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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龙扬志，湖南涟源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种，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件。
据史料记载，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移民外迁至19世纪中叶已蔚然成风，到20世纪中叶，粤籍海外华侨已近700万，占全国侨民总数的70%，而随着全球流散时代到来，这一比例在70年后的今天略有下降，散居世界的粤籍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侨乡。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既在金融、贸易等领域为广东创造体量巨大的外资，也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广东籍海外华人作家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在近代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以域外生存经验和行旅感悟为书写内容，记录着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也用饱浸民族基因的笔墨，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沟通中外的作用，同时在不断拓展的生命履历里，借助文学书写的方式回望故土，通过文化符码的编写持续表达“割不断、理还乱”的故园乡愁。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种直接的文化表征方式，往往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趣味，而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土语方言，尤其具有家园记忆和故国怀念的作用。据学者统计，世界上讲广东话的人數在1958年就有4300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1992年有65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1%，这一数量和比例表明粤语是汉语中第一大方言。①与此同时，大部分海外广东人在家中讲广东话，是所有海外华人中保留自己方言最成功的语言社群。因此，粤籍华人即便侨居异国他乡，粤语作为传承文化记忆的母语已渗入集体潜意识，而华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使用带有强烈身份象征意味的方言，将中外文化的体认和感悟形诸笔端，文学作品也就打上了追忆原乡、确证身份的烙印。
本文选择粤籍东南亚华人作家、北美华人作家和港澳作家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他们在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方面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方言表达所蕴含的文化乡愁，如何建构华人对母语文化的集体想象。同时，将方言纳入海外华人文学讨论语言与身份的重建，阐述粤语方言在作家身份认同过程中发挥的塑造功能，展现全球化背景下母语（方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建设作用。
一、离散身份与语言记忆
杜维明曾把中华文化划分为三个象征世界，试图从不同区间互动审视文化中国的内在构成。其划分依据是与中华文化的亲疏远近：第一象征世界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第二个象征世界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第三个象征世界包括与日俱增的国际人士，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商、企业家和作家，等等。根据杜维明的论述，使用“华人”（具有中国始祖的人）而非“中国人”（中国公民）指称种族和文化上同属于中国但国籍甚至乡籍各自不同的人群，这种共识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文化根源建立一个跨国界的网络，努力消除文化运动的政治性，通过世界背景探讨“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从华人演变史看，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对某些特定移民群体和家园文化而言，省份往往不能满足华人的情感认同。“1949年之后开始了往北美的移民潮；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华裔美国人并不自称为广东人（这个词所指太广泛，无法唤起真正的根的感觉），而自称为省内某分区的人，像佛山人、中山人和番禺人。在欧洲和东南亚的华人也有类似的现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互助会，通常就是依据同县或同村的关系——而不是省籍贯——组织起来。”①因此，文化身份认同需要回归具体的族裔源头，根据方言背景划分族裔归属成为常见的方法。
现代民族认同不同于古代以血缘、地缘等关系自然划分的事实，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对他者民族的认同因此首先表征为文化认同，具有深刻的自觉意味。费孝通曾经指出：“文化自觉只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②不难理解文化自觉与语言自觉的密切关联，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语言背后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隐藏着该民族的诸多内在秘密，比如审美结构、价值伦理与精神状况。因此，母语能给个体成员带来归属感与安全感，成为持续激活写作灵感的源泉。
美国社会学家施默霍恩认为，族裔是作为族群的一个或多个象征物的文化聚焦，象征性的文化纽带可以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加牢固地将同族裔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亦指出：“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局部的前进或倒退，我们从语言中可以辨识出每一种文化形态。……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个民族的产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的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赠。”①由此可见，“语言即人的思想即人的存在”，表面看来稳固不变的语言因方言发生变异，由此展示出不同地方独特的文化内涵。
