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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是一块人文鼎盛的土地，在这块土地上造就我们中国许多历史、文化和艺术的高度。湖南更是中国近代革命和共和国的摇篮。应该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湖南艺术家是幸运的。
湖南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这里是伟人的故乡，涌现出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将领；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因组织——新民学会；这里是农民运动的阵地，这里揭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无论是连队建党，还是湘南暴动，也无论是平江起义还是通道会议，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遭受最严峻的历史考验之时在湖南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湖南的革命历史可以永载史册，湖南的革命先烈可歌可泣。
为了追思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文化，发展艺术，我们将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湖南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中来，为湖南的文化历史添上新的篇章，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就像一条长河，虽有源头却无尽头。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如骏马奔腾，既有迂回曲折，也有静水流声，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所谓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中国文人对于历史的感怀。
中国是一个崇尚历史的国度，孔子删《尚书》而订《春秋》，述而不作。太史公司马迁用其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曾云“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启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历史并非本然呈现，亦非可以主观臆断。面对历史，我们必须持有一种庄严而客观的态度。中国古代先贤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心得，唐代刘知几就曾提出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实。到清代的章学诚，更是添砖加瓦，提出“史德”，这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比较完整的历史观。因此，历史不仅需要求真的洞察力，历史更需要求真的高尚情操与求善的崇高意志。
今天的现代汉语知识语境，让我们有了更为宽广的历史哲思的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客观真理，同时也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的史学谬论。不论是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进步论”，也不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理性，更不管什么诗性历史还是实证主义，这些不同时期的西方历史观，虽然在求真的意志上反映出善意的初衷，但终究显得不是过于武断就是不足。当然，我们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优先性的同时，也并不想否定其他各种历史观的思想价值和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
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历史既是主体实践的产物，更是主体精神的重建。历史总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展开，它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借古开今，鉴往知来，微言大义，继往开来，这些词汇其实都反映出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真正态度。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其实也就是释放人的主体性。因此，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历史的真理性，如果不把他们的说法当作主观历史的借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命题理解为历史是需要每一代人去重温与重构，历史总是向着当下和未来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充满着客观真理性，历史也当然会注入主体的目的性，历史更是充满着诗意性。总之，历史必将是真、善、美的完整统一。
二、以大历史的视野理解革命历史
黄仁宇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大历史不会萎缩”，所谓大历史的视野，用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来说即是“总体的历史”与 “长时段”历史。这种大历史视野，从空间上说是人类文明史，从时间上说是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以及文明形态的变革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明自十七世纪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推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直接催生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无疑揭开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序幕。因此，“革命”无疑是推动现代历史的重要动因，而且“革命”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历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的民族民主革命新纪元。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不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他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近现代史，根本上就是一部革命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近一个世纪中，“革命”成为那个历史进程中人们的信念和价值理想，“革命”具有普遍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其实，“革命”的历史惯性抑或意识形态功能一直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在持续发挥作用。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曾撰文《告别革命》，就是针对与“革命”思维相关联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并不是想要抹杀中国革命历史本身的价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似乎对“革命”开始疏远，尤其是对革命历史有所淡忘。
