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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模式与经济发展模式关系密切。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和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同经济发展模式关系密切的城市化模式在演进过程中同样具有阶段性特征，这可以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进行解析。以经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分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目标定位；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３７－０３
一、城市化模式的界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厘清
城市化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总体上可以分为外延式界定和内涵式界定两大类。外延式主要依据城市化不同的外部特征进行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根据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１］；根据地域和国家的不同可划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等［２］。内涵式是从城市化自身所具有的内部特性出发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的目标定位、发展道路出发将城市化模式界定为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发展模式等。二是从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着手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和外资带动模式等。我们将使用城市化模式的内涵式界定，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同城市化模式一样，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厘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出发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则包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拉动型和外贸拉动型模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密切，无论哪个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都会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文将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方面解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与现状分析
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必须首先进行时间界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和上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改革开放前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计划向市场引导转变；二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性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进行审视，进而对本世纪初至今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计划指令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工业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１．目标定位模糊。由于过分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阶段受重视程度不够，目标定位模糊。应当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这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都有所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６４％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３９％［３］。此后，为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后来的“备荒备战”和“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按照政府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经济完全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运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资源向重工业严重倾斜，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主体部分，而应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化的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２．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此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遭到扭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贡献不大。城市化与工业化应该具有同步性，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前提是农村人口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为了能够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便于政府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集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通过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同时，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文革期间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逐步强化，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１．目标定位得以明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城市化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１９８０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１９８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４］此后，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撤社建乡”、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都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２．动力机制得到修复。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修复，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体现。首先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尝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被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恢复。１９９７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指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被瓦解，市场拉动型的城市化在农村就地展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计划指令逐渐退出农村经济领域，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强化，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一大批依托乡镇企业的小城镇逐渐兴起。此外，９０年代中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大中城市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纷纷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难以为继，高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青睐。经济发展理念从只重视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共识，“节能减排”、“又好又快发展”等成为热点词汇。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中国城市化模式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城市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目标定位受到扬弃。现阶段城市化求“大”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挥经济资源的规模效应，通过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聚合规整形成规模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相对于小城镇，大中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合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做大做强大中城市甚至打造城市圈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发挥互补效益，实现集约式发展。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珠三角九市为基础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广佛同城化已经在积极推动中。