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心理学读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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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之严厉,“不忍言也”;幼年的塾师在记忆中就是个残忍惨酷的“毒魔”;自小与外祖母和母亲“共居处,同休戚,朝夕保育”;再加上外寇胁诱、官吏压迫、劣绅欺凌、手足反目、亲戚轻侮、学友嫉视、乡邻无义……如果一个人早年在这样阴暗凄惨、孤苦压抑的环境氛围中生存成长,会铸造出什么样的个性特质与人生境遇?
  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生生的案例——蒋中正。在《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奇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以及研究员金以林等三位民国史学者,充分利用2006年斯坦福大学开放的蒋介石日记档案以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从几方面洗练地摹拓出蒋介石复杂的一生,尤其是“为历史研究指明了历史人物心理研究这个新的方向”。
  用合著者汪朝光的话来说,“我们(过往)对政治史的研究里,对人的关注非常少”。当史家着眼于史实、动机、价值、意义时,却往往忽视了那些重要的、关键的历史人物的个人成长与心理特征如何影响历史。性格决定命运,而“精英”、“领袖”的个性与心理,更是有可能影响到社会政治的走向甚至整个国运,恰恰印证了“乱世出英雄”、“英雄造时势”。《天下得失》将一个面目模糊不清的代表符号,按照一位既“非凡”又寻常的人物去理解,折射出与微观历史相辅相成的宏观历史大格局。
  正是少年蒋介石张狂玩劣的天性,以及没有父亲权威的压抑和阻碍,衍生了他敢想敢干、不屈不挠的性格,并最终成就了这位乱世豪杰。而在两位寡妇抚育、呵护下成长,又让他难免养成阴柔、脆弱、敏感、细致、多愁、多疑、爱操劳细事、不注重提纲挈领等某些女性化倾向。身处社会中下层,少年蒋介石更得以感知社会的黑暗、世态的炎凉与人情的凉薄。
  所有这些孤苦、孤立、孤独、孤僻,都鲜明而深远地影响了蒋介石的个性特质与行事风格。在执掌国民党最高权力并以革命领袖自居以后,孤儿寡母受人欺压的童年往事,正好成为他追溯与建构自己“革命思想之起源”的最佳素材;从小缺失对人的“基本信赖”,养成了他成年后幽暗多疑的心理和性格,经常质疑友朋、同志、部属之间忠诚、信任、友爱之不可靠;既自卑又自尊的他,对别人的控制、驾驭有着强烈的抗拒情结,对外界的轻忽、怠慢更是高度敏感。
  蒋介石在国民党前辈中仅服膺陈其美、孙中山等两人。陈其美是蒋介石离开寡母步入社会后,所结识的第一位关照和提携他的人。蒋介石感念于陈其美的充分信任和赏识,尽心竭力为陈驱驰效命,甚至挺身暗杀陈的竞争对手陶成章。从小失怙的蒋介石,从这位同乡大哥身上找到了一种“近似父爱”,以致于在写给陈的祭文中情溢于辞:“自今以往,世将无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如公者乎!”
  在陈其美死后,蒋介石在长达七八年的时间里却对孙中山一直抱着若即若离,欲迎还拒的态度,动辄使气撂挑子,任性开小差。在1918~1924年间,他曾创下14次的辞职纪录,甚至在被任命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后旋即辞职。这是因为蒋介石认为自己未能得到孙中山的充分信任,两人之间无法做到“以其信之专、爱之切而知之深也”。不难想见,不习惯接受别人的领导和控制,这种抗拒权威的“反上”情结“当与蒋介石缺乏对父权的敬仰有关”。
  希望别人对自己尽忠、自己又对他人常怀疑忌,这种心理之强烈,连新婚的宋美龄都感觉蒋介石对人“防患太过”。至于“好使部下力量对立”,有意让CC系、力行社、政学系等拥蒋派系三足鼎立,又使国民党和三青团互相制衡、中统与军统相竞相成,同样是因为蒋介石对部下信任不专的心理作祟。就像作者之一王奇生所说,“从孤儿寡母,到孤家寡人,任何人都不可信赖,想不独裁也难”。
  除了成长环境,知识结构、学习习惯也影响着一个人的性格养成,而蒋介石的折衷与矛盾在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自我角色定位并不是军人,在不同时期大致包括圣贤、豪杰、革命领袖等三种定位,他的阅读取向基本上也围绕于此。要做圣贤,所以重视进德修身;要做豪杰,所以关注兵略政术;要做革命领袖,所以对各国革命史有持久的兴趣。因为蒋习惯慢读、精读、复读,阅读量不可能很大,所以与三大角色关系不大的知识性、消遣性、趣味性的书籍则甚少涉猎。
  但这三大角色其实是难以兼容的。要想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就要努力通过温良恭俭让、中庸保守来做到修齐治平;要想当豪杰或者领袖,则少不了浪漫、幻想和激情澎湃的个性,“难免趋于激进、激烈、暴力乃至不择手段”。
  然而,“‘独裁’者的‘全能’只能是有限的”,甚至在面对各种制约因素时也是无可奈何的。由于“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蒋介石在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进程中曾困难重重,接班人之争与党统之争还夹杂着国共之争、路线之争、派系之争甚至粤浙地域之争。蒋介石与宋子文、孔祥熙等“皇亲国戚”的关系也有着外人所不知的烦恼、紧张、矛盾以至某种程度的斗争。
  在统治大陆的23年中,因为国民党内部分裂或中共的军事打击,蒋介石曾先后经历三次下野。为“做给外人尤其是美国人看”,蒋介石在1947年不得不提出国民政府改组与“一党训政下的多党合作”,即使这是“被迫的、战术性、技术性的安排,而非主动的、战略性、纲领性的安排”。而精心安排的撤换“云南王”龙云的行动,也因各种偶发因素与误差,令本来正常的调职行为几近演变为公开的武力逼宫,给蒋介石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任何读起来痛快、解气的所谓历史书,其客观性和准确性都值得怀疑”,研究蒋中正颇有心得的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曾提出,好的历史著作应该有三个特点:一是史料充分,引证清晰;二是充分尊重历史的复杂性;三是能够启发今人深入思考。窃以为,这部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足以符合这三个标准。
  这本著作的可贵处在于,避免了一边倒、简单化的“以论代史”、“以论带史”,避免了将历史视为教科书的定论、主观判断的注脚以及公式推演的刻板必然。在心理历史学的视野下,作者们通过重塑细节、勾连比对,实事求是地分析当时的历史情境,体味与理解彼时彼地的种种局限、压抑与缺憾,努力从人的角度,去理解蒋介石经历过的大得大失、大起大落、大喜大悲,让历史重新具有钱穆所说的“温情和敬意”,变得有况味、有风姿、有重量。   但遗憾的是,本书似乎以1949年为分野,对此后蒋中正诸般痛定思痛、念兹在兹、“置诸死地而后生”的心理体察,大多浮光掠影、语焉不详,让作者强调的“寿终正寝”前的“淡定”,变得了无依凭。
  (作者为历史学者)
  《天下得失》是三位知名民国史学者合作撰写的有关蒋介石研究若干篇章的结集,从不同的侧面,客观、简练地描画蒋介石充满多面性、复杂性、矛盾性的一生。书中处处可见少时暗合成年、性格决定人生、思想影响行动、阅读改变气质,但身处时代浪尖之上的历史人物,还要受到人际网络、党派之别、国际形势乃至血缘、亲缘、地缘等因素的制约。蒋介石以一身一生,竟然体验到了“天下”的一得一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天下得失:蒋介石的生命史》
  作者: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著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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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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