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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对江苏省的某些地区进行问卷调查，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总结和归类，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各主要因子对创业决策的影响，进而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层次分析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16-0209-04
Abstrac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ome areas in Jiangsu Province，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we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all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calculate the impact of each major factor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and then specific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Key word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Start one’s own business；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Contributory factors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民工来说的，该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成长环境在鄉村，受教育程度低，身份、户籍特征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开始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全职或兼职从事非农产业，并不具备城镇居民的身份、户籍，以务工工资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员。经过调查研究总结可以得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很多，比如个体因素、环境支持和其他因素，具体为个体因素中的创业认知机会、自我创业效能感，环境支持因素中的创业资金来源、家人的支持、创业榜样；其他因素中的创业动机以及创业培训等。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各主要因子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返乡农民工在进行创业选择时的心理诉求，进而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1]。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背景资料 江苏省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全国的前列，并且江苏省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呈现多样性的趋势，因而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江苏省每年都以“创业培训、创新引领”为主题，契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想以此来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的本质蜕变。在这样一个全民倡导创业、政府鼓励创业、亲友支持创业的大环境下，各种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村过剩的人口劳动力，而且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2]。
1.2 调查对象和统计方法 该研究问卷发放的对象是年龄在16～36周岁、户籍在农村的进城务工6个月以上并且已经返乡进行创业活动、或者准备进行创业活动以及尚未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按照《江苏统计年鉴2016》中人口、就业与工资统计数据，根据地区从业人数在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大致比例，运用分层抽样的原理，分别在苏南、苏中和苏北按10∶5∶9比例的发放调查问卷。此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360份，回收330份，回收率为91.67%，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95份，样本的有效率为89.4%。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3 研究方法 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该研究运用AHP分析法将结构模型分为3个层次，包括环境支持、个体因素、其他因素3个准则层，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见表2[3]。
2.2 构建成对比较矩阵及其层次单排序 对江苏省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按照AHP的9级比例标尺对各影响因子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并赋以相对分值，再将分值进行综合并几何平均，计算出权重，构造出各层次中所有判断矩阵（表3～6）。
表3中，CR=0.003<0.1，CI=0.002，λmax=3.004，RI=0.58。
表4中，CR=0.043<0.1，CI=0.048，λmax=5.193，RI=1.12。
表5中，CR=0<0.1，CI=0，λmax=2，RI=0。
表6中，CR=0<0.1，CI=0，λmax=2，RI=0。
2.3 一次性检验和总排序 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矩阵的阶数，CI是一致性指标，CR为相对一致性指标，RI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可以根据Satty给出的RI表查出）。CR<0.1时，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元素取值。该研究各矩阵的CR值均小于0.1，故可以确定判断矩阵符合算法要求，满足一致性检验[4]。
最后计算同层次的所有元素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即层次总排序（表7），并对总排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由表7可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的排序为：①家人支持；②自我效能感；③创业资金支持；④创业培训；⑤创业榜样；⑥创业认知；⑦同伴帮助；⑧创业动机；⑨政府的支持。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表7显示，在C层的所有影响因子中，家人的支持是位于第一位的，家人的支持包括资金支持和情感支持。首先资金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农民工创业之初的启动资金多为外出打工的薪酬积累和自有资金，尽管农民工在外务工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内部和外部因素，比如城市消费高、工资薪酬低、多从事的是一些重复性的低水平体力劳动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并不是很多，创业启动资金数量有限。而且由于外筹资金方式（银行贷款、政府资金扶持、私人借贷等）手续繁琐、门槛高、额度小、周期长、风险高等缺点，加之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并未采取措施来大力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家庭成员的支持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家庭成员的资金支持依然是农民工创业启动资金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归属的需求，人是社会人，在情感上会产生需求，只有满足了人的归属的情感需求，人类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才能够得以完成，从而创业行为才能够取得成功。除此之外，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特别是家人的态度会影响个人对于创业的态度与评价；同样，对很多人而言，创业与否这样的重要决策需要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另外，潜在创业者自身资源有限，必然需要家人、亲戚、朋友的帮助来克服资源约束，因此，他们所感知的强关系支持能增强他们创业可行的信心，加强他们的创业意向[5]。
