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年近花甲，如果把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召开）做为界碑，那前后两个经历阶段在时间上则大致相等。
　　我虽然是一个普通人，却也在人生旅程上历尽坎坷，尤其是个人政治及工作、生活等方面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少年求学与“文化大革命”
　　
　　1951年,我出生在太原市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里,父亲当时为省农业厅的一名技术员。
　　1957年父亲因病退职后，我们一家三口便从城市来到晋源镇（公社）古城营村，成了农民。
　　我读小学期间，父亲先后在太原二中（位于晋源镇）、晋源公社民办中学代课，母亲在村参加劳动，家中生活尚可。1962年晋源民办中学停办，父亲只好回村参加劳动，家里的经济状况也因此一落千丈。1964年“四清”时我们家又被定为地主成份，之后我们便处处受人歧视。
　　1964年，我小学毕业升初中，由于当时仍按考试成绩择优录取，所以我顺利考入太原二中。进入中学后我遇见的第一件尴尬之事，便是填写《学生登记表》中的“家庭出身”，我不知该如何填写。
　　父亲说：“我参加过镇反、三反，个人成份的结论是旧职员，这次四清划为地主，那应该是我的家庭出身；至于你的家庭出身，应该按照我的个人成份去填。”于是，我按照父亲的话将家庭出身填为“旧职员”。
　　我是新中国长大的年青人，十分羡慕高年级同学胸前的共青团徽，但终因家庭出身迈不进共青团的大门。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在这场急风暴雨面前，学生们写大字报、贴标语、斗黑帮、批走资派，其信念都是捍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捍卫毛泽东思想。不久，学校里出现了揭发同学的大字报，我受到了批判和围攻，罪名是“隐瞒家庭出身”，“阶级异己分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打击，我并没有惊慌，因为我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仅仅是家庭出身不好而已。
　　1968年冬，太原市掀起了上山下乡热潮，我们这些户口是农民的中学生，便光荣地成为“首届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五一广场观礼台披红戴花，然后回村参加劳动。
　　
　　返乡务农与“清理阶级队伍”
　　
　　与我一起返乡的同学大多是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他（她）们作为农村的新一代知识青年，均不同程度地受到重用，有的担任学校民办（代课）教师，有的担任生产队会计、保管，还有的被推荐上学或外出工作，最不济的也在生产队里开上了拖拉机。
　　我很有自知之明，从不作非分之想，每日在生产队参加田间劳动，干最苦最累的农活。
　　这种生活倒也不无益处，首先是年迈的双亲不用再下地干活，其次是家里有了劳力，不需要再担心因领不回口粮而挨饿。
　　1970年开展清理阶级队伍（即一打三反）运动，我们家受害极深，自工作队进村后被抄家3次。
　　父亲珍藏多年的《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辞海》、《辞源》等全被没收；墙上镜框后的一卷旧画也被抄出，里面有建国初期印刷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伟人像，抄家的人如获至宝，顿时就给我父亲扣上“私藏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画像，妄图复辟变天”的罪名。
　　父亲被抓进急训班，没有人身自由，白天强迫劳动，晚上交代罪行，一日三餐得家人送。
　　在急训班，父亲受尽凌辱，最后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分子”。解除关押后，父亲身体愈加虚弱，不久含悲去世。
　　我返乡参加劳动后，不论刮风下雨，从不敢休息一天，受的苦比别人多，扣除的义务工也比别人多；基干民兵的福利（指发背心）享受不上，而基干民兵所尽的义务（指苦战）却一回也拉不下，这大概是当时地富子女们所应该享受的政治待遇。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变化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不久，党中央发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在古城营村召开的摘帽、改成份会议上，我提出将我的家庭成份还原“旧职员”的要求，得到了政工组的认同。那天晚上，我们一家欣喜若狂，庆幸以后再也不用遭受不平等待遇了。
　　当个人政治发生转折后，我迫切希望工作方面有个变化。经过一番努力，我终于争取到一个西山矿务局的招工名额，并于1979年12月至西铭矿报名。尽管是一名矿工，却也不无自豪之感，总算是有了正式工作。
　　1981年我调入太原溶剂厂，当时正值而立之年的我产生了自学的念头，于是开始在工作之余刻苦学习。
　　1984年，我又调回离家较近的太原洗涤剂厂，我十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在太原洗涤剂厂工作期间，我经过努力，通过了刊授大学“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考试，取得了大专文凭。
　　改革开放后，我们将家里分到的1.5亩地全部种上自己喜欢的粮食、蔬菜，春种秋收时我就请几天假回家帮忙，平时由妻子管理，日子过得舒心惬意。1985年，我家盖起6间新房，又请木工制作了许多家具，母亲高兴的直唠叨。
　　
　　文史研究及成果
　　
　　我很喜欢读书，从小学二年级阅读长篇小说开始，数十年来手不释卷，这种癖好大概与家庭熏陶有关。年纪稍长即有抱负，幻想有一天能成为作家或文学家，然而生活在那个极“左”思潮的年代，说错一句话就会惹来麻烦，怎敢提笔写作呢？
　　改革开放以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文学创作也迎来了又一个成就辉煌的时代。
　　我有心一试，又担心“文字狱”悲剧再现，怕给后辈儿孙引来祸端；而此时老母亲的身体也日渐衰弱，离不开人侍奉，因此我决定以尽孝为当紧，理想抱负之事往后放一放。
　　1991年母亲去世后，时间有了宽余，有一次我与朋友游览太山龙泉寺，突然萌发了研究晋阳古城的“雄心大志”，这种研究以述古为主，不用表达思想感情，保险系数相对来说比写小说要高。
　　打定主意后，我立即开始行动，图书馆查阅文献，走访有关人员和单位，又跋山涉水抄碑录碣，四处搜寻资料。
　　经过年余的准备，《也论晋阳古城城垣》成稿并在《太原地方志》发表。再后，我研究文史越发勤奋，连续在《太原地方志》、《太原晚报》、《山西文史资料》、《沧桑》等报刊杂志发表许多文章，开始小有名气，并加入了山西省作家协会和山西省民间文艺家协会。
　　1996年，经人介绍，我加入中国农工民主党，随即被推选为太原市南郊区政协委员。
　　1998年太原市行政区划调整，我又当选为晋源区第一届政协委员，参与了新区的选址、定位及街道命名，并连续4年被评选为“优秀政协委员”。
　　凭良心说，是改革开放给我的后半生注入了新的活力，假如没有改革开放，肯定不会有今天的我。 （责编 卫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