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一般的来说，书信集无须多话，书信本身就是最好的对于时代、事件、观点、情感最清晰、最彻底、最完美的说明。最近，读到南非作家柯慈与美国作家奥斯特的通信集（台北宝瓶文化出版了中译本），即是此类文集极好的一个范例。
　　各位手中的这本书《夏志清先生的来信》，却不是这样的一个文集。夏志清教授给我的信、文章剪报、影印件、贺年卡一件也不少，都好好地保存着。我给他的信，是写给他和师母看的，无意发表，自然不会留下副本，唯一的例外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夏先生说话速度非常快，写信也有这样的特点，一封信里会谈到不少的人、不少的事情。这些人、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两位通信者心知肚明，当然不必在信中详细交代。但是，当要把这些信件放进一本书里的时候，其“前因后果”就必须有个说明。这一来，我就明白，单方面的书信要能够撑起一本书，必得做大量的细致的功课，我的几十本日记、笔记以及其他师友的信件、书籍、文章都成为不可或缺的帮手，用以还原自1987年7月7日到2013年12月29日，以至于2014年1月18日，这二十六年里我同夏先生伉俪之间、我们周围以及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里面不只有文学写作、文学批评、文学出版、文坛佚事、人际往来，尚有对人间世的关心与忧虑。毫无疑问的，通信者的真性情也是会流露出来的。令人悲伤的事情不断地发生着，任何人都躲不开，于是世间也就有着许多的遗憾。
　　在将近十个月的时间里重温这些信件、文章、书籍，感触万千。夏先生在纽约很忙;我在天涯海角跑来跑去，也常常陷在“千军万马”的乱阵之中（苏伟贞语）。但我们都写信，用笔写在美丽的信纸上、信卡上，交付邮局或外交邮袋。夏先生不急着校对以便及时寄回出版社焦急等待的清样，铺开信纸写长信;马上要进医院动手术，先把信写了再说;外头下雨，天冷路滑，也要先把信寄出;年关近了，最要紧的事情便是写贺年卡，否则“对不起朋友”。夏先生有信来，夏先生和师母寄年卡来，我必有信去，啰哩啰嗦，大事小事写个没完。夏先生喜欢我的信，来信中说起，见面时提到，总是欢喜。
　　与夏先生接触多了，明白他是真正的读书人，一本书若是没有从大标题读到版权页，若是还没有找到感觉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那本书就等于没有读完，在夏先生口中，就是“尚未看”。“翻阅”算不算“看”了呢？那是绝对不可同日而语的。因之，他把“尚未看”挂在口头上，拍着手中的书，书里面夹着的签条却在告诉我实在的情形。我们见了面，他常常会对一本“尚未看”的书提出一些看法，甚至推荐给我，我自然是会去找来读的。从他那里，我学到了一个读书的最基本的方法，绝不走马观花，决不抄近路，习惯于精读与慢读，文本它自己给我们的教益是在任何的课堂上都得不到的。
　　书写则是更严谨的事情，绝对不能马虎。夏先生一辈子都在跟报刊书籍中的错字、错标点、乱七八糟的道听途说、臆测等等“荒谬”奋战。他寄给我文章的影印件，上面有很多他亲笔修改之处，他送给我们的英文原著，有了勘误表还不算，还要亲手改几个字母。因此，我寄书给他，也一定要改正了每一个误植的字、每一个误植的标点，这才付邮。我们一老一小都是“超级校对”，火眼金睛。
