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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封建社会的士儒风气，建构了刘大鹏早年“拒商”和“轻商”的社会认知，然而，随着世风丕变，物换星移，刘大鹏为了生计考虑，不得不转而“从商”，然观察其内心主观意向，却存在应变与屈从，妥协与顺从的倾向。了解刘大鹏内心复杂的社会心态，有助于窥探晚清士绅在社会转型时期的社会境遇和心态变迁。
【关键词】 刘大鹏;拒商;从商;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114-03
刘大鹏，清末士绅，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跃入绅士阶层代表着社会地位的改善。刘大鹏，生于清末，和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一样，在“耕读仕进”的道路尚未被阻隔之时，依然走着“读书—应试—科考”的上进之路，但是“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社会，作为士绅阶层的刘大鹏，深受当时世风与士风之丕变的影响，生活轨迹和个人思想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应变，虽然是以一种屈从式应变，适应新旧社会嬗变。目前有关刘大鹏及《退想斋日记》的研究，学界已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正如赖媚苑在总结当前研究成果时所述：“目前研究还需突破局限，深入挖掘《日记》的内容”，因此，本文主要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主要史料，以刘大鹏从“拒商”到“从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分析其社会心理的应变与屈从。
一、士儒风气：重本抑末的社会认知
重本抑末萌芽于春秋战国，历代不断沿用和发展，乃形成“重农抑商”之社会风气，期间虽有缓和和松动，然总趋势并未改变。有关重农抑商之说辞，今日我们尤可言说，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记载：“商人重利轻别离”，又如宋代思想家李觏在其所著的《富国策》中所言：“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刘大鹏作为士绅阶层，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对商业轻视，对商人鄙视，固守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张仲礼认为：“这种身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特权和程度不同的威望。”
刘大鹏的家乡是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山西为清代商业集散地，“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最多，得利最大”，据刘回忆幼年来榆次时所见商业场景，“卖货者蜂屯蚁聚，如山似海，街衢巷市，游玩买货之人，摩肩击毂，气象甚盛”，可反映出当时的繁荣景象。刘的家乡赤桥村也以经商为主，“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但是，纵使生活在商业风气如此浓重的地方，也丝毫没有改变刘早年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
重本抑末和重儒轻商的社会认知，使得刘反感和轻视商人。重農抑商的政策，被历代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看做国家稳定的根本政策，同时，“读书—科考—应试”成为当时社会晋升的一般途径，也称做“正途”，刘作为当时的绅士阶层，这种观点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他的脑海中。
面对当时“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痒序，竞弃儒而就从商者”这种风气，刘认为是“风气大坏”，并且谴责弃儒从商者“此皆未得书中滋味者耳”。
当春季正值种麦之时，看到“农家不皆种麦，且有种鸦片烟这，以为种此可以获利多多……”，刘大肆加以批评，论述鸦片对人身体有危害，甚至发出祈求“尤愿上天不生此物”，刘也是从农本商末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他以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年）的荒年为例，论述从事农商所受灾情况的不同，“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饿死一人”，突出农业为社会之本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商人奢侈腐化，不知自重，难以符合儒家勤俭持家和修身自检的社会形象，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的刘大鹏的社会理念格格不入，使得刘非常厌恶商人的奢靡浪费现象。刘认为“凡为商而少积资财，遂至骄奢淫佚，不顾一点礼仪，事亲不孝，放纵子弟”，刘还以“人在做，天再看”和“举头三尺有神明”警示商人，不可为富不仁，否则必遭天谴。他以西山附近从事煤窑之人为例，“西山一带，攻煤窑者甚多，往往暗害人命，朘剥受苦人之钱财，犹其余事，攻煤窑之家，动辄遭天殃，或瘐死狱中，或被人殴死，或妇女纵淫，种种恶报，不可胜数，为之者只因求利，不计其福祸而终其身此中耳”。
此外，商人在刘的心中除了存有骄奢腐化的现象外，还存在吸食鸦片的情况，刘曾形容鸦片之害：“虽英雄豪杰，一入其中即不能逃脱”。刘将社会紊乱，世风日下归结于鸦片，认为“风俗由此而坏，人情由此而偷，贫穷由此而致，筹算由此而短，世道由此而衰”，犹如鸦片是万恶之源，而商人吸食鸦片，更加使刘深恶痛绝。
