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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采用跨国面板数据模型，利用14个国家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关系。通过模型可以发现，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但是我国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并不完全匹配，存在生产率提升不足、城镇化发展低质量、劳动力未能有效转移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促进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应注重发展高质量的城镇化，提升生产率，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并进一步开放户籍限制，允许居民自由迁徙，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障碍。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生产率面板数据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51.3%，正处于城镇化“S”形发展曲线中速度较快且最为关键的阶段，有必要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影响并不确定。国内外很多学者都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erry（1965）研究了9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城市学家VernonHenderon也认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有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85。周一星（1982）通过研究157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发现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人均GDP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刘耀斌（2006）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方法，实证检验了各个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关系；沈坤荣、蒋锐（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城镇化以要素积累和结构变革，通过聚集经济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朱孔来、李静静（2012）等人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巴曙松认为，城镇化要想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生产率的提升。而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方面，冯奎综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从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课题组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是不同质的。还有一些学者以一个省为例，从就业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李静、刘英基以山东省为例，汪泓、崔开昌以安徽省为例，均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就业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清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基本观点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都有相互促进关系。但是这些研究都只关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或者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没有将三者一起考虑；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多使用综述，大多数实证分析也主要使用国内个别地区的数据，或者只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没有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对照。
本文以14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巴西、墨西哥、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爱尔兰和越南），综合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及可借鉴的经验，借以对我国城镇化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1.城镇化水平：URBAN。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各国城市化率数据，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特有的“二元化”国情下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以避免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对城镇化造成的高估。
2.经济增长：GDP。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人均GDP（现价美元）来表示，采用人均GDP可以剔除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
3.劳动力转移指标：FIE。由于比较难获取14个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等，其占比越小，则相反层面就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
为了综合考虑各国的个体差异和时间趋势，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14个国家为横截面单元，样本区间为1992—2008年。
（二）数据检验
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结果可知，面板数据中的lnURBAN，lnFIE，lnGDPP都是二阶单整的，记为I（2），说明lnURBAN，lnFIE，lnGDPP非平稳，但是同阶单整，所以有必要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规律可以发现，城镇化的提高总是伴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的提高，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从现实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对LnURBAN，LnFIE，LnGDPP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选择序列有确定趋势，协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况）。
检验结果说明LnURBAN，LnFIE，LnGDPP的面板数据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实证分析
1.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以经济增长LnGDP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查F分布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GDPP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
2.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以劳动力转移指标LnFIE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FIE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4所示。
3.模型结果综合分析