考察海外华文写作的语言选择，可以发现粤籍作家经常在作品中书写那些带着原乡意味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符码，甚至直接选用地域色彩更加浓厚的潮汕、广府、客家方言。尽管方言书写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构成了理解的屏障，作家的自主选择显然超越了他者的认同，说明他们希望自己的内心被文化背景相似的群体所接受。安德森曾经指出，由表意语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拥有超越语音障碍的天然优势，使族群成员能轻松进入纯粹符号的世界，而由中文这种“神圣语言”所结合的“古典的共同体”，对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由此实现对共同体成员的认定。②流散海外的写作者以母语作为维系族群记忆的媒介，搭建置放心灵与精神归依的家园。方言作为直接呈现血缘关系与族群记忆的文化符号，凝聚了特定地区的生存智慧和人文精神。当方言化身书写话语和修辞形式，必然倾注着作者精神的自我理解，从而表现出作者对本土文化和异族文化的价值立场。 二、作为建构社群想象的
粤语书写
东南亚作为早期华人移民的首选地，经过历代华人的艰辛耕耘，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其中新马华文学又以运营的连续性和作家代际延续的完整性而首屈一指。在马崙（梦平）编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一书中，收入的华人作家有2948位，其中马来西亚广东籍作家占据马华文坛半壁江山，在新马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就有李光耀、陈崇智、方修、碧澄、陈慧桦、王润华、张贵兴、陈雪风、陈政欣、梁放、商晚筠、李忆莙、方娥真、李宗舜、何启良、洪流文、胡金伦、黄孟文、李天葆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八字辈、九辈字作家，他们的写作有力地参与了马华文学由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转化的历程建构，又在民族文化主体性维护、抵制他者/异族压抑方面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规模化的“南来文人”现象引发新马华文文艺的“本土化”课题，文学的本土化固然关系到作家主体如何书写生存经验、关注切己问题的内在要求，但是此种趋势并非马华文学酝酿的孤立现象，世界范围的离散写作或多或少都受此命题支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兴起的“再地化”浪潮，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冲突与妥协，对应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结构，并进一步演化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化多样性要求对西方文化霸權的抵抗。
印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说：“用移民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他的眼光既是局内人的，同时又是局外人的。”①当华人从“局内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写作，必然会思考文化的“在地”（本土）维度，但是文化融合又决定了“局外人”不可避免走向捍卫本民族的立场，不断通过文化符码回归离散族裔的原生领域，这是文化乡愁之所以持续萦绕于华人写作空间的重要原因。钟理和在日据时代喊出“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原乡人》），反映出一代人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忧虑，而在居住国逐渐完成国族认同的海外华人，他们对“祖国”的内在关联已由直接关怀相应地演变为对“文化中国”的追寻，这一过程反映出生存课题对主体的文化塑造，也说明文化作为联系族群的纽带，始终具有不可摧毁的稳固作用。
事实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华人近百年的移民心路，就是一种身份重塑的过程。海外中国人经历由“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换，背后对应着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处境，尤其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的华人作家遭遇的心理冲击，决定了他们天然地保留“华侨”的思维方式。比如新马华文坛的韦晕、铁抗、方北方等作家，一方面强调马华文学要书写本土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笃信马华文学乃中国文学之支流，此种“暧昧”的文化立场，为他们后来遭受新生代作家的集体抨击埋下了伏笔。在新生代作家看来，国家认同成为华人不可逃避的现实困境，甚至持续数十年而不得其解，症结在于国家当局采取打压少数族裔的威权政策。然而在“为承认而抗争”的过程中，马华族群不仅业已完成国籍身份的认同，而且在文化姿态上体现出立足南洋、灵根自植的决心，如何摆脱中国文学的影响焦虑，开拓出属于马华的文学空间已成为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作为身份觉醒的一部分，书写民族歧视遭遇成为第一代华人作家的使命。潘雨桐《一水天涯》表达的就是华人身份之痛，林月云十年前嫁给马来西亚华人后裔陈凡而成为新移民，为维护公民权而不断向公民权局递交申请材料，但是十多年仍然无法获得认同，那些真正非法进入马来西亚的菲律宾人、印尼人却顺利获得合法性承认，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理落差与温馨的原乡记忆构成鲜明对比。作为潘雨桐的同代人，张贵兴、李永平长期寓居台湾，却无法阻止他们执着书写双重边缘化的“故国”。李氏于198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吉陵春秋》，语言糅合了中国乡土风格与南洋情调，这种混杂美学的尝试为他后来的身份想象奠定了广阔的根基。类似《大河尽头》追溯原乡对于生命个体的意义，本身就是一则海外华人文化返乡的寓言。
由于成长环境的限制，新生代作家较少涉及原乡经验的想象，他们的作品经常有意使用方言俚语，此种文化身份的展示尽管仍服务于华语社群空间的建构，但与老一代作家的乡愁书写主题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以近二十年来马华新生代作家的领军人物黎紫书为例，可以看出她对广府、客家文化的用心经营。黎紫书1971年生于怡保，祖籍梅县，自1990年代中期因获“花踪文学奖”崭露头角，已通过扎实的创作形成马华文坛独特的“黎紫书现象”。黎紫书的小说题材广泛，粤语元素丰富，尤擅细腻刻画发掘南洋华人的精神境况。不少读者留意《州府纪略》涉及的马共题材，其实“马共”只是引起兴味的楔子而已。小说里的“吃瓜群众”并不惦记什么马共英雄，而是那个会唱戏的谭燕梅，李乾初、张淼坤、黄其祥、罗雁生、蔡碧玉、赵锡贤、赵苏虾、廖秀卿、廖兆国、刘远文、李银桃等人眉飞色舞谈论神秘的谭燕梅，无非用本地视角诉说一段与华人有关的陈年旧事。比如李乾初的叙述：
有个叫谭燕梅的，我记得。唱帝女花做皇帝女，唱功做手都好，以前旧街场京都戏院有义演，说是赈济广东水灾，全场爆满。戏院外面卖咸水花生都卖到发达。
真的，卖花生那个就是谭燕梅的契家佬，叫……雁生，姓罗。我们叫他生仔生仔，叫到熟，还一起看戏。他不多讲话，只是傻呼呼地由头看到尾，一有谭燕梅出场他就拍烂手掌。慈善社的人都这么讲，说他和谭燕梅有路，每晚收了档就在慈善社楼下等人，叫一部冷车两个人坐，送到休罗街才分手。谭燕梅老公在楼上，一直咳，什么都没说。
方言的叙述给人留下亲切的印象，像“契家佬”“有路”“收档”“卖到发达”“叫到熟”“拍烂手掌”等粤语常用的词汇，粤曲经典唱段《帝女花》，小说也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乡土气息”，仿佛这个叫怡保的城市就是从中国南方移植到马来西亚，然后被作家写入小说里。《州府纪略》之所以有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离不开口语方言的大量使用。张淼坤形容谭燕梅的美貌时说： 没想到谭燕梅这么美，她演王宝钏，一出场我就看得眼定定，耳朵嗡嗡响，彩莲说什么没听到，大锣大鼓督督锵也没听到，心想死了死了仙女下凡。
