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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2日，2020中国仲裁高峰论坛成功举办。本次论坛由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世界银行下属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ICSID）、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共同主办。中国贸促会会长高燕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辞，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万明、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应邀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卢鹏起主持论坛开幕式。
此次论坛主会场设在北京，并首次通过线上直播平台面向全球受众播放。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仲裁机构代表、仲裁员、法官、学者、律师、工商界人士等超过140万人通过全球直播平台观看了论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令商事争端解决面临空前挑战，正如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在闭幕式所言，在当前疫情蔓延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新形势下，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仲裁作为化解国际贸易投资争端的重要方式，必将在当今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合作创新共迎挑战
高燕在开幕式上致辞认为，本届高峰论坛以“疫情下争议解决的革新与发展”为主题，对推动国际仲裁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高燕指出，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领域合作尤为重要，仲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贸仲6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际仲裁的发展，独立公正地审理了国内外仲裁案件4万余件，案件当事人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执行。2019年度受案数量达3333件，标的额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受理案件数量、标的额、当事人国别数均位居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前列，仲裁服务赢得了中外当事人的普遍认可。
面向未来，高燕认为，中国仲裁要紧跟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机遇中谋发展，在挑战中求变革，逐步形成与国际先进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要素供给体系，不断改革创新，增进国际交流，打造合作新平台，增添发展新动力，推动国际仲裁更广泛的运用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为此，她提出，坚持国际仲裁抗疫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回暖。当前，全球范围新冠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国际仲裁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团结协作、相互支持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危机。今年，在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国际仲裁机构共同倡议下，13家国际主要仲裁机构已联合发起《国际仲裁与新冠疫情》倡议，中国贸仲委也应邀成为共同倡议方，这彰显了国际仲裁界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贸仲将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仲裁界发挥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加快仲裁科技创新，增强国际仲裁发展新动力。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互联网仲裁应运而生。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国际仲裁创新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贸仲要加强互联网仲裁理论性、制度性、安全性研究，不断满足不同法域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提升仲裁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国际仲裁高效率、低成本，互鉴各国比较优势，发挥联合国国际公约的统一性作用，促进国际仲裁融合发展，保障国际仲裁公平公正，努力构建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全球治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创国际仲裁广阔前景。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国际仲裁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去年，中国贸仲委与40余家中外仲裁机构共同发起《“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搭建新型法治合作平台，提升国际仲裁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功能作用，创新最佳实践，促进国际仲裁发展。要继续坚持《北京联合宣言》的合作理念，细化合作措施，深化合作成果，形成更加包容、更为务实、有效的交流合作平台。
高燕最后强调，国际仲裁法律界应共同推动国际仲裁争议解决领域的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有变革的压力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在致辞中指出，疫情给国际商事交易带来巨大冲击。各国纷纷对人员、货物采取限制入境或隔离措施，一些企业被迫停工停产，给合同履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各经济体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有些措施出台并非出于疫情防控原因，而是出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