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可决系数、F统计量都很理想，说明模型拟合程度很高。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两个模型的效果不错。由于两个模型都是以对数进行回归分析，所以回归系数分别是经济增长或劳动转移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除日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在模型分析结果中，除日本、波兰、俄国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值。日本之所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自己的特点：青木昌彦认为“当日本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而且1992—2008年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阶段，所以日本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弱化，并不明显。波兰和俄罗斯可能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波兰和俄罗斯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波兰失业率一度高达20%，俄罗斯失业率也一直徘徊在10%左右，而且俄罗斯工业过多的依赖于能源和高能耗产业，城镇化水平与产业发展并不合理。从表3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其中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弹性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这也说明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因此发达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我国不具可比性。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一致，与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弹性系数为4.51，排名靠后，说明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生产率提升不足，存在低质量城镇化的倾向。
从表4可以看出，在劳动力转移指标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14个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由于使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所以指标为负数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转移。除俄罗斯、波兰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外，其他国家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俄罗斯、波兰依然因为各自的失业率过高，导致城镇化的发展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劳动力转移指标来看，俄罗斯、波兰也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在模型分析结果中，发达国家城镇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规模已经很少，且农业现代化程度、技术水平都很高，便于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较为缓慢，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依然有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其中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弹性系数为-0.711066，绝对值比越南、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都低，说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转移障碍。
三、结论
本文使用包含1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面板的计量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面板数据协整分析，说明不同国家的城镇化率和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
通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释放，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且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转移，尚未充分发挥城镇化的潜力。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不高，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例如农业技术创新、应用缓慢，制造业规模效应未能完全释放，服务业层次结构较低；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大举建设新城、拉大城镇框架，不能持续发展；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率提高就是农民进城居住，赶农民上楼，未能放开户籍，且对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对非农产业培育等重视都不够，因而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城镇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需要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着力提升生产率，消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需要结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全面提高城镇化的经济质量、社会质量、和空间质量。具体政策包括：
1.结合公共服务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举措，以人为本，平等对待，以辖区人口为标准，提高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考虑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能力，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
2.以分类指导，因城而异为原则，逐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迁徙和流动；社会的转移支付、城乡的支出责任都与户籍挂钩，使得财政资源配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综合考虑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考虑完全放开小城市户籍，积极放开中等城市户籍；在特大城市也要推进农民工与市民同权。
3.结合就业政策，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就业服务机构，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争议调节仲裁，简化创业流程，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只有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教育水平，才能避免大量转移人口游离在城乡之间，甚至在城市隐蔽失业，也可以避免出现俄罗斯、波兰等国过度城镇化的问题。
4.结合产业技术政策和人才政策，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制造业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提升服务业层次结构，全方位促进劳动力构成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充分提高生产率。
5.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加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内部市场体系、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城镇布局、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网络、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引导城市发展和分工协作，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健全生态环保协调机制，健全区域环境监管和联防联控机制，完善跨界环保投入机制，避免低质量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人口与经济，1982（01）.