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目标只是扬弃而非放弃，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２．多动力共同推进的动力机制。现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为辅。首先，以政府推动为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发展大中城市、打造城市圈在城市化目标定位中的地位。而求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推动，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城市化推进的基础要素——土地，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利益诉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互促关系，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也能促进工业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可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乡镇企业的衰落导致市场拉动型的小城镇化模式日益式微，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受到削弱。乡镇企业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自由无序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呈现出小、散、多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点，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抑制乡镇企业的后续发展，抑制的结果是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和市场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削弱。最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引进外资提出了质量要求，即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理念出发对外资项目提出可持续性的环境和资源要求，是否符合集约型的发展理念成为能否引进的重要标准，这种引资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进入的规模，进而削弱了外资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影响重大。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需要首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判，虽然这种研判比较困难，但是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依然能够判断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致特征：首先，在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具有可持续性和高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最终将完全取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未来城市化目标定位的展望
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看，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广大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所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２．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是最优选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过程，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存在差距，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会导致城市劳动收入的持续下降，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发生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压力下，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３．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要求的发展模式，应当在未来城市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群的打造可以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对资源的集约式利用，因此结合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未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展望
１．重视发挥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资源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构成了城市化的壮观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必将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也必然会增强。市场机制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土地流转立法，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有序流转。
２．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应该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转变。客观地讲，政府直接推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开发的产业园区项目空置率较高，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集约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乃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意识和盲动性，没有充分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结合，片面求快、求大，违背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应当在尊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以政府规划为引导、市场拉动为主体实现城市化的合理有序发展，注重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的转变。
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在外资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应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行存在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外资进入时会优先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使其成为未来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１］毛蒋兴，薛德升．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启示［Ｊ］．规划师，２００６，（５）．
［２］史育龙．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发展模式［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
［３］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４，（４）．
［４］费孝通等．小城镇、大问题［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责任编辑王安庆
［关键词］城市化模式；经济发展模式；目标定位；动力机制
［中图分类号］Ｆ２９１［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２－２４２６（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３７－０３
一、城市化模式的界定与经济发展模式的厘清
城市化模式是指城市化进程的具体实现形式，可以从不同角度和层次进行界定，总体上可以分为外延式界定和内涵式界定两大类。外延式主要依据城市化不同的外部特征进行界定，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根据城市化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可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发达型和发展型；根据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可划分为同步型、超前型和滞后型［１］；根据地域和国家的不同可划分为欧美模式、拉美模式和苏联模式等［２］。内涵式是从城市化自身所具有的内部特性出发进行界定，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从城市化的目标定位、发展道路出发将城市化模式界定为小城镇发展模式、中等城市发展模式、大城市发展模式以及多元化发展模式等。二是从推动城市化的动力机制着手将城市化模式划分为政府推动模式、市场拉动模式和外资带动模式等。我们将使用城市化模式的内涵式界定，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展开研究。
同城市化模式一样，也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地厘清经济发展模式的分类。从资源配置的方式出发可以分为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从资源利用效率出发则包括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和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从推动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来看有投资拉动型、消费拉动型和外贸拉动型模式。笔者认为经济发展模式和城市化模式的关系密切，无论哪个层面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都会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个方面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产生重大影响。为此，本文将以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为切入点，从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两方面解析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演进。