李成钢说，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有的国家动辄以所谓“国家安全”限制甚至是禁止正常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活动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这一局面雪上加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约束性受到很大减损，国际经贸规则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李成钢认为当前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2017年以来，美国以存在所谓“体制性”关注为由，阻挠空缺上诉机构成员遴选。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因只剩一名法官而无法受理新案件。曾被誉为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明珠的上诉机制黯然失色，上诉机构“停摆”是多边贸易体制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二是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遭遇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对投资仲裁的一些长期批评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国家基于对国家主权权力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考虑，质疑投资仲裁的合法性，选择抛弃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废止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退出《华盛顿公约》。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三是完善多元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制度任务艰巨。世界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参与商事交易活动的主体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传统的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要求。
“时代呼吁变革和发展。传统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有变革的压力，新的争议解决方式有发展的需要。”李成钢强调。他说，近年来，商事争议网上解决规则的制定和实操的尝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和生效，都是为回应商事争议解决实践需求的积极努力和有效探索。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地缘政治热点不断、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压力的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根据相关安排，在国际经贸争端解决领域，商务部积极推动达成世贸组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针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陷入僵局的现实，中国与欧盟等世贸成员密切合作，共同建立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截至目前，共有50个世贸组织成员参加了该项安排。7月31日，各参加方就仲裁员名单达成一致，成功组建了仲裁员库。该安排作为一种过渡性机制，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商务部还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程。商务部积极支持联合国贸法会推动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程，正式提交了中方改革建议文件，就下一步改革方向提出中方的建议方案。商务部也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建设性的沟通，并积极支持正在进行的规则修改工作。他说，2020年8月7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解决了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目前，已有53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已有6个国家完成了批准程序，公约已经正式生效。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推进批准公约的相关工作。 仲裁服务能力提升要顺应时代
在今年的论坛上，“创新”一词被多次提及。“聚焦当前疫情形势下国际争端解决的新形势、新挑战，研究探讨国际仲裁合作与疫情应对，以及特殊形势下仲裁实践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杨万明在致辞中表示。
杨万明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给人们正常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冲击。无论对国际商事仲裁还是国际商事诉讼而言，疫情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地法院坚持以“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为目标推动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畅通网上诉讼渠道，提供立案、交费、开庭、调解、送达等全方位服务，克服了疫情对审判执行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数字化沟通带来的庭审便捷性、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律师和当事人所认可和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也正在积极建设国际商事案件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纠纷解决信息化平台，通过与法院诉讼服务平台、移动微法院和仲裁服务平台数据的对接，打通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线上渠道，逐步实现立案、送达、调解、庭前证据交换、开庭到宣判全流程的网上办理。可以预见，今后网上立案、视频庭审、电话会议、线上材料提交和交换亦会成为商事仲裁和诉讼的新常态。