其次是自我效能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对自己能否运用所积累的打工知识和经验来完成创业的自信程度。因為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农民工在选择努力程度、坚持性、归因方式、情绪反应等方面，从而影响其创业的完成。与怀疑自己的能力的人相比，对完成一项任务有更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愿意去参与挑战、更努力、遇到困难时坚持更久。
第三，创业资金支持，包括自有资金和外筹资金，调查显示，只有小部分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积累了充足了资金，能够单独运用这些资金进行创业活动，大多数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发展资金和流动资金相对短缺，贷款也比较困难，根本无法满足企业创办、发展和后续稳定前进的需要，除了自有资金和家庭的资金支持外，创业者解决资金问题的方式通常有3种：银行贷款、政府资金支持和私人贷款[6]。
最后，政府的支持排在末尾反映了政府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软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指政府各项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及其落实情况差，造成了农民工对政府的不信任，继而影响因素最低。良好的软环境，能够聚集到生产要素和人才，降低商务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地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比如政策引导不到位，政府职能不清，政府无所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频出，政府主导作用不强，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上重视程度不够，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外资外商引入过程中区别对待等，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已经根深蒂固，政府信任岌岌可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倾向于寻求政府的帮助，因此，政府的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权重最低也不难理解。
3.2 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建议
3.2.1 鼓励创业、创造积极的创业文化环境和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当前的农村仍旧存在着“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陈旧思想，积极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尚未完全形成，并且有别于城市社区，我国农村基本上仍然处于“乡土社会”中，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互动产生的共同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社区氛围，因此，社区一旦形成支持性的创业氛围，对于农民的创业意向会具有更强的影响[7]。政府可以通过播报新闻、公益广告、海报张贴、成功创业者宣传讲座、树立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成功的典型事例等形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宣传，使新生代农民工真切感受到自己身边创业人的成功，破除小农思想，更新传统理念，激发其内心的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形成一种人人讲创业、人人爱创业的创业氛围，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活动的开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积极对待创业的态度，提高他们面对创业困难、创业逆境甚至创业失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打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营造良好的竞争机制和氛围，形成“人人争当创业者，人人尊重创业者”的良好风气。
3.2.2 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教育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机上，这种作用仍在不断加强。教育水平的高低和创业机会的成败有着正相关作用，农民工作为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之一，职业教育培训对其收入的改善将具有明显作用。目前，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农民工和现代产业工人相距甚远。农民工的思维趋于保守，加上社会职业教育的缺陷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进程[8]。因此，应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创建资金平台支持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职业教育的宣传推广活动，同时，不能忽视对农民工的职业道德培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良好的人才观。与此同时，注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素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方面的能力素质不仅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培训得以实现，而且可以积极地向他人学习进行获取；第二，提高自己敏锐观察的能力，创业不仅要有经验积累而且要有洞察商机的敏锐观察力，这样才能很快的走在行业前列；第三，提高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一个企业的良性运转是多方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员工的管理是尤为重要的，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有利于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利用，对企业的良性运行是必不可少的。
3.2.3 政府应增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可能性、提高其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对创业农民工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性。设立专项回乡创业基金，以县为单位成立互助基金，以自愿、有偿的原则对经营中出现资金危机的创业者进行必要帮扶，使他们渡过难关。政府要加大社会治安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那些破坏市场秩序，影响市场良性运营的行为。加快建设农业保险制度，设立农业专项风险基金，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等设立农业专项保险业务，全面建立农业生产服务的体系，进一步调动农民工创业积极性。政府职能要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和经办程序，提高办事效率[9]。凡是针对农民工创业的企业行政性收费等给予一定优惠，比如减收各种工本费、登记费、管理费，使其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处置和纠正干涉企业正常经营及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司法部门依法保证回流农民工创业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外，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了解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导师制度”和“一对一帮扶制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数据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进行登记注册，以便随时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 凌子山.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 熊智伟，王征兵.基于AHP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子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6）：246-249.