儒家的“义利观”使得刘反对商人与人争利的行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塑造了刘大鹏“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刘鄙视商人“夙心夜寐，运机谋，逞巧思、觅绳头只微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一，刘在进庙烧香时，路上看见骑马赶路之人，断言“这些人必是觅利之徒”，刘宣称：“天地之间，原是一个利薮，至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求以利为事，以义为利者，则天下国家长久而治，以利为利，则天下国家必将倾覆”。刘还嘲讽商人惜财轻义，指出：“天下义举，人人可为之，而富家为尤易，然富家之为义举者，殊觉寥寥，惜财故也”，由此可以窥探重义轻利之观念对刘的影响，此观念进一步加剧了刘对商人的反感。
重本抑末的社会认知、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部分商人自身的负面形象，共同塑造了刘大鹏早期“拒商”的社会心理，然而随着其社会生活轨迹的改变，刘大鹏慢慢对商业认知出现改观，且出现自营商业的现象。
二、物换星移：亦农亦商
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绅士享有一定的特权，所以人人都渴望能够晋升到这一阶层，正如顾炎武所描述;“一得为此（指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如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然而，在新旧嬗变、物换星移之变局中，“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刘不得不重新选择谋生手段。刘作为士绅阶层，深受这种身份的约束，引起了其在选择职业时的内心波变。刘内心世界存在“屈从与应变”和“妥协与顺从”的倾向，例如，虽然他还固守士为四民之首，“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内心对从商者出现了新的看法，他谈到：“商贾之中，深有学问者亦不乏其人，余于近日晋接周旋遇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刘大鹏内心世界的波动，为其后来从商埋下了伏笔。 民国初年，刘受生活所迫，逐渐放弃了“一心只读圣贤书”固有观念，开始从事商业投资和商业管理，此为刘生活的一大转型，然有不得已的苦衷，刘家人口众多，耗费巨大，“吾家男妇大小十六口，男五、孙二、及予共八口，妾及男妇三女二孙女二共八口，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费用居甚”。
刘涉足煤矿业是从经营明仙峪的石门窑开始的，然此为帮人代管，非自己投资，代管期间，使刘对煤矿业有所了解，遂产生了投资煤矿业之念，1915年二月，“借贷资本做此生涯”。他还时常亲自下窑，“天初送晓，予即提灯入窑，查看开采之煤炭……自初夜入窑工作，至次日东山日出高三竿出窑罢工”。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黄金时期，大为发展。刘所经营的煤矿煤价大涨，获利十分可观，刘特地作诗表达自己愉悦的心情，其中有“空谷传声生意满，通宵采取矿源源”。
除了投资煤矿业，刘还投资了明矾矿，据日记记载，1924年刘成为柳子峪灰沟窑的经理，并记载当年明矾的价格和产量，“此厂今年造矾共成五洞，每洞二万五、六千金”，“矾每斤价钱现值一百六、七十文”。
刘还因常年经营煤矿，经验丰富，被推举为煤矿事务所的经理和商会特别董事等职，刘还雇人及自耕原有之农业。
纵观刘在民国时期的经历，亦农亦商，还有在民国政府任职的社会履历。然其所做所为，主要是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并非自我内心认同民国社会，凸显出抉择的无奈和屈从。
三、余论
刘大鹏作为清末士绅，自幼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内心维持着固有的社会认知，对商业和商人异常排斥。然而随着时势异变，科举制的废除，清王朝的覆灭，其内心产生了一定的波动，开始将商业作为谋生手段，进行商业投资，同时在行为上认同民国政府。
但是，刘在日记里却对新政府口诛笔伐，大加鞭笞，在其内心中存在着否定新社会，以清朝遗民自居的社会心态。刘时常将革命党称为“乱賊”“叛逆”等，并且以“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显示出内心的屈从与无奈的应变。
纵观刘大鹏内心的挣扎与应变，我们当抱着“同情之理解”的心态，平视古人。在新旧嬗变的历史洪流中，刘无奈地被裹挟并随波逐流。刘内心的波动和境遇，即是他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士绅阶层内心变迁的普遍特点，如“清末怪才”辜鸿铭，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等人，用言语和行为掩饰其内心真实想法的人比比皆是。
刘在1914年，用沉痛的言语进行自我总结：“予之幼年，即有万里封侯之志……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不得已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有恢复中原，不才熟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刘虽身存，而其心已灭，其内心的道统世界已被涤荡无存。今日凭借残卷《退想斋日记》，窥探晚清士绅刘大鹏的命运沉浮，但是在评价和认识上，又岂能苛责古人，正如孔子所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注释
①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享年八十六岁，他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临终，日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现在成书出版的《退想斋日记》，是由山西大学乔志强经过选辑、标点，并加以适当注解而成的，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刘大鹏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大鹏著，乔志强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宋）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4]（清）顾炎武.亭林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5]赖媚苑.《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20（03）：74-78.