[2]刘耀斌.中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
[3]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2（02）.
[4]“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06）.
作者简介：黄勇（1972-），男，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岑）
【关键词】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生产率面板数据
一、引言
“十八大”报告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李克强总理指出，城镇化是内需最大的潜力；改革是最大的红利。2012年我国城镇化率51.3%，正处于城镇化“S”形发展曲线中速度较快且最为关键的阶段，有必要研究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关系。
从理论上看，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之间的影响并不确定。国内外很多学者都研究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Berry（1965）研究了95个国家的截面数据，指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相关性；城市学家VernonHenderon也认为城镇化率与人均GDP之间有相关性，且相关系数为0.85。周一星（1982）通过研究157个国家和地区的资料，发现137个国家和地区的城镇化与人均GDP之间是一种十分明显的对数曲线关系；刘耀斌（2006）利用协整关系检验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方法，实证检验了各个时段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相关关系和因果关系，发现目前我国城市化发展与经济增长是互为推进的关系；沈坤荣、蒋锐（2007）通过实证研究得出中国城镇化以要素积累和结构变革，通过聚集经济和剩余劳动力转移，间接地对经济增长产生正的影响；朱孔来、李静静（2012）等人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得出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且城镇化对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巴曙松认为，城镇化要想驱动经济增长，需要满足的第一个条件是生产率的提升。而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方面，冯奎综述了城镇化快速发展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从协调推进城镇化、工业化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课题组通过分析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数据及其对城镇化影响的基础上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是不同质的。还有一些学者以一个省为例，从就业角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例如李静、刘英基以山东省为例，汪泓、崔开昌以安徽省为例，均说明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促进作用，城镇化与就业具有相互促进作用。
这些研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理清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关系，基本观点是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都有相互促进关系。但是这些研究都只关注城镇化与经济增长，或者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的关系，没有将三者一起考虑；在研究方法方面，过多使用综述，大多数实证分析也主要使用国内个别地区的数据，或者只从一个角度进行研究，没有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比较对照。
本文以14个具有代表性的国家为例（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波兰、俄罗斯、巴西、墨西哥、日本、中国、马来西亚、爱尔兰和越南），综合分析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分析我国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及可借鉴的经验，借以对我国城镇化相关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二、数据模型及实证分析
（一）变量与数据说明
1.城镇化水平：URBAN。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各国城市化率数据，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计算。为了更准确地反映我国特有的“二元化”国情下的城镇化，我国城镇化水平以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以避免在城乡二元化体制下对城镇化造成的高估。
2.经济增长：GDP。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公布的人均GDP（现价美元）来表示，采用人均GDP可以剔除人口规模对GDP的影响。
3.劳动力转移指标：FIE。由于比较难获取14个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据，本文使用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2013》中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第一产业包括农业、狩猎、林业和渔业等，其占比越小，则相反层面就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数量越多。
为了综合考虑各国的个体差异和时间趋势，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本文以14个国家为横截面单元，样本区间为1992—2008年。
（二）数据检验
1.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
为了避免伪回归的问题，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本文使用Eviews7.0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时，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根据结果可知，面板数据中的lnURBAN，lnFIE，lnGDPP都是二阶单整的，记为I（2），说明lnURBAN，lnFIE，lnGDPP非平稳，但是同阶单整，所以有必要接下来进行协整检验。
2.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
从世界各国城镇化发展、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规律可以发现，城镇化的提高总是伴随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城镇化的提高，也会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发展，劳动力素质的提高，进而促进劳动力的转移。从现实的经济意义上来看，不存在伪回归现象。对LnURBAN，LnFIE，LnGDPP进行Johansen协整检验的结果如下（选择序列有确定趋势，协整方程只有截距的情况）。
检验结果说明LnURBAN，LnFIE，LnGDPP的面板数据通过了5%显著性水平的检验，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实证分析
1.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以经济增长LnGDP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查F分布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GDPP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3所示。
2.城镇化与劳动力转移