[3] 纪飞飞，武忠远，范婷婷.基于SWOT模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分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82-84.
[4] 唐礼智，罗婧，曹路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龙岩市的调查[J].宁夏社会科学，2013（6）：36-42.
[5] 郑永兰，邓可，信莹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8-13.
[6] 张炳江.层次分析法及其应用案例[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4.
[7] 武立永.基于层次分析法的农民工再就业问题探讨[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3（4）：65-67.
[8] 蒋剑勇，郭红东.创业氛围、社会网络和农民创业意向[J].中国农村观察，2012（2）：20-27.
[9] 张军，安月兴.加强返乡农民工创业教育培训研究[J].当代经济管理，2009，31（8）：31-34.
关键词 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层次分析法；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S-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0517-6611（2018）16-0209-04
Abstract Based on a questionnaire survey of some areas in Jiangsu Province，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to their hometowns were summarized and classified.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was used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all kinds of influencing factors，calculate the impact of each major factor on entrepreneurial decisionmaking，and then specific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migrant workers returning home to start a business.
Key words Newgeneration migrant workers；Start one’s own business；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Contributory factors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的农民工来说的，该研究的新生代农民工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后出生的，成长环境在鄉村，受教育程度低，身份、户籍特征是农民，20世纪90年代开始离开农村，流入城镇，全职或兼职从事非农产业，并不具备城镇居民的身份、户籍，以务工工资为主要经济来源的人员。经过调查研究总结可以得出，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因素很多，比如个体因素、环境支持和其他因素，具体为个体因素中的创业认知机会、自我创业效能感，环境支持因素中的创业资金来源、家人的支持、创业榜样；其他因素中的创业动机以及创业培训等。采用AHP层次分析法对各类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计算各主要因子对创业决策的影响，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返乡农民工在进行创业选择时的心理诉求，进而具体地有针对性地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这一问题[1]。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背景资料 江苏省的政治、经济等方面均处于全国的前列，并且江苏省的新生代农民工数量众多、呈现多样性的趋势，因而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江苏省每年都以“创业培训、创新引领”为主题，契合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想以此来引导打工潮向创业潮的本质蜕变。在这样一个全民倡导创业、政府鼓励创业、亲友支持创业的大环境下，各种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村过剩的人口劳动力，而且对于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2]。
1.2 调查对象和统计方法 该研究问卷发放的对象是年龄在16～36周岁、户籍在农村的进城务工6个月以上并且已经返乡进行创业活动、或者准备进行创业活动以及尚未创业的农民工群体。在发放问卷的过程中，按照《江苏统计年鉴2016》中人口、就业与工资统计数据，根据地区从业人数在江苏省苏南、苏中、苏北的大致比例，运用分层抽样的原理，分别在苏南、苏中和苏北按10∶5∶9比例的发放调查问卷。此次调查总计发放问卷360份，回收330份，回收率为91.67%，其中回收有效问卷295份，样本的有效率为89.4%。调查对象人口统计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
1.3 研究方法 该研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2 结果与分析