[6]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J].清史研究，2005（02）：69-80.
[7]崔幼玲.近代山西乡绅刘大鹏的人生适变研究[D].宁夏大学，2017.
[8]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C].北京论坛，2005.
作者简介：
任选友，男，汉族，山西孝义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世界史;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关键词】 刘大鹏;拒商;从商;社会心态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1）10-0114-03
刘大鹏，清末士绅，字友凤，号卧虎山人、梦醒子，是山西省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士为“四民”之首，跃入绅士阶层代表着社会地位的改善。刘大鹏，生于清末，和当时的社会知识分子一样，在“耕读仕进”的道路尚未被阻隔之时，依然走着“读书—应试—科考”的上进之路，但是“身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晚清社会，作为士绅阶层的刘大鹏，深受当时世风与士风之丕变的影响，生活轨迹和个人思想不得不做出适当的应变，虽然是以一种屈从式应变，适应新旧社会嬗变。目前有关刘大鹏及《退想斋日记》的研究，学界已取得较大的成果，但正如赖媚苑在总结当前研究成果时所述：“目前研究还需突破局限，深入挖掘《日记》的内容”，因此，本文主要以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为主要史料，以刘大鹏从“拒商”到“从商”的生活轨迹为线索，分析其社会心理的应变与屈从。
一、士儒风气：重本抑末的社会认知
重本抑末萌芽于春秋战国，历代不断沿用和发展，乃形成“重农抑商”之社会风气，期间虽有缓和和松动，然总趋势并未改变。有关重农抑商之说辞，今日我们尤可言说，如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记载：“商人重利轻别离”，又如宋代思想家李觏在其所著的《富国策》中所言：“所谓富国者，非曰巧筹算;析毫末，厚取於民以媒怨也，在乎强本节用，下无不足而上则有余也。”
刘大鹏作为士绅阶层，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对商业轻视，对商人鄙视，固守其“四民之首”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责任。张仲礼认为：“这种身份会给他们带来不同的特权和程度不同的威望。”
刘大鹏的家乡是太原县（现为太原市南郊区）赤桥村人，山西为清代商业集散地，“平遥、祁县、太谷，票号最多，得利最大”，据刘回忆幼年来榆次时所见商业场景，“卖货者蜂屯蚁聚，如山似海，街衢巷市，游玩买货之人，摩肩击毂，气象甚盛”，可反映出当时的繁荣景象。刘的家乡赤桥村也以经商为主，“务农者十之一，造纸者十之九”，但是，纵使生活在商业风气如此浓重的地方，也丝毫没有改变刘早年对商业和商人的看法。
重本抑末和重儒轻商的社会认知，使得刘反感和轻视商人。重農抑商的政策，被历代统治者和统治阶层看做国家稳定的根本政策，同时，“读书—科考—应试”成为当时社会晋升的一般途径，也称做“正途”，刘作为当时的绅士阶层，这种观点已经深深地镶嵌在他的脑海中。
面对当时“视读书甚轻、视为商甚重，才华秀美之子弟，率皆出门为商，而读书者寥寥无几，甚且有既游痒序，竞弃儒而就从商者”这种风气，刘认为是“风气大坏”，并且谴责弃儒从商者“此皆未得书中滋味者耳”。
当春季正值种麦之时，看到“农家不皆种麦，且有种鸦片烟这，以为种此可以获利多多……”，刘大肆加以批评，论述鸦片对人身体有危害，甚至发出祈求“尤愿上天不生此物”，刘也是从农本商末的角度来看待这种现象。他以光绪三、四年间（1877-1878年）的荒年为例，论述从事农商所受灾情况的不同，“造纸人家饿死者甚多，务农之家未饿死一人”，突出农业为社会之本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