黄其祥则这样描述：
我大姐个样都几好，虽然矮少少，鸳鸯眼，不过笑得甜，有小蛮腰，做女时很多男仔追。
平实俚俗的话语在不经意的家常闲话之中，便把一个平头百姓眼中的美女勾画得丝丝入扣。小说叙述的这些人来自社会底层，自然不能使用艰涩花哨的形容词，在他们眼中，令“大锣大鼓督督锵”都成耳边风的女孩子便是“仙女下凡”。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詈骂，此时成了活灵活现、原汁原味的证词，各有各的声口。
黎紫书曾经谈及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粤语的使用：“我在那里（怡保）待了30多年，它占据了我记忆的大部分。它在书写上对我更大的影响，是语言的冲击。在怡保都说粤语的，我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第一个想到把粤语放入小说的人，我之前的短篇已经那么做，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这个事情在香港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在马华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写。我觉得要表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比语言更直接。”当粤语作为作家、人物角色乃至怡保的母语出现时，小说也就真正“开口说话”，特定的人物命运因为共同的发声机制而联系到一起。
除美学效果之外，方言代表了一种“话语政治”。洪堡曾说：“借助语言媒介，极不同的个性通过相互传告各自的外向意图和内部感受而统一了起来。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① 如果说华语建构了海外华人维系情感与精神结构的社群空间，那么方言无疑是这个空间里最具象征意义的内在化力量之一。自中国废除双重国籍六十多年以来，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人已完成落地生根的身份与心理转换，不过跟欧美华人主动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不同，东南亚华人一直保持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坚定维护。此种选择固然体现出华人对民族身份的情感态度，反对排斥、追求承认提供的力量尤其不能忽视。欧美华人尽管也曾经历歧视的遭遇，然而那一页早已翻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的脱殖独立运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发生过持续抵制华人的运动，而华人群体最大的印尼、马来西亚尤具代表性。印尼战后发生过多次针对华人的骚乱，比如万隆暴动（1946）、巨港暴动（1947），苏加诺政府上台的前十年间推行限制华人经济与文化的政策，1965年禁止所有华文报刊出版，1969年“9·13政变”、1998年排华事件造成数十万华人被害。马来西亚1969年“5·13”华马种族冲突发生后，马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益被“新经济政策”严重压抑，当局将马来文学塑造为“国家文学”，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被排斥。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遭遇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华人作家化苦难为墨血，书写薪火传灯的文化信念。但在追求国家承认的进程中，新生代作家的本土意识不断强化，90年代马华文坛喊出了“文学断奶”的口号，虽然人们经常从文化主体性发展角度加以积极解读，其实何尝也不是碍于威严政治而进行的自我阉割？
虽然方言并不直接构成文化政治的抗议，但是清晰地传达了华语的“内在化”面相。华文文学中的潮州话、客家话、广府话元素运用，不仅以顽强的方式铭刻着旧日的光影，在异国他乡形成一种熟悉而别致的韵味，而且使“中国性”获得了文化原乡最有力量的支撑。
三、方言写作的延续与变异
尽管标准“华语”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国家的民族想象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国族以民族国家面貌出现时，所获得的存在是一个观点、一个幻思、一个幻觉、一个再现——也就是一个被代表的国族——与真正的国族以全然割离”。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经常对族群多样性形成认知层面的遮蔽，而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恰恰是民族主义浪潮不断积累和强化的后果，因此地方文化天然地具备反抗文化霸权的功能。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强势崛起，华人的命运亦迎来重构的历史契机，移民居住国当局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密切文化联系的群体能够发挥特殊的沟通中介作用。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呼唤研究者跳出以往观察模式，将方言写作纳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在美学、思想领域形成新的学术互动，探讨华语文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延续和变异，同时与所谓“正统”的中文创作进行平等对话。而挖掘海外华文文学在使用地方语言时隐含的生命细节，重新审视中文的世界旅行所呈现的丰富景观，这对于重构华人的经验与想象比以往讨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时因袭的立场与方法要更加有效。
杜维明将东南亚、北美华人群体列入文化中国的“第二象征世界”，若从方言的群体使用情况考察，这种类别划分不足以表征其差异，即便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方言的日常使用与文学书写的不平衡性也远甚于彼此的共同性。如果把视线扩张到北美、欧洲地区，再比对反观港澳地区的方言写作，可以看到粤籍作家独特的生长姿态和能指意义。
与东南亚华人作家构成同时代参照的北美作家，早期书写不外乎生存之痛、离乡之苦，然而经历世代变迁和混血繁衍，早已面目不清，但是他们的文学书写逐渐壮大为重构文学史的华裔文学现象。华裔作家自出生起即脱离中华文化母体，虽然故国元素在他們笔下不如东南亚作家浓郁，但是文化基因仍然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呈现出语言在异质空间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延续与变异的特质尤其具有文化意义。
祖籍广东新会的华裔作家汤亭亭曾进行过将汉语转换成其他形式的尝试，比如粤语歌谣在诗歌《成为诗人》（To Be the Poet）中的书写：
SomGoong ah. （三公啊。）
Say Goong ah. （四公啊。）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
Mahhai cup cup， （马靴得得，）
