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心武:我是马拉松式的写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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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十年来刘心武始终活跃在文坛,笔耕不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一个马拉松长跑式的写作者。
  2017年5月28日,《刘心武自选集》新书发布会在北京金融街字里行间书店举行。75岁的刘心武在交流会上讲述了从事文学写作60年来的心得。现场来的粉丝既有当年《班主任》的读者,也有许多在校学生。
  几十年来刘心武始终活跃在文坛,笔耕不辍。他曾不止一次地说,自己是一个马拉松长跑式的写作者。
  2016年,某出版社推出26卷本《刘心武文粹》时,刘心武说,“有时候需要把自己作为一个个案,提供给文学史的研究者研究—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他是怎么过来的,这个人当初多么幼稚可笑,写的东西多么糟糕,但是他又引起了轰动,作品又很有争议。有些作品现在看来还有一定的比较久远的审美价值,虽然很杂驳,但是要做一个罗列,这就是文存的意义。”
  写《班主任》心里也打鼓
  刘心武1942年出生于成都,8岁跟随父母移居北京,曾当过中学教师、出版社编辑、《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他在1977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班主任》,被认为是“伤痕文学”的发轫作。
  在成名之前,刘心武已经坚持写作多年。他的第一篇稿子是评论苏联的拉夫列尼约夫的小说《第四十一》。稿子被某杂志刊登之后,編辑以为他是一个学究,就用墨笔在很高级的宣纸上给他写亲笔信,希望他多多赐稿。后来他们一调查,发现刘心武高中没毕业,还是未成年人,让人失笑,就把后来的稿子退了。
  写《班主任》时,刘心武自己也心里打鼓:这不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嘛!这样的稿子能公开拿出去吗?在发表欲的支配下,他终于还是鼓起勇气,投给了《人民文学》杂志。
  这篇小说今天看来并不成熟,但当时带来的反响却超出他的想象。既有工人打听他家地址找上门来表达喜爱,也有人给“有关部门”写匿名信指斥《班主任》等“伤痕文学”作品是搞“修正主义”,还有人劝其“不要走得太远”。
  海外对《班主任》不吝赞美,甚至称他为“伤痕文学之父”。
  “那时候,这样的‘海外反响’越多,便越令一些人对当事人侧目。因此我在颇长一段时间里,心里都不是非常踏实。”刘心武说。
  1981年,他应日本《文艺春秋》社邀请访日期间,主办方带他们参观一座日本古代监狱模型时,翻译小姐对他说:“你是不是差一点被关起来?”“文革”期间,她在中国待过,后来在异国读到《班主任》时,还为刘心武捏了一把汗。
  “这种心理状态,29年过去,不要说现在的年轻人难以理解,就是我这个当事人,回想起来,也恍若一梦!”刘心武曾感慨。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刘心武的作品具有特殊的价值。陈丹青曾自曝,当年在杂志上看到刘心武的《立体交叉桥》时,喜欢得不得了,立即撕下来,带着它飞往美国。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
  刘心武的再次爆红是因为《红楼梦》。2005年,刘心武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上讲秦可卿专题,2011年又出版《刘心武续红楼梦》,都在中国掀起一股“红楼梦”热潮。
  这个系列讲座观众数量庞大,不但有中老年人,还有相当一部分年轻人,包括在校学生。刘心武的观点颇具争议,有人叫绝,有人抨击,相互辩论。让刘心武感到最可喜的,是这个系列节目引发出了阅读《红楼梦》的兴趣,没读过的要找来读,没通读过的打算通读,通读过的还想再读。“网上关于对《红楼梦》的讨论,角度更多,观点更新,分析更细,揭示更深,我从这些不同的反应里,真是获益匪浅。”刘心武说。
  在刘心武看来,红学研究应该是一个公众共享的学术空间,他借用了蔡元培的八个字,“多歧为贵,不取苟同”—谁也不应该声称关于《红楼梦》的阐释独他正确,更不能压制封杀不同的观点,要允许哪怕是自己觉得最刺耳的不同见解发表出来,要有平等讨论的态度、容纳分歧争议的学术襟怀。
  “我的研究,属于探佚学范畴,方法基本是原型研究。从对秦可卿原型的研究入手,揭示《红楼梦》文本背后的清代康、雍、乾三朝的政治权力之争,并不是我的终极目的。”刘心武说,对秦可卿的研究只是一个突破口,好比打开一扇能看清内部景象的窗户,借此进入《红楼梦》,领悟里面的无穷奥妙。”
  刘心武说,说到头,他的秦学究竟是否能够成立,并不是一个多么重要的问题。“这个系列讲座,引发出了人们对《红楼梦》的更浓厚的兴趣,读《红楼梦》的人更多了,参与讨论的人更多了,红学在民间的空间,因此大大拓展,这才是最重要的。”
  研究红楼梦的争议尚未完全散去,2012年,刘心武又开始评点《金瓶梅》,很多人痛心疾首地对他说:你这是要晚节不保啊。刘心武不理解,在他看来,作为一个普通中国人,一生一次《红楼梦》都不读,很遗憾;一生对于《金瓶梅》总是误解,也很遗憾。