杨万明强调，发挥仲裁化解争议功能，着力加强研究创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近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未有之大事件，因疫情引起的新纠纷、新现象，对涉外商事审判和仲裁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疫情导致合同履行延误或终止等争议纠纷急剧增加，疫情所涉的生物技术、制药、医疗卫生等新问题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境外仲裁组织在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地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也给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格局带来了新气象。仲裁具有公正高效、快捷便利、程序灵活、保密性强等争议解决方面的独特优势，各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新形势加深交流、互相借鉴，发挥仲裁解决争议的制度性优势，共同为人类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贡献力量。他认为当前可以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充分预估疫情结束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案件大量增长可能给仲裁工作带来的挑战，提前制定工作预案，例如可以提前收集研究各国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法律规定，提升外国法律查明的能力；二是研究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如何完善仲裁规则、优化仲裁程序管理，例如在线仲裁如何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程序公正；三是针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所涉新领域、新业态纠纷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例如数据跨境流动所产生的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杨万明相信，国际国内仲裁界应该并且能够实现更加紧密的协助、更具深度的合作，共同促进创新，推动仲裁事业与时俱进发展。
对于后疫情时代如何提升仲裁服务能力，杨万明还提出，要顺应合作共赢时代潮流。1958年《联合國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该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65个成员国。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于2015年10月1日生效；《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即《新加坡调解公约》于2020年9月12日生效，中国均签署上述两项公约但尚未批准。此外，2019年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二十二届外交大会通过了旨在促进民商事判决全球流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即《海牙判决公约》，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谈判。仲裁、调解、判决跨境承认和执行领域多个公约在世界范围内的缔结和生效，反映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仲裁机构应当顺应潮流，充分发挥在处理国际贸易、投资纠纷中的争议解决优势，遵循仲裁客观规律，尊重仲裁规则，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加强行业自律，健全制度机制，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勇于改革创新，总结先行先试经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仲裁品牌，不断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认知度和话语权，满足中外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
此外，杨万明还认为，要规范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有力保障仲裁发展。司法是仲裁坚强的支持者和守护者。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执行均离不开司法的有力支持。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又体现为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当事人在合意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对于仲裁裁决受司法监督制度的约束，有着同样的合意与期待。司法依法对仲裁进行支持和监督，是维护仲裁公正和裁决执行力的坚强后盾，更是提高仲裁公信力、促进仲裁业健康长久发展的有力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仲裁工作，坚持支持仲裁发展的立场，特别是近年来密集发布了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报核问题、审理程序和法律适用、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促进司法审查尺度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还加强对地方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工作的指导，每年对仲裁司法审查报核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及时发现地方法院在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秉持支持与监督并重的理念，一是尽可能对仲裁协议效力作有效解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二是对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情形严格把关，在强调司法对仲裁依法监督的基础上保障仲裁公正；三是严格执行《纽约公约》，切实履行公约义务，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这些做法有力保障和促进了仲裁公信力的提升。下一步，最高法院将结合民法典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相关仲裁法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通过清理和修改工作，建立了更加系统完备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体系，进一步营造仲裁友好型的法治环境。
此次论坛主会场设在北京，并首次通过线上直播平台面向全球受众播放。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仲裁机构代表、仲裁员、法官、学者、律师、工商界人士等超过140万人通过全球直播平台观看了论坛。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令商事争端解决面临空前挑战，正如贸仲副主任兼秘书长王承杰在闭幕式所言，在当前疫情蔓延给世界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的新形势下，贸易和投资争端加剧，仲裁作为化解国际贸易投资争端的重要方式，必将在当今时代发挥重要作用。
合作创新共迎挑战
