸清样，责任编辑有轮换，而史纪言签字始终不变。
史纪言呕心沥血为《山西日报》的故事，报社的采编人员和印刷厂工人随口就能讲出很多。1958年，《山西日报》曾被誉为“红旗报”。当时总结的两条最根本的经验，一是紧紧依靠各级党委，二是认真走群众路线。《山西日报》先后受到毛泽东、刘少奇的赞许，这种殊荣已经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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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日报社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家长就是史纪言。
“老史”，从解放区这样叫起，一直叫到他逝世……
他培养了一代新闻工作者——用他的文章，更用他的品格。后人戏称他为“老母鸡”，他孵育“雏鸡”，保护“雏鸡”，现在，这些当年的“雏鸡”又培养出新一代新二代，党的新闻事业就是这样不间断传承的。
解放初期组建的山西日报社，班底是雄厚的，人才济济，兵强马壮，但他从长计议，高瞻远瞩，不仅注意团结老新闻工作者，还精心培养青年编辑、记者，组建通讯网络，提高通讯员水平。这之后许多年，山西日报社调出县以上干部有五六百人。他重才、爱才、育才、护才，撒下的种子开花结果了。
凡是革命阵营的同志，不管职位高低，他都以禮相待以诚相见，绝无趾高气扬，让人望而生畏的神色。对一时表现不好，或犯有大小错误的同志，他有严厉的批评，但任意地斥责却从未有过，无论他的同级还是下级，包括工勤人员，都对他无话不说。对有争论或是争论得相持不下的同志，他会哈哈一笑，说：我不跟你争了，这个问题以后再谈。但过一段时间，他就会和对方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刚进城那几年，报社汽车少，史纪言外出办事，不管路途远近，多是以步代车，或骑个自行车。到食堂就餐，排队，按顺序买饭。审改完稿件，为争取时间，常常不等编辑来取，亲自送到工厂发排。遇上植树、清扫街院等活动，他积极参与其中。在海子边那个土院子里办舞会，他也会兴致勃勃跳起来，曾经被敌人子弹炸伤的残腿，也没有减少他的兴致。
1983年5月，山西新闻工作者协会经省委宣传部同意，拟召开“史纪言同志从事新闻工作五十年座谈会”，在跟他本人征求意见时，他坚决反对，说：我为党做的工作还不多，党给我的荣誉已经很高了。我不同意召开这样的座谈会。会议的筹备者只好尊重他的意见，停办了这次活动。
1983年7月30日，史纪言逝世后的遗体告别仪式上，虽是下雨天，但大厅里挤满了人，许多人不得不站在门外。不但是各级领导同志来与他们的老战友告别，山西日报社的老同志，乃至印刷厂和油墨厂的老工人及其家属都来深情向他们的老社长告别。
史纪言写了一辈子文字，但他的一生无字。
我看了很多人写他的怀念文字，唯独没有看到他写自己一生的文字。
要解读他，我还得读很多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