say ngyeuk， yow say ngyeuk， （四脚， 又四脚，）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
粤语童谣作为残存的原乡记忆，来自父辈使用的语言。汤亭亭曾经介绍，她在小说里直接采录广东话，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母语对于她的写作起着强大的激勵作用。她说自己回忆起第一次来中国， 发现她想象中的广东新会老家竟与现实中的景象相差无几。为了描述自己的文化，她试图在英文写作中找到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它能结合母亲、祖父讲故事的韵律，实验性地加入汉语，这使她的英语更加完美。①与此类似，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经常在蹩脚的英语中夹杂着粤语方言，正是从这些混杂的语言里，反映出海外华人族裔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母语文化的密切关系。尽管有的文本已被刻意提纯，看不出来自文化原乡的印记，但是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内在的情感脉络，“因为语言深深地渗透着历代先人的经验感受，保留着先人的气息。这些先辈与我们的民族联系和亲缘关系，体现在同一种母语的同一些语音上，我们自己就是用这种母语来表达感情”。②异质文化环境的生存体验，吸引华裔作家追寻保留在记忆深处的文化源头，获取“一定程度的方向感和些许确定性”（洪堡特）。也许他们从未踏足那片父辈生存过的土地，但中华文化基因融进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剔除的标记。
由于身处异邦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语言身份，华裔作家将汉语打乱、重组，原本稳定一体的汉语变换成混杂着个人记忆、故国经验以及异邦体验的鲜活的、变化的语言。来自祖居国的文化记忆通过语音的外壳保留下来，成为华裔作家在文化夹缝中生存与表征自我的重要资源。正是与原乡保持着疏离的现实身份，华裔能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故国文化，原乡对于他们来说是通过文化记忆联系起来的独特天地，不受外在因素和刻板印象的干扰。他们通过打散与重置，创造出既游离于正统汉语经验之外却又印刻着中华文化印记的语言，不断书写既源于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又与异域经验相混杂的离散身份，呈现出族裔视野下个体生命在异域空间中重构的多种向度。
而在时代经验的转换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留学、经商、投资等各种因素移居国外的华人新移民作家体现出身份问题的差异化关注，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价值追求，他们的写作与老一代华人不可同日而语，彰显出全球时代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张力。
以严歌苓为例，她所创作的小说注重女性视角，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文笔细腻，风格鲜明。她的小说大量加入了地方方言，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气息十分突出。严歌苓早期曾生活于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小说也经常出现这些地区的方言。不同于黎紫书等人对方言话语的全方位使用，严歌苓主要使用方言土语和语气词。比如小说《白麻雀》就采用四川方言表现人物身份，如小蓉所使用的语言：“狗日班玛措，你平常咋穿裤儿的？腰杆都莫得你皮带栓在哪儿了？这下好了，有地方栓裤儿了。”“龟儿凶啥子么凶？你不是闹麻了要脱军装吗？”这些话中，“咋”“莫得”“裤儿”“啥子”“闹麻”等词语都属于四川方言词，方言土词可以展示人物的形象与性格，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氛围。而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则经常使用河南方言：
有时从早到晚，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她还在那扒着。要问她：“你不饥吗？”她说：“老饥呀。”假如人家说：“下来喝完汤吧。”她便回答：“俺爹说，吃人嘴短，账就收不回来了。”人说：“不就欠你爹二斤‘美孚’钱吗？”她说：“一家欠二斤，俺家连汤也喝不上了。”
充满泥土气息的方言不仅让人物对话亲切自然，而且也突出了王葡萄质朴、本真、敢做敢当的性格。短篇小说《天浴》使用诸如“喽”“嘛”“啥”“哟”“咋”等方言语气词，营造出一种日常化的粗鄙交流氛围，为人物表达压抑的情绪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
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严歌苓对文学语言的使用自有其美学理念，也许她的书写不具备老一代华人作家的离散悲情，但也不能忽视她对文化中国的建构意义。“中华性”作为海外华人无法挣脱的身份烙印，新生代作家即便完成从适应到融入的身份重构，“中华”作为文化血缘的母体仍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发挥极为重要的塑造作用。去国离乡的经历、身份的转换、文化的差异，总是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在中西文化交汇点获得重新审视本族文化的契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藩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藩篱的约束。”①与老一代华人相比，接受良好教育的新移民外语能力更为突出，意味着他们占据通向美丽新世界的捷径，也拥有潜返文化故土的隐秘暗道，穿梭往返，游刃有余。新移民作家热衷于书写跨界题材，与此不无关系。
从“西方”反视“东方”，新移民作家能够敏锐发现深藏于故园民间厚土的文化底蕴。对于民间资源的重视构成了华文书写地方经验的变异，如刘荒田创作的“假洋鬼子”系列，以戏谑方式激活其域外体验，方言口语的丰富与生动获得强烈的本土意味，作品也弥漫出质朴的生活气息。当作家以民间的语言去消弭神圣与崇拜，化解苦难和奴役，带着泥巴土块芬芳的方言俚语就在作品中点点化开，乡野气息与环境的蛮性野趣相互渗透，在还原生活与人性方面取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与欧美等距离“原乡”遥远的地理空间不同，港澳地区与大陆一衣带水，虽然同处粤文化区，但是在特定时期也产生了“一水天涯”的文化乡愁，尤其在港澳回归之前，各自的文学发展在精神状态上产生了基于地缘文化的独特品质，作为一种内部离散的书写对照，同样反映出粤文化的变异景观。