高燕在开幕式上致辞认为，本届高峰论坛以“疫情下争议解决的革新与发展”为主题，对推动国际仲裁发展、促进全球经济稳定将起到积极作用。高燕指出，中国正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对外开放，法治建设和国际法治领域合作尤为重要，仲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贸仲60多年来始终致力于国际仲裁的发展，独立公正地审理了国内外仲裁案件4万余件，案件当事人涉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仲裁裁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执行。2019年度受案数量达3333件，标的额超过1200亿元人民币，受理案件数量、标的额、当事人国别数均位居国际知名仲裁机构前列，仲裁服务赢得了中外当事人的普遍认可。
面向未来，高燕认为，中国仲裁要紧跟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建设的时代要求，在机遇中谋发展，在挑战中求变革，逐步形成与国际先进规则相衔接的制度体系和要素供给体系，不断改革创新，增进国际交流，打造合作新平台，增添发展新动力，推动国际仲裁更广泛的运用和更高质量的发展。为此，她提出，坚持国际仲裁抗疫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复苏回暖。当前，全球范围新冠疫情尚未得到全面控制，国际仲裁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团结协作、相互支持才能应对各种全球性风险危机。今年，在世界银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等国际仲裁机构共同倡议下，13家国际主要仲裁机构已联合发起《国际仲裁与新冠疫情》倡议，中国贸仲委也应邀成为共同倡议方，这彰显了国际仲裁界的远见卓识和责任担当。贸仲将积极支持国际组织和国际仲裁界发挥作用，为世界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作出积极的努力；加快仲裁科技创新，增强国际仲裁发展新动力。近年来，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带动了数字技术强势崛起，互联网仲裁应运而生。新冠疫情全球暴发，互联网技术应用为国际仲裁创新发展赋予了新的动能。贸仲要加强互联网仲裁理论性、制度性、安全性研究，不断满足不同法域仲裁程序的合法性合规性，提升仲裁数字化、智能化，推动国际仲裁高效率、低成本，互鉴各国比较优势，发挥联合国国际公约的统一性作用，促进国际仲裁融合发展，保障国际仲裁公平公正，努力构建更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全球治理环境；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开创国际仲裁广阔前景。新冠肺炎疫情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新的活力，为国际仲裁发展提供广阔市场空间。去年，中国贸仲委与40余家中外仲裁机构共同发起《“一带一路”仲裁机构北京联合宣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宗旨，搭建新型法治合作平台，提升国际仲裁解决“一带一路”商事争议的功能作用，创新最佳实践，促进国际仲裁发展。要继续坚持《北京联合宣言》的合作理念，细化合作措施，深化合作成果，形成更加包容、更为务实、有效的交流合作平台。
高燕最后强调，国际仲裁法律界应共同推动国际仲裁争议解决领域的合作，为完善全球治理體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的贡献。
传统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有变革的压力
商务部部长助理李成钢在致辞中指出，疫情给国际商事交易带来巨大冲击。各国纷纷对人员、货物采取限制入境或隔离措施，一些企业被迫停工停产，给合同履行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各经济体在出台经济刺激政策的同时，也采取了许多贸易和投资限制措施。有些措施出台并非出于疫情防控原因，而是出于经贸摩擦、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
李成钢说，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盛行，有的国家动辄以所谓“国家安全”限制甚至是禁止正常的国际贸易、跨国投资活动开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让这一局面雪上加霜。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受到严重挑战，约束性受到很大减损，国际经贸规则环境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大。李成钢认为当前国际经贸争端解决机制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世贸组织上诉机构停摆。2017年以来，美国以存在所谓“体制性”关注为由，阻挠空缺上诉机构成员遴选。2019年12月，上诉机构因只剩一名法官而无法受理新案件。曾被誉为多边贸易体制皇冠上明珠的上诉机制黯然失色，上诉机构“停摆”是多边贸易体制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二是投资者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遭遇合法性危机。一方面，对投资仲裁的一些长期批评仍未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近年来，一些国家基于对国家主权权力和公共政策等方面的考虑，质疑投资仲裁的合法性，选择抛弃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废止已签署的双边投资协定，退出《华盛顿公约》。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的未来走向扑朔迷离。三是完善多元化国际商事争议解决制度任务艰巨。世界早已进入信息化时代，电子商务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信息技术催生的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参与商事交易活动的主体规模呈现指数级增长。传统的商事争议解决模式显然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变化和要求。