2.1 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该研究运用AHP分析法将结构模型分为3个层次，包括环境支持、个体因素、其他因素3个准则层，所建立的指标体系见表2[3]。
2.2 构建成对比较矩阵及其层次单排序 对江苏省调查问卷进行数据处理，按照AHP的9级比例标尺对各影响因子进行两两比较，确定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并赋以相对分值，再将分值进行综合并几何平均，计算出权重，构造出各层次中所有判断矩阵（表3～6）。
表3中，CR=0.003<0.1，CI=0.002，λmax=3.004，RI=0.58。
表4中，CR=0.043<0.1，CI=0.048，λmax=5.193，RI=1.12。
表5中，CR=0<0.1，CI=0，λmax=2，RI=0。
表6中，CR=0<0.1，CI=0，λmax=2，RI=0。
2.3 一次性检验和总排序 λmax为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值，n为矩阵的阶数，CI是一致性指标，CR为相对一致性指标，RI是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其值可以根据Satty给出的RI表查出）。CR<0.1时，则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否则需要调整判断矩阵的元素取值。该研究各矩阵的CR值均小于0.1，故可以确定判断矩阵符合算法要求，满足一致性检验[4]。
最后计算同层次的所有元素对于最高层的相对重要性的排序权值，即层次总排序（表7），并对总排序结果进行一致性检验。
由表7可知，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因素的排序为：①家人支持；②自我效能感；③创业资金支持；④创业培训；⑤创业榜样；⑥创业认知；⑦同伴帮助；⑧创业动机；⑨政府的支持。
3 结论与启示 3.1 结论 表7显示，在C层的所有影响因子中，家人的支持是位于第一位的，家人的支持包括资金支持和情感支持。首先资金是农民工返乡创业是否取得成功的关键性因素，农民工创业之初的启动资金多为外出打工的薪酬积累和自有资金，尽管农民工在外务工多年，但是由于种种内部和外部因素，比如城市消费高、工资薪酬低、多从事的是一些重复性的低水平体力劳动等原因，大部分农民工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并不是很多，创业启动资金数量有限。而且由于外筹资金方式（银行贷款、政府资金扶持、私人借贷等）手续繁琐、门槛高、额度小、周期长、风险高等缺点，加之大部分地区的政府并未采取措施来大力支持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家庭成员的支持显得尤为必要，所以家庭成员的资金支持依然是农民工创业启动资金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有归属的需求，人是社会人，在情感上会产生需求，只有满足了人的归属的情感需求，人类的最高需求自我实现才能够得以完成，从而创业行为才能够取得成功。除此之外，个人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特别是家人的态度会影响个人对于创业的态度与评价；同样，对很多人而言，创业与否这样的重要决策需要家人、朋友的情感支持。另外，潜在创业者自身资源有限，必然需要家人、亲戚、朋友的帮助来克服资源约束，因此，他们所感知的强关系支持能增强他们创业可行的信心，加强他们的创业意向[5]。
其次是自我效能感，是新生代农民工对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这一行为的推测和判断，对自己能否运用所积累的打工知识和经验来完成创业的自信程度。因為自我效能感能够影响农民工在选择努力程度、坚持性、归因方式、情绪反应等方面，从而影响其创业的完成。与怀疑自己的能力的人相比，对完成一项任务有更高自我效能感的人更愿意去参与挑战、更努力、遇到困难时坚持更久。
第三，创业资金支持，包括自有资金和外筹资金，调查显示，只有小部分农民工在外务工期间积累了充足了资金，能够单独运用这些资金进行创业活动，大多数农民工在创业过程中发展资金和流动资金相对短缺，贷款也比较困难，根本无法满足企业创办、发展和后续稳定前进的需要，除了自有资金和家庭的资金支持外，创业者解决资金问题的方式通常有3种：银行贷款、政府资金支持和私人贷款[6]。
最后，政府的支持排在末尾反映了政府在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软环境”的制约，也就是指政府各项针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及其落实情况差，造成了农民工对政府的不信任，继而影响因素最低。良好的软环境，能够聚集到生产要素和人才，降低商务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但是政府在实践过程中并没有充分地履行自己应有的职责，比如政策引导不到位，政府职能不清，政府无所作为或者乱作为现象频出，政府主导作用不强，在农民工返乡创业上重视程度不够，在农民工返乡创业和外资外商引入过程中区别对待等，政府在人们心中的固有形象已经根深蒂固，政府信任岌岌可危，使得新生代农民工不倾向于寻求政府的帮助，因此，政府的支持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权重最低也不难理解。
3.2 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建议