香港作家对本土性的自觉，是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背景下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香港被英殖民者管治，省港民众尚无边境概念。舒巷城、黄谷柳等“南来作家”的写作，虽然大部分内容写香港，其实不少场景与广东密切联系，语言也并无明显区别。方言在中生代作家中逐渐成为一种激活灵感的资源，黄碧云的《烈女传》《烈佬传》使用了大量广东话，以桀骜难驯的本地方言作为叙述语言，似乎建立了一道横亘在读者面前的阅读障碍，然而这种贴近底层人物的文学话语所制造的陌生化效果，使得作品具有内敛的语言魅力。《烈佬传》获得第五届红楼梦奖首奖，方言的精心提炼成为一大亮点。董启章一向喜欢用大量粤语塑造本土特色，探索方言在表达生活中的可能性与冲击力。比如《时间繁史》就有许多用广东话进行哲学讨论的内容，粗略统计，广东话篇幅占到1/3之多，可以看出其家族在广州的生活经历。澳门张兆全、冯钜鹏、淡如、劲夫等人1990年代初都曾用方言写作小说，如冯钜鹏的《过埠新郎》、张兆全的《跛德与闭眼女神》、林中英的《重生》，都选择广东话为叙述语言，讲述澳门新移民的悲苦人生，成为重返澳门文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文本。此外澳门的戏剧也多用方言，勾勒出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场景。 从情感的角度看，港澳地区的方言写作可归为追寻“本土特色”的文化意识，在经历身份转换过程之后，这种“文化寻根”的诉求与大陆自有差异。相比之下，处于中华文化圈内核的大陆地区的方言写作承担着较小的文化压力，他们没有确认身份的迫切要求，方言写作虽然同样有着文化指认的意味，但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营造遥远、神秘氛围的手段出现。而在大陆境外作家的方言写作中，本族语言始终是维系文化血统的重要桥梁，回到本土语言和先祖讲述，寻找本土特色也就具有文化保存和身份确认的意味。
结 语
“语言是民族的创造，同时，它也是个人的自我创造，因为，语言的创造只有在每一具体个人的身上才能进行，而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求得所有的人理解，并且所有的人都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语言。”①离散写作迎来“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语言最终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尽管这种语言满载着族群记忆，充满着口语方言杂音，但是作为“中华性”的内在组成，以文化之名得以与中州正韵平等而论。对于海外华人作者来说，被规训的“标准中文”必然会在异国他乡慢慢消解文化政治的象征意义，而具有文化身份同等指称功能的方言土语，则会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记忆储存与提取的源头。巴赫金认为，这种“充满杂音”的语言永远处在离心与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者不断对话的表意行为。在华文文学所提供的不同华人族裔群体相互对话的场域中，作家笔下的南腔北调及其蕴含的复杂多样的族群文化、信仰和政治倾向丰富了我们对于正统中华文化的认知。
法国学者德勒兹、伽塔里在界定“少数文学”时概括出四个特点：语言的解域化、文学中的一切都是关于政治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及景象与声响的创造。将来或许还可以由“少数文学”考察粤籍海外华人群体的方言写作提供的参照视野，无论如何，方言并不只有语言修辞的作用，而且蕴含着基于文化策略而采取的深层意图，比如还原、振兴族群文化身份位格的历史想象与集体记忆。近代以来广东华人的离散书写完整地呈现了海外移民在不同阶段、不同空间遭遇的离乡之苦、思乡之痛，再现了民族国家命运对于华人个体的深刻塑造，这一沿珠江水系走向远方的群体，无疑极大地推動了地方语言、文化、情感体验的世界性弥散，同时母语又用极具感召力的韵律吸引着异乡人迅速找到自己的同类，加速他们对宗族、民族、国族身份的认同。渗透着地域文化的形声文字，在异国他乡焕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撩动情意绵绵的恋乡之情，不仅提醒其来处，而且召唤其归程。
龙扬志，湖南涟源人，文学博士，暨南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多种，在国内外核心期刊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200余件。
据史料记载，广东、福建等沿海省份的移民外迁至19世纪中叶已蔚然成风，到20世纪中叶，粤籍海外华侨已近700万，占全国侨民总数的70%，而随着全球流散时代到来，这一比例在70年后的今天略有下降，散居世界的粤籍华侨华人有3000多万，是全国首屈一指的侨乡。自改革开放以来，华侨华人既在金融、贸易等领域为广东创造体量巨大的外资，也为推动中外文化交流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得益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广东籍海外华人作家成为一个重要群体，在近代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发展过程中扮演着极为关键的角色，他们以域外生存经验和行旅感悟为书写内容，记录着中国走向世界的心路历程，也用饱浸民族基因的笔墨，在文化交流中发挥着沟通中外的作用，同时在不断拓展的生命履历里，借助文学书写的方式回望故土，通过文化符码的编写持续表达“割不断、理还乱”的故园乡愁。
众所周知，语言作为一种直接的文化表征方式，往往渗透了作家的价值取向和精神趣味，而伴随一代又一代人成长的土语方言，尤其具有家园记忆和故国怀念的作用。据学者统计，世界上讲广东话的人數在1958年就有4300万人，占世界总人口的1.5%；1992年有6500万，占世界总人口的1.1%，这一数量和比例表明粤语是汉语中第一大方言。①与此同时，大部分海外广东人在家中讲广东话，是所有海外华人中保留自己方言最成功的语言社群。因此，粤籍华人即便侨居异国他乡，粤语作为传承文化记忆的母语已渗入集体潜意识，而华人作家在文学创作中使用带有强烈身份象征意味的方言，将中外文化的体认和感悟形诸笔端，文学作品也就打上了追忆原乡、确证身份的烙印。
本文选择粤籍东南亚华人作家、北美华人作家和港澳作家的语言使用情况进行比对，分析他们在语言使用与身份认同方面展示的文化内涵，以及通过方言表达所蕴含的文化乡愁，如何建构华人对母语文化的集体想象。同时，将方言纳入海外华人文学讨论语言与身份的重建，阐述粤语方言在作家身份认同过程中发挥的塑造功能，展现全球化背景下母语（方言）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建设作用。
一、离散身份与语言记忆
杜维明曾把中华文化划分为三个象征世界，试图从不同区间互动审视文化中国的内在构成。其划分依据是与中华文化的亲疏远近：第一象征世界包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香港地区、新加坡；第二个象征世界是由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第三个象征世界包括与日俱增的国际人士，例如学者、教师、新闻杂志从业者、工业家、贸易商、企业家和作家，等等。根据杜维明的论述，使用“华人”（具有中国始祖的人）而非“中国人”（中国公民）指称种族和文化上同属于中国但国籍甚至乡籍各自不同的人群，这种共识形成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希望借助文化根源建立一个跨国界的网络，努力消除文化运动的政治性，通过世界背景探讨“作为中国人”的意义。
从华人演变史看，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移民大部分来自东南沿海，对某些特定移民群体和家园文化而言，省份往往不能满足华人的情感认同。“1949年之后开始了往北美的移民潮；在此之前，绝大多数的华裔美国人并不自称为广东人（这个词所指太广泛，无法唤起真正的根的感觉），而自称为省内某分区的人，像佛山人、中山人和番禺人。在欧洲和东南亚的华人也有类似的现象。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的互助会，通常就是依据同县或同村的关系——而不是省籍贯——组织起来。”①因此，文化身份认同需要回归具体的族裔源头，根据方言背景划分族裔归属成为常见的方法。