以劳动力转移指标LnFIE为因变量，以城市化水平LnURBAN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协方差分析检验。在给定5%的显著水平下，得到相应的临界值为Fa2（26，210）=1.548，Fa1（13，210）=1.770，由于F2>1.548，F1>1.770，因此模型采用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构建模型如下：
lnFIEit=ai+lnURBANitb1i+uit，其中i=1，2，…，14，t=1992，1993，…，2008；
固定影响变系数模型的结果如表4所示。
3.模型结果综合分析
从表3，表4的结果可以看出，模型可决系数、F统计量都很理想，说明模型拟合程度很高。从统计学意义来讲，这两个模型的效果不错。由于两个模型都是以对数进行回归分析，所以回归系数分别是经济增长或劳动转移指标对城镇化水平的弹性。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经济增长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除日本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在模型分析结果中，除日本、波兰、俄国外，其他国家的回归系数都是正值。日本之所以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主要是由于日本经济自己的特点：青木昌彦认为“当日本总就业人口之中农业人口所占的比例降到20%以下，它的经济增长率就会放缓”，而且1992—2008年也是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阶段，所以日本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被弱化，并不明显。波兰和俄罗斯可能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波兰和俄罗斯的失业率一直居高不下，其中波兰失业率一度高达20%，俄罗斯失业率也一直徘徊在10%左右，而且俄罗斯工业过多的依赖于能源和高能耗产业，城镇化水平与产业发展并不合理。从表3也可以看出，不同的国家中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不同。其中老牌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例如英国、德国、美国）城镇化水平已经很高，经济增长对城镇化的弹性表现出巨大的差异，这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的经济特点、产业结构。这也说明在城镇化发展后期，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确定，因此发达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我国不具可比性。而发展中国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为一致，与巴西、墨西哥、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弹性系数为4.51，排名靠后，说明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完全释放，生产率提升不足，存在低质量城镇化的倾向。
从表4可以看出，在劳动力转移指标和城镇化水平的模型中，14个国家的回归系数均通过了5%显著性检验。由于使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占所有从业人员的比重作为劳动力转移指标，所以指标为负数则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城镇化的提高而转移。除俄罗斯、波兰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外，其他国家回归系数均为正值。俄罗斯、波兰依然因为各自的失业率过高，导致城镇化的发展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从劳动力转移指标来看，俄罗斯、波兰也有过度城镇化的问题。在模型分析结果中，发达国家城镇化对劳动力转移的促进作用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农业人口规模已经很少，且农业现代化程度、技术水平都很高，便于实现劳动力的转移。但是在发展中国家里劳动力转移较为缓慢，说明在发展中国家，劳动力转移依然有一定的障碍和困难。其中我国劳动力转移的弹性系数为-0.711066，绝对值比越南、马来西亚、巴西、墨西哥都低，说明我国城镇化的发展并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的转移，存在明显的劳动力转移障碍。
三、结论
本文使用包含14个国家的跨国数据面板的计量方法分析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得出了以下结论：
通过面板数据协整分析，说明不同国家的城镇化率和经济增长、劳动力转移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长期来看，城镇化、经济增长、劳动力就业之间有很大的相关性。
通过分别建立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我们发现相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我国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未完全释放，生产率没有得到提升，且没有有效的促进劳动力转移，尚未充分发挥城镇化的潜力。究其原因，本文认为主要是生产率未能有效提升，城镇化质量不高，劳动力转移存在障碍。例如农业技术创新、应用缓慢，制造业规模效应未能完全释放，服务业层次结构较低；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就是大举建设新城、拉大城镇框架，不能持续发展；有的地方认为城镇化率提高就是农民进城居住，赶农民上楼，未能放开户籍，且对转移人口的公共服务、职业技能培训、对非农产业培育等重视都不够，因而未能促进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城镇化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益和劳动力的有效转移。基于以上的结论，本文认为需要更加关注城镇化的质量，着力提升生产率，消除劳动力转移的障碍：需要结合财政政策、产业政策、就业政策、土地政策等，全面提高城镇化的经济质量、社会质量、和空间质量。具体政策包括：
1.结合公共服务改革和财政制度改革举措，以人为本，平等对待，以辖区人口为标准，提高转移人口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综合考虑中央和地方的支出责任和支出能力，建立农民工市民化的专项转移支付。
2.以分类指导，因城而异为原则，逐步进行户籍制度改革，消除劳动力转移的制度性障碍。我国特有的户籍制度限制了人口的迁徙和流动；社会的转移支付、城乡的支出责任都与户籍挂钩，使得财政资源配置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综合考虑城市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可以考虑完全放开小城市户籍，积极放开中等城市户籍；在特大城市也要推进农民工与市民同权。
3.结合就业政策，加强劳动力的职业技能培训，建立健全城乡基层就业服务机构，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和争议调节仲裁，简化创业流程，完善创业扶持政策。只有提高转移劳动力的技能、教育水平，才能避免大量转移人口游离在城乡之间，甚至在城市隐蔽失业，也可以避免出现俄罗斯、波兰等国过度城镇化的问题。
4.结合产业技术政策和人才政策，推动农业技术创新和推广应用，促进制造业规模效应和技术创新，提升服务业层次结构，全方位促进劳动力构成改善和人力资本积累，充分提高生产率。
5.建立健全区域协调发展制度，加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推动城市群内部市场体系、产业布局、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环境保护一体化发展；统筹规划城镇布局、产业集聚、基础设施网络、农田保护、生态涵养等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引导城市发展和分工协作，增强区域发展的协同效应；健全生态环保协调机制，健全区域环境监管和联防联控机制，完善跨界环保投入机制，避免低质量的城镇化。
参考文献
[1]周一星.城市化与国民生产总值关系的规律性探讨[J].人口与经济，1982（01）.
[2]刘耀斌.中国城市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J].商业研究，2006（24）.
[3]朱孔来，李静静，乐菲菲.中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J].统计研究，2012（02）.
[4]“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研究”课题组.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战略抉择和政策思路[J].中国农村经济，2011（06）.
作者简介：黄勇（1972-），男，安徽绩溪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
（编辑：陈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