二、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与现状分析
审视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必须首先进行时间界定。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改革开放前后和上世纪末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了两次重大转变。一是改革开放前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性转变，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计划向市场引导转变；二是进入新世纪前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的理念性转变，经济发展理念从“又快又好”向“又好又快”转变。鉴于此，我们分别对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两个时间段的中国城市化模式进行审视，进而对本世纪初至今的城市化模式进行分析。
（一）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新中国建立初期，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中国借鉴苏联经验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政府的计划指令是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在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重工业的战略指导下，政府通过计划指令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以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跨越式发展，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工业国需要上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进程，建立起了独立的、门类较为齐全的工业体系。这种以牺牲农业、支持工业的计划经济模式对当时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产生了很大影响。
１．目标定位模糊。由于过分强调工业化，城市化在这一阶段受重视程度不够，目标定位模糊。应当指出，毛泽东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曾经认识到“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这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一五计划”期间都有所体现，城市化与工业化实现了同步增长，城市化水平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６４％提高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５．３９％［３］。此后，为了赶超英美等发达国家，中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而后来的“备荒备战”和“三线建设”进一步强化了重工业的优先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资源按照政府行政指令进行配置，国家经济完全按照政府预先制定的计划运行，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资源向重工业严重倾斜，主要工业品的生产计划成为政府制定的五年计划的主体部分，而应与工业化同步的城市化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城市化的目标定位比较模糊。
２．动力机制遭到扭曲。此阶段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遭到扭曲，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对城市化水平的提升贡献不大。城市化与工业化应该具有同步性，无论是政府主导还是市场主导，城市化的实质就是由于工业化水平的提升使大量农业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从事非农产业的过程，实现这一过程的基本前提是农村人口可以进行自由流动。但是为了能够实施农业支持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战略，便于政府将经济资源向工业集中，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严格的城乡“二元化”管理制度，政府对城市和市民实行“统包”，而对农村和农民则实行“统制”，通过财产制度、户籍制度、住宅制度、粮食供给制度、副食品和燃料供给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就业制度、养老制度、劳动保险制度、劳动保护制度甚至婚姻制度等具体制度安排造成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形成城乡之间的壁垒，阻止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自由流动。同时，由于重工业对劳动力的吸附能力有限，新中国建立前后出生的城市新增人口使城市出现了较大的就业压力，这也是文革期间推行“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的中国城市化模式
改革开放至上世纪末，计划经济体制逐步瓦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以建立和完善，市场对资源配置的能力逐步强化，城乡“二元化”的管理体制逐步被打破。随着经济发展模式在体制层面的根本性转变，中国的城市化模式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１．目标定位得以明确。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确立了以积极发展小城镇为主的城市化方针，城市化有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定位。改革开放初期，在经济高速增长而城乡户籍分隔的背景下，积极发展小城镇成为可供政府选择的最佳城市化政策，过去那种控制城市人口增长和城乡分隔的政策被鼓励小城镇发展的政策所取代。１９８０年的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提出了“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市”的城市发展总方针。１９８３年，费孝通先生提出“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要以小城镇为主，大中小城市为辅”，认为“加强小城镇建设是中国社会主义城市化的必由之路。”［４］此后，１９８４－１９８６年“撤社建乡”、１９８６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修订小城镇建制标准，都极大地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１９９８年１０月，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发展小城镇，是带动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大战略”，进一步提升了发展小城镇的重要地位。
２．动力机制得到修复。在计划经济时期受到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修复，政府推动、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在这一时期都有所体现。首先是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乡“二元化”管理体制尤其是城乡户籍制度的改革尝试，极大地促进了农业人口向城市的转移，被扭曲的城市化动力机制得到恢复。１９９７年《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意见》指出，应当适时进行户籍管理制度改革，允许已经在小城镇就业、居住并符合一定条件的农村人口在小城镇办理城镇常住户口，以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有序地向小城镇转移，促进小城镇和农村的全面发展，农村新生婴儿可以随母或者随父登记常住户口。此后，许多小城市为促进经济发展，基本放开了户籍限制；不少大中城市，甚至北京、上海等也放松了外地人口进入本市的限制。其次是计划经济体制在农村逐步被瓦解，市场拉动型的城市化在农村就地展开。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政府计划指令逐渐退出农村经济领域，市场对经济资源的配置作用逐步强化，乡镇企业在中华大地异军突起，一大批依托乡镇企业的小城镇逐渐兴起。此外，９０年代中后期，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对外开放政策的指引下，许多大中城市从自身资源禀赋出发、以市场为导向纷纷设立经济开发区，进行招商引资，这种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的模式极大地促进了这些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后，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资源和环境的双重约束难以为继，高效的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受到青睐。经济发展理念从只重视速度向速度与质量并重转变，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可持续发展形成共识，“节能减排”、“又好又快发展”等成为热点词汇。经济发展模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对中国城市化模式在目标定位和动力机制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１．城市化目标的重新定位。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注重打造城市圈和城市群成为城市化发展的目标，以发展小城镇为主的目标定位受到扬弃。现阶段城市化求“大”的目标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向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的影响，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注重发挥经济资源的规模效应，通过对分散的经济资源进行聚合规整形成规模从而产生规模效应。相对于小城镇，大中城市对经济资源的聚合能力要强得多，通过做大做强大中城市甚至打造城市圈可以最大限度整合有限的经济资源产生规模效益，发挥互补效益，实现集约式发展。２００９年开始实施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以珠三角九市为基础打造广佛肇、深莞惠、珠中江三大经济圈，广佛同城化已经在积极推动中。但是应当指出，我们对于积极发展小城镇的城市化目标只是扬弃而非放弃，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中明确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综合承载能力，关注城市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协调，按照循序渐进、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合理布局的原则，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