现代民族认同不同于古代以血缘、地缘等关系自然划分的事实，它具有强烈的社会性特征，对他者民族的认同因此首先表征为文化认同，具有深刻的自觉意味。费孝通曾经指出：“文化自觉只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对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②不难理解文化自觉与语言自觉的密切关联，作为社会文化大系统的组成部分，语言背后承载着独特的文化内涵，隐藏着该民族的诸多内在秘密，比如审美结构、价值伦理与精神状况。因此，母语能给个体成员带来归属感与安全感，成为持续激活写作灵感的源泉。
美国社会学家施默霍恩认为，族裔是作为族群的一个或多个象征物的文化聚焦，象征性的文化纽带可以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加牢固地将同族裔的人们凝聚在一起。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亦指出：“语言与人类的精神发展深深地交织在一起，它伴随着人类精神走过每一个发展阶段，每一次局部的前进或倒退，我们从语言中可以辨识出每一种文化形态。……语言不是活动的产物，而是精神不由自主的流射，不是各个民族的产品，而是各民族由于其内在的命运而获得的一份馈赠。”①由此可见，“语言即人的思想即人的存在”，表面看来稳固不变的语言因方言发生变异，由此展示出不同地方独特的文化内涵。
考察海外华文写作的语言选择，可以发现粤籍作家经常在作品中书写那些带着原乡意味的生活习俗和文化符码，甚至直接选用地域色彩更加浓厚的潮汕、广府、客家方言。尽管方言书写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构成了理解的屏障，作家的自主选择显然超越了他者的认同，说明他们希望自己的内心被文化背景相似的群体所接受。安德森曾经指出，由表意语言建构的“想象共同体”，拥有超越语音障碍的天然优势，使族群成员能轻松进入纯粹符号的世界，而由中文这种“神圣语言”所结合的“古典的共同体”，对语言的独特的神圣性深具信心，由此实现对共同体成员的认定。②流散海外的写作者以母语作为维系族群记忆的媒介，搭建置放心灵与精神归依的家园。方言作为直接呈现血缘关系与族群记忆的文化符号，凝聚了特定地区的生存智慧和人文精神。当方言化身书写话语和修辞形式，必然倾注着作者精神的自我理解，从而表现出作者对本土文化和异族文化的价值立场。 二、作为建构社群想象的
粤语书写
东南亚作为早期华人移民的首选地，经过历代华人的艰辛耕耘，已成为海外华文文学的重镇，其中新马华文学又以运营的连续性和作家代际延续的完整性而首屈一指。在马崙（梦平）编的《新马华文作者风采》一书中，收入的华人作家有2948位，其中马来西亚广东籍作家占据马华文坛半壁江山，在新马文坛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就有李光耀、陈崇智、方修、碧澄、陈慧桦、王润华、张贵兴、陈雪风、陈政欣、梁放、商晚筠、李忆莙、方娥真、李宗舜、何启良、洪流文、胡金伦、黄孟文、李天葆等，此外还有一大批八字辈、九辈字作家，他们的写作有力地参与了马华文学由侨民文学到本土文学转化的历程建构，又在民族文化主体性维护、抵制他者/异族压抑方面一直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规模化的“南来文人”现象引发新马华文文艺的“本土化”课题，文学的本土化固然关系到作家主体如何书写生存经验、关注切己问题的内在要求，但是此种趋势并非马华文学酝酿的孤立现象，世界范围的离散写作或多或少都受此命题支配。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兴起的“再地化”浪潮，反映出全球化背景下现代性与本土性的冲突与妥协，对应于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主流文化和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对话结构，并进一步演化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世界文化多样性要求对西方文化霸權的抵抗。
印裔英国作家萨曼·鲁西迪说：“用移民的眼光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因为他的眼光既是局内人的，同时又是局外人的。”①当华人从“局内人”的视角重新审视写作，必然会思考文化的“在地”（本土）维度，但是文化融合又决定了“局外人”不可避免走向捍卫本民族的立场，不断通过文化符码回归离散族裔的原生领域，这是文化乡愁之所以持续萦绕于华人写作空间的重要原因。钟理和在日据时代喊出“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原乡人》），反映出一代人与祖国命运休戚与共的忧虑，而在居住国逐渐完成国族认同的海外华人，他们对“祖国”的内在关联已由直接关怀相应地演变为对“文化中国”的追寻，这一过程反映出生存课题对主体的文化塑造，也说明文化作为联系族群的纽带，始终具有不可摧毁的稳固作用。
事实上，包括东南亚在内的世界华人近百年的移民心路，就是一种身份重塑的过程。海外中国人经历由“华侨”到“华人”的身份转换，背后对应着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基本处境，尤其是体现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实力。生于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之前的华人作家遭遇的心理冲击，决定了他们天然地保留“华侨”的思维方式。比如新马华文坛的韦晕、铁抗、方北方等作家，一方面强调马华文学要书写本土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另一方面又笃信马华文学乃中国文学之支流，此种“暧昧”的文化立场，为他们后来遭受新生代作家的集体抨击埋下了伏笔。在新生代作家看来，国家认同成为华人不可逃避的现实困境，甚至持续数十年而不得其解，症结在于国家当局采取打压少数族裔的威权政策。然而在“为承认而抗争”的过程中，马华族群不仅业已完成国籍身份的认同，而且在文化姿态上体现出立足南洋、灵根自植的决心，如何摆脱中国文学的影响焦虑，开拓出属于马华的文学空间已成为他们面临的首要任务。
作为身份觉醒的一部分，书写民族歧视遭遇成为第一代华人作家的使命。潘雨桐《一水天涯》表达的就是华人身份之痛，林月云十年前嫁给马来西亚华人后裔陈凡而成为新移民，为维护公民权而不断向公民权局递交申请材料，但是十多年仍然无法获得认同，那些真正非法进入马来西亚的菲律宾人、印尼人却顺利获得合法性承认，种族歧视造成的心理落差与温馨的原乡记忆构成鲜明对比。作为潘雨桐的同代人，张贵兴、李永平长期寓居台湾，却无法阻止他们执着书写双重边缘化的“故国”。李氏于1986年完成的长篇小说《吉陵春秋》，语言糅合了中国乡土风格与南洋情调，这种混杂美学的尝试为他后来的身份想象奠定了广阔的根基。类似《大河尽头》追溯原乡对于生命个体的意义，本身就是一则海外华人文化返乡的寓言。
由于成长环境的限制，新生代作家较少涉及原乡经验的想象，他们的作品经常有意使用方言俚语，此种文化身份的展示尽管仍服务于华语社群空间的建构，但与老一代作家的乡愁书写主题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
以近二十年来马华新生代作家的领军人物黎紫书为例，可以看出她对广府、客家文化的用心经营。黎紫书1971年生于怡保，祖籍梅县，自1990年代中期因获“花踪文学奖”崭露头角，已通过扎实的创作形成马华文坛独特的“黎紫书现象”。黎紫书的小说题材广泛，粤语元素丰富，尤擅细腻刻画发掘南洋华人的精神境况。不少读者留意《州府纪略》涉及的马共题材，其实“马共”只是引起兴味的楔子而已。小说里的“吃瓜群众”并不惦记什么马共英雄，而是那个会唱戏的谭燕梅，李乾初、张淼坤、黄其祥、罗雁生、蔡碧玉、赵锡贤、赵苏虾、廖秀卿、廖兆国、刘远文、李银桃等人眉飞色舞谈论神秘的谭燕梅，无非用本地视角诉说一段与华人有关的陈年旧事。比如李乾初的叙述：
有个叫谭燕梅的，我记得。唱帝女花做皇帝女，唱功做手都好，以前旧街场京都戏院有义演，说是赈济广东水灾，全场爆满。戏院外面卖咸水花生都卖到发达。
真的，卖花生那个就是谭燕梅的契家佬，叫……雁生，姓罗。我们叫他生仔生仔，叫到熟，还一起看戏。他不多讲话，只是傻呼呼地由头看到尾，一有谭燕梅出场他就拍烂手掌。慈善社的人都这么讲，说他和谭燕梅有路，每晚收了档就在慈善社楼下等人，叫一部冷车两个人坐，送到休罗街才分手。谭燕梅老公在楼上，一直咳，什么都没说。