“时代呼吁变革和发展。传统商事争议解决方式有变革的压力，新的争议解决方式有发展的需要。”李成钢强调。他说，近年来，商事争议网上解决规则的制定和实操的尝试，《新加坡调解公约》的签署和生效，都是为回应商事争议解决实践需求的积极努力和有效探索。在国际秩序深刻调整、地缘政治热点不断、国际经贸规则面临重塑压力的形势下，中国始终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坚持多边主义，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根据相关安排，在国际经贸争端解决领域，商务部积极推动达成世贸组织“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针对世贸组织上诉机构陷入僵局的现实，中国与欧盟等世贸成员密切合作，共同建立了“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截至目前，共有50个世贸组织成员参加了该项安排。7月31日，各参加方就仲裁员名单达成一致，成功组建了仲裁员库。该安排作为一种过渡性机制，对于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此外，商务部还积极推动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程。商务部积极支持联合国贸法会推动的投资者与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改革进程，正式提交了中方改革建议文件，就下一步改革方向提出中方的建议方案。商务部也与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保持着紧密联系和建设性的沟通，并积极支持正在进行的规则修改工作。他说，2020年8月7日，包括中国在内的46个国家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解决了国际商事调解达成的和解协议的跨境执行问题。目前，已有53个国家签署了公约，已有6个国家完成了批准程序，公约已经正式生效。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推进批准公约的相关工作。 仲裁服务能力提升要顺应时代
在今年的论坛上，“创新”一词被多次提及。“聚焦当前疫情形势下国际争端解决的新形势、新挑战，研究探讨国际仲裁合作与疫情应对，以及特殊形势下仲裁实践的创新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杨万明在致辞中表示。
杨万明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迅速蔓延给人们正常生产活动造成了极大冲击。无论对国际商事仲裁还是国际商事诉讼而言，疫情的影响都是多方面的。疫情防控期间，全国各地法院坚持以“集约高效、多元解纷、便民利民、智慧精准、开放互动、交融共享”为目标推动一站式诉讼服务体系建设，通过移动微法院等平台畅通网上诉讼渠道，提供立案、交费、开庭、调解、送达等全方位服务，克服了疫情对审判执行工作带来的不利影响。数字化沟通带来的庭审便捷性、低成本、高效率等优势被越来越多的司法机关、仲裁机构、律师和当事人所认可和接受。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法庭也正在积极建设国际商事案件调解、仲裁、诉讼相互衔接的“一站式”纠纷解决信息化平台，通过与法院诉讼服务平台、移动微法院和仲裁服务平台数据的对接，打通诉讼与调解、仲裁有机衔接的线上渠道，逐步实现立案、送达、调解、庭前证据交换、开庭到宣判全流程的网上办理。可以预见，今后网上立案、视频庭审、电话会议、线上材料提交和交换亦会成为商事仲裁和诉讼的新常态。
杨万明强调，发挥仲裁化解争议功能，着力加强研究创新。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是近百年来人类历史上未有之大事件，因疫情引起的新纠纷、新现象，对涉外商事审判和仲裁都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当前，疫情导致合同履行延误或终止等争议纠纷急剧增加，疫情所涉的生物技术、制药、医疗卫生等新问题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境外仲裁组织在上海临港新片区等地经批准设立分支机构，也给中国国际商事仲裁格局带来了新气象。仲裁具有公正高效、快捷便利、程序灵活、保密性强等争议解决方面的独特优势，各仲裁机构应当结合新形势加深交流、互相借鉴，发挥仲裁解决争议的制度性优势，共同为人类应对疫情和恢复经济贡献力量。他认为当前可以重点研究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充分预估疫情结束后特定领域、特定行业案件大量增长可能给仲裁工作带来的挑战，提前制定工作预案，例如可以提前收集研究各国不可抗力和情势变更的法律规定，提升外国法律查明的能力；二是研究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如何完善仲裁规则、优化仲裁程序管理，例如在线仲裁如何保障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程序公正；三是针对后疫情时代数字经济所涉新领域、新业态纠纷出现的问题进行前瞻性研究，例如数据跨境流动所产生的隐私保护和国家安全等问题。杨万明相信，国际国内仲裁界应该并且能够实现更加紧密的协助、更具深度的合作，共同促进创新，推动仲裁事业与时俱进发展。
对于后疫情时代如何提升仲裁服务能力，杨万明还提出，要顺应合作共赢时代潮流。1958年《联合國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即《纽约公约》的诞生，极大地促进了国际商事仲裁事业的发展，迄今为止该公约已有包括中国在内的165个成员国。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选择法院协议公约》于2015年10月1日生效；《联合国关于调解所产生的国际和解协议公约》即《新加坡调解公约》于2020年9月12日生效，中国均签署上述两项公约但尚未批准。此外，2019年7月2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第二十二届外交大会通过了旨在促进民商事判决全球流通的《承认与执行外国民商事判决公约》即《海牙判决公约》，中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谈判。仲裁、调解、判决跨境承认和执行领域多个公约在世界范围内的缔结和生效，反映了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国际商事争端解决机制得以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仲裁机构应当顺应潮流，充分发挥在处理国际贸易、投资纠纷中的争议解决优势，遵循仲裁客观规律，尊重仲裁规则，尊重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加强行业自律，健全制度机制，高水平参与国际合作；勇于改革创新，总结先行先试经验，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仲裁品牌，不断提升中国仲裁的国际竞争力、认知度和话语权，满足中外当事人纠纷解决的多元需求。
此外，杨万明还认为，要规范仲裁司法审查制度，有力保障仲裁发展。司法是仲裁坚强的支持者和守护者。仲裁程序的顺利进行、仲裁协议和仲裁裁决的执行均离不开司法的有力支持。司法对仲裁的支持，又体现为司法对仲裁的监督。当事人在合意选择仲裁解决争议的同时，对于仲裁裁决受司法监督制度的约束，有着同样的合意与期待。司法依法对仲裁进行支持和监督，是维护仲裁公正和裁决执行力的坚强后盾，更是提高仲裁公信力、促进仲裁业健康长久发展的有力保障。最高人民法院始终高度重视仲裁工作，坚持支持仲裁发展的立场，特别是近年来密集发布了关于仲裁司法审查案件归口办理、报核问题、审理程序和法律适用、办理仲裁裁决执行案件等司法解释和规范性文件，促进司法审查尺度的统一。最高人民法院还加强对地方法院仲裁司法审查工作的指导，每年对仲裁司法审查报核案件进行系统分析研究，及时发现地方法院在认定仲裁协议无效、不予执行或者撤销仲裁裁决案件中存在的普遍问题，及时予以指导。各级人民法院秉持支持与监督并重的理念，一是尽可能对仲裁协议效力作有效解释，充分尊重当事人的仲裁意愿；二是对撤销和不予执行仲裁裁决情形严格把关，在强调司法对仲裁依法监督的基础上保障仲裁公正；三是严格执行《纽约公约》，切实履行公约义务，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这些做法有力保障和促进了仲裁公信力的提升。下一步，最高法院将结合民法典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相关仲裁法司法解释及规范性文件进行清理，通过清理和修改工作，建立了更加系统完备的仲裁司法审查制度体系，进一步营造仲裁友好型的法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