商人奢侈腐化，不知自重，难以符合儒家勤俭持家和修身自检的社会形象，与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下的刘大鹏的社会理念格格不入，使得刘非常厌恶商人的奢靡浪费现象。刘认为“凡为商而少积资财，遂至骄奢淫佚，不顾一点礼仪，事亲不孝，放纵子弟”，刘还以“人在做，天再看”和“举头三尺有神明”警示商人，不可为富不仁，否则必遭天谴。他以西山附近从事煤窑之人为例，“西山一带，攻煤窑者甚多，往往暗害人命，朘剥受苦人之钱财，犹其余事，攻煤窑之家，动辄遭天殃，或瘐死狱中，或被人殴死，或妇女纵淫，种种恶报，不可胜数，为之者只因求利，不计其福祸而终其身此中耳”。
此外，商人在刘的心中除了存有骄奢腐化的现象外，还存在吸食鸦片的情况，刘曾形容鸦片之害：“虽英雄豪杰，一入其中即不能逃脱”。刘将社会紊乱，世风日下归结于鸦片，认为“风俗由此而坏，人情由此而偷，贫穷由此而致，筹算由此而短，世道由此而衰”，犹如鸦片是万恶之源，而商人吸食鸦片，更加使刘深恶痛绝。
儒家的“义利观”使得刘反对商人与人争利的行为。“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义利观塑造了刘大鹏“重义轻利”的思想观念。刘鄙视商人“夙心夜寐，运机谋，逞巧思、觅绳头只微利”。
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正月初一，刘在进庙烧香时，路上看见骑马赶路之人，断言“这些人必是觅利之徒”，刘宣称：“天地之间，原是一个利薮，至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求以利为事，以义为利者，则天下国家长久而治，以利为利，则天下国家必将倾覆”。刘还嘲讽商人惜财轻义，指出：“天下义举，人人可为之，而富家为尤易，然富家之为义举者，殊觉寥寥，惜财故也”，由此可以窥探重义轻利之观念对刘的影响，此观念进一步加剧了刘对商人的反感。
重本抑末的社会认知、儒家“重义轻利”的价值观和部分商人自身的负面形象，共同塑造了刘大鹏早期“拒商”的社会心理，然而随着其社会生活轨迹的改变，刘大鹏慢慢对商业认知出现改观，且出现自营商业的现象。
二、物换星移：亦农亦商
在传统社会中，中国绅士享有一定的特权，所以人人都渴望能够晋升到这一阶层，正如顾炎武所描述;“一得为此（指生员），则免于编氓之役，不受侵于里胥，齿于衣冠，得以礼见官长，而无笞捶之辱，如今之愿为生员者，非必其慕功名也，保身家而已”。然而，在新旧嬗变、物换星移之变局中，“四民失业者多，士为四民之首，现在穷困者十之七、八”，刘不得不重新选择谋生手段。刘作为士绅阶层，深受这种身份的约束，引起了其在选择职业时的内心波变。刘内心世界存在“屈从与应变”和“妥协与顺从”的倾向，例如，虽然他还固守士为四民之首，“古今来读书为人生第一要务”，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该看到他内心对从商者出现了新的看法，他谈到：“商贾之中，深有学问者亦不乏其人，余于近日晋接周旋遇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刘大鹏内心世界的波动，为其后来从商埋下了伏笔。 民国初年，刘受生活所迫，逐渐放弃了“一心只读圣贤书”固有观念，开始从事商业投资和商业管理，此为刘生活的一大转型，然有不得已的苦衷，刘家人口众多，耗费巨大，“吾家男妇大小十六口，男五、孙二、及予共八口，妾及男妇三女二孙女二共八口，每日米面所食甚多费用居甚”。
刘涉足煤矿业是从经营明仙峪的石门窑开始的，然此为帮人代管，非自己投资，代管期间，使刘对煤矿业有所了解，遂产生了投资煤矿业之念，1915年二月，“借贷资本做此生涯”。他还时常亲自下窑，“天初送晓，予即提灯入窑，查看开采之煤炭……自初夜入窑工作，至次日东山日出高三竿出窑罢工”。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国民族资本工业获得黄金时期，大为发展。刘所经营的煤矿煤价大涨，获利十分可观，刘特地作诗表达自己愉悦的心情，其中有“空谷传声生意满，通宵采取矿源源”。