三、以文化的观点贯穿历史
近现代百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百年。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湖南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地区。在这里相继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军事、思想界的精英、巨子，他们比肩鹊起，驰骋宇内，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书写了一页又一页重要历史篇章，形成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奇观。这种历史景观的形成， 除了历史的必然即时势造英雄之外，我们只能从湖湘文化的内在特质以及价值动力予以解释。 湖南的红色革命与近代湘军精神一脉相承，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直接相因，与湖湘文化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从屈原的《天问》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王夫之的实学到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到谭嗣同的维新变法，从黄兴的辛亥革命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既是湖湘文化的人文典范，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旨归，反映了湖湘文化的历史源流。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滩河峻激的地方，是这里的顽石赭土、地质坚硬的地理环境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作为荆蛮之地，向来就是民性强悍，倔强刚直。自宋代之后，湖南士风日兴，理学兴盛，开创湖湘学派，堪为“道南正脉”。近代以来，湖湘知识群体的崛起以及其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秉性，被陈独秀等称之为“湖南人底精神”。“湖南人精神”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实质内核。
“敢为人先”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钱基博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确实如钱氏所言，湖南人耐艰苦的强悍之气，厌华靡的古朴之风数千年未改，而成为湖南特有的传统风气。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应该是对湖南人性格的最好表达。
“心忧天下”是湖南人的人文品格。湖南是楚文化的故乡之一，也是昔日的“屈贾伤心之地”，屈原以《离骚》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代相传，这既是他个人情感的反映，也是他心系国家与人民的思想写照，更有屈原的投江自尽，成为湖湘士人爱国的忠魂。湖南因有屈原，而产生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不断激励历代知识精英们为国献身。尤其是到明末清初之际，王船山满怀亡国之痛，誓“以颈血溅干净土”，举起反清义旗，成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爱国主义的楷模，影响极其深远。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一直弦歌不绝，总是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责无旁贷。
“经世致用”是湖南人的思想特征。湖湘文化在学术思想上推崇义理之学。北宋初年，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以“太极说”奠定了理学基础。虽湖湘学派以“二程”理学为宗，却是“吾道南来原系廉溪一脉”。胡宏立“性本”之说，而船山则倡“道器不离”之论。王夫之既究道学的大本大营，更崇经世致用之实学，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实现了“内圣外王”的理想。故而，曾国藩能够在桐城派对传统学术总结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添上“经济”一环，完善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治学理念。
“融合创新”是湖南人的学术特质。湖湘文化由于地缘性原因，呈现出文化上的东西参杂、南北交融的混合状态，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的文人流放等原因，客观上促使湖湘文化在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和主观上的融合创新。周敦颐以“太极图说”融合儒道释的思想，成为道学宗主，王夫之集理学之大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转向，开创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新方向，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革命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文化思想上的铺垫。
四、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
中国人民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奋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到来。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一方面要有严格的艺术标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一方面需要认真把握好当代艺术创作的价值标准和品格追求，更要关注历史和现实，注重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既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也要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引导，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动力，以艺术家的独立品格为基础，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以艺术的语言塑造历史形象，真实再现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归根结底是艺术与历史的问题。处理好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搞好创作的前提。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真实演绎的事件，具有客观性。艺术的真实是经过艺术家对真实事件的生动描绘及深刻感悟，使之更具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作为美术创作者应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来理解历史、诠释历史，应该以健康、成熟的心态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画家应该是历史的审美判断者和审美创造者，要辩证地处理好审美评价、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即“真、善、美”三个方面的关系，要在历史史实的表现中传达出当代美术家的现代审美感受。