　　夏先生写文章不但用心，更是用情，设身处地，从作者自身的角度去体验其真实的感受。但是，他绝对不肯说任何违心的话，对于他认准了的事情，绝不改口。如此这般，人家开研讨会，请了他去，自然是希望他多讲好话的;他却直言不讳，讲好的一面也要讲不够好的一面，人家自然尴尬。或者，作者忌讳的事情，他却讲得极为透彻，作者也是受不了的。评析潘垒小说与评析琦君散文的两篇长文都是典型范例，至今没有收进任何的文集，却是夏先生提到很多次的“用心写的”重要的文论。我不忍其散失，于是根据夏先生亲自修改的剪报影印件一字字输入计算机，收录在这本书里。相信读者朋友们看到这些几十年前写的文字，一定会感动，也一定会得到多方面的启迪，对于夏志清教授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也会有更深的体认。
　　夏先生是一位文化巨人，但是，还是有很多事让他悲伤，让他烦心，让他感觉遗憾。我写这本书，耳边总是响着他琅琅的笑声、快速的语声。我知道，他一定会看到这本书，而且，他一定是欢喜的。
　　这本书之所以能够出版，首先要感谢我的丈夫Jeffrey和我们的儿子Andrew。在我们全家从一个地方搬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整整十七次的大搬家当中，他们极有耐心地将我的越来越沉重的书籍、越来越鼓胀的信夹、越来越多的日记本、笔记本稳妥地放进纸箱，或空运、或登船，送往下一站。对于全部待运物资中这最为沉重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有怨言，因为他们深切了解，这一切是我摆放心神最重要的区域，是一个他们完全无法真正了解的区域。我永远记得，七岁的Andrew用他的小手把信夹里的纸张摆放整齐的时候，我有点不忍心，这些纸张上的字句他连一个字也不认识。他却很开心地跟我说：“很好看的字，好像神秘的符号，它们把你带到另外一个世界。”是的，它们确实是神秘的符号，而且绝顶重要。没有它们，就没有读者手中的这本书。
　　我一直非常喜欢夏先生的两篇长文，夏先生自己也是非常的珍视。但是现在遍寻不获，纸本书里没有，网络世界也不见踪影。我拜托台北文学教授张素贞女士帮我探访，她走访了多家图书馆、文讯月刊编辑部、著名书商乐学书局，得到的答案都是这两篇长文散失了。但是我手里就有，而且是夏先生亲笔改过的，于是请教台湾商务前总编辑方鹏程先生，他赞成我把这两篇文章收进书里，“以保持夏公著作的完整性。”
　　在研究、比对、书写的过程中，我的大量藏书仍然有不足之处，向台北乐学书局求援，永远能够及时得到奥援，我期待的书来了;我没有想到，但是含有准确数据的书也来了，每每让我大喜过望。乐学书局黄新新小姐的博学、周到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帮助我厘清了许多的疑问。
　　感谢我的家人、朋友最切实的支持，感谢和允晨出版社的创意和对纸本书的珍惜，使得我们能够一道来完成一本书，表达我们对夏志清教授的敬意。

一

　　初次捧读《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事情。书中的内容，曾经与沈从文伯伯、兆和姨以及祖光伯伯等等许多的长辈与朋友充分地讨论过。当然，关于正文内容以及两篇极有份量的附录《一九五八年来中国大陆的文学》、《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大家自然是深深感觉到夏志清先生的敏锐与独特。夏先生讲到五十年代初韩战期间曾经为美国军人编写《中国手册》，他写了《文学》等三大章以及《礼节》、《幽默》二小章，也参与了一些其它篇章的写作，其中包括人文地理的部份。“自序”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五十年代后期《时代》周刊刊印了一个中国特辑（该期人物封面是毛泽东），居然也报导中国各地区的风俗人情。那晚我翻阅这个特辑，看到上海人如何如何，北平人、山东人、湖南人又如何如何，都根据我撰写的材料，有些地方字句也不改，看得我人仰马翻，大笑不止。生平看《时代》周刊，从来没有这样得意过。”夏先生笑声琅琅，有着丰富的内涵，其中之一自然是因为当初这个部分没有什么参考数据，“只好凭我的常识和偏见去瞎写”。大陆作家们读了也大笑，笑到眼泪都流了出来，原因却是不同的……