除了投资煤矿业，刘还投资了明矾矿，据日记记载，1924年刘成为柳子峪灰沟窑的经理，并记载当年明矾的价格和产量，“此厂今年造矾共成五洞，每洞二万五、六千金”，“矾每斤价钱现值一百六、七十文”。
刘还因常年经营煤矿，经验丰富，被推举为煤矿事务所的经理和商会特别董事等职，刘还雇人及自耕原有之农业。
纵观刘在民国时期的经历，亦农亦商，还有在民国政府任职的社会履历。然其所做所为，主要是解决家庭生计问题，并非自我内心认同民国社会，凸显出抉择的无奈和屈从。
三、余论
刘大鹏作为清末士绅，自幼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内心维持着固有的社会认知，对商业和商人异常排斥。然而随着时势异变，科举制的废除，清王朝的覆灭，其内心产生了一定的波动，开始将商业作为谋生手段，进行商业投资，同时在行为上认同民国政府。
但是，刘在日记里却对新政府口诛笔伐，大加鞭笞，在其内心中存在着否定新社会，以清朝遗民自居的社会心态。刘时常将革命党称为“乱賊”“叛逆”等，并且以“莫能食其肉而寝其皮，为此生之大憾”，显示出内心的屈从与无奈的应变。
纵观刘大鹏内心的挣扎与应变，我们当抱着“同情之理解”的心态，平视古人。在新旧嬗变的历史洪流中，刘无奈地被裹挟并随波逐流。刘内心的波动和境遇，即是他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士绅阶层内心变迁的普遍特点，如“清末怪才”辜鸿铭，清华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等人，用言语和行为掩饰其内心真实想法的人比比皆是。
刘在1914年，用沉痛的言语进行自我总结：“予之幼年，即有万里封侯之志……及至中年被困场屋，屡战屡踬……不得已舌耕度日，光绪季年国家变法维新，吾道将就渐灭，迄宣统三年，革命党起，纷扰中华，国遂沦亡，予即无舌耕之地，困厄于乡已数年矣，年垂六十，遭逢世乱，无有恢复中原，不才熟甚焉，俨具七尺之躯，毫无补于时艰，不亦虚生矣，予惭仄曷极。”刘虽身存，而其心已灭，其内心的道统世界已被涤荡无存。今日凭借残卷《退想斋日记》，窥探晚清士绅刘大鹏的命运沉浮，但是在评价和认识上，又岂能苛责古人，正如孔子所言：“知我罪我，其惟春秋。”
注释
①刘大鹏生于清咸丰七年（1857年），卒于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享年八十六岁，他从清光绪十六年（1890年）开始写日记，直到临终，日记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现在成书出版的《退想斋日记》，是由山西大学乔志强经过选辑、标点，并加以适当注解而成的，书中详细地记述了刘大鹏的亲身经历和所思所虑，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参考文献
[1]刘大鹏著，乔志强注.退想斋日记[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2]（宋）李觏.李觏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张仲礼著，李荣昌译.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
[4]（清）顾炎武.亭林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5]赖媚苑.《退想斋日记》研究综述[J].山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5，20（03）：74-78.
[6]行龙.怀才不遇：内地乡绅刘大鹏的生活轨迹[J].清史研究，2005（02）：69-80.
[7]崔幼玲.近代山西乡绅刘大鹏的人生适变研究[D].宁夏大学，2017.
[8]罗志田.科举制废除在乡村中的社会后果[C].北京论坛，2005.
作者简介：
任选友，男，汉族，山西孝义人，山西师范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19级在读研究生，专业：世界史;研究方向：国际关系。