方言的叙述给人留下亲切的印象，像“契家佬”“有路”“收档”“卖到发达”“叫到熟”“拍烂手掌”等粤语常用的词汇，粤曲经典唱段《帝女花》，小说也弥漫着一种特殊的“乡土气息”，仿佛这个叫怡保的城市就是从中国南方移植到马来西亚，然后被作家写入小说里。《州府纪略》之所以有一种浓郁的人文气息，离不开口语方言的大量使用。张淼坤形容谭燕梅的美貌时说： 没想到谭燕梅这么美，她演王宝钏，一出场我就看得眼定定，耳朵嗡嗡响，彩莲说什么没听到，大锣大鼓督督锵也没听到，心想死了死了仙女下凡。
黄其祥则这样描述：
我大姐个样都几好，虽然矮少少，鸳鸯眼，不过笑得甜，有小蛮腰，做女时很多男仔追。
平实俚俗的话语在不经意的家常闲话之中，便把一个平头百姓眼中的美女勾画得丝丝入扣。小说叙述的这些人来自社会底层，自然不能使用艰涩花哨的形容词，在他们眼中，令“大锣大鼓督督锵”都成耳边风的女孩子便是“仙女下凡”。平时难登大雅之堂的詈骂，此时成了活灵活现、原汁原味的证词，各有各的声口。
黎紫书曾经谈及长篇小说《告别的年代》粤语的使用：“我在那里（怡保）待了30多年，它占据了我记忆的大部分。它在书写上对我更大的影响，是语言的冲击。在怡保都说粤语的，我可以说是在马来西亚第一个想到把粤语放入小说的人，我之前的短篇已经那么做，以前没有人这么做。这个事情在香港已经比较普遍了，但在马华没有人想过要这么写。我觉得要表现一个地方，没有什么比语言更直接。”当粤语作为作家、人物角色乃至怡保的母语出现时，小说也就真正“开口说话”，特定的人物命运因为共同的发声机制而联系到一起。
除美学效果之外，方言代表了一种“话语政治”。洪堡曾说：“借助语言媒介，极不同的个性通过相互传告各自的外向意图和内部感受而统一了起来。心灵是最有力、最敏感、最深刻亦且最富足的内在源泉，它用自己的力量、温暖以及深奥的内蕴浇灌着语言，而语言则回应以一些相似的音，以便在他人身上引发相同的情感。”① 如果说华语建构了海外华人维系情感与精神结构的社群空间，那么方言无疑是这个空间里最具象征意义的内在化力量之一。自中国废除双重国籍六十多年以来，绝大部分东南亚华人已完成落地生根的身份与心理转换，不过跟欧美华人主动融入所在国主流文化不同，东南亚华人一直保持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坚定维护。此种选择固然体现出华人对民族身份的情感态度，反对排斥、追求承认提供的力量尤其不能忽视。欧美华人尽管也曾经历歧视的遭遇，然而那一页早已翻过，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东南亚国家的脱殖独立运动导致民族主义情绪高涨，菲律宾、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发生过持续抵制华人的运动，而华人群体最大的印尼、马来西亚尤具代表性。印尼战后发生过多次针对华人的骚乱，比如万隆暴动（1946）、巨港暴动（1947），苏加诺政府上台的前十年间推行限制华人经济与文化的政策，1965年禁止所有华文报刊出版，1969年“9·13政变”、1998年排华事件造成数十万华人被害。马来西亚1969年“5·13”华马种族冲突发生后，马华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权益被“新经济政策”严重压抑，当局将马来文学塑造为“国家文学”，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少数族裔文学被排斥。在华人社团、华文媒体、华文教育和华文文学遭遇巨大困难的情况下，华人作家化苦难为墨血，书写薪火传灯的文化信念。但在追求国家承认的进程中，新生代作家的本土意识不断强化，90年代马华文坛喊出了“文学断奶”的口号，虽然人们经常从文化主体性发展角度加以积极解读，其实何尝也不是碍于威严政治而进行的自我阉割？
虽然方言并不直接构成文化政治的抗议，但是清晰地传达了华语的“内在化”面相。华文文学中的潮州话、客家话、广府话元素运用，不仅以顽强的方式铭刻着旧日的光影，在异国他乡形成一种熟悉而别致的韵味，而且使“中国性”获得了文化原乡最有力量的支撑。
三、方言写作的延续与变异
尽管标准“华语”从一开始就与现代国家的民族想象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国族以民族国家面貌出现时，所获得的存在是一个观点、一个幻思、一个幻觉、一个再现——也就是一个被代表的国族——与真正的国族以全然割离”。换句话说，民族主义经常对族群多样性形成认知层面的遮蔽，而丰富多元的地方文化恰恰是民族主义浪潮不断积累和强化的后果，因此地方文化天然地具备反抗文化霸权的功能。随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强势崛起，华人的命运亦迎来重构的历史契机，移民居住国当局意识到与中国保持密切文化联系的群体能够发挥特殊的沟通中介作用。新的历史发展趋势呼唤研究者跳出以往观察模式，将方言写作纳入更广阔的文化视野，在美学、思想领域形成新的学术互动，探讨华语文学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延续和变异，同时与所谓“正统”的中文创作进行平等对话。而挖掘海外华文文学在使用地方语言时隐含的生命细节，重新审视中文的世界旅行所呈现的丰富景观，这对于重构华人的经验与想象比以往讨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时因袭的立场与方法要更加有效。
杜维明将东南亚、北美华人群体列入文化中国的“第二象征世界”，若从方言的群体使用情况考察，这种类别划分不足以表征其差异，即便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方言的日常使用与文学书写的不平衡性也远甚于彼此的共同性。如果把视线扩张到北美、欧洲地区，再比对反观港澳地区的方言写作，可以看到粤籍作家独特的生长姿态和能指意义。
与东南亚华人作家构成同时代参照的北美作家，早期书写不外乎生存之痛、离乡之苦，然而经历世代变迁和混血繁衍，早已面目不清，但是他们的文学书写逐渐壮大为重构文学史的华裔文学现象。华裔作家自出生起即脱离中华文化母体，虽然故国元素在他們笔下不如东南亚作家浓郁，但是文化基因仍然以另外一种面貌出现，呈现出语言在异质空间的强大生命力，这种延续与变异的特质尤其具有文化意义。
祖籍广东新会的华裔作家汤亭亭曾进行过将汉语转换成其他形式的尝试，比如粤语歌谣在诗歌《成为诗人》（To Be the Poet）中的书写：
SomGoong ah. （三公啊。）
Say Goong ah. （四公啊。）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
Mahhai cup cup， （马靴得得，）
say ngyeuk， yow say ngyeuk， （四脚， 又四脚，） nay hoy nai， yah？（你去哪呀？）
粤语童谣作为残存的原乡记忆，来自父辈使用的语言。汤亭亭曾经介绍，她在小说里直接采录广东话，目的是让人们知道母语对于她的写作起着强大的激勵作用。她说自己回忆起第一次来中国， 发现她想象中的广东新会老家竟与现实中的景象相差无几。为了描述自己的文化，她试图在英文写作中找到一种新的表述方式，它能结合母亲、祖父讲故事的韵律，实验性地加入汉语，这使她的英语更加完美。①与此类似，谭恩美《喜福会》中的“母亲”经常在蹩脚的英语中夹杂着粤语方言，正是从这些混杂的语言里，反映出海外华人族裔群体的日常生活与母语文化的密切关系。尽管有的文本已被刻意提纯，看不出来自文化原乡的印记，但是读者仍然可以感受到内在的情感脉络，“因为语言深深地渗透着历代先人的经验感受，保留着先人的气息。这些先辈与我们的民族联系和亲缘关系，体现在同一种母语的同一些语音上，我们自己就是用这种母语来表达感情”。②异质文化环境的生存体验，吸引华裔作家追寻保留在记忆深处的文化源头，获取“一定程度的方向感和些许确定性”（洪堡特）。也许他们从未踏足那片父辈生存过的土地，但中华文化基因融进他们的血液，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剔除的标记。