在当今艺术多元的创作空间里，各种流派兼容并存，反映出我们时代的宽容和良好氛围，也给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提供更大的表现空间。当然，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应该以主旋律为基调，务求把握历史事件的主流，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进行创作，按艺术规律办事，在主旋律的基础上鼓励多元化。艺术家要在把握自己的艺术特色和特长的同时，对于一些新的艺术语言、表现形式、创作手法进行一些下气力的思考和借鉴，自觉介入主题性的作品创作。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表现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光辉的历程并以正视的立场面对创作，挖掘讴歌90年来这个伟大历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把握创作的深度，并以具有个性的方式凸显审美想象，构建作品真善美的价值体系。
历史画创作是一重大文化工程，将关乎历史、关乎民族文化艺术的振兴，也关乎民族精神的建树，关乎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当代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以平生最大力量做好的一件大事。
责任编辑 谢然子
湖南是红色革命的摇篮。这里是伟人的故乡，涌现出了以毛泽东、刘少奇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将领；这里有中国共产党的基因组织——新民学会；这里是农民运动的阵地，这里揭开了秋收起义的序幕。无论是连队建党，还是湘南暴动，也无论是平江起义还是通道会议，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在遭受最严峻的历史考验之时在湖南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湖南的革命历史可以永载史册，湖南的革命先烈可歌可泣。
为了追思历史，缅怀先烈，弘扬文化，发展艺术，我们将以实际行动投入到湖南革命历史画的创作中来，为湖南的文化历史添上新的篇章，为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历史就像一条长河，虽有源头却无尽头。时而如高山流水，时而如骏马奔腾，既有迂回曲折，也有静水流声，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所谓大江东去，千古风流人物。这是中国文人对于历史的感怀。
中国是一个崇尚历史的国度，孔子删《尚书》而订《春秋》，述而不作。太史公司马迁用其毕生精力作了一部《史记》，曾云“就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启了中国史学的新纪元。历史并非本然呈现，亦非可以主观臆断。面对历史，我们必须持有一种庄严而客观的态度。中国古代先贤在对待历史问题上其实已经总结出了心得，唐代刘知几就曾提出史家应有三长：即史才、史学、史实。到清代的章学诚，更是添砖加瓦，提出“史德”，这样就构成了中国文化比较完整的历史观。因此，历史不仅需要求真的洞察力，历史更需要求真的高尚情操与求善的崇高意志。
今天的现代汉语知识语境，让我们有了更为宽广的历史哲思的视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告诉我们，不是英雄创造了历史，而是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人民是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揭示了历史的客观真理，同时也批判了各种唯心主义的史学谬论。不论是中世纪的神学史观，还是文艺复兴的“历史进步论”，也不论是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还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纯粹理性，更不管什么诗性历史还是实证主义，这些不同时期的西方历史观，虽然在求真的意志上反映出善意的初衷，但终究显得不是过于武断就是不足。当然，我们在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优先性的同时，也并不想否定其他各种历史观的思想价值和一定程度上的真理性。
事实上，并不存在绝对客观的历史，历史既是主体实践的产物，更是主体精神的重建。历史总是在实践的意义上展开，它是自由与必然的统一。借古开今，鉴往知来，微言大义，继往开来，这些词汇其实都反映出中国古代对于历史的真正态度。追求历史的真实性，其实也就是释放人的主体性。因此，克罗齐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柯林武德则说“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这两种说法，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历史的真理性，如果不把他们的说法当作主观历史的借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两个命题理解为历史是需要每一代人去重温与重构，历史总是向着当下和未来敞开。在这个意义上，历史不仅充满着客观真理性，历史也当然会注入主体的目的性，历史更是充满着诗意性。总之，历史必将是真、善、美的完整统一。
二、以大历史的视野理解革命历史
黄仁宇曾写过一本书叫做“大历史不会萎缩”，所谓大历史的视野，用法国年鉴学派的理论来说即是“总体的历史”与 “长时段”历史。这种大历史视野，从空间上说是人类文明史，从时间上说是文明的交融与碰撞以及文明形态的变革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文明自十七世纪在工业化道路上的推进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形成，直接催生了十八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尤其是《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无疑揭开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序幕。因此，“革命”无疑是推动现代历史的重要动因，而且“革命”本身就构成了现代历史。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人民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进行了前赴后继的反帝反封建的斗争。
辛亥革命，开创了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的民族民主革命新纪元。辛亥革命，开始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虽然它未能改变旧中国的社会性质和人民的悲惨境遇，但为中国的进步潮流打开了闸门，使反动统治秩序再也无法稳定下来，激励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而更加勇敢地奋斗。