3.2.1 鼓励创业、创造积极的创业文化环境和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当前的农村仍旧存在着“得过且过，小富即安”的陈旧思想，积极的创业环境和氛围尚未完全形成，并且有别于城市社区，我国农村基本上仍然处于“乡土社会”中，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互动产生的共同价值观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社区氛围，因此，社区一旦形成支持性的创业氛围，对于农民的创业意向会具有更强的影响[7]。政府可以通过播报新闻、公益广告、海报张贴、成功创业者宣传讲座、树立农村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成功的典型事例等形式加强对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宣传，使新生代农民工真切感受到自己身边创业人的成功，破除小农思想，更新传统理念，激发其内心的创业激情，增强创业意识，形成一种人人讲创业、人人爱创业的创业氛围，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活动的开展。引导新生代农民工树立积极对待创业的态度，提高他们面对创业困难、创业逆境甚至创业失败的能力和水平，同时打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营造良好的竞争机制和氛围，形成“人人争当创业者，人人尊重创业者”的良好风气。
3.2.2 提高农民工的教育水平和专业技能水平，构建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教育的发展对于经济增长和国民收入的提高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机上，这种作用仍在不断加强。教育水平的高低和创业机会的成败有着正相关作用，农民工作为我国的低收入群体之一，职业教育培训对其收入的改善将具有明显作用。目前，农民工教育培训存在着一些问题，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约束，农民工和现代产业工人相距甚远。农民工的思维趋于保守，加上社会职业教育的缺陷重视程度不够，教育培训工作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步，制约着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进程[8]。因此，应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积极创建资金平台支持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水平，加强职业教育的宣传推广活动，同时，不能忽视对农民工的职业道德培训，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形成良好的人才观。与此同时，注重新生代农民工创业能力素质的提升，主要体现在3个方面：第一，提高自身的科学文化水平，这方面的能力素质不仅可以通过政府提供的职业教育培训得以实现，而且可以积极地向他人学习进行获取；第二，提高自己敏锐观察的能力，创业不仅要有经验积累而且要有洞察商机的敏锐观察力，这样才能很快的走在行业前列；第三，提高自身的组织管理能力，一个企业的良性运转是多方协调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对员工的管理是尤为重要的，提高自身的管理能力，有利于人力资源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利用，对企业的良性运行是必不可少的。
3.2.3 政府应增加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可能性、提高其创业成功的可能性以及对创业农民工的合法利益的保护性。设立专项回乡创业基金，以县为单位成立互助基金，以自愿、有偿的原则对经营中出现资金危机的创业者进行必要帮扶，使他们渡过难关。政府要加大社会治安治理力度，严厉打击那些破坏市场秩序，影响市场良性运营的行为。加快建设农业保险制度，设立农业专项风险基金，鼓励银行、保险机构等设立农业专项保险业务，全面建立农业生产服务的体系，进一步调动农民工创业积极性。政府职能要最大限度地简化审批和经办程序，提高办事效率[9]。凡是针对农民工创业的企业行政性收费等给予一定优惠，比如减收各种工本费、登记费、管理费，使其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最后，政府相关部门要及时处置和纠正干涉企业正常经营及合法权益的违法行为；司法部门依法保证回流农民工创业者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另外，政府要积极主动地了解农民工创业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实行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的“导师制度”和“一对一帮扶制度”，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数据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基本情况进行登记注册，以便随时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 凌子山.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
[2] 熊智伟，王征兵.基于AHP的返乡农民工创业决策影响因子研究[J].江西社会科学，2011，31（6）：246-249.
[3] 纪飞飞，武忠远，范婷婷.基于SWOT模型的新生代农民工返乡创业策略分析[J].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2）：82-84.
[4] 唐礼智，罗婧，曹路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融资行为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福建省龙岩市的调查[J].宁夏社会科学，2013（6）：36-42.
[5] 郑永兰，邓可，信莹莹，等.新生代农民工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省为例[J].南京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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