由于身处异邦双重甚至多重的文化、语言身份，华裔作家将汉语打乱、重组，原本稳定一体的汉语变换成混杂着个人记忆、故国经验以及异邦体验的鲜活的、变化的语言。来自祖居国的文化记忆通过语音的外壳保留下来，成为华裔作家在文化夹缝中生存与表征自我的重要资源。正是与原乡保持着疏离的现实身份，华裔能以“局外人”的眼光看待故国文化，原乡对于他们来说是通过文化记忆联系起来的独特天地，不受外在因素和刻板印象的干扰。他们通过打散与重置，创造出既游离于正统汉语经验之外却又印刻着中华文化印记的语言，不断书写既源于文化记忆和本土经验又与异域经验相混杂的离散身份，呈现出族裔视野下个体生命在异域空间中重构的多种向度。
而在时代经验的转换中，20世纪80年代以来因留学、经商、投资等各种因素移居国外的华人新移民作家体现出身份问题的差异化关注，不论是文学观念还是价值追求，他们的写作与老一代华人不可同日而语，彰显出全球时代语言与文化的互动张力。
以严歌苓为例，她所创作的小说注重女性视角，着眼于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与交融，文笔细腻，风格鲜明。她的小说大量加入了地方方言，地方色彩和风土人情气息十分突出。严歌苓早期曾生活于河南、四川、重庆等地，小说也经常出现这些地区的方言。不同于黎紫书等人对方言话语的全方位使用，严歌苓主要使用方言土语和语气词。比如小说《白麻雀》就采用四川方言表现人物身份，如小蓉所使用的语言：“狗日班玛措，你平常咋穿裤儿的？腰杆都莫得你皮带栓在哪儿了？这下好了，有地方栓裤儿了。”“龟儿凶啥子么凶？你不是闹麻了要脱军装吗？”这些话中，“咋”“莫得”“裤儿”“啥子”“闹麻”等词语都属于四川方言词，方言土词可以展示人物的形象与性格，营造出浓厚的乡土氛围。而长篇小说《第九个寡妇》则经常使用河南方言：
有时从早到晚，窑院里开过三顿饭了，她还在那扒着。要问她：“你不饥吗？”她说：“老饥呀。”假如人家说：“下来喝完汤吧。”她便回答：“俺爹说，吃人嘴短，账就收不回来了。”人说：“不就欠你爹二斤‘美孚’钱吗？”她说：“一家欠二斤，俺家连汤也喝不上了。”
充满泥土气息的方言不仅让人物对话亲切自然，而且也突出了王葡萄质朴、本真、敢做敢当的性格。短篇小说《天浴》使用诸如“喽”“嘛”“啥”“哟”“咋”等方言语气词，营造出一种日常化的粗鄙交流氛围，为人物表达压抑的情绪提供一个宣泄的出口。
作为新生代作家的代表，严歌苓对文学语言的使用自有其美学理念，也许她的书写不具备老一代华人作家的离散悲情，但也不能忽视她对文化中国的建构意义。“中华性”作为海外华人无法挣脱的身份烙印，新生代作家即便完成从适应到融入的身份重构，“中华”作为文化血缘的母体仍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中发挥极为重要的塑造作用。去国离乡的经历、身份的转换、文化的差异，总是给人带来全新的体验，在中西文化交汇点获得重新审视本族文化的契机。“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一种独特的价值观。……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藩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藩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藩篱的约束。”①与老一代华人相比，接受良好教育的新移民外语能力更为突出，意味着他们占据通向美丽新世界的捷径，也拥有潜返文化故土的隐秘暗道，穿梭往返，游刃有余。新移民作家热衷于书写跨界题材，与此不无关系。
从“西方”反视“东方”，新移民作家能够敏锐发现深藏于故园民间厚土的文化底蕴。对于民间资源的重视构成了华文书写地方经验的变异，如刘荒田创作的“假洋鬼子”系列，以戏谑方式激活其域外体验，方言口语的丰富与生动获得强烈的本土意味，作品也弥漫出质朴的生活气息。当作家以民间的语言去消弭神圣与崇拜，化解苦难和奴役，带着泥巴土块芬芳的方言俚语就在作品中点点化开，乡野气息与环境的蛮性野趣相互渗透，在还原生活与人性方面取得别开生面的效果。
与欧美等距离“原乡”遥远的地理空间不同，港澳地区与大陆一衣带水，虽然同处粤文化区，但是在特定时期也产生了“一水天涯”的文化乡愁，尤其在港澳回归之前，各自的文学发展在精神状态上产生了基于地缘文化的独特品质，作为一种内部离散的书写对照，同样反映出粤文化的变异景观。
香港作家对本土性的自觉，是在寻找自我身份的背景下展开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虽然香港被英殖民者管治，省港民众尚无边境概念。舒巷城、黄谷柳等“南来作家”的写作，虽然大部分内容写香港，其实不少场景与广东密切联系，语言也并无明显区别。方言在中生代作家中逐渐成为一种激活灵感的资源，黄碧云的《烈女传》《烈佬传》使用了大量广东话，以桀骜难驯的本地方言作为叙述语言，似乎建立了一道横亘在读者面前的阅读障碍，然而这种贴近底层人物的文学话语所制造的陌生化效果，使得作品具有内敛的语言魅力。《烈佬传》获得第五届红楼梦奖首奖，方言的精心提炼成为一大亮点。董启章一向喜欢用大量粤语塑造本土特色，探索方言在表达生活中的可能性与冲击力。比如《时间繁史》就有许多用广东话进行哲学讨论的内容，粗略统计，广东话篇幅占到1/3之多，可以看出其家族在广州的生活经历。澳门张兆全、冯钜鹏、淡如、劲夫等人1990年代初都曾用方言写作小说，如冯钜鹏的《过埠新郎》、张兆全的《跛德与闭眼女神》、林中英的《重生》，都选择广东话为叙述语言，讲述澳门新移民的悲苦人生，成为重返澳门文学发展历史的重要文本。此外澳门的戏剧也多用方言，勾勒出普通百姓的市井生活场景。 从情感的角度看，港澳地区的方言写作可归为追寻“本土特色”的文化意识，在经历身份转换过程之后，这种“文化寻根”的诉求与大陆自有差异。相比之下，处于中华文化圈内核的大陆地区的方言写作承担着较小的文化压力，他们没有确认身份的迫切要求，方言写作虽然同样有着文化指认的意味，但更多时候是作为一种营造遥远、神秘氛围的手段出现。而在大陆境外作家的方言写作中，本族语言始终是维系文化血统的重要桥梁，回到本土语言和先祖讲述，寻找本土特色也就具有文化保存和身份确认的意味。
结 语
“语言是民族的创造，同时，它也是个人的自我创造，因为，语言的创造只有在每一具体个人的身上才能进行，而另一方面，个人只有在求得所有的人理解，并且所有的人都满足了他的这一要求的情况下，才能创造出语言。”①离散写作迎来“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语言最终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尽管这种语言满载着族群记忆，充满着口语方言杂音，但是作为“中华性”的内在组成，以文化之名得以与中州正韵平等而论。对于海外华人作者来说，被规训的“标准中文”必然会在异国他乡慢慢消解文化政治的象征意义，而具有文化身份同等指称功能的方言土语，则会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记忆储存与提取的源头。巴赫金认为，这种“充满杂音”的语言永远处在离心与向心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历史情境中个人和群体、自我和他者不断对话的表意行为。在华文文学所提供的不同华人族裔群体相互对话的场域中，作家笔下的南腔北调及其蕴含的复杂多样的族群文化、信仰和政治倾向丰富了我们对于正统中华文化的认知。
法国学者德勒兹、伽塔里在界定“少数文学”时概括出四个特点：语言的解域化、文学中的一切都是关于政治的、一切都具有集体价值及景象与声响的创造。将来或许还可以由“少数文学”考察粤籍海外华人群体的方言写作提供的参照视野，无论如何，方言并不只有语言修辞的作用，而且蕴含着基于文化策略而采取的深层意图，比如还原、振兴族群文化身份位格的历史想象与集体记忆。近代以来广东华人的离散书写完整地呈现了海外移民在不同阶段、不同空间遭遇的离乡之苦、思乡之痛，再现了民族国家命运对于华人个体的深刻塑造，这一沿珠江水系走向远方的群体，无疑极大地推動了地方语言、文化、情感体验的世界性弥散，同时母语又用极具感召力的韵律吸引着异乡人迅速找到自己的同类，加速他们对宗族、民族、国族身份的认同。渗透着地域文化的形声文字，在异国他乡焕发出不可抗拒的魅力，撩动情意绵绵的恋乡之情，不仅提醒其来处，而且召唤其归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