　　认识夏志清这位传奇人物，却是1987年7月7日的事情。那一天，台北《联合报》副刊的小说家苏伟贞与她的先生张德模来到纽约，约了我到法拉盛去。那时候，我刚刚从康州返回曼哈顿，身心俱疲，一脸憔悴。但是，那一天的约会却是非常的要紧，与来自台湾的伟贞夫妇是头一次见面，与同住纽约的夏公、鼎公也是头一次见面。法拉盛的中餐馆里，一桌五个人，谈得很开心。那一天，我带了一瓶香水送伟贞，她的表情好像充满好奇心的小女孩，马上旋开瓶盖，在耳朵后面轻轻点了两点，席上飘起轻柔的香氛。鼎公与德模面带微笑正襟危坐，夏先生却看得很专注，很有趣。那时候，我就觉得，鼎公与德模是属于东方的，夏公却是属于西方的。他的专注里有着许多的内容，我马上想到他的小说史，想到他对女性作家深切的同情与理解。回程中，与夏公同时搭乘地铁，他比我年长许多，却非常地绅士，一直在帮我找位子。当时我就想，自己想必是一脸的病容，害得夏公操心。同车的还有伟贞夫妇，所以，一路上夏公都在讲中文，亲切地嘘寒问暖，这位大学问家真是一位谦谦君子。我心里这样想。
　　那一段时期，我们极为忙碌，我忙中偷闲写《折射》，甚至挤出时间完成了短篇小说《骨灰》，心情可以用“肝肠寸断”来形容。除了联合国以及美国使团的大量活动之外，大陆作家张承志来访，与台北文坛的痖弦先生、伟贞、李牧先生、魏子云先生也通信极勤;与大陆的吴祖光先生、郑万隆、朱晓平、张笑天、张守仁、杨良志、焦世宏（焦菊隐先生的女公子）诸君也通信不止。其间，甚至写了一些关于大陆新锐小说作家莫言的读后感给鼎公，也寄了几本大陆的“伤痕文学”、“寻根文学”给鼎公。一直到了10月8日，才写信问候并寄了刚刚写完的小说《电话》给夏公，因为7月那次见面，我知道夏公与吴祖光伯伯是旧识，而《电话》里面的一个重要角色正是吴祖光伯伯，同时寄上的还有《下班以后》。想不到的，10月30日却收到了夏公给我的第一封信。信纸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米色书信用纸，格式自然应当是横写，夏公的信却是将信纸“放倒”直写，字字分明。
　　韩秀女士：
　　7月7日那天，苏伟贞来纽约，我有机会看到您，而且一路同你从Flushing坐车回曼哈顿，的确让我感到很高兴。您是美国人，可是国语讲得这样好。今晚把你寄我的大作“下班之后”也拜读了，对你北京味道很重的白话，也感到很惊奇。文字实在流畅，而且有味道，“洋人”能写这样好的中文，实在太不容易了。小说写李玉静十多年、二十年来的情形，虽然主要凭她的回忆，读来也很动人。在大陆，苦命的女子实在太多了，李玉静为两次结婚而受苦，最后决定出走，不回婆家，是很好的决定。秦芳和李师傅的强烈对比，也很有意思，你对北京缝衣厂的情形很熟悉，也很不容易。最近“联副”刊了你的新作《不惑之年》，我已把三份报保留起来，日内即要拜读。您写小说专写大陆，而你自己时间在北京又不太长，可你真花工夫，在关心在研究大陆人的生活。苏伟贞爱刊登你的小说，我想“联副”的读者群也都爱读你的小说的。望你继续努力，多写！
　　吴祖光星期天晚上我在一个Cocktail Party上又同他见面了。我同他见过三次了，第一次在巴黎;第二次在纽约，二、三年前;这次他重来……更受欢迎了。他讲了一段……经过，很有趣。想他这次会再来NY，你有意同他一聚，我也愿意作陪。你搬来纽约后，可能生活比在华府更忙。听说张辛欣月初也要来纽约，不知你同她熟不熟？我的电话是7496853，有事可打电话联络。
　　谢谢您给我信，且寄小说给我看。你们全家都好。
　　祝
　　秋安
　　夏志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