辛亥革命后，中国人民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势不可当。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相继爆发。不久，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人民革命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孙中山先生领导国民党同共产党实行第一次合作，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他的三民主义做了新的解释，形成了新三民主义。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他的革命精神，与一切忠于他的事业的人共同努力，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近现代史，根本上就是一部革命史。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近一个世纪中，“革命”成为那个历史进程中人们的信念和价值理想，“革命”具有普遍的积极的社会意义。
其实，“革命”的历史惯性抑或意识形态功能一直到上个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仍然在持续发挥作用。李泽厚先生在上个世纪末曾撰文《告别革命》，就是针对与“革命”思维相关联的激进主义的批判与反思，而并不是想要抹杀中国革命历史本身的价值。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发展以及市场经济的兴起，人们似乎对“革命”开始疏远，尤其是对革命历史有所淡忘。
三、以文化的观点贯穿历史
近现代百年，是中国历史发生巨变的百年。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湖南是一个引人瞩目的地区。在这里相继涌现出一批又一批杰出的政治、军事、思想界的精英、巨子，他们比肩鹊起，驰骋宇内，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极其巨大的影响，书写了一页又一页重要历史篇章，形成一种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奇观。这种历史景观的形成， 除了历史的必然即时势造英雄之外，我们只能从湖湘文化的内在特质以及价值动力予以解释。 湖南的红色革命与近代湘军精神一脉相承，与维新变法和辛亥革命直接相因，与湖湘文化有着深厚的内在关联。从屈原的《天问》到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从王夫之的实学到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从曾国藩的洋务运动到谭嗣同的维新变法，从黄兴的辛亥革命到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既是湖湘文化的人文典范，也是湖湘文化的精神旨归，反映了湖湘文化的历史源流。
湖南是一个崇山峻岭、滩河峻激的地方，是这里的顽石赭土、地质坚硬的地理环境使得湘人具有山民的性格特征。同时，湖湘作为荆蛮之地，向来就是民性强悍，倔强刚直。自宋代之后，湖南士风日兴，理学兴盛，开创湖湘学派，堪为“道南正脉”。近代以来，湖湘知识群体的崛起以及其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秉性，被陈独秀等称之为“湖南人底精神”。“湖南人精神”构成了湖湘文化的实质内核。
“敢为人先”是湖南人的性格特征。钱基博说:“吾湘之人，厌声华而耐艰苦，数千年古风未改。惟其厌声华，故朴；惟其耐艰苦，故强。”确实如钱氏所言，湖南人耐艰苦的强悍之气，厌华靡的古朴之风数千年未改，而成为湖南特有的传统风气。杨度说“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这应该是对湖南人性格的最好表达。
“心忧天下”是湖南人的人文品格。湖南是楚文化的故乡之一，也是昔日的“屈贾伤心之地”，屈原以《离骚》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世代相传，这既是他个人情感的反映，也是他心系国家与人民的思想写照，更有屈原的投江自尽，成为湖湘士人爱国的忠魂。湖南因有屈原，而产生了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不断激励历代知识精英们为国献身。尤其是到明末清初之际，王船山满怀亡国之痛，誓“以颈血溅干净土”，举起反清义旗，成为近代湖南乃至中国爱国主义的楷模，影响极其深远。湖湘文化的爱国主义传统一直弦歌不绝，总是心忧天下，以天下为己任，责无旁贷。
“经世致用”是湖南人的思想特征。湖湘文化在学术思想上推崇义理之学。北宋初年，周敦颐开理学之先河，以“太极说”奠定了理学基础。虽湖湘学派以“二程”理学为宗，却是“吾道南来原系廉溪一脉”。胡宏立“性本”之说，而船山则倡“道器不离”之论。王夫之既究道学的大本大营，更崇经世致用之实学，在学术思想上真正实现了“内圣外王”的理想。故而，曾国藩能够在桐城派对传统学术总结的“义理、考据、辞章”基础上，添上“经济”一环，完善了中国古典学术的治学理念。
“融合创新”是湖南人的学术特质。湖湘文化由于地缘性原因，呈现出文化上的东西参杂、南北交融的混合状态，特别是由于历史上的文人流放等原因，客观上促使湖湘文化在学术上的兼容并蓄和主观上的融合创新。周敦颐以“太极图说”融合儒道释的思想，成为道学宗主，王夫之集理学之大成，实现了中国哲学的唯物主义转向，开创了实事求是的学术新方向，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湖湘革命家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了文化思想上的铺垫。
四、以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
中国人民在经过一个多世纪的革命与奋斗，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即将到来。
革命历史题材美术创作是一件极其严肃的事情。一方面要有严格的艺术标准和深刻的思想内涵，一方面需要认真把握好当代艺术创作的价值标准和品格追求，更要关注历史和现实，注重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气派。既要注重作品的思想性，也要强调作品的艺术性。要以爱国主义精神为引导，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为动力，以艺术家的独立品格为基础，用艺术的方式呈现历史，以艺术的语言塑造历史形象，真实再现重大历史事件。
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归根结底是艺术与历史的问题。处理好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搞好创作的前提。历史的真实是历史真实演绎的事件，具有客观性。艺术的真实是经过艺术家对真实事件的生动描绘及深刻感悟，使之更具艺术感染力和观赏性，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作为美术创作者应该在尊重历史真实的基础上，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来理解历史、诠释历史，应该以健康、成熟的心态对待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画家应该是历史的审美判断者和审美创造者，要辩证地处理好审美评价、道德评价和历史评价即“真、善、美”三个方面的关系，要在历史史实的表现中传达出当代美术家的现代审美感受。
在当今艺术多元的创作空间里，各种流派兼容并存，反映出我们时代的宽容和良好氛围，也给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提供更大的表现空间。当然，革命历史题材的美术创作应该以主旋律为基调，务求把握历史事件的主流，以现实主义精神为主进行创作，按艺术规律办事，在主旋律的基础上鼓励多元化。艺术家要在把握自己的艺术特色和特长的同时，对于一些新的艺术语言、表现形式、创作手法进行一些下气力的思考和借鉴，自觉介入主题性的作品创作。我们也要客观理性地表现共产党成立90周年光辉的历程并以正视的立场面对创作，挖掘讴歌90年来这个伟大历程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力量，把握创作的深度，并以具有个性的方式凸显审美想象，构建作品真善美的价值体系。
历史画创作是一重大文化工程，将关乎历史、关乎民族文化艺术的振兴，也关乎民族精神的建树，关乎未来的发展。这是我们当代艺术家不可推卸的责任，必须以平生最大力量做好的一件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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