２．多动力共同推进的动力机制。现阶段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以政府推动为主，市场拉动和外资带动为辅。首先，以政府推动为主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说明，一方面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凸显了发展大中城市、打造城市圈在城市化目标定位中的地位。而求大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政府推动，一个非常关键的原因是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城市化推进的基础要素——土地，同时城市规模扩大所需要的基础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也要由政府提供。另一方面，在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很强的利益诉求，城市化与工业化之间存在互促关系，工业化可以带动城市化，城市化也能促进工业化，因此地方政府通过推动城市化促进工业化可以提高本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其次，乡镇企业的衰落导致市场拉动型的小城镇化模式日益式微，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受到削弱。乡镇企业是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蓬勃发展起来的，在自由无序的市场机制作用下呈现出小、散、多等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特点，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取代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必然会抑制乡镇企业的后续发展，抑制的结果是小城镇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吸纳能力的下降和市场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削弱。最后，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引进外资提出了质量要求，即从集约型发展模式的理念出发对外资项目提出可持续性的环境和资源要求，是否符合集约型的发展理念成为能否引进的重要标准，这种引资观念的转变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外资进入的规模，进而削弱了外资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
三、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展望
（一）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特征
通过对中国城市化模式的历史审视和现状分析，可以发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城市化模式的变动影响重大。展望中国城市化模式的未来需要首先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判，虽然这种研判比较困难，但是从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我们依然能够判断出中国未来经济发展模式的大致特征：首先，在资源配置的体制性层面，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更加完善，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能力将进一步增强；其次，在发展理念层面，可以预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具有可持续性和高效的集约型发展模式最终将完全取代粗放型的发展模式；最后，在经济增长方式层面，逐步提升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扩大内需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未来城市化目标定位的展望
１．城市化是必然趋势。必须认识到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相当长的时期里我国将处于城市化的加速发展阶段。从未来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看，由投资拉动型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要求我们必须扩大内部需求，内部需求的扩大离不开广大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农村消费能力的提升又依赖于城乡差距的缩小，而城市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根本性措施，所以城市化是大势所趋。
２．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是最优选择。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城市化的本质就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自由流动的过程，流动的原因主要是城乡间的劳动收入存在差距，在边际递减规律的作用下，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聚集最终会导致城市劳动收入的持续下降，这正是很多发展中国家“城市病”的发生机制。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能力逐渐增强的大背景下，在尚有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压力下，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使我国避免“城市病”的发生。
３．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将是我国城市化实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全面协调可持续性是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集约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符合要求的发展模式，应当在未来城市化中得到充分体现。城市群的打造可以让具有不同资源禀赋的城市之间进行优势互补，实现对资源的集约式利用，因此结合大、中、小协调发展的多元化目标定位，打造各种规模的城市群应当成为未来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未来城市化动力机制的展望
１．重视发挥市场对城市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化进程是经济社会发展历程的真实写照，城市化进程就是经济资源在城乡间重新配置的过程，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转构成了城市化的壮观图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必将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市场机制对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等生产要素的配置能力也必然会增强。市场机制对城市化拉动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进一步加快推进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消除限制城乡人口流动的壁垒；需要建立健全有关土地流转立法，实现农村集体用地向城市建设用地的合法有序流转。
２．政府在城市化中的职能应该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转变。客观地讲，政府直接推动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作出了重大贡献，同时也暴露出不少问题。比较突出的是许多地方政府积极规划开发的产业园区项目空置率较高，造成大量经济资源的浪费，与集约型的科学发展模式背道而驰。究其原因，乃是政府在推动城市化的过程中存在较强的主观意识和盲动性，没有充分将本地的资源禀赋与市场实际情况相结合，片面求快、求大，违背了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府应当在尊重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发挥政府的服务职能，以政府规划为引导、市场拉动为主体实现城市化的合理有序发展，注重在公共基础设施供给和公共服务提供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实现政府由直接推动向间接引导的转变。
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的带动作用。在外资对城市化带动作用减弱的情况下，应当注重发挥国内民间资本对城市化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城市化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外资的大规模进入对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政府推动和外资带动是东部沿海地区实现快速城市化的主要动力，珠三角的深圳、长三角的浦东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但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在中西部地区的推行存在一定难度，主要原因是东部沿海地区拥有更加完善的公共基础设施和成熟的商业环境，外资进入时会优先考虑东部沿海地区，相对而言中西部地区对外资的吸引力不足。在此背景下，近年来频频进行海外投资的中国民间资本为中西部地区的城市化动力提供了新的选择，因此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引导民间资本向中西部地区流动，使其成为未来推进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１］毛蒋兴，薛德升．世界城市化模式及其对珠江三角洲的启示［Ｊ］．规划师，２００６，（５）．
［２］史育龙．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内涵和发展模式［Ｊ］．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０８，（１０）．
［３］陈甬军．中国的城市化与城市化研究——兼论新型城市化道路［Ｊ］．东南学术，２００４，（４）．
［４］费孝通等．小城镇、大问题［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
责任编辑王安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