  刘心武第一次“结缘”《金瓶梅》,已经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读的也不是全本,但《金瓶梅》中写实主义的文本达到的高度、人物的刻画功力还是让他震惊乃至相见恨晚。
  书中的人物性格完全不是符号化的,“潘金莲很凶恶,武大郎不死,她跳到武大郎身上,拿被子把他捂死,非常残暴。但是她也有直率的一面,她跟西门庆吵架的时候非常不畏强暴;还有乞丐乞讨的时候她也是很热心地施舍,她也有善良的一面。《金瓶梅》把人性当中的真假善恶、是非良善写得非常鲜活真实。”
  刘心武还看到了更多。他说,《金瓶梅》里描述了一个很黑暗、很堕落的社会,整个社会生活负面的东西很多。但是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创造出一种从上到下富人和穷人的共享繁华。
  十多年里刘心武参阅了大量资料,最后从《金瓶梅》的成书之谜、西门庆死亡之谜、大结局之谜、影响《红楼梦》之谜等31个谜题入手来谈。面对种种争议,他不是毫无压力,但他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也就不会有《红楼梦》”。   那些“人生有信”
  不少人说刘心武脾气有点“怪”。《红楼梦》中,刘心武最喜欢的是妙玉。“我有时候和妙玉一样,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性格也很孤僻。”他一般不接受采访,也不参加文学会议,跟文化圈的活动基本不沾边。
  身为“正局级干部”的刘心武对记者说过:“虽然我有用车待遇,但一次也没享受过。我自己打车,不报销。因为我有版税,付得起这个钱。”“我早就不是专业作家了,没有写作任务,也不用报计划,更不用自己驱赶自己,就是赋闲、退休,自己过活。”
  东方出版社出版的《人生有信》里,刘心武记录了与孙犁、冰心、夏志清、余英时、蒋孔阳、冯牧等数十位文化名人的信函,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那一代文化人同气相求的真诚善念。
  刘心武和著名美学家蒋孔阳的情谊,始于中篇小说《立体交叉桥》。当年这部小说引发争议,蒋孔阳发表了长篇评论予以充分肯定,并从此开始二人之间长达20多年的书信往来。虽然两人始终缘悭一面,但蒋先生当年的鼎力扶持让刘心武终身难忘。
  “这些书信牵动出我丝丝缕缕五味杂陈的心绪。当时代浪涛的相激相荡将我们抛到同一种困境中时,我们能够相濡以沫,互相激励,互相声援。30年前那些雨丝风片,如今回想起来,有若许亮光,若许暖意,也有若许混沌,若许惆怅。”刘心武说。
  刘心武曾在一家小书店里偶然发现 《黄金时代》,他一口气读完,“多年来没有这样的阅读快感了”。回家后他立马打了一圈电话询问王小波的联系方式,迫不及待打通电话后报上姓名,那头的王小波懒懒地“唔”了一声。刘心武一时不知该如何介绍自己,只好直截了当地说:“看了《黄金时代》,想认识你,想跟你聊聊。”第二天下午,两人约好见面,一直聊到夜里十一点饭馆打烊。
  “这一天我没有白过,我多了一个谈伴,无所谓受益不受益,甚至可以说并无特别收获,但一个生命在与另一个生命的随意的、绝无功利的交谈中,觉得舒畅,感到愉快,这命运的赐予,不就应该合掌感激吗?”多年后,刘心武依然记得那种畅聊之后的满足感。
  有一次,两人聊到靠写作生存的问题,王小波说,他有开载重车的驾照,必要时可以上路挣钱。
  刘心武的朋友、文化学者张颐武说,当王小波还默默无闻时,刘心武逢人就介绍,说有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作者。但王小波离世且名声大噪后,刘心武却退后,很少提及两人的密切交往。
  中学时期刘心武就爱画水彩写生,常画城里的古典建筑。在《王小波,晚上能來喝酒吗》里,他画了一幅五塔寺的水彩写生。“生前,王小波只相当于五塔寺,冷寂无声。死后,他却仿佛成了碧云寺,热闹非凡。”
  文学就是写人的困境
  1984年,刘心武的首部长篇小说《钟鼓楼》刊载于《当代》杂志,后获得了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小说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北京钟鼓楼下的一个小杂院,在12个小时里发生的故事,浓缩了人生百态。
  刘心武天生是喜爱写底层人物的。他有很多平民百姓朋友,像农民朋友三儿,“的哥”朋友青岭。
  退休后,刘心武在京郊温榆河畔买下农舍,取名“温榆斋”。他常从大飘窗望出去,看到形形色色的人,“就是一幅当代的《清明上河图》”。用了一年多时间,刘心武写就了这部16万字的《飘窗》,依然是人生百态,只是比《钟鼓楼》多了一些沉重和焦虑。
  “作家兴趣不同,有人专写官场,有人写自己没有生活过的年代,我的兴趣从《钟鼓楼》开始,一贯有草根人物出现,我觉得他们的真实状态适合用文学来表现,我也有能力去表现。”刘心武说。在他看来,市井人物是城市文化的烟火。作家也许未必能给他们提供解决困境的方法,但不能因此而不去关注现实。
  “我们面对人间不平,乃至惨剧,往往把原因归结到社会、制度的弊病,但是就文学而言,提醒读者要直面人性,特别是人性恶,恐怕是更重要的使命。如何压抑、控制、消弭人性恶?最好的文学,应该把读者朝这样的深度去引。”刘心武说。
  文学的本质是什么?在一次交流会上,75岁的刘心武对提出这个问题的读者说,“文学就是写人性,要展示人的生存困境。这是我从最早60年前开始投稿,一步一步所领悟到的一个文学